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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恩师及岳父杨昌济生前曾说过，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5年，在数以千计的学生中，最得意和器重的学生有三位。 即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窗好友，如果一直坚持合作下去，一定有一番作为。 但遗憾的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关系一直笼罩着一层迷雾，甚至说最后毛泽东和萧子升形同陌路。 那么造成这样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些曾经和毛主席手足情深，后来渐行渐远的人还有哪些呢？ 同窗好友萧子升第一次认识萧子升，应该是去东山学堂读书的时候，1910年，毛泽东告别父亲，独自一人到湘乡的东山学堂读书，刚进宿舍门就看到了萧子升。 萧子升和弟弟萧子璋正在收拾一堆旧报纸，打算都扔掉，毛泽东第一次看到这种报纸，新奇的很：“敢问这位同学，你要扔掉的这是什么？” 萧子升打量着毛泽东说：“这位兄台，这是报纸啊？难道你没有见过？”  “报纸是什么？”毛泽东又问。 萧子升并没有觉得不耐烦，而是说：“报纸就是一种可以记载新闻的东西，外面发生了什么大事，都会刊登在上面。” 毛泽东激动地拿起来报纸说：“太好了，那你把这些旧报纸送给我吧。” 萧子升对毛泽东十分好奇和敬佩，随后毛泽东用一个晚上把这些旧报纸全部看完了，这让萧子升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从此以后，萧子升便和毛泽东成为了好朋友，因为当时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弟弟萧子璋是同班同学，所以三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 随后萧子升考入了长沙，临走的时候告诉毛泽东说：“润之，我希望你也尽快考在长沙，我在长沙等你。” 毛泽东通过自己的努力，两年的课程他五个月就学完了，然后顺利来到了长沙，和萧子升一起到湖南第一师范求学。  毛泽东曾问萧子升借过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书，这本书收录有华盛顿、彼得大帝、拿破仑和林肯等人的传记，毛泽东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有类似的人物出现拯救民族危亡。 在还书时他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实质上这是一条预言。 当然，毛泽东和萧子升之间的友谊从湖南一师开始，就已经越来越深，加上导师杨昌济的指导，毛泽东和萧子升经常在一起探讨社会大事。 毛泽东在师范时曾写过一篇名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看后觉得这篇作文了不起，所以在满分的基础上又加了5分，可以和毛泽东一样在学校有这样荣誉的学生，也只有萧子升了。  1915年夏天，萧子升从湖南一师毕业，毛泽东仍然留在师范求学，但是这并没有中断他们的交往，正所谓是“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 从1915年到1918年毛泽东和萧子升的信中看，光在1916年夏就有13封信，这足以说明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 在信中，毛泽东和他常常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心得以及治学经验，不仅如此，萧子升还将祖遗的经史子集共7种无偿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萧子升的盛情十分感激，但对这份“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的厚礼又不想贸然收下，于是他致信萧子升陈述了自己不能接受这份馈赠的理由，他说：“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  在毛泽东心中，他和萧子升之间最为难忘的就是1917年暑假，他和萧子升相约到各个乡镇穷游，到了当地就借宿，主要是调查各地的风土人情。 他们去过高山之巅，去过河流险境，甚至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步行奔波，一点都没有感到疲惫，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两人回长沙后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长沙的朋友们听了他们的游学经历后，纷纷赞叹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实际上，萧子升和毛泽东一样，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都想找到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 所以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不仅广泛征友，而且到处游学，新民学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20多人，后来发展到了80多人，这足以说明两个人是有共同理想的。 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在教育面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两个人对当时社会以及教育的见解有了自己的看法。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八班合影，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毛泽东从师范毕业后，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出国留学，学习先进文化知识，但毛泽东充分考虑后，决定留在祖国探索自己国家的问题。 在一次讨论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个问题上，萧子升就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但毛泽东当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事实上从这个时候开始，萧子升和毛泽东之间的差异已经很明显，1921年，萧子升在长沙和毛泽东开会讨论时，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图 |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当时的主题是改造中国的方法问题，据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回忆，当时毛泽东很生气说：“你去穿你的长袍马褂去吧。” 最后，萧子升仍然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建议，既没有参加革命，也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退出政坛，远走乌拉圭。 而毛泽东，坚持革命救国，带领红军战士一步步披荆斩棘，最后建立了新中国，成为了开国领袖。 革命导师陈独秀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在北京清华园曾说过：“他青年时期在北大，李大钊帮助了他很多。” 实际上，青年毛泽东在北大时，不光是李大钊，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对毛泽东的照顾和培养也是巨大的。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上学时，就多次订阅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后来经过杨昌济的推荐，毛泽东还写了几篇著名的文章发表。 