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东方芝加哥：汉口兴衰史

一、汉口的诞生发展

明清时期汉口是四大名镇之一，但最初只是一片荒地。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从龟山北流入长江，新生的汉口地势平坦开阔，水域平缓且深，有利于形成港口，外加处于交通枢纽，作为现代人们熟知的汉口才由此形成，到清初汉口已经发展为四区十七街、六十巷、二十四庙阁、七十庵。随着人口的增多，汉口的军事功能逐渐向商业、交通、贸易等方向转变，逐渐成为漕粮和食盐转运的关键城市，如湖广漕粮从正德元年开始从长沙、汉口开始运输，到万历元年湖广衡、永、荆、岳、长沙漕粮，原在城陵矶交兑者改并汉口，清朝开始军粮也多从汉口转输，如清朝在平定台湾时，多次将四川米经汉口换船运往台湾。万历年开始盐商销售淮盐也是先将盐船集中在汉口停泊，然后销售到湖北各州县。

随着人口增加和商业发展，汉口的行政机构也逐渐建立起来。嘉靖年间还只有汉口巡检司，驻南岸崇信坊，康熙年间恢复后汉口巡检司驻扎北岸，南岸为汉阳县城关。1727年，巡检司进一步划分为为仁义、礼智两分巡检司，分段管理以汉正街为主脉的沿河商业区。商业区内除了有店铺外，还有商人所建的180所会馆，各家商人按地域划分贸易的货物如下：

由于汉口东南与武昌隔长江相望，南与汉阳阻汉水为界限，除夏季炎热潮湿外，其余时间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因此逐渐成为全国级别的商品集散地。交易的货物有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230多种货物，每年销售食盐3亿斤，回船时又携带其他货物回返，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随着时间推移，灾害也频繁发生。从成化到崇祯年，约发生66起灾害，顺治到道光年间，发生灾害52次。仅嘉庆十五年的一次火灾，汉口就烧掉了八万余家商铺民宅，大火三日不灭。由于汉口兼有汉水和长江之利，汉水和长江又和更多河湖连接，形成了密布水网。因此汉口还有九省通衢的称谓，可以联通川、陕、黔、湘、赣、鄂、皖、豫、晋等九省，“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最开始利用水道的是中国传统的舢板和小木船，但遇到风浪容易翻船，因此万历年间汉口官方组织了大型舰船作为渡轮，一次可以载50人，大大便利了两岸出行。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进入长江，汉口江面上出现了近代化轮船。从汉口到上海单程600英里，这段水域可以容纳载重3000吨货物，吃水11尺深的轮船航行。从汉口码头出发当时可以去上海、宜昌、常德、湘潭、黄州、黄石港、武穴、九江、安庆、大通、芜湖、南京、仪征、镇江、泰兴、江阴、张黄港、通州、新堤、岳州、沙市等城市。从汉口陆路出发主要有七条，到郑州经18驿站共1160里，到新野经12驿站共910里，到安庆经13驿站共860里，到南昌经15驿910里，到长沙经15里驿900里，到湖南顺林经11驿770里，到成都35驿 3300里，除此之外还可以去北京、沈阳、保定 以及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会城市，交通工具主要有马车、牛车、独轮车、轿子等。近代以来，还有京汉、川汉、粤汉三条铁路经过汉口，铁路的开通，可以很方便地将沿线的农副产品运往汉口，密切各省联系，每年交易额可达海关银2亿两，收入排名第四。

汉口开埠后，列强在汉口开辟了租界，成立了洋行、工部局、外商公会、纳税人会议等机构，给汉口经济发展植入了大量近代化因素，但也带来了一些阻碍，如协定关税使得外商货物只需要缴纳7。5%的税，而中国货物则需要缴纳厘金、捐税等多如牛毛的税。为适应商业发展，清政府还设立了江汉关，用以监管进出口货物、征税、查禁走私等。汉口的洋行是外商投资的主要形式，到1898年，中国境内外国人开设的商行共773家，其中英商398家，日商114家，德商107家，美商43家，法商37家；到1928年洋行总数增加到12293家。洋行数量的增减反映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与消退，前期是英国洋行，后期则是日本洋行占多数，德国洋行也不容小视，但总体来说日本势力在上升。

