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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列传》 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笃学修内行，治古文， 自为诸生，已有声于时。康熙三十八年，单人。四十五年，会试中试，将应殿试，闻母病，归刁侍。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刻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峄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②。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 苞屡上疏言事，尝论：“常平仓谷例定存七粜三。南省卑湿，存粜多寡，应因地制宜，不必囿成例。年饥米贵，有司请于大吏，定值开粜，未奉檄不敢擅。 自后各州县遇谷贵，应即令定值开粜，仍详报大吏。谷存仓有鼠耗，盘量有折减，移动有运费，粜籴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粜值有馀，即留充诸费。廉能之吏，遇秋籴值贱，得谷较多，应令详明别贮，备歉岁发赈。”下部议行③。又言民生日匮，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米谷出洋，并议令佐贰官督民树畜，士绅相度浚水道。又请矫积习，兴人才，谓：“上当以时延见廷臣，别邪正，示好恶。内九卿、外督抚，深信其忠诚无私意者，命各举所知。先试以事，破瞻徇，绳赃私，厚俸而久任着声绩者，赐金帛，进爵秩。尤以六部各有其职，必慎简卿贰，使训厉其僚属，以时进退之，则中材咸处矜奋。” 乾隆初，疏谓：“救荒宜豫。夏末秋初，水旱丰歉，十已见八九。旧例报灾必待八九月后，灾民朝不待夕，上奏得旨，动经旬月。请自后遇水旱，五六月即以实奏报。”下部议，以五六月报灾虑浮冒，不可行。 【注释】 ①今安徽桐城人 ②给旗人做奴仆 ③皇上把此事交给相关部门商量去办 【翻译】 方苞，字灵皋，是江南桐城人。知识渊博，修身谨行，攻读古文，从他还是诸生时，就已经闻名于时了。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人。康熙四十五年时，会试考中，准备参加殿试，听说母亲病了，就回家侍奉。康熙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弹劾戴名世所著的《南山集》、《孑遗录》里有大逆不道的话，弹劾的奏章里涉及到方苞的族祖父方孝标。戴名世和方苞是一个县的人，也擅长古文，方苞曾为他的文集作序，因此一并被逮捕入狱。康熙五十二年，案件审结，戴名世判斩首。方孝标已经在此之前死了，就把他的儿子方登峄等人远戍边疆。方苞以及那些和这个案子有牵连的，都免除死罪，判入旗藉。康熙向来就知道方苞的文采学识，大学士李光地也举荐方苞，康熙就把方苞调到南书房。不久，改任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等书。康熙六十一年，命令他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 方苞常常上书言事，曾说：“平常官仓的米谷按定例储存七成，卖出三成。南方各省地势低，多潮湿，存粮卖粮多少，应当因地制宜，不一定拘泥定例。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有关部门请示上级，按既定价格卖米，没有上级命令，不敢擅自行动。从此之后，各州各县遇到粮价贵时，应当立即下令按既定价格卖米，然后再详细地汇报上级。粮食存在仓库里会因老鼠偷吃而消耗，数量会有减少，运送粮食要花运费，卖米买米看守粮仓要支付人工伙食费用。春天粮价高时卖粮，（多出来的钱）就留下来充当以上各种费用。廉洁有能力的官吏，在秋天买进的粮食价格低，得到的谷物多，应当让他们详细注明另外存放，以备荒年开仓赈灾。”皇上把方苞的意见交给有关部门商议实行。方苞又曾说老百姓生活日益匮乏，请求禁止酿酒，禁止种烟草，禁止粮食出洋，并且让州县的副职官员督促老百姓种植养殖，当地士绅帮忙疏浚河道。又请求改变积久的陋习，举荐人才，（上书）说：“皇上应当按时接见大臣，分辨忠奸好坏。那些忠诚无私的朝内九卿大臣，朝外封疆大吏，让他们各自举荐了解的人。先让那些人做事，破除照顾（亲近之人）和徇情之事，制裁贪赃枉法，对那些任职很久有好名声政绩的，赐给他黄金布帛，加官晋爵。尤其是因为六部各有职责，必须谨慎选用州县长官和副职，让他们能教导好下属，按时进退，那么普通官员都会努力勤奋的。” 乾隆初年，上书说：“救荒工作应该预先准备。