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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推行“洋务运动”，企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拯救自己的统治。收复新疆之役可谓“洋务运动”期间清军的一大“高光时刻”，而左宗棠之所以能实现“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壮举，与当时清军后勤体系的进步密不可分。 摧枯拉朽若只从战场角度看，清军收复新疆之役算不上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从1876年夏天正式交战算起，第二年冬天，窃据天山南北十余年的阿古柏政权即被彻底摧毁。  这里，民心向背是一方面因素。阿古柏以浩罕（今中亚一带）军阀的身份侵占中国新疆，本就不得民心。在他的军队里，被强征来的士兵衣衫褴褛士气低落，他们“用最下流的话咒骂他们的国王（阿古柏）”，逃亡现象时有发生。日俄战争时的俄军总指挥库罗巴特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阿古柏军队的士气看，它不适于打硬仗”。果不其然，1877年10月，清军将领刘锦棠挑选精兵2500人为先锋，一个月疾驰1000公里，两次击溃敌.一举收复库车、阿克苏和乌什，所到之处受到各族百姓热烈欢迎。维吾尔族史料记载，“没有一个城镇向皇帝陛下的大军射过一粒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还为皇帝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英国当时的观察家也承认，清政府收复失地受到“人们欣喜地欢迎”在当地人看来，政权恢复后，法律、贸易等都会受到保护。 另一方面，清军当时的武器供应，无论质与量相比鸦片战争都有了相当的改善，在几次对外战争里，清军见识到洋枪洋炮的威力，于是先外购后又在国内仿制。左宗棠在同治10年（1871年）创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改造和制造新式武器。当时比较先进的布国(普鲁士)七响后膛枪和后膛大炮，被左宗棠称为“精妙无比”，兰州制造局都能仿造。此间，通过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操办的上海采运局，左宗棠还能获得从西洋进口的先进武器。左宗棠曾在一封写给胡雪岩的信里表示，“此间由沪所解来复枪尚存万数千枝”，可见西征军基本上是用洋枪炮武装起来的，弹药补给也没有问题。 当时的英国人评价，左宗棠麾下的西征军“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有“优越的战略和优越的武器”“更大的武力和更大的决心”。“和中国人的战术比较起来”,“（阿古柏的）战术只是一个小学生的战术”。 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收复达坂城的战斗中，清军动用3门大炮猛轰，城内的炮台、月城和城垛先后被炸塌，清军又一发炮弹命中城中火药库，顿时弹药爆炸起火，此时恰逢大风乍起、火势骤长，阿古柏军伤亡惨重。  1877年4月，清军在托克逊城外与正在抢掠的阿古柏军发生激战。结果，如左宗棠事后所说，阿古柏军虽然“火器颇精，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威力不如西征军的大炮，加之阿古柏军的炮手“又不善放”，以致“一败即不回头耳”。左宗棠事后总结，“关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 在新疆收复战中，清军不仅充分发挥了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还未发生过前线将士缺少弹药的情况。由此可见，当时清军军械的供应及保障能力。反过来要是清军真的弹药补给出了问题，虽不至于影响与阿古柏军的战场胜负，但考虑到当时沙俄窃据伊犁，英帝国又公开提出将南疆西部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向清朝“朝贡”，难免战事迁延，节外生枝。 借债西征不过相比军械的供应，军饷、军粮的后勤供应，在收复新疆的战事中显得尤为重要。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当时，集结在西征军大本营肃州（酒泉）的清军，已有100多个营（当时“营”是西征清军编制的基本单位）7万之众。仅是西征军官兵的饷银 每年就要白银800余万两，没有钱别说打仗，维持这支军队都是问题，但银子从哪里来呢？ 要是在100多年前，这根本不是问题，西征的费用自然是由大清国库买单，但此时的清廷国库空虚。左宗棠虽在“海防”与“塞防”的辩论中获胜，但主导朝政的“洋务派”仍“但急洋（海）防，于塞防漫不经意”。1875年7月，总理衙门正式议定海防筹饷办法，有限的资金集中建设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去了。早在1873年，左宗棠就向同治皇帝提交《恳改拨的饷以固军心折》，回顾其自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以来困扰于军费不足的窘况，“起初一年尚拨两月满饷，嗣后一年拨一月满饷，至今一月满饷尚无可发，军心不问可知”。根据他的计算，过去7年，欠拨陕甘协饷白银达1796万两。几番周折后。左宗棠几近绝望，感慨西征大业“将如海市蜃楼，转眼随风变灭矣”。 走投无路的左宗棠，最后想到了胡雪岩。在得到清廷“何惜筹备巨款”的绿灯放行后，左宗棠请胡雪岩出面，在上海滩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以充抵军费不足。 实际上，当时上海各洋行的流动资金并不充裕，要借外债谈何容易。连恭亲王奕䜣向洋人借款都被拒绝过。诚如左宗棠所言，“闻今年海口缺银，出息三分尚无借者，不知明年又将何如。已致信胡雪岩，问其如何设法。” 好在胡雪岩有办法。