洋行最开始从事中介工作，后来扩大到银行、保险、轮船等行业，但总的来说，各个国家洋行各有侧重，大致和本国的优势产业有关。如英国洋行集中在纺织业，俄国洋行主要在砖茶业，德国洋行主要在重化工业。当然他们会在不同行业展开竞争，销售多种产品，如德国礼盒洋行销售范围包括克虏伯工厂的钢铁、机器、五金、蔡司厂的光学仪器，怡默厂的西药，瑞士山多士厂的颜料、染料、化工原料，德国古德立厂的车胎、史敦生厂的石油、飞利浦厂的电器、电料，以及其他厂的纸张、棉织品、钟表、香料、饮料等，甚至还有植物油、五倍子、斑猫、棉花，特别是畜产品，如鹅毛、鸭毛、猪鬃、蛋白、蛋黄及水牛皮，价值达数百万元。还有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买卖，并供应火药厂、钢铁厂的器材，及附近萍乡煤矿的采矿用的机器设备、 炼焦炉等。”还代理望黄保险公司、明珠保险公司、挪威合众保险公司等公司的保险。这其实也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洋行从事商业活动，连接开发了国内外市场，使得原来小利润或无利润的商品得到销路，如猪鬃原本无用，外商发现它可以做刷子清理机器污渍后便大量收购，增加了中国人的收入；猪肠原本无人收购，外商发现可以用于制造香肠，于是也成为出口商品；桐油也是经外商发现可以防水后才大量出口。外商还建立如肥皂厂、织袜厂、火柴厂、服装厂、食品厂等工厂，便利了人民生活。外商从事的经济活动还催生了买办，约有上千人之多。

买办的作用多样，他们不仅可以被洋商雇佣，也作为批发商或零售商和洋商合作，还可以当中介和承包商。大致的业务范围有替洋商获取商品信息，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充当中间人，兑换货币，换算度量衡，缴纳关税等。买办大大推动了汉口的商业贸易，自己也所获颇丰，据估计从1865-1911年，汉口进出口数额25亿两计算，买办就获得了1亿两。

洋行还促进了以汉口为中心的近代商业网络形成，开埠前，经过广州出口是汉口唯一和国外贸易的渠道，后来上海崛起，长江中上游货物遂通过汉口到达上海，经营航运的主要是外商。从1863年开始，有来自18个国家的38家公司168艘轮船营运，主要负责从汉口出发到达重庆、宜昌、长沙、上海四条航线。到1920年代左右，发展到150多家航运公司，路线也发展到国内和远洋航线共计50多条，船只1万多艘。主要是汉口到宜昌和到上海，宜昌以上的江面由于河流湍急，不适合大船航行，只能当小船转运。汉口还有到湖南湖北航线，湖南航线可以到长沙、常德、湘潭等地，从湖南运来茶叶、粮食、煤炭、竹木、金属矿石、桐油等，黄州、武穴；湖北航线可达蔡甸、汉川、仙桃、老河口，北至黄陂，南至咸宁。近海航线有汉口——汕头线、汉口——天津线、汉口——上海线，一般来说是运输广东食糖和汉口豆饼，还有运往神户、大阪、横滨、海参崴的邮船。远洋航线则有到英国伦敦，德国汉堡和不莱梅、埃及塞得港、意大利热那亚、法国马赛、比利时安特卫普、荷兰鹿特丹等城市。

在汉口，洋行还通过分区经营的办法经营贸易，他们寻找中国商人作为销售商，发布销售定额，还建立分支机构搜集情报，设立销售点将触角伸到乡镇。如英美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下设六个部门，分别是湖北部、江西部、湖南部、河南部、四川部、汉口分公司营业部，汉口分公司营业部下设是义记、永泰和等经销店，二次批发之后，其次是一些小点的经销店，再由经销店将商品批发给流动售烟员、摊贩、五洋店等。汉口遂成为华中和西南地区的商品销售枢纽。

