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15万人无法治贪，而雍正只用了三招，却效果显著！

       前言
       贪污腐败，历来是敌国灭亡的罪魁祸首。那么，要治理腐敗，必须先了解其根源。面对朝堂上腐朽的气息，皇帝们又该何去何从？
       严刑峻法能杜绝贪欲吗？还是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历史既已发生，自有其道理存在。今日治贪成效有目共睹的雍正，又是如何步步为营，使腐朽之气一扫而空？

       一代明君走火入魔冷暴力难杜绝腐败
       1371年，明朝开国之主朱元璋驾崩。在他31年的统治里，貌似铁血的严刑峻法治理了贪污之弊。
       但其子朱允炆继位后，朝中腐败之风很快死灰复燃，官场“大小官员贪污成风”。面对如此失败的反腐前车之鉴，值得今人深思。

       穷苦出身激发仇恨严刑适得其反失控局面
       “患难见真情”，朱元璋是从农民起家，明太祖这个称号并非空穴来风。少年时期的贫苦生活，让他见识了不少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
       这种信息差异造成的权力失衡，导致他积累了深切的阶级仇恨。长大后终于当上了皇帝，他下定决心要铲除这些社会毒瘤。然而问题是，仇恨会冲昏头脑。他虽然一心为民，却走上了血雨腥风的不归路。

       1368年朱元璋称帝，开始了他“斩草除根”式的反腐。他制定了一系列严苛法规，只要官员涉嫌受贿，不分金额大小，一律极刑处死。这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手段，让整个官场陷入了恐慌。大家不敢贪污受贿，生怕被举报。然而人性的贪婪本能并未消除，只是蛰伏在暗处。表面清廉的假象并未持续多久。
       除此之外，严刑适得其反，反而激发了官员的贪婪欲望。因为一旦被发现，只有死路一条。贪官们为了捞足退休金，更加疯狂地盘剥百姓。朝廷的反腐力度与贪官的狡猾程度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失控，明末大小官员贪污成风"。

       重典轻赏难释廉怯监督形同虚设制度空转
       法家有言:“上何以加于民，下必甘心。”可惜朱元璋的反腐政策，只重了惩罚而轻了奖赏。官场没有正面激励的土壤，难以培育出廉政文化。光杀戮和恫吓，无法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也无法释放他们的廉耻之心。
       此外监督机制也有明显缺陷。朱元璋设立的御史台名不副实，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皇权凌驾于一切之上，御史们要么迎合皇上，只抓皇上的政敌;要么拉帮结派，互相勾心斗角。这些监督部门内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外部监督的效果。事实证明，没有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的双管齐下，单靠惩治是无法杜绝腐败的生态。

       三代贤君出新招系统化改革正本清源
       与明初的失败反腐相比，清世宗雍正在位13年，只杀了3000余贪官，却一举扭转了清政府的腐败局面。其良策何在？
       关键在于雍正理性地认识到，悬崖勒马比马后炮重要得多。他采取了渐进、系统的反腐改革，正本清源，从根本上杜绝了腐败的土壤。

       正视人性设身处地三令五申防微杜渐
       “人性之善恶，半于天性，半于习俗。”这句谚语深刻地指出了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人性本善，但在恶劣环境的影响下也会被动坏。雍正很理解这一点，他明白单纯依靠刀枪是无法杜绝腐败的。因此他采取了“三令五申”的方式，一再地强调廉政纪律，营造出浓厚的廉政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官员，防止他们一步步走上邪路。
       他还经常设身处地为大臣着想，体恤他们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受到与君主命运与共的责任。比如，雍正就曾经下旨，将官员的俸禄提高一个档次。并不定期发放各项补贴和赏赐。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冬季的“茸毡钱”。
       北方气候寒冷，皇上体恤大臣们的温暖，特意拨款给他们添置保暖衣物，以慰藉他们的辛劳。这种人性化和体恤性的改革，有效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让他们自觉地克制住贪欲的冲动。

       完善体制礼赏廉顺权力制衡互相牵制
       中国历来讲究“礼赏必行”。雍正深谙此理，他在反腐体系中加入了奖惩并重的机制。对那些品行端正的官员，他表彰嘉奖;对于微罪官员，可以认错改过，给予宽大处理。这种既严肃又宽厚的态度，释放出君主仁爱念民的积极信号。官员内心被感化后，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廉政意识。
       另一方面，雍正注重完善制度，促进各部门、各机构之间的制衡。他恢复和加强了失效的监察机构——御史台，让其不再成为摆设，而是真正发挥外部监督的效能。此外还增加了满汉共治的机制，防止滥用特权。这套系统性的改革，做到了权力制衡和相互制约，有效防止了滋生腐败的漏洞。

       严惩不贷余地标本兼治绝后患
       雍正的反腐改革一方面强调预防，一方面也重视惩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重犯贪官，他绝不心慈手软。严厉的抽查、严密的审理、严酷的刑罚，让他们无处藏身。在打击的手段上，雍正既注重标本兼治，又区别对待。
       例如，对于那些死不悔改的大贪官，雍正会严惩不贷。看似温文儒雅的他一旦发飙，连累贪官全家老小一并处死，以儆效尤。这种骇人听闻的严刑峻法，充分发挥了杀鸡儆猴的震慑效果。
       然而对于那些在经济压力下失足的小吏，雍正也会体谅生活所迫。譬如允许他们退赃认罪，或者减轻处罚。这种区别惩治的手段，既慑服了大贪官，也留住了基层官吏，做到了标本兼治。

       反腐治本在于内心
       雍正之所以能在短短13年间扭转清朝的贪风，关键在于他注重标本兼治，采取系统化的改革措施。其背后体现的治国理念，值得今人学习。
       腐败之所以难除，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贪婪。想要杜绝腐败，必须从人的内心深处开始。单纯依靠外在的体制约束和惩戒很难奏效。必须用道德感化人心，提高官员的廉耻底线。
       此外，反腐治贪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既要防微杜渐，建立廉政文化;又要严查重处，惩罚典型。既要依靠道德规范和正面激励，又要利用外部监督和反馈惩戒。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治贪成为一种自觉遵循的内在准则，而非被迫服从的外在枷锁。

       结语
       当今反腐仍任重道远。但是有了雍正这段历史经验的借鉴，定能事半功倍。人性并不可靠，但制度是可以完善的。在道德和制度的双重约束下，定能渐次铲除腐败这个顽疾。从长计议，廉政教育犹待推进;监督机制有待健全。治本之道任重而道远，但历史必将证明正义之士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