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12月24日，由粤、沪及宁三地分别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所选举出的中央执、监委员齐集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会议至29日结束。
主要内容有三项： (1)通过了粤方提出的《中央政治改革案》，规定行政、立法各院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而不是对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行政院负实际责任；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责任。 (2)选举国民党的中央机构，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修改中央政治会议原则，中政会不专设主席，由三位常委轮流任主席，并推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常委。 (3)确定新的政府人选。选举党内元老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完成了国民党内的一次权力再分配，粤方获得了较大的利益。 中央政制的改革是为了限制蒋介石。孙科获得组织“责任内阁”的权力。但由于党内实权人物蒋介石并未全程参加会议，胡汉民、汪精卫则称病根本就没有出席，都给会议决议的落实带来了变数。 1、孙科政府的垮台 1932年1月1日，孙科政府通电就职，其成员为： 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内政部长李文范，外交部长陈友仁，教育部长朱家骅，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署理财政部长黄汉樑，交通部长陈铭枢(兼)，铁道部长叶恭绰，实业部长陈公博，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新政府主要得到胡汉民的支持，其中粤方占有较多职位，内外政策方面也较过去有所调整。 对内方面，相继通过了《切实保障人民自由案》等法案；对外方面，陈友仁推行较强硬的政策，主张对日绝交。
然而，孙科政府无力应付当时复杂的内外局面。蒋介石下野前，曾为新政府设下障碍。 汪精卫另有打算，对新政府冷眼旁观。胡汉民虽全力支持孙科，却又远在香港，不肯北上。 新政府在财政与外交方面接连碰壁后，孙科1月9日即到上海发表谈话称： “现在国家环境，备极困难…必须蒋、胡、汪三先生共同到京主持中枢，始有办法”。 孙科政府每月财政收入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仅军费就需1800万，加上其他开支，月缺口达1600万。由于财政一筹莫展，财政部长黄汉樑等人于1月13日即辞职。为了广开财源，孙科竟与粤方在海关关余问题上发生争执。1月25日，陈友仁又因外交政策受蒋、汪阻挠，愤而辞职。同日，孙科本人也在上海宣布辞职，任职时间不足一月。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为照顾粤方的特殊利益，决定在非常会议与广州国民政府解散的同时，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由胡汉民主持一切。 两机关的成立，使西南对南京的半独立有了保障。孙科政府垮台后，胡汉民等人对蒋汪合作的政府并不认同，便以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核心，以两广为基地，与南京对峙至1936年。 2、蒋汪合作局面的形成 上海和平会议期间，蒋介石和汪精卫均表现出合作的意愿。 1931年10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在孙科的私宅会面。
汪精卫率先“坦诚”地说： “同志间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蒋介石顺水推舟地表示：“凡汪、胡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照办。” 双方当时虽处对立立场，但言语之间仍为以后的合作留下伏笔。 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他离开南京前夕，曾约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等谈话，称： “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 蒋汪合作的步伐在加快。1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前往杭州。 15日，他派陈铭枢、顾孟馀持其亲笔函到上海，约汪精卫到杭商谈。 汪见信后，其病立刻“痊愈”，乘车赴杭。17日晚，蒋汪在杭州的烟霞洞举行会谈，初步达成了由蒋主军、汪主政的权力分配协议。 18日，孙科、何应钦等也参加了会议。19日，蒋汪再次在杭州西泠饭店会谈，完成了对双方合作事项的具体安排。 汪精卫在赴南京前发表了谈话，表示对蒋介石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决心至为钦佩，并说： “鉴于过去裂痕，谋现在之努力，蒋、胡与鄙人实有共叙首都，同心匡济之必要。” 汪精卫与蒋介石入京前还做出姿态，公开致电远在香港的胡汉民，邀其北上，“共支危局”。胡原以逼蒋下野、支持孙科内阁为目标，不意汪精卫迅速投向蒋介石，挤垮孙科内阁。