汉口就再也不像之前一样行业寥寥，而是更加细分，出现了很多新行业和商品。比如玩具、工具、 铅笔、图画、装饰品、洋伞、刀具、肥皂、糖果饼干、杀虫药片、炼乳、桌灯、吊灯、玻璃器皿、陶器”等，就是饱受中国人喜爱的货物，销售这些货物占商店总货物的八成。当然，洋行也会借助土货渠道销售，一般都是买办一本国商户一批发或代销—零售店的渠道，通过汉口转销的商品大多朝汉水和湘水辐射。

综合多方面因素，洋商在资金、技术、运输等方面相较华商有优势，有的是收购本土产品简单加工后出口，或者就在本地市场销售，且洋商在某些行业处于垄断地位，如制蛋、制革、肠衣、面粉业等基本上没有华商，或者华商无法与洋商竞争。洋商还善于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打压华商，这就挤压了华商的发展。如棉花业，日商在收购棉花前，首先会根据棉花产地调查棉花的种植面积，根据长势、天气以预测棉花的产量，然后根据国际市场情况制定收购计划，日商还会联合买办操纵棉花价格，以次充好，弄虚作假。制酒业，法商生产的白兰地、威士忌、葡萄酒等大大冲击了华商酒业的发展，本地汾酒、绍兴黄酒陷于滞销。湖北地区贸易仍是简单的初级产品为主，缺乏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本土行业深受影响，但洋商也带来了新的商业体系和先进的机器、技术、管理等，进而推动了汉口的近代化进程。

二、汉口的移民

汉口以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来此定居，嘉靖年间有1395户，以后人口逐年递增，明末因战争人口下降，清初恢复后人口又持续增加，1772年为93381人，1813年达129183人，当时汉口有街23条，巷64条，“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重，船舶数千万 ”，“沿河有8处较大码头，泊船数常不下二万四五千艘 ”，成为四大名镇之一，直到太平天国攻克武昌前，人口一直在稳定增加，攻克武昌后人口下降到十万，随着汉口被开辟为商埠，大量外地人开始涌进汉口寻找机会，汉口人口开始暴增，1888年达180980人。一战期间，汉口经济发展，人口增至254062人。总体来说，汉口人口一直呈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政策支持，如成为漕粮食盐的交兑点，政府鼓励生育以及开放为通商口岸的影响。且人口来源也多样化，不仅是省内其他区域，也有其他国家的人来汉口定居，1910年洋人达2706人。当然受水旱灾害及战争影响，汉口人口也会下降。

“九分商贾一分民”是对汉口人口结构最精准的描述，许多外省商人来汉口经商，因此就改变了汉口原有的人口构成，他们还建立了许多会馆，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作过如下统计 “汉口，计有湖南、山西、陕西、浙江、江苏、江西、山东、河南、广东、福建、安徽等十一馆，代表十一省份 ”，大致以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商人居多。开埠后，工厂“如制铁、制船、制械、制粉、制茶、制革、纺绩等厂，已不下数十所，职工之数逾三四万人 ”。京汉铁路的开通，使得码头车站附近有数十万人随时等人雇佣。除了经商移民外，还有逃荒和政治移民，政治移民指到汉口当官的官员及其后代。汉口开埠后的洋人，大多是来汉口经商、传教、工作的人，有经理、银行家、传教士、医生、为租界当局工作的人员。总的来说，洋人分别来自英法德日等16个国家，英日印德美法等国占比最多。

