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中国智慧的钟爱你是早就知道的。……古老的诗经、易经、以及由孔夫子、老子、庄子所著并介绍他们的文字，它们如荷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一样给予我同样的教育，它们帮助我成为善良、明智、完美的人并形成相应的人生观。” ——赫尔曼·黑塞 《约瑟夫·克乃西特致卡洛·费罗蒙悌信》，1961年《新苏黎士报》   “我无权去评判他人的生活，我只能为自己作出判断”，在他久负盛名的作品中，黑塞借主人公悉达多的口吻说出了自己对人生的参悟，“意义与实在并非隐藏于事物的背后，而是寓于事物自身，寓于事物的一切现象。当一个人能够如此单纯，如此觉醒，如此专注于当下，毫无疑虑的走过这个世界，生命真是一件赏心乐事。人只应服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不屈从于任何外力的驱使，并等待觉醒那一刻的到来；这才是善的和必要的行为，其他的一切均毫无意义。” 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句子时，微笑会自然地荡漾上脸庞。万物无过去也无将来，只存在本质与当下——这位来自日耳曼的作家，究竟有如何经历，能写出如此东方式的得道之言？ 孤独的精神跋涉者 1890年，黑塞13岁，他立下誓言，“要当就当诗人，否则就什么也不当”。他参加神学校考试的作文的题目是离经叛道的《人类本性中哪些好的和坏的东西能被战争唤醒并得以发展？》。虽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但黑塞在神学校里只学了7个月，就在一没金钱二没衣食的情况下逃之夭夭了。 枯燥乏味的学校教育让黑塞变得郁闷、孤独、易怒、闭锁，小小年纪他就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之中，不得已，只好辍学返家休养。他一度因精神状态恶化，自杀未遂进入精神疗养院，状态稍好之后，又过着出没酒馆、欠债，浪子一样生活。黑塞的青春叛逆期似乎格外漫长和强烈。 所幸的是，无论是在神学校、精神疗养院，甚至在放荡不羁的浪子生活中，他总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在文学的山野间孤独地跋涉着。他读歌德、读浪漫派作家，狄更斯、斯特恩、斯威夫特、菲尔丁、塞万提斯、格里美豪森、易卜生、左拉都给他带来无穷的阅读快乐，一读便读到深夜。在22岁时他终于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浪漫主义之歌》，圆了他少年时的梦。继而的《彼得·卡门青》让他一举成名，黑塞不仅在文坛上稳稳站住了脚跟，而且也找到了爱情的归宿。就在发表的同年，他与长他9岁的钢琴家玛丽亚喜结良缘。1906年，小说《在轮下》由费歇尔出版社出版，同样获得很大的成功。可是，这样的幸福没过多久，黑塞的生活，同其他欧洲人一样，就被战争的阴云笼罩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摧毁了黑塞的家庭生活。他的妻子承受不了生活之重，精神与身体被生活打败，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金钱短缺，各种供应跟不上，有时连电也没有。黑塞现在面临的是荒凉、寂寞、孤单、绝望。 也正是在这恶劣的境遇中，与德国国内鼓吹战争的作家们不同，黑塞坚持“作家的良知是作家唯一须遵循的法则，违背这个法则将有害于他及他的创作。”他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政论、公开信和呼吁书，如《致国务大臣的信》，《战争与和平》等。战争爆发的当年，黑塞就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了《朋友们，别唱这个调子！》的反战文章。黑塞因反战的理智立场而孤立。一时间，“叛徒”的帽子向黑塞飞来，诽谤的匿名信纷纷寄来。德国二十多家报刊开始围攻他，出版商也中断了与他合作的关系，更可怕的是，黑塞的个人生活也受到了严密监控，他被窃听，被监视，被侦查。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1916年，黑塞的父亲去世了。之后黑塞5岁的小儿子马丁病重不治，妻子的精神状况也因此恶化，黑塞那脆弱的心灵承受不住生活给他接二连三的打击，身体垮掉了，精神濒临崩溃，他郁闷、沮丧、无处倾诉，但始终坚持跋涉着。 来自东方的救赎 1912年，黑塞离开德国，定居瑞士。两年后一战爆发，战火纷飞，在迷惘与苦闷中，黑塞逐渐离开曾一度迷恋的印度哲学，离开它的忍受和认命思想，转向中国哲学。 黑塞的藏书室里，有一个专门存放中国书籍的区域。在这个“中国角”间，有整整一架德译中国书，包括《道德经》《论语》《礼记》《庄子》等，甚至有一本《碧岩录》——此书乃宋代著名禅僧圆悟克勤所著，素有“禅门第一书”之称。“我踱至书库的一角，这儿站立着许多中国人——一个雅致、宁静和愉快的角落。这些古老的书本里，写着那么多优秀又非常奇特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在可怕的战争年代里，我曾多少次在这里寻得藉以自慰、使我振作的思想啊！”在1921年发表的《我观中国》一文中，黑塞曾这样描述。 黑塞对东方的青睐源自原生家庭。黑塞的外祖父贡德特是研究印度文化的专家，曾到印度传教二十余年。在黑塞的东方朝圣之路上，外祖父在哲学和艺术上都是黑塞的老师。不论是在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还是在服务于人类的献身精神上，外祖父都是黑塞最早的人生榜样，影响到黑塞在日后小说中塑造的不少完美的圣人式的形象。在1907年，黑塞的父亲约翰·黑塞便把老子介绍给了他。同年，黑塞还得到德译中国诗集《中国牧笛》，他如获至宝，读后感叹不已：“……读着这些优美的诗篇，我们仿佛徜徉在异域盛开的莲花丛中，感受到一种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媲美的古老文明的馨香。” 