早在结识左宗棠之前，他就与上海洋行及著名买办人物打过交道了，他也成为这些外资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不仅如此，上海当时的外国金融业基本被英国财团垄断，而胡雪岩旗下的“阜康钱庄”又恰与英国渣打银行有生意往来，于是胡雪岩亲自出面，向其借款。对于敏感的借款对象问题，胡雪岩的态度是：“谈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国政府；谈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  最终，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为担保，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200万两白银，开中国政府商借外债之先例。此后，他依靠自己在上海滩生意场上的商业信誉，先后4次出面向汇丰银行等英国财团借得白银1595万两，解决了西征的经费问题。这被左宗棠称赞为：“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 当然，借钱是要利息的，而且是货真价实的“高利贷”。当时一般的贷款行情年息最多不过4%，而西征借款的利息居然超过10%。到1882年，西征借款本金只归还了833万两，利息却付出了395万两，差不多占到本金一半。为此，舆论大哗，《申报》就痛斥此举是“暂救燃眉之急，顿忘剜肉之悲”。但这次借款的意义在于以商业运作方式，通过变通财政支付手段，以海关税作抵押，向洋商借款预支西北作战军费，终究避免了因财力不济使得西征大业功亏一篑，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抛开收复失地不说，若清军因缺钱，坐困关内，即使不打仗也要吃饭，迟一天进关也就多消耗一天。与此同时，此举也开了借由商业手段筹措军费的先河（尽管欧洲人在几个世纪前就这么做了），对于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转变，有象征意义。 筹粮之难军事后勤供应保障可以分为经费保障和实物保障。在实物保障里，维持军人生命的粮食供应，无疑居于核心位置，《孙子兵法》里就有“军无粮食则亡”的告诫。偏偏在收复新疆之役的军事后勤里，筹集粮草是最困难的一个方面。连左宗棠也说，西北用兵，“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而筹转运尤难于筹粮”。这是因为当时甘肃、新疆地区的交通很不发达，地广人稀，城池间距离动辄数百上千里，不仅筹粮不易，粮草运输尤难。 为此，左宗棠一方面下令前线部队在哈密一带屯田，一方面建立了三条运粮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今呼和浩特）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经过艰苦的努力，加上天公作美——1874至1876年，甘肃连续三年风调雨顺，到1876年夏季开战前，左宗棠收集到2000多万公斤粮食，足可供7万大军食用一年。 有了粮，还需要运，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长途运输很不容易。左宗棠根据“粮运兼筹”的后勤服务总方针，调集大车500辆、骆驼2.9万头、驴骡5500头，成立专门的运输队。起初，以官运粮草为主，民运为辅。经过实践，左宗棠发现官运损耗大，运输效率差，故改为以民运为主，通过各种办法有力地保障了收复新疆战役的顺利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左宗棠部下有人提出，购制中原地区通常使用的骡马、车辆，承担全部粮草的运输即可。左宗棠在综合分析地理、运输诸因素的基础上计算认为，骡车包括一车二骡、一夫，一骡每日供料4公斤，一夫每日食粮0.5公斤，一车载六七百斤，从凉州到西安650余公里，车行30日左右，这样，从凉州出发的骡马还未到西安，所载粮食已消耗无几。何况关外之地贫瘠无水，不宜行车。如果用驼运粮的话，每驼负重250公斤，日行35公里，食料1.5公斤，加少量盐，五驼一夫，有水草的地方，可以白天放牧，晚上赶路，不用粮秣。前后相比，还是用骆驼要经济得多。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收复新疆之役里的粮食运输，仍未脱窠臼，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于运粮效率不高，有限的粮草只能先照顾急用的部人经常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譬如开战之初，因部将金顺需粮甚急，左宗棠拟从巴里坤取粮百万斤、从哈密取粮260万斤供金顺军食用，而刘锦棠马步25营所需军粮指望的正是巴里坤、哈密的有粮，幸亏归化、包头、宁夏的商驼向巴里坤运粮踊跃如常，粮草问题才未影响战事。 到了战争后期，1877年8月，为阻止清军西进，敌军掘开了开都河。这是一条自北而东南注入博斯腾湖的河流，洪水期的河面水宽达数百米。决河之后。在库尔勒前方形成50余公里长的河水污滥区，水深处没过头顶，浅的地方也可以淹没马背。清军行军变得异常艰难直到10月才进入库尔勒这座空城，而敌军在劫掠秋粮后早已西逃库车。此时，清军携带的粮食大部分在过水泽时丢弃，剩下的已吃光，一时间，万余将士陷入断粮的困境。所幸在当地维吾尔族百姓的帮助下，清军从地窖内挖掘出数十万斤粮食，才得以转危为安。左宗棠得悉此事后惊叹，“此局危险之至！”然而，侥幸取胜的结局，并不能掩盖清军战时粮食后勤能力不足的问题。 这也是整个收复新疆之役的缩影。欧洲新式武器装备与军费筹措手段(银行借款）的引入，为西征大军的军事后勤抹上了几许近代化的油彩，而其底色仍是清朝传统的做法。诚然，这样的军事后勤体系比鸦片战争时期已有进步，更不负众望地帮助左宗棠完成收复新疆的壮举，然而，这套体系已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全部潜力，在面对更正规化更强大对手时，会显得力不从心。短短十几年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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