到达汉口后，由于土地所剩无几，移民谋生手段就多样起来，主要是商业和小手工业，也有少量服务业，曾有人用“无数茶坊列市鹰，早晨开店夜深关 ”来描写汉口商业之盛，也有人从事“杂役、力士、校、厨、鼓手、水夫、马站、匠铺、僧、道、文、渔民等职业，当然汉口更不缺官员，文职官员包括知县、县丞、教谕、训导、主薄和典史、汉口巡检司，武职官员包括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经制外委、额外外委等。开埠后，大量外国人涌入：

可以看出，相较于传统社会的职业，洋人的涌入带来了传教士、律师、艺师等职业，1916年汉口警察局做过调查，洋人从事商业的占45%，从事工业的占30%，如此高的比例必然会对中国人职业观念产生影响，许多中国人开始投身商业，1908年汉口工厂80家，其中华商32家，外商工厂31家，官办工厂13家，官督商办工厂4家。还有部分中国人被商人雇佣，成为企业职员或者工人。

各个阶层生活状态不同，阶层内部也有较大差异。上层商人通常勾结官府，利用雄厚资金和广泛关系发展企业，如宋炜臣不仅和黎元洪攀上关系，开办军服厂，火柴厂和水电公司，还连续当选四届汉口总商会会长，他过着优越的生活。但底层工商业者多为小本经营，一旦遇到不可抗力如天灾和战争，就常常感到难以为继。如记者、医生、律师等人生活水平处于中间地带，许多传统知识分子都投身于这些行业。如报界人士编辑、记者、主笔，据统计48人中就有42人出身于传统士绅，还涌现出了詹大悲、查光佛、何海鸣、高汉声、宛思寅等著名报人，特别是医生和律师这种依赖自身技术的从业人员，他们都属于中产阶级，比底层体力劳动者生活还是宽裕。

底层老百姓生活艰难，如就算是收入较高的打铜业工人，每天也才能拿到60文，遇到节日赛会还要出钱100文，仅能得到一顿两荤两素的饭，拜神一次又要交钱100文，不给则会拉到大街上一顿痛打。不仅打铜业工人生活艰难，还有邮差、理发工、泥瓦工、缝工、钱业店员、汾酒店员等都是挣扎求活。如邮差一年四季都得上路送信，邮局不管吃饭问题，时间也严格限制，请假困难，一年只有3天假，每2星期休息一天，医药费自负。可见一般底层人民每日谋生不暇，饱受压迫。上述六个工种合计约有6万余人，且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均有其地域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结成帮会。

总之，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在汉口占较大比重的是商业。开埠后，近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细致的行业，许多汉口人一生也会从事不止一个职业，社会中产阶级开始出现，但总体来说中上层生活优渥，底层则处于朝不保夕，艰难度日的情况。

三、汉口的城市区域拓展

随着人口增加，汉口也不断拓展，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逐渐分化为商业区、居住区、娱乐休闲区、政治区、.工业区、码头区和文化教育区等区域。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为船只停泊带来了安全的港湾，船民于是在岸边高地建房，名曰某某墩，汉口一共有86处墩，一般以居民来源命名，如天门墩，鄂城墩等。崇祯年间袁公堤的修建消除了后湖水患，提高了汉口防洪能力，逐渐形成了以袁公堤为界限的堤内——堤外——后湖的空间格局，许多民众也在此定居。由于天长日久，袁公堤逐渐无法抵御水患，同治年间又修了汉口堡，进一步消除了东西湖和后湖方向的水患，1864年10月的这次修建在后湖沿岸建筑了从硚口到一元路的11里堡垒，还开建了8个堡门，在堡内低洼之地填平后，汉口市区逐渐从汉正街向六渡桥转变，同年汉阳知府倡导米厂、新码头、沈家庙、万安巷、武生庙等街道，1877年江汉关道设立官渡；1881年江汉关道与汉阳同知一起负责修整了市区正街、夹街、河街等街道。汉口开埠也使得汉口重心加快向沿江转移，列强在沿江地带开设租界，也促进了汉口开发。光绪年间张公堤的修筑不仅加强了防洪，也扩大了汉口的地理空间。张公堤和京汉铁路中间大片空地便逐渐成为商业区，将市区面积扩大了7倍，随后修建的后城马路便利了交通，吸引了更多民众居住，到1930年代，汉口占地177938亩土地，一共8个区。

