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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报》刊载了一则惊人的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及卫士六人，昨晨七时由京乘快车抵沪。宋等下车后步出月台，方入该大厅，过问讯处，在候车室门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弹、盒子炮、手枪向宋猛射，宋之卫士亦拔枪还击，一时子弹横飞，烟雾弥漫，北站大厅忽变成战场。 当时正值旅客出站，闻声后四散惊走，秩序大乱。结果宋氏幸免于难，秘书唐腴胪则身中三弹，于昨午11时30分因伤重殒命。” 这则震惊朝野的消息，就是著名的王亚樵谋刺宋子文事件。 王亚樵的刺杀目标本来是蒋介石，缘何转而要刺宋，这中间有许多复杂的政治原因，宋子文遇刺侥幸逃脱并非失手，而是另有隐情。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打垮了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联军，为巩固其政治地位，便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 “训政时期约法”是蒋介石安排着手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国民党一党专政，其目的是维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独裁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此举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人民所痛恨和唾弃。 在国民党内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交的召开国民会议案。 在会上无人敢反对，唯独身任立法院长的粤系元老胡汉民起来激烈抨击蒋介石擅自约法。 胡认为，国民党大会已决定将孙中山的遗教定为根本大法，如果再立一所谓约法，那岂不是要把孙总理的遗教搁置一边，不过是借立法而行独裁罢了，因此坚决反对，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随之激化。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不满，在蒋介的日记中有所透露：“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余性暴气躁，切齿胡某，几忘其身矣，奈何弗戒！” 后边的日记内容更是怒不可遏：“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大奸，一生倒霉不尽。” 蒋介石于是以“宴请议事”之名，摆下鸿门宴，并给胡汉民发了请柬，邀请他到三元巷司令部共进晚餐，请柬后面，还特意附有菜单一张，上有广东名菜烤乳猪、白云猪手、龙虎斗等，菜品格外丰盛。 胡汉民抱着杯酒释前嫌的愿望，乘坐专车来到司令部，胡的卫士被谢绝入内，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把胡请进了一间包厢。 胡汉民走进来，只见中央摆放着一张大餐桌，已经摆好各式菜肴，一大盘“龙虎斗”香气袭人。 见多识广的胡汉民心里顿生不祥之兆，桌子上，放着蒋介石致胡汉民的一封亲笔信…… 在《汤山被囚始末》中，胡汉民回忆：“大概到十二点钟，蒋介石来了，随着十几名卫士，他一入门，卫士统统站在门外，王世和却戎装持枪跟了进来。 蒋介石坐在我对面，王世和也不客气，居然按着枪坐在我和蒋介石旁边的一张椅子上。高凌百、吴思豫两人，有时坐一会儿，有时出去走一走，我也不理他。 “你近来有病吗？”我问蒋介石。 蒋介石说：“没有病。” “那很好，我以为你发神经了。” 我笑笑说，“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过了”。蒋介石不作声。 迟一会儿，蒋介石才说：“胡先生，你反对我的约法吗？” 胡汉民问：“你的约法吗？开国民会议是一回事，约法又是一回事，我在立法院纪念周上公开演讲，遵依总理遗教，召开国民会议，这有错误吗？不依总理遗教来开国民会议，可以冒牌算总理主张的国民会议吗？” 胡汉民又说：“人的历史，自己创造，自己毁坏；自己不毁坏，没有人可以代替毁坏。