他十分气愤地复电： “所望各矢忠诚，俾哲生（孙科字）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而我人以在野之身，竭诚赞助。…尊电所谓共支危局者，当亦无愈于此也。” 胡汉民公开宣布因与蒋汪主张不同而决裂，这又从另一方面促成了蒋汪的合作。 1932年1月25日，孙科政府辞职。 28日，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政会临时会议，会上决定改组国民政府，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同时选举蒋介石等人为军委会委员，实际上主要由蒋负责。 3月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正式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此，蒋主军、汪主政的合作格局形成。蒋汪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共同推行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3、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在外交问题上，蒋介石为了逃避国人责难，把汪精卫推上了对日外交的第一线。 汪精卫清楚办理对日外交要冒风险，但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发展自己的势力，故他也情愿“跳火坑”，采取对日妥协的政策。这既缘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也由于其“以我国现有军备与日本比较，等于弓箭与机枪”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甚至还有依靠日本压制蒋介石的阴险考量。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汪精卫最初一度对日强硬，主张武力抗争，但后来却越来越软弱，认为对日要尽可能地交涉，实行妥协外交，其基本政策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2月7日，汪精卫发表谈话称： “余对外交主张，余去年在沪，即主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主张至今未变。盖军事上若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 他认为： “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
因此他日益倾向于通过外交解决问题： “在外交上决不可放弃，切勿以为外交无用，而决然持之不顾。”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颇为动听，可实际操作却是另一回事。 “一面抵抗”实施得如何呢？ 蒋介石于1月30日以在野的身份致电全国将士，号召： “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亡国灭种、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蒋声调虽高，却不敢公开出兵支援孤军奋战的第19路军，只是派张治中的第5军隐瞒身份，赴沪参战。其他各路要求参战的将领如张学良、冯玉祥等，都或受蒋暗示，或为蒋阻止，不能出兵。 相反，“一面交涉”却着力进行。 经国联提议，美、英、法、德、意五国斡旋，1932年5月5日，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双方从上海撤兵，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驻军。 该协定表面上看来很公平，实际上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1)上海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自然有驻守的权力； (2)中国不能驻兵，而根据以前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可以在上海驻军； (3）条约没有明确规定日军的撤退日期。 协议公布后，举国哗然，民情沸腾，社会各界对南京当局签订屈辱协定的行为给予严厉的谴责。 蒋介石等人对外妥协，对内坚决剿共。蒋介石说：“对于内战，我是不怕的。”
1930年至1931年间他先后发动了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仍不甘心。汪精卫主持政务，办理对日外交，他更能倾全力来“剿共”了。 1932年3月14日，他在《告剿共政治宣传人员攘外必先安内条示》中强调，“吾人攘外，必须安内”，汪精卫也附和蒋介石的主张，称“不剿共不能抗日”。 1932年6月14日至16日，国民党要员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齐集庐山，讨论大政方针。 此为上海停战协定后国民党中央关于内政外交方针的一次重大决策会议。 会议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决定：目前急务唯抗日与剿共，不应再生枝节，会议目的在安内攘外，决无他意。 会议决定集中兵力、财力用于剿共，军费由每月1000万元增至1500万元，随后又追加至1800万元。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即坐镇武汉，亲自指挥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等红军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 4、蒋汪合作下的危机 蒋汪虽然在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认识上达成一致，合作得较默契，但两人均有极强的领袖欲和长期争斗所形成的不信任感使得他们仍是矛盾不断。 蒋汪合作的权力格局是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的行政院长职权在当时的权力格局下却是处处受限。 对于军事，汪精卫刚到南京时，宋子文就名为规劝实则警告地对汪说，蒋先生最怕别人插手军事，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最好不要过问军事。 汪精卫自然不敢越雷池一步，不但不过问蒋介石的军队，对于与自已有些瓜葛的军队，也是时刻避嫌，不敢接近。 对于财政，行政院的财政事务为宋子文绝对把持，对汪是保密的。汪精卫初到南京，想介绍唐有壬做财政次长，宋子文很干脆地拒绝。 对于外交，蒋介石虽然把对日外交的权力交给了汪精卫，但他对汪仍不彻底放心，“汪先生兼了外交部，蒋先生的外交情报还是到不了行政院之门”。