古代汉口只有码头区、居住区、商业区、手工业区、休闲娱乐区等分区，功能简单。由于汉口交通便利，码头区和商业区面积较大，共有宗三庙、五显庙、老官庙、沈家庙、接驾嘴、四官殿等6个渡口，长江上游的商船停泊南岸码头，其他商船停泊于北岸码头，常年有2.4万——2.5万艘船停靠，最初的商业中心就在码头，后来逐渐向沿河区又向汉正街一带发展，汉口以汉正街为中心线两边形成许多小街巷，最终形成32条街和64条巷。

汉口的商业区是和手工业区重合度高，铁器、竹器、木器、铜器、染坊、纺纱、织布、刺绣等手工作坊逐渐兴起，主要在汉正街和袁公堤中间区域，形成了上八行、下八坊的格局，上八行指盐、茶、粮、油、药材、什货、棉花、牛皮等遍布汉口镇且远近驰名的八大交易行，下八坊指交易行自有的手工作坊，这种商铺群导致汉口有很多专业街区，如白布街、灯笼巷等，随之还形成了许多专门的商业会馆，众多人口的聚集刺激了服务业的发展，如茶馆、酒楼、担水等兴旺起来。后湖附近的许多茶馆客如湖心亭、涌金泉、第五泉等成为汉口人消闲取乐的好去处，还有骡马店等便于商人休息的馆舍。

汉口开埠后，沿江地带宽阔便于开发，又临近江面，便于交通，因此洋人多于此建立租界，汉口遂形成了华界和租界并行发展的局面。最开始的英租界和汉口不一样，它是有意识规划建立的，建立6条和长江相交的干道，将英租界划为10个地块，还耗资20万两白银修建堤防，其他国家建立租界也纷纷效仿，随后租界相继涌现了怡和洋行、礼和洋行、横滨正金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汉口电灯公司等著名建筑。不仅如此，相比华界自由发展，租界还规划了排水、邮政、通讯、医疗、消防、仓储等设施，这直接刺激了华界修建后城马路，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租界的兴旺还促使汉口金融中心向滨江转移，开埠前汉口的票号钱庄都分部在汉正街下段鲍家巷至打扣巷沿线，从一码头经太平街、歆生路至循礼门车站的银行兴起，取代了汉水沿岸的金融业成为汉口新的金融中心。汉口遂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都会，年贸易额达到1.3亿两，号称东方芝加哥。

辛亥革命后国内局势日渐动荡，许多中国人涌进租界内生活，租界遂开始新一轮扩展，其面貌也日渐更新。七条道路得到修建，40多栋大楼拔地而起，它们各具风格，既有欧洲古典风格，也有拜占庭风格，租界还不断修建码头，到1936年时已经有了87个。租界建设刺激了华界，1912年汉口华界即模仿巴黎和伦敦规划了306条路，但1923年孙武规划影响深远，它不仅在统筹全局还侧重重点，有步骤地修建了丹凤街、华商街、吉庆街、等道路，从而形成了有设想有规划的新市区。1925年，夏口县政府搬到济生二路后，汉口就形成了新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规划还有精英的参与，这就促进了汉口城市的科学规划，如1930年时任汉口工务局的陈克明就规划了6个区域：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高等教育区、市行政中心区、小工商业区，基本上是沿汉水和长江呈V字形分布，沿河的工业区、商业区、第一住宅区、市行政中心区是第一层，小工商业区是第二层，第二住宅区和高等教育区为第三层。不同区域内陆价也不同，但和交通密切相关，后城马路西北及硚口一带交通便利，地价在1906年一年内一平方就从2-3两涨到40-50两，甚至毗邻京汉铁路的大智门一带涨到了150-160两。虽然价格上涨，但汉口居民还是居住在沿江沿河一带。

