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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命题，二程认为“义利”之实质是公私。二程说：“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二程集》1172页）二程将公私之辨提高到为政之本的高度，将儒家的人生哲学转化为儒家的政治哲学，极大地拓宽了公私之辨的思想空间，提升了公私之辨的思想高度。 为政之本在于处理公与私。执政之本质在于为公众服务，为公众服务者必须有公心。有了公心就会明万物之理，正确处理为民服务的事物。二程说；“圣人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二程集》1181）世间万事万物之理，所含的公理，只有具有公心的人才能掌握和运用，具有公心的人不仅易于明白事物的道理，而且在执行、处理问题时按公行事，也能“平直易行”，易于取得成功。反之，有私心的人则会曲解道理，以权谋私，将好事变坏。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处心是富国强兵，可由于重用了一批为己谋私的小人，而是变法归于失败。程颐说：“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二程集》144页）有了公心，就会同心同德，而有了私心，就会离心离德。社会之所以一盘散沙，就在于人人只是有私心，没有凝聚力。而作为凝聚、组织、动员、带领公众的为政者来说，更需要有公心。程颐说：“将欲治人，必先治己”。治人，即管理他人，治己，就是克除一己之私，立大公之心。 为政者有公心，可立于不败之地。政治既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本身即是险恶复杂的。当官为发财，是在私有制度下，从政者的基本价值观，因而为了一己之私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成为官场常态。正如前述程颐所说“公则一，私则万殊”。而要在险恶的官场站稳脚跟，处于不败之地，程颐的思考是只有“至公无私，进退以道”，他说：“至公无私，进退以道，无利欲之弊，以谦退自处，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虽有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鸟己己然也。”在封建时代的官场是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政者何尝不是这样？那些一心为公者在封建时代成为的官场成为一股清流、一股清风留在历史的史册上；而今天的为政清廉者，则以清风正气成为学习的榜样，而哪些贪腐的官员则身陷囹圄，身败名裂。 为政者有公心，则具有圣贤之心。何谓圣贤？在二程看来，圣贤是具有天下大公之道的人。而处在为政岗位的人，如果以天下为己任，不谋私利，就具有圣贤之心。“以天下大同之道，则圣贤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既不系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远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与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二程集》763页）“无私，天德也”（《二程集》764页）,程颢说：“至于无我，则圣人也。”（《二程集》126页）具有无私之德的人，就是具有天德的人，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就是人们所爱戴、敬仰的圣贤。应该指出，历代对圣贤对解释都指向那些言可法天下，行可为人示范的儒家士大夫，而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则将圣贤指向具有为天下大同之道而治理好国家的人，程颐明确说“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即是说以大公无私治理天下的人就是圣人。二程的圣人观，是看到了为政者在社会治理、社会进步乃至人民福祉中的重要作用而提出的，且将圣人诠释为具有大公无私思想的公共岗位上的人，这是对古代圣人观的突破与发展，对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增强荣誉观、修养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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