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曾抱怨： 军事、行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共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共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而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 剿共区域，不过是一个名称，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话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或若忘记了，他让有关系的部院在旁边顶着二门打听消息…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不上，是秘书处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 因此，蒋汪合作的基础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而汪精卫也不甘心受制于人，总想发展自己的势力。 正如陈公博所说，汪精卫自己虽然不愿做正式的领袖，同时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而蒋介石则是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 对权力的角逐使得蒋汪的合作表面上看来很融洽，实际上则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终于由汪精卫和张学良的冲突而表面化。 5、汪张矛盾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汪精卫曾派陈公博等前往北平，动员张学良出兵支援处于困境中的第19路军，张学良以“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为由，委婉地拒绝了汪精卫的要求。 7月，热河前线告急，汪精卫于22日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表通电，要求张学良出兵积极抵抗。 张于31日召开北平政务会议，发表宣言驳斥汪精卫的通电，表示自己是军委会的人，暗示汪氏无权指挥军事。 汪精卫与张学良的矛盾，实则是他同蒋介石争斗的反映。 张学良一向听命于蒋，他之所以敢再三地与汪精卫作对，背后有蒋介石的支持。在2月陈公博等赴北平的前一天，蒋就曾派人对张说，陈等之行并不是代表他的意见，因此张学良才敢对汪精卫的指示无动于衷。 后来汪要张出兵时，张答以必须本人到南京请示蒋介石同意才行，可蒋却答复“剿共”军务太忙，不能回南京，实际上是支持张与汪对抗。
汪精卫一怒之下，于8月5日偕陈璧君等人离宁赴沪。6日，他向国民党中执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会和蒋介石连发四份电报，呈请辞职，请宋子文回南京主持行政院。 另公开致电张学良，斥责其丧失领土、拥兵不前、违抗命令，要求张也下野。 随后，汪精卫躲进医院，拒绝任何人的访问，并声称要出国疗养。此后，汪精卫又派唐有壬飞赴汉口会晤蒋介石，提出以张学良辞职为复职条件。 8月8日，张学良在北平召开记者招待会，也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 6、蒋、汪、张三方的较量 蒋介石本有意利用汪张矛盾，既打击汪精卫的威信，削弱汪派势力，又逼迫张学良辞职，意图逐步控制东北军。 他见时机已到，马上出来充当调停人。 他一方面会见张学良，劝张辞职；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此时还不能失去汪精卫，因而极力挽汪。 接到6日汪电后，蒋介石立即急电汪精卫，谓： “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决不可于国难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 9日，蒋介石再电汪精卫： “请兄即日回京复职，以免引起政局变化。关于东北事件，弟无日不在计拟中，当负全责办理。”并表示，“(张)学良去留为第二问题”。 此外，党政各要员如宋子文、何应钦等也发电或亲到上海，劝汪精卫回京。 13日，蒋又致电汪精卫，仍请即日回京，表示关于华北军政各事，愿遵汪意，即为解决，并谓“如兄坚持，当亲至沪面挽”。 蒋介石在接见唐有壬时，表达了三点意见： (1)张可辞；(2)挽留汪；(3)望汪到庐山一商。 15日，国民党中政会举行谈话会，准许张学良的辞职，并挽留汪精卫。 汪精卫见张学良已主动提出辞职，各方又竭力挽留自己，自以为得计，在13日接见何应钦等人时说： “本人辞职为铲除不负责军人之最好办法，故决心牺牲个人地位，以完成军事上统一。” 17日下午，他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中政会，决议停设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军委会委员长兼任北平分会委员长，且张学良未入18个委员之列。
汪精卫在前往庐山与蒋介石会面时说： “本人做事完全以责任为进退，若有利于党国，自当不辞艰难辛苦而去做，否则亦应退避，以图新局之开展。” 蒋介石当面表示： “现值外交、军事、财政紧张之时，行政院不能随便更动”，坚请汪精卫复职。 在“众情难却”之下，汪精卫才“允暂时勉为其难”，同意回任行政院长，17日下午，东北军57名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愿与张学良共进退。 蒋介石在此压力下，权衡利弊，决定对张学良有所安抚。 20日，蒋介石电请张学良以军委会委员资格代理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 汪精卫见此，异常气愤。他试图以退为进，在22日的中央政治会议谈话会上再提辞职： “本人实难回任，如中央能准如所请，则侧虽退任一部长襄助政务，亦所愿意。” 不料会议最后竟顺水推舟，决定汪精卫仍负行政院长名义，以副院长宋子文代理院长职务。汪氏见此愈加愤怒，决定以“出国疗养”暂避一时，此时蒋介石也不再公开挽留。 9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在汪精卫的健康未“恢复”之前，不推人代理，中政会改开谈话会，重要议案电汪请示办理。汪精卫于10月22日离沪赴法。出国前，他发表了《告别书》，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
汪精卫出国，显示蒋汪合作关系再次破裂。1933年初，当国内形势紧急时，汪精卫却又应蒋介石之召回国，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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