四、汉口居民的公共空间

汉口居民大多来自全国各地，这座城市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不同籍贯的人从事不同行业，如广东人大多经营鸦片贸易，浙江人主要经营绸缎和棉布，江苏人销售瓷器和药材，福建人多销售烟草，这些人背井离乡来到汉口后，一般都会抱团建立会馆和公会，依靠团体解决问题和交流感情，最早的是1656年河南怀庆府人设立的药材帮公所，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汉口有约200个会馆，其中123所有据可考。如前所述，会馆大多基于同乡和同业组建，也能反映移民老家相应行业的兴盛，如河南覃怀公所就是当地人来汉从事草帽行业。随着经济发展，会馆公所内同业取代了同乡占主流，往往某一会馆公所内部从业人员是跨区域的，如汉口的茯苓，就是湖北罗田、麻城二县人组成的广义公所和安徽潜山、太湖、英山、霍山、六安等地的安苓公所销售，后者承认前者对汉口所有茯苓行业公所的管辖权。进入近代以后，行会组织从会馆进一步发展到了商会，民国政府在1916年要求全国行会组织按照《商会法》改组，会馆公所逐渐消失，到1933年，汉口共有154个商会。

最开始建立的会馆主要是移民为寻找依靠和克服心理的孤独感建立的组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会馆在组建后就会举行活动，这又增强了移民的归属感。会馆通常会在节日举行迎神赛会，杀猪宰羊祭祀神灵和亡灵，还有本业的祖师爷，这样就可以增进互相感情，达到同心协力的目的。会馆公所还会不定期举行休闲活动，如请人看戏、游览园林、喝酒赏花等，还有一些同乡会经常聚会，聊慰思乡之情。除了举办活动外，会馆还是个良好的沟通平台，本业商人聚集其中，可以一起协调商业行为、协调本业运输、度量衡、交易习俗及价格行为，沟通政府与本行业之间的联系，调解同业纠纷和劳资争议，开展调查研究、指导扶助同业、开展慈善活动等。如汉口钱业公会，以汉口钱庄正副管事为会员，该会主要负责管理市场事务，承办政府委托事项和解决商业纠纷，主要作为交易市场。会馆发挥了政府部分职能，使得民间纠纷可以低成本解决，遇到纠纷无法合理解决的时候，会馆就会用械斗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汉口木匠行业虽然只有一个会馆，但内部分为文武两派，就因为匾额上文武顺序械斗，结果汉口政府捉拿犯事木匠9人。会馆还会举行慈善活动，不仅有帮助有困难的同乡解决问题，有时还会开办学校，如钱业公会的补习学校，前后招收相关学徒、从业人员亲属等五百余人，学生成绩优秀，颇受赞誉。

随着民智渐开，汉口团体从传统的商业型占主流变为非商业型增多，后者包括政治、金融、农业、体育、消防、社会治安、社会公益等多种类型，且民立社团占了73%，可以看出市民的公民意识和自我管理意识显著增强，如政治类团体有9个，大多是为了宣传宪政和自治的理念。还有公益类如卫生公益会和体育类团体汉口商团赛马会等团体会经常开展活动，丰富了汉口居民的生活。

公共空间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有舆论空间，古代汉口处于专制社会下，无法顺畅表达自己意见，汉口最早的媒体为《汉口时报》，但到戊戌变法前汉口尚未有足够报纸，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汉口诞生了47份报纸，大多数是民报，共有30份，或鼓吹革命，推翻清廷，如《大江报》、《商务报》、《夏报》、《楚报》、《江汉日报》、《湖北日报》等，或鼓吹实行宪政如《宪政白话报》等，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还有刊载有关风月和奇闻轶事的文艺类报刊，发行量远超政治类报刊，颇受市民喜欢，外地报刊也在汉口纷纷设置代理点，总共有21份之多。辛亥革命后，宣传革命的报纸遭受了袁世凯打击，袁世凯死后报纸才恢复正常营业，还多宣传西方传进的思想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还有文艺报刊、商业报刊和学术类报刊等，大约有40份。