所以当李大钊把毛泽东介绍给陈独秀认识的时候，陈独秀惊讶万分：“原来你就是那个湖南青年毛润之啊。” 因为毛泽东的文笔陈独秀是认可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北大深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赞赏，不仅私下和毛泽东多次谈话，还给他北大的各种老师认识，比如鲁迅，周作人，邵飘萍等。 这种待遇，就算是北大的学生恐怕都不会让陈独秀如此关爱，陈独秀曾对李大钊说：“润之身上的这种爱钻研爱读书的精神，在北大中都没有几个。”  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逐渐开始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从一个小白逐渐成为了一个思想上的革命者，陈独秀的培养功劳功不可没。 1920年毛泽东离开北大的时候，心里已经燃起来革命热潮，他自己后来曾说：“当年离开北大的时候，我自认为我已经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等到毛泽东返回北大的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 正所谓陈独秀李大钊，“一南一北”相约建党。  陈独秀和李大钊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立即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函约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寄了一些进步的书报给毛泽东。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毛泽东已经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按理说此后这对师生应该可以同舟共济的，但最后还是分道扬镳。 1927年毛泽东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当时陈独秀算是党内的领袖，但是在“中山路”事件中，陈独秀的“意见”其实就有所体现。 1929年7月，张学良想要用武力收回被苏联占有的中东铁路路权，可是陈独秀给党中央写信说，这个行为太超群众了，矛盾逐渐产生。 因为大众的不认可，陈独秀再次给中央写信，并在上海宣传托洛茨基思想，遭到中央反对，其中发生了太多复杂的事情，中央经过充分考虑，取消陈独秀在党内的职务。  而毛泽东，自从上了井冈山，共产国际方面就尤其关注毛泽东的动态，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这是违背中共的指示，但共产国际越来越觉得，毛泽东的做法似乎很符合中国国情。 所以，一方面在困难中求生，一方面在党中央的质疑中尝试，最后毛泽东战胜了一切困难，不仅粉碎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在遵义会议上还被选为了最高领袖。 此时的毛泽东，早已经不再追随陈独秀的脚步，他自己经过实践，真正地把马克思运用到了中国国情，历史也证明，毛泽东是对的。 而陈独秀，甘愿隐居起来，不想参与政事，1937年国共合作开始后，毛主席曾让周恩来去请陈独秀回延安，但他婉言谢绝了。  他说：“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能怎么办？我这个人又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陈独秀选择留在了江津安度晚年，他不接受任何人的资助，靠着自己微薄的稿费艰难地渡过了后半生。 实际上，陈独秀完全可以和胡适一样，选择去美国过精致的生活，也可以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国民党拿个一官半职，但他都没有。 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曾经和毛泽东师生情谊深厚，他的两个孩子牺牲了，最好的知己李大钊也牺牲了，自己坎坷一生，选择孑然而去。 或许这就是革命者的伟大之处，虽然和毛主席不再并肩战斗，但是在心里是极其支持的。 所以毛主席也一直不会忘记陈独秀的革命功绩，就个人情感而言，他多次对中央干部提起陈独秀，说陈独秀的历史贡献永远不会被抹杀。 1942年5月，陈独秀黯然病逝于重庆江津。 “北大”学长张国焘张国焘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才子，当年毛泽东在北大时，李大钊给毛泽东介绍说：“这位就是张国焘，特立同志。” 但当时的张国焘看不起湖南的毛泽东，对毛泽东的主动握手不闻不顾，但毛泽东没有记仇，而是始终把张国焘放在一个学长的位置上。 毛泽东日后回忆说：“他们当时看不起我这个土饱子。” 当然这也难怪，张国焘出身官员家庭，在毛泽东刚到湖南师范求学时，张国焘已经是北大的高材生了，所以和李大钊等人混得很熟。 后来陈独秀曾对张国焘说：“湖南青年毛润之很能干，有见地，你可以多读读他的文章。” 有了陈独秀的这番话，张国焘才开始对毛泽东的观念改变，并尝试和毛泽东交流。 后来，张国焘参加了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毛泽东去了井冈山，张国焘去了鄂豫皖。 从革命路线上，这两个人本来是并驾齐驱，但事实上，张国焘却一直在进行着明争暗斗，一直想把中央大权捏在自己的手里。 长征后期，张国焘的目的就越来越明显，甚至故意和中央背道而驰，最后导致红军受挫，让徐向前同志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三个月内，张国焘在川康一带和川军作战，因为经验不足，没有领导能力，最后让红军损失惨重。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在延安中央专门开会批评张国焘，张国焘自己亲口表示已经认识到错误，但不料，趁机叛变投靠了国民党。 这也是毛泽东和朱德等人预料之中的事情，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张国焘从一开始的性格到后来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他最后人身崩塌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毛主席之所以对张国焘抱有尊敬的态度，是因为张国焘本身是有一定的革命斗志的，早年间他曾常常把自己阅读的《新青年》之类的进步书刊，寄给父亲，并坚决回绝了家里安排的亲事。 从张国焘早起积极参加革命领导起义来看，他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如果和毛主席虚心学习共同进步，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但一步错步步错。 投靠国民党后，蒋介石对张国焘抱有警惕态度，并没有对他委以重任，而是把他调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实际上是当了特务，或许这也是他身上仅有的一点价值。 1949年张国焘曾居住在香港，后来移居加拿大，在1979年一个寒冬之夜，冻死于一家养老院。 博古凯丰等人曾经也是极力反对毛主席，后来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最后也深得毛主席的器重，如果张国焘可以做到如此，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在艰苦的革命年代，大家都在探索正确的道路，到底谁对谁错是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是，毛主席之所以是毛主席，就是因为他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 那些和毛主席最后分道扬镳的人，到底有没有错，也只有历史可以证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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