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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今年90了，身体尚健朗。张文初教授为我的《貌相集》写的书评中，说我父亲“是一个伦理情怀很重的学者”，他的“民胞物与，常见于直接的关心、体贴、帮助，多重心里和言语的交流。”2015年母亲走后，他常常陷入回忆的深潭，除了家族旧事，求学经历，我们兄妹俩的成长教育外，湖南师大的老师、同事也是主要的话题之一。
（秦旭卿先生。秦颖摄） 父亲秦旭卿1957年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留校，给周铁铮先生当助教。周是杨树达先生的女婿，同住一栋平房。父亲感觉，杨先生极威严，有一次去周家，杨树达先生正在地坪里刷牙，见有人来，他停下来，鼓着大眼睛看着。周铁铮先生是杨的女婿和得意门生，是不是见来人多，浪费周的时间，不高兴呢？父亲还常看见杨先生牵着夫人手散步，听说他喜吃猪脑髓，大概是觉得可以补脑吧。可惜周铁铮先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958年划为右派后被抓走，再也没有见过。为此周先生妻离子散，刑满回家后，独自一人居住。听说一个冬天，他包着棉絮烤火，不小心烧起来被烧死了。谈到这，不甚唏嘘。父亲一直怀念周铁铮先生，写过文章纪念他，跟他的子女也多有联系。 周铁铮上课时，有一位孙俍工教授会来听课，总是坐在最后面。孙做笔记很认真，字写得很大。有一种说法，周铁铮编写的我国最早、影响很大的《现代汉语讲义》，孙俍工给予了许多的帮助，据说“现代汉语”一词最先也是由孙提出来。其实孙在解放前很有些名气，在湖南第一师范做老师时毛泽东跟他请教过写字；重庆谈判时，毛的那首风靡一时、让国民党内外人士折服的《沁园春》，最初是写给他，由他传出去的（毛也给柳亚子写过，但是在孙之后了）。孙有和词，父亲记得最后两句是“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后来这成为其一大罪状。孙是有名的学者，编过许多词典，解放初，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委托他编毛选词典，他做了大量的卡片并分类；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他做了，科学院的李荣和一个小年轻从北京过来，系里派父亲领着去他家将卡片取走了。孙的女儿在一旁说，爸爸做这些卡片花了好多的时间精力啊！ 马宗霍，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前国立师范学院的著名教授。家住对河的彭家井，每到有课，会提前一天过河来，在静一斋住一晚。作为课代表，父亲总是会在他过来的当天去看望马先生，问第二天讲什么，要做什么准备。严怪愚，解放前是著名记者，第一个披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新闻。解放后在长沙师范专科学校，该校合并到师院后，归中文系管，于是有一些联系。他住在对河三泰街（或通泰街），严先生下放劳动改造去后，食堂逢年过节的一点福利，如月饼、元宵的肉饼父亲会替他代为保管，他的夫人带孩子们一家过来，在食堂吃这些东西时，会聊聊天，过河也会去他家里坐坐。这位老先生我依稀有一点点印象，大概70年代初，父亲在平江分校授课，假日我有时去玩，跟着他去放过牛。 看见我给彭燕郊先生拍的照片，父亲忆及1953年入学后的一次联欢会。彭燕郊是系里年轻的副教授、诗人，很出名，很希望听他上课，不得。联欢会彭在场，讲的一番话印象很深：“知识分子喜欢摆臭格。你值得多少钱一斤啊！”当时他们这些学生刚刚从乡下来，听了这么骂知识分子，觉得真是出语惊人，好新鲜。后来，抓胡风分子，到湖大礼堂听报告，彭到得晚，咯吱窝下夹一把油纸伞，上到楼上来，坐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看上去好不伸霉的样子。好像会开完，就被带走了。系里的老师，对彭有些议论，曾听方授楚教授说，彭燕郊喜欢讲人的空话，说“'罗暟岚忙于家务，没什么能力了，’他自己呢，连《红楼梦》里的字都不认得，把'贾宝玉啣（xian2）玉而生’读成'（yu4）（yu4）而生’。” 罗暟岚是著名作家、教授，教过父亲的外国文学。父亲还记得，有一次去拜访他，只见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好孤单的样子。聊天中，他拿出一面嵌有信和信封的镜框展示，说是鲁迅给他的小说《中山装》的回信。重点是说鲁迅第一次写信给他，就把他的名字写对了，可一些朋友常常把暟写成皑。他是旧式文人，解放前大老婆未生育，讨了小老婆。 一次他去北京开会，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的专题会，他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参会，徐钰礼先生也去了。北京回来当天，父亲正好去看徐先生，徐先生说跟罗一起回来的，他大概是先去小老婆家了吧。 罗暟岚先生家常常有纠纷，系里为此经常要出面调解。 林增平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文革中，在平江分校接受改造。春假我去玩，父亲领我认识了林先生，还让我跟林先生下田干活。平时比较寂寞的林先生很认我这小朋友。见我那么瘦，吃饭也不多，他就说：“秦颖唉，要冾饱唻，冾饱哒，禾才插的活！”后来我毕业找工作单位，还是林先生的面子，我才进了湖南人民出版社。 姜运开先生，享106岁高龄的传奇人物。大概2005年，父亲曾领我去他家拜访，特别让我给老人家拍肖像照。此照片在老人百岁寿辰时发挥了大作用，而这寿宴的成功举办，父亲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事后得老人家竖大拇指夸赞：“好！话讲得出，事做得到！”姜运开没有教过父亲，也没同过事，这些联系部分原因是同乡。姜运开是黄材镇的名人，30年代初是中共宁乡县委书记，与有“宁乡四髯”之称的何叔衡、谢觉哉、王凌波、姜梦周关系密切。去日本留过学，学统计学、考古学、美术等等。还在沩滨中学读初中时，父亲就知道他的大名了，拜识是在进大学后。一次看见姜正在学生宿舍前栽树，姜先生告诉他，栽树有诀窍，这两棵樟树苗，一棵原样栽下，另一棵将每片叶子剪去一半，你看哪一棵长得快？你注意观察咯，一定是剪去半片叶子的快。当时正值三反五反，姜作为总务长，盖湖大礼堂时用中国传统风格的大屋顶，被指浪费挨批。1958年错划右派，一直被贬，他却是干一行，爱一行。比如养猪，为给猪治病，自学成了兽医。 细细碎碎，没什么特别的大事，记忆也不很完整清晰。这些人，有些是老师、同事，因时代的关系，大概都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有些甚至没有关系，而父亲与他们总是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我问他，为什么？他想了想，说：“大概是对学问，对知识的尊重、敬畏吧。曾国藩好像说过，要改变一个人的骨相，除了读书，别无他法。我就是靠读书改变了命运。还有个原因，自己因为出身不好，工作后不被重视，甚至受压，因此感同身受，而生同情吧。亲近感好像是天生的，讲不出原因。” 文初教授还说，父亲是 “大半生在左祸中颠簸的知识分子，身心俱损；苦雨凄风，何谈事业？相濡以沫即是福音。” 跟这些老先生交往的片段，正是相濡以沫的零星记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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