在报纸上撰写文章的人主要为传统士绅分化而来的知识分子和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多利用白话报刊对民众进行宣传，报刊也就饱受欢迎，如汉口三大报刊在1906年均能做到日销千份左右，甚至《公论新报》能做到日销4200份，《天声报》声称日销17000份，这反映了报刊对人们的影响正在逐渐加大。报刊的发行也和人民文化程度逐渐提高有关系，1905年汉口新式教育体系建立后，报刊销量也一路上升，这显然不是偶然。据《湖北教育官报》统计，1905年湖北省学堂数和毕业生数分别是 1904 年的30倍和8倍，无疑识字率的提升促使汉口人关注社会积极性提高。除了学校能提高人民识字率外，汉口人常去的图书馆和茶馆也增多了他们的见识，许多民众来到茶馆听戏、谈生意、聊天等，无形中传播了新闻。汉口的社会团体也很多，1906年清朝宣布实行宪政后，许多士绅商人都组建社团，其中就有约读书报的社团，还有一些革命团体如同盟会、群治学社、日知会等为了宣传革命，也纷纷撰写文章和设立发行报刊。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不愿意放弃民众支持，所以他们也经常和民间报刊争夺舆论主导权。1905年左右，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向日本政府汇报就认为，汉口之所以没有一份影响较大的报纸，完全是张之洞的原因，并且他认为汉口报纸报道非常不准确，容易误导人。1901至1911年间，清政府还颁布《大清报律》、《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等法律，袁世凯上台后，还颁行《报纸条例》35条和《出版法》23条，查封武汉多处报馆，对报社报馆进行了打击。报社也不是毫无反击，他们一般都会互相串联抵抗政府不合理的措施，比如汉口政府曾命令报馆缴纳保证金，《共和民报》、《震旦民报》、《大江报》等七家报纸就联合成立武汉报界联合会汉口事务所，还联合起来加入过国际新闻团体——万国报界联合会等。总的来说，近代汉口居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汉口报纸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民众自治程度的提高。

五、汉口的城市化与居民生活 

早在明中叶出现之前，汉口附近的鹦鹉洲就是商旅辐辏的地方，后鹦鹉洲为长江冲没，其地位遂为汉口取代，汉口与附近大小市集城镇处于同一商业网上，如老官渡集距离汉口约90里，其功能就是商人购买白布转运汉口。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汉口人商业意识极强，《汉阳府志》记载：“汉镇土民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汉口妇女则夜晚织布，还出现专门纺织工场，出产的汉绣闻名中外，且由于大量纺织业店铺集结，还出现了棉花街、花布街、打扣巷等地方。不止纺织业，汉口大量行业都是集中在一起，如靛行街就和印染业有关，砖瓦巷、板子巷等很明显是与土木建筑业有关的，打铜街、剪子街等就是五金业店铺聚集地。

繁荣的商业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明清时期主要是汉口巡检司和坊来管理。坊是基层监察组织，包括居仁坊、由义坊、循礼坊、大智坊、崇信坊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汉口巡检司分化为仁义和礼智巡检司，仁义巡检司管辖上路，包括居仁、由义二坊，自艾家嘴至金庭公店，办公地点设于汉正街安定巷。礼智巡检司管辖循礼、大智二坊，自金庭公店下至额公祠，办公地点设于统一街万寿巷，还在汉口设汉阳府同知，1730年，清廷又在汉口增设水师外委千把总署和水师额外外委署，强化汉口镇的水运和治安管理。1738年，清廷又设立了水师警备署巡查汉口上下20里水路安全。上述的会馆、公所和商会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协助政府管理市场，政府与民间团体互相配合，使得汉口市场健康发展。