在给友人罗曼·罗兰的信中，黑塞写道：“老子多年来带给我极大的智慧和安慰，'道’这个字对我意味着全部的生活真谛。”谈及小说《悉达多》时，黑塞曾多次表示，他笔下的圣者虽穿着印度袈裟，但其智慧更接近老子而非佛陀。这种道家精神暗流于他的作品，他所有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面临着生活的两极分裂，在道德与人性、理智与感情、禁欲与纵欲、社会与个人、约束与自由间徘徊，为寻找内心最终的和谐统一而苦苦探求。从印度式修行求索到中国式回归生活的实践，从青春期的叛逆到道家式的审慎镇定，《悉达多》等作品中的精神发展走的正是这样一条救赎之路。    可以说，是被译介到欧洲的东方文化给了艰难困苦中的黑塞以精神救赎，帮助他消化了他所目睹的人类苦难。这位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走上了一条东方之路。从27岁起，黑塞就追踪和评论几乎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欧洲人不熟悉的东方图书的译著。他一生研究中国文化达60年之久，读了近160本中国书籍——上至深奥晦涩的宗教、哲学经典，下到怡情悦性的诗歌小说、神话传说。他还写过40多篇关于中国书的文章。在整个德语文学界，黑塞对中国文化的迷恋与理解，远远超过其他德语大作家，如歌德、席勒、卡夫卡、里尔克等等，在整个欧美作家中也属罕见。浪漫骑士的东方之路贯穿一生，在1959年，82岁的黑塞还写下了寓意深刻的《中国式传奇——孟夏的故事》，3年后，黑塞离开人世。 殊途同归的求索 1933年，乡居生活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战争疯子希特勒上台后首先在文化上进行大屠杀，大部分德国作家开始了流亡生涯。黑塞于1923年已获瑞士国籍，因而得以逃脱希特勒的魔掌。但出于极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当许多被迫害的作家无处安身时，黑塞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先后收留了大批流亡作家，给他们物质帮助和精神的抚慰，同时在舆论上支持被禁者，跟德国文化界的战争狂热分子争锋，宣传反战思想。十年间他没有出版个人作品，全力抗争着沉沦，笔锋全部指向时代的罪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塞读者的圈子迅速扩大，不断向各年龄段各阶层扩延。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洁净澄明的地方，获得对爱和美的追溯。大量的读者向他或倾诉，或寻求帮助，或让他解惑。虽然他说过，“我既不是牧师，也不是医生”，可他还是尽可能地满足读者的要求，会把自己放在与读者同样的位置，以自己对生活的态度给他们信心，给他们面对现实的勇气：“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我都不能回答。我和您一样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束手无策，感到压抑。然而我相信，荒诞可以克服，办法就是我总是给我的生活以意义。我想我对生活是否有意义没法负责，但我有责任把我自己只仅有一次的人生过好。”     黑塞开阔的文化视野，也让他成了继歌德之后，最多论述世界文学前景并提出警告的德语作家。对同时代的文坛做出诊断后，在生命的晚年，他就忧心忡忡地指出:“以工厂方式生产文章”的“粗制滥造的时代”可能会到来。黑塞对人类回乡的理解最终指向和谐，在他最后岁月里越来越热心从事“和谐统一”问题的研究。1946年，黑塞因为“他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提供了一个范例”，获诺贝尔文学奖。 不可忽视的是，黑塞垂青中国的同时，并没有迷失自我，而是经由东方来更好地反观自我。终其一生，受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激发，黑塞试图打通东西方文化，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架构桥梁。一方面，黑塞要超越自己的文化，进行他一以贯之的东方之旅；另一方面，他又继承着典型的德意志文化传统和浪漫主义。他的作品中寓含的既不是纯粹理性主义，也不是美学上的清静无为，而是致力于让两种古老的思想在时代的张力下互相交融，共同面对命运的叩问。 黑塞生前所关注的主题，他所担忧的人类精神危机，至今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经由黑塞，人们将会更加认清、珍爱自己的文化，在物质横流中，点亮各自的精神之灯。浪漫骑士走上东方之路，黑塞的一生向我们证明，西方文明或东方文明不必论高下之分，文化在人所面临的危机前是平等的，且只有兼收并蓄才能探索出新的精神之路。使文明传统走向融合而不是恶性竞争，使古老的智慧交融生新，在呼唤文明对话的当今时代，这正是我们重读黑塞的意义所在。
赫尔曼·黑塞 德国作家，诗人。出生在德国，1919年迁居瑞士，1923年46岁入瑞士籍。黑塞一生曾获多种文学荣誉，比较重要的有：冯泰纳奖、诺贝尔奖、歌德奖。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2年于瑞士家中去世，享寿85岁。爱好音乐与绘画，是一位漂泊、孤独、隐逸的诗人。作品多以小市民生活为题材，表现对过去时代的留恋，也反映了同时期人们的一些绝望心情。主要作品有《彼得·卡门青》《荒原狼》《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等。 转载自2019-3期《国科大》杂志 文字 | 阚成章 编辑 | 饶 丹 责编 | 马 赫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