夏末秋初之时，是发大水还是干旱，已经能看到十分之八九了。按照旧有惯例，上报灾情必须等到八九月之后，受灾百姓从早晨已经等不到晚上了，可官员上奏再得到救灾命令，动不动就要经历十天一个月。请求今后遇到水灾旱灾，五六月份就按实情上报。”皇上发到有关部门商议，因为五六月份报灾考虑到虚浮不真实，不能实行。 方苞逸事 方苞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是“桐城三祖”之一。方苞的一生，以“《南山集》案”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读书、教书，后期为官，成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小心谨慎，恪职敬业。“《南山集》案”对方苞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方苞是否因此而沉默呢，是否只一味迎合圣意和权贵而变得圆滑世故了呢？相反，他个性鲜明，刚直憨厚，不贪富贵，不慕虚名，“惟期为国之忧，除民之患”。可以说，他终生不改书生本色，书生意气，本色做人。下面辑其逸事数则，以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位先贤。 方苞（1668-1749年），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文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方苞中举人，又会试考中，但殿试前母病回里，没有中进士，成为他一生的遗憾。他和戴名世同县，就给戴氏《南山集》作序。结果清廷认为《南山集》里有悖逆之语，定为文字狱案，方苞受牵连下狱论斩。康熙帝恰在搜罗古文人才，大学士李光地推荐了他，方苞得以免死，被收入旗籍。 康熙帝爱惜方苞的学问，把他召到身边，入直南书房，又派他去畅春园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等书。雍正帝同样赏识方苞，赦免他，出旗籍。数年后，方苞升任内阁学士，又获特旨，不用到内阁上班。方苞在武英殿奉命教习庶吉士，相当于皇家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大清一统志》总裁。乾隆帝即位，复令方苞入直南书房，还给他升为礼部侍郎。方苞坚辞官职，获准“以原衔食俸”（享受副部级待遇）。乾隆帝即位当年，就让方苞选编“四书文”，又任命他做“三礼馆”的副总裁，负责编订“三礼”，就是《周礼》、《礼记》和《仪礼》。至此，方苞的人生达到了顶峰。 不改恶习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方苞达到人生事业顶点，厄运接踵而来。乾隆四年五月，晴天一声霹雳，方苞被革去侍郎职衔、南书房行走、武英殿修书总裁等一切职务。乾隆帝命他“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方苞修书二十年，有大功，何以突然获罪呢？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主要是因方苞犯下做官的两个大忌。第一：泄密。方苞与魏廷珍友善，魏守护雍正帝的泰陵。在乾隆帝召对时，方苞请起用魏廷珍。乾隆帝任命魏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达，消息传出。乾隆帝派人调查，方苞原来住在魏廷珍北京城的宅子里。后来更查出，乾隆帝决定起用魏廷珍，旨意还没发，方苞就先搬出魏家。乾隆帝认为，方苞给魏廷珍腾地方，暗示魏廷珍马上就要获得重用。因方苞泄密，就传旨训斥。第二：徇私。方苞为庶吉士教习，负责散馆考试。他已奏报并决定考试日期，但吴乔龄晚到，方苞请吴补考。乾隆帝起了疑心，派人调查，发现方苞从魏廷珍家搬出后，住在吴乔龄家。乾隆帝认为，方苞受吴乔龄请托，以权谋私，断不可用，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在武英殿修书。在乾隆帝看来，方苞“泄密”与“徇私”——“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于是天颜震怒，时年72岁的方苞，被一革到底，“白衣修书”的往事重现。乾隆帝这下气得不轻，过了数月，下旨斥责一名御史，竟然扯上该人“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 狱中读书 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方苞在狱中一共待了两年。在监狱里，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一日，同狱者夺其书掷于地，说：“你马上就要死了，还看什么书呢！”