繁华的商业丰富了汉口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非常休闲，后湖一带常有茶馆、戏院、酒楼等地，汉口人常常是去茶楼喝茶嗑瓜子，顺便看放风筝。也有人去看戏班唱戏，以至于耗尽金钱，“听罢道情看戏法，百钱容易剩空囊。”大量商人还让汉口民风趋利，普通人家嫁女儿就要求新郎家境优越，无论贫富都流连歌舞，天亮方止。汉口人还信鬼神，立春日官员要大操大办往东门迎土牛，清明节要遍撒纸钱，以好酒饭祭奠先祖，端午节要组建龙舟队来划龙舟，这天店铺还歇业，店主会和朋友游玩。碰到别的节日，还会表演戏剧，民众会举行隆重仪式拜神祈祷。

除了休闲，汉口人对政治也有自己的渠道表达意见。最普遍的就是茶馆，汉口茶馆从1909年250家增加到1933年的1373家，茶馆不仅是休闲场所，还是消息流通场所，有的茶馆还有餐饮、娱乐、住宿、阅览、看戏等功能，所以汉口人都喜欢在茶馆谈论时事，所以国民党加强言论控制之一，就是严格控制汉口茶馆。报刊也是汉口人发声的一个阵地，如1893年汉口《字林沪报》就批评当时布行更改收购规矩，认为这不便民生，批评他们“把持行市本干例禁,况有关乎民生衣食者，岂容若辈居奇垄断？”还有《汉报》在1898年主张在汉口设置电灯和自来水，士绅富商还组织各种团体参与城市管理，这些团体可以帮助解决汉口的道路、消防、治安、卫生等问题，便利了汉口人的生活。底层人还会经常组织罢工集会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1905年7-11月，汉口人就组织了抵制美货运动，还有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如1905年5月14日汉口铜货业300工人反对克扣工资，1908年5月13日汉口小贩反对警察局禁止摆摊等，汉口人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参与性。

城市化还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治安、犯罪、就业、环境等。为了应对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汉口还于1904年设立了汉口警察局，下设5区，每区设区长1人，区官3人。原设水师则改编为水上警察。当时汉口警察局权限很大，既能审判民事和刑事案件，又需要负责巡逻、站岗、卫生、消防等事情，为加强对居民控制，汉口警察局还经常举行人口统计，汉口政府还在乡镇都设立了保卫团，重点在乡镇，共有10团，每团人数1000-2500人不等，从每年10月1日到次年1月31日武装巡逻，镇压不法事项，城区的警察局和乡镇的保卫团，共同构成了对汉口人民的严密控制，他们还严密审查出版报刊，压制人民不满言论。

当然，汉口政府有时也会履行职责救济社会边缘群体，其救灾有一整套程序，如报灾、勘灾、赈灾、灾后重建等，近代汉口一般使用电报和报水钟来报灾，政府会采取免征赋税、煮粥、拨发钱款、借贷谷种等方式赈灾，如1709年湖北水灾，清政府免去汉阳等15个州县赋税；1831年水灾，清政府拨款20多万两，设置4个粥厂赈济灾民，1832年还在赈灾的时候贷给武昌等20州县谷种以维持生计。还会联合士绅富商开展救济。如1889年汉口连绵大雨一个多月，新任总督张之洞就联合士绅富商开设粥厂赈灾，搭设了3.7万个粥棚。清廷有时候也会展开救济，如1908年7月底，清政府就散发救济银6万两，还派遣官员下去巡查。汉口民众自己也会开办慈善机构——善堂，到1918年有45处，主要是救治病人、施舍棺木、掩埋白骨、开办学校、种豆防疫等。

但汉口市政管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汉口市区道路狭窄，“杂物货摊，添街塞巷夹道纷陈，不能容身”。公共卫生也无人负责，尤其是偏僻小巷垃圾堆积，路边尸体无人掩埋，马路上臭气冲天，酒馆和饭馆苍蝇乱飞。汉口警察局自身也非常腐败，自身职责不放心上，所谓站岗巡街，也只是敷衍了事，甚至大街上公然有人设赌局都不管，只有汉口租界因为是洋人管理才稍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