自己毁坏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补好，可以用之于你，也可以用之于我，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 蒋介石随即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为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甚，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 一面说，一面拍胸脯，蒋介石向来擅长赌咒发誓这一套，胡汉民只是笑笑不作声。 随后一天，由吴思豫、邵元冲等以十余兵警，将胡汉民扣押，软禁汤山。 蒋介石的荒唐之举，立即受到各派反蒋势力的口诛笔伐。各派反蒋力量齐集广州，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唱对台戏。  胡汉民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急坏了胡汉民的老亲家林焕庭，林便邀请李少川暗中疏通王亚樵，想除掉蒋介石，以解救胡汉民。粤系核心人物孙科也希望如此，这可使南京政府“断梁”，广州政府便可取而代之。 王亚樵原本支持蒋介石北伐打倒军阀，但是不赞同国民党发生内战，他认为中国应该团结一致对外，不应该发生内战。 而蒋介石在北伐的事业还未成功时，就迫不及待地大肆捕杀残害我共产党人，引起了王亚樵的极度不满。并且，蒋介石背叛革命，这也让王亚樵感到愤怒。 因此，王亚樵在南京中山公园“奠都典礼”大会上，作为工人代表出席并发表了演讲，呼吁国民政府不要再坑害共产党人，而要团结一致，继续北上扫平军阀。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认为王亚樵亲共，便密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王亚樵得到消息后逃脱。 之后，王亚樵辗转到了上海，与蒋介石形成水火之势。 有人请托刺杀蒋介石，正是王亚樵一直追求的目标，便一口答应，孙科等人通过胡汉民的亲家林焕庭与王亚樵商定，以二十万元高价“购买”蒋介石的人头。 王亚樵受命后，开始周密策划，在上海蒲柏路（今太仓路西段）大华公寓里，与王亚瑛、郑抱真、许志远、朱大刚等骨干进行谋划，并派郑抱真到南京，黄立群到杭州安营扎寨，一旦发现“曹将军”（“草头蒋”的谐音）行踪，格杀勿论。 其他几组，王亚樵很快就确定了各自人选，但对于庐山小组，他却颇费了一番脑筋。  因为，最近几年，蒋介石喜欢到庐山度假。一旦他上了庐山，便会戒备森严，对于进山之人，严加盘查，甚至连小孩的包袱、女人的内衣，都不放过。 自己的手下，都是些打工、当兵出身的粗人，即使混进庐山，也与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反差太大，格格不入，不便行动。 正在他为此闷闷不乐的时候，善解人意的王亚瑛给他送上一杯茶，提醒说：“你不是还有几个'危楼’徒弟吗？”（华克之号称危楼主人） “对啊！克之他们的身份、气质倒是挺合适。只怕他们未必能够承担起这副重任。” 王亚瑛说：“没有天生的刺客。不锻炼，永远成熟不了”。 于是，王亚樵决定安排刘刚、陈成与华克之、张思明扮成大学青年教师，利用假期，空手结伴上庐山执行此次刺杀行动。 郑抱真这一路已经来到南京，郑住进了西北军战友张风桐的家里。 当年，郑抱真随同大哥郑绍成，参加淮上军，担任二团二营副官。起义失败，部队退往河南永城，被冯玉祥的西北军庞炳勋部收编，郑抱真担任少校副官兼兵站主任，与营长张风桐关系密切。 两个人离开部队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张风桐当时在夫子庙警察分局跑外勤。 见面后，张风桐好烟好酒，热情款待。酒酣耳热时，张风桐便问郑来南京有什么事情。 郑抱真便说，自己有个表弟，名叫袁昌友，听说现在蒋介石的侍从室里供职，想找他，通过他的门路，找个饭碗，想请张帮忙打听一下。 三天后，张风桐告诉郑抱真：“袁昌友的下落我已经找到了，他确是蒋总司令的侍从。不过，眼下他不在南京。他已经随蒋总司令上庐山度假去了。” “庐山那么大，他住在什么地方？”郑抱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问道。 张风桐说“据我所知，是住在太乙村。这个千万要保密。传出去，我要吃官司、砸饭碗的。” 次日一早，郑抱真搭乘火车，返回上海。 王亚樵听了郑抱真说的情况，立即让朱大刚给住在庐山新旅社的华克之小组发去密电：“曹将军已到太乙村度假。'礼品’（指枪）随后送到。” 郑抱真问：“现在进山，路上检查一定很严，怎么才能把枪送上去呢？”“ “'礼品’上山，总会有办法。”王亚樵说。 王亚樵也正在考虑到这个难题，闷在家里苦思冥想，也没有想出什么更稳妥的办法。 王亚瑛见状，特意下厨房，拿出金华火腿，为王亚樵改善伙食。王亚瑛是王亚樵的第二任妻子，原名丛蕴钰，出身富豪之家，容貌出众，早年曾留学日本。 当饭菜上桌，王亚樵突然眼前一亮，他把桌子一拍，说：“有办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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