方苞从容答道：“朝闻道，夕可死也。”方苞在狱中写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两书。他的散文名篇《狱中杂记》，就是根据他在狱中的耳闻目睹而创作的。 方苞续偶 方苞三十九岁时原配妻子因病故去，当时方苞已名扬天下。朝中达官贵人竞相联姻。大学士李光地受老相国熊赐履之托，欲把他的千金嫁给方苞。方苞以妻子刚逝、尸骨未寒而婉拒。郑总兵家资巨富，欲以万金助妆奁，以女妻之，也被方苞坚辞。尚书熊一潇想把自己女儿嫁给方苞，他的儿子熊本与方苞是同年进士。当初方苞进京应试，与熊本结识，并在熊家住了一个多月，临走还送了他一百两银子和两套宋版书。此后方苞每次进京必来熊一潇家，并与熊本结为兄弟。熊本对方苞说：“鄙人有妹，家君愿使侍箕帚。”方苞说：“盛意感甚！惟苞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兴，精五饭酒浆，奉卮二亲左右。令妹能乎？”熊本听了咋舌不已，无以回答。次年，方苞省亲回上元家中，经人说合，娶了内阁中书舍人徐时敏的女儿。徐时敏家道清贫，为人正派，只身在京供职，家眷仍留在上元。徐氏长相一般，但为人朴实、勤劳，孝顺父母，故被方苞相中。 兄弟情深 方苞一共弟兄三人，他与兄百川、弟椒涂极为相亲相爱，手足情深。椒涂因病去世最早，百川在弟卒时曾约定：弟兄三人死后同丘，共葬一处，不得以妻附葬。方苞八十二岁时，病发，自感大限将近，卒前一再举右手以示子孙，嘱收殓时必须袒露右臂。因为方苞弟椒涂病故时，方苞患有异疾，医生命他避于野寺以免传染他人。这样，方苞错过了见弟弟最后一面的机会。方苞对此深以为悔，他袒臂入殓就是为了惩罚自己。方苞故后，与其兄百川、弟椒涂同丘，共葬于江宁沙场村。 舌战王爷 方苞性格直率刚憨，遇事喜欢较真，有理则寸步不让。乾隆年间，方苞与皇叔履恭王共同主持礼部事务。履恭王以皇叔王爷自恃，盛气凌人，独断专行，处事过当，人不敢言。方苞正气凛然，不避锋镝。一次，他因事与履恭王拂袖而争。履恭王大怒，恶语骂道：“秃老头子竟敢如此！”方苞毫不示弱，反唇相讥道：“王爷之言如马勃味！”辱骂王爷，当是大罪。履恭王恼羞成怒，向皇帝上奏，乾隆帝觉得方苞有理，先后两次予以驳回，并未降罪方苞。履恭王无可奈何，悻悻而退。 舞杖老翁 乾隆年间，一日，方苞拄杖步行，去相国查郎阿府拜谒。查府门仆见来者是个文质彬彬的老臣，又不懂“规距”不施银子，就爱理不理，迟迟不予通报。方苞大怒说：“狗子敢尔！”以拐杖猛叩门仆的脑袋，顿时头破血流，仆人这才捂着脑袋狂奔入告。查相国闻讯，匆忙出府，降街迎接。方苞还不解气，当面指责相国道：“君为天子辅臣，理宜谦冲恭敬，款待下僚，岂可纵豪仆以忤天子卿贰？公误多矣！”方苞说罢，拂袖而去，查郎阿受到方苞的奚落，自知理亏，长揖谢罪。 事过不久，方苞因有事再至查府，那位门仆一见，边跑边大叫道：“舞杖老翁又来矣！”其畏惧方苞如此。 勉李光地语 李文贞公光地，先为直隶巡抚，康熙四十四年升文渊阁大学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入阁拜相。按理，此时一般官员巴结他还来不及。方苞却叩之曰：“自入国朝，以科目跻兹位者，凡几？”李公说：“屈指得五十余人。”方苞道：“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余人，则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方苞意思是说，六十年间有五十余人登上此位，可见此位不足重，方苞勉励他更加勤勉工作，以求更重之位。当时，景州魏君璧在侧，他后来说起方苞道：“斯人吾未前见，无怪乎见者皆不乐闻其言也。”方苞自己也说：“仆学与时违，加以性僻口拙，与世人交，不能承意观色，往往以忠信生疵衅。”方苞品高行卓，口无遮拦，有古君子之风。 除民之患 方苞晚年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惟期分国之忧，除民之患”。方苞受到三代皇帝的信任，抱着经世致用的思想，关心黎民苍生，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对朝中陋习弊政也敢于提出自己的设想。如他先后提出的《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疏》、《请定常平他谷粜籴之法疏》、《请复河南漕运旧制疏》、、《塞外屯田议》、《台湾建城议》、《贵州苗疆议》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奏议，大多受到朝廷采纳。当然，方苞由此也损害了某些官吏的利益，甚至惹祸上身。 如方苞的《论山西灾荒札子》，本来有御史向皇帝奏报山西受灾岁歉，皇帝已作出例行公事的御示：“着巡抚石麟速行明白回奏。”但方苞却担心受灾之民朝不保夕，又特地要求“我皇上即召山西在京大小臣工请问，俾各陈所知，如与御史所奏相符，则要求遣忠实大臣前往，会同巡抚核查被灾浅深之地，即照直隶、山东之例，一体动帑赈济，庶被困饥民，不致流离失所。”可见，方苞从民本出发，考虑问题是多么周到，竟然不顾冒犯皇帝、得罪御史和巡抚。 洁身自好 多数资料上说方苞不爱财，这种说法欠准确，应该说方苞坚持洁身自好。方苞每逢生日，必避居野寺，不受子孙觞酌。生徒如赠送给他东西，则必用以资助他人。方苞从不随便接受别人财物。当初，他会试后自京师返乡时，路经扬州，有盐商吴某请求方苞明年教导他的儿子，并以百金为贽金。可是等方苞回到江南时，总督藩臬公打算邀请他主讲义学。方苞遂立即将贽金送还吴某。吴某推辞说：“非先生辞我，势不能也，贽者见也，已见何返？”方苞一定要还他，吴某不肯收回，后经过三次的往返，最后才还了贽金。又曾有金陵王生，执金为贽。方苞就把这笔银两赠给他的姻亲。不久王生因故死了，方苞又说：“教未及，安受其贽？”于是自己拿出等数的钱，派人到王生家祭奠，而不使那位姻亲知之。这样，方苞不仅分文未取，反而倒贴了一笔。 不听王命 孙嘉淦是康、雍、乾三朝名臣、干臣，刚直不阿。乾隆年间，孙任刑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不为和硕果亲王所喜。王府派人来暗示方苞，要他起草一封急奏，弹劾孙公，并许以事成之后让方苞代孙之职。方苞不从，来人以大祸将至威胁，方苞以死力辞，坚决不肯。不数日，为巴结王爷，竟然有人应募上劾。孙公因此而下狱。方苞有心营救孙公，他对大学士鄂尔泰说：“孙侍郎以非罪死，公亦有何颜坐中书矣？”经过鄂尔泰陈情，孙嘉淦得以幸免出狱。人们都为方苞担心，而和硕果亲王暗暗地赞赏方苞，并未加害于他。 《方苞禁酒之议》 方望溪奏请严禁烧酒一疏，尹博陵叹为一代名言，孙合河相国力驳其议，并陈烧酒之益，断不可禁。愚谓事有理所不可行而情不能已、法所必当禁而势不能除者，此类是也。 酒之为物，有益有损，自古已然，烧酒则兴于近代，其始因边疆士卒借以御寒，北五省烧造尤甚，靡费五谷，历奉明禁，本重谷裕食之美意。望溪欲悉行严禁，民间不得复烧涓滴。窃恐小民无知，好饮者比户皆然，售买极易，逐末之徒，趋利忘害，甘犯禁网，将愈启富民之私造，而滋吏胥之为奸，而终不能绝也。即使严刑峻法，连坐乡邻，而小民之日饮者，不能因此俱行戒止，势必群饮黄酒，其为数必十倍于烧酒。日费十文者，将费百文不止，于百姓日用生计大有所损。且用黄酒者日增，价值亦腾，制造益众，耗费谷米亦十数倍于高粱、柿、枣，其耗五谷也更甚于烧酒。然则欲禁烧酒，必先禁民饮乃可行，能乎否乎？语云：兴一利必有一害。予谓除一害必增数害，积重难返之势，惟有因任自然，去其太甚而已。他如私盐私参，禁之何尝不严，而究不能止，矧日用常行之酒也耶？ 噫！治国治民之道，固难与一二书生言也。昔韦处厚议盐法：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望溪殆未之晓耶。（清阮葵生《茶馀客话》） 【注】①方苞，字望溪，清代文学家。②韦处厚，唐文宗时宰相。 译文： 方望溪上奏请求严禁烧酒的奏疏，尹博陵将之赞为一代名言。孙合河相国竭力反驳方苞的议论，并陈述烧酒的好处，万万不可禁止。在下愚昧地认为：事情有道理不应实行但情不得已、法律上必须禁止但因为形势不能被废除的，和这件事情类似。 酒这种东西，有好处也有坏处，自古就是这样的。烧酒则是兴起于现代，开始是边疆士兵喝了用来御寒的，北面五个省份的烧酒制造最为多，很费五谷，向来都是明令禁止。望溪想完全予以严禁，不让民间再烧出涓滴烧酒。我私下里只怕小民无知，好饮的人又家家都有，买和卖都很容易。追逐利益的家伙，趋利忘害，宁愿冒险犯法，这就更会让富裕的人私自造酒，而使吏胥从中做坏事，到最后还是禁不了酒。即使对犯法者严刑峻法，对他的乡邻实行连坐，但每天饮酒的普通人，不会因此都戒酒，而势必都去喝黄酒。喝黄酒的量上一定会十倍于烧酒。每天花十文钱喝酒的，将会花一百文都不止，对百姓的日用和生计都大有损害。而且喝黄酒的人逐日增加，黄酒的价格也会上涨，造酒的人更多，耗费的粮食也会十数倍于高粱、柿子和枣子，它耗费的五谷也会更甚于烧酒。那么，要禁烧酒，必须先禁止民众饮酒才可行，可能还是不可能？俗话说：兴办一件有利的事情，一定会产生不利的一面。我要说，消除一件不好的，必然会增加几件不好的事。形势积重难返，只能顺其自然，去除太过分的地方而已。像其他的私盐、私参，禁起来何尝不严，但终究不能阻止，更何况日用常备的酒呢？ 唉！治国治民的道理，本来就难以和一、二个书生来讲。以前韦处厚议论盐法：以人不能做到的事来强迫他做，这件事肯定不能成功；以人必定会违犯的规定来禁止他，这种法必定不能施行。望溪大概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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