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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医的现状是中国社会历史积淀的集中表现 回到2023年，自《黄帝内经》问世，中医已经走过了两千三百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凡经典著作及其重大理论的创新（包括《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瘟疫论》等），都是沿着长期积累，厚积薄发，集体创作的客观规律，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即从百家争鸣到百花齐放）的“酝酿”发展阶段。先秦、东汉、明清，也都曾是中医各家学说非常活跃的时期。所以，心绪活跃的学术氛围和聚合交流的学术风气，是中医理论升级创新的重要条件。然而，从远古至明清数千年的农耕社会时期，医家聚合交流，却是几近奢侈而不可及的事情，至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之所以能够诞生，较《华佗术》的命运，也只能猜测是偶然之中的必然。 这种偶然，完全基于数千年来中医的临床医疗体制，始终是以个体为主的运行机制，从望闻问切到辨症施治，都有别于现代医学各种辅助科室相互配合的医疗体制。从民间医师到宫廷御医，从中医医院到中医名医馆，从中医科到中医学院，中医的临床诊治、医术积淀、医理进修、个人成长等等，几乎都是“单兵作战”模式，即医生与病人的个体对个体的医疗行为。多数杰出的医者到了晚年，由于记忆减弱，拟传承立新已力不从心，很容易致使一生心血积累断崖式痛失，致使后人始终处在继续“单兵”探索与践行之中。一代一代的中医人，就这样一直处于周而复始的自我积累，没能叠加前人积累的经验，更没有可能进入到汇集、整合、分析、出新的必然阶段，有些方面甚至出现“退化”和断崖散失。长此以往，由于缺乏升级创新驱动要素，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为：中医是“晦涩”教育，“碎片”积累，“零星”弘扬，“断档”传授，产生了种种负面影响。 中医的“单兵作战”的模式，是中医药行业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行医方式，是中医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延续中，自由萌芽，顽强生存的特点而决定的医疗体制。“单兵”模式之所以能长期存在，还与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有关。一是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广袤地域，人口密集度高低不一，稍微大点的集镇和县城，一般都开设有个体的“中医堂”或“中医馆”，而且医药一体化，药材也是自己摘采，长此以往，医者与患者基本上都已相对“固化”，而医者与医者的相互交流却是极少，少数“江湖医生”为谋生，则只能以“个体游医”的形式行走四方而谋生，而且很容易被社会闲散人员借以谋生。二是古代农耕社会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依附关系松散，教育、农耕、养殖、贸易也都与医疗行业处在同样“个体”为主的环境条件中，联合诊所，集体“会诊”，在民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连大医孙思邈江湖“寻方”，也要付费方可讨觅。三是古代中医的有效验方，作为家庭生存的支柱，基本上只传药而不传量，有些甚至将验方列为祖传“秘方”“单传”，概不对外。在远古直至明清的中国社会，没有专利保护的中医药事业，也就失去了医理与医术广泛交流的基础，进一步固化了“单兵作战”的模式继续延伸，也使得中医药整个行业的发展与创新，显得异常地举步维艰行。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医的行医与诊疗技能，完全取决于个人践行与觉悟的层次，包括医德、医理与个人医术，都是紧紧围绕着“个体”这个元素自我学习，个人思辨，自我觉悟，反而进一步巩固了整个行业以个体为核心的社会性医疗体制。最后一点，中医“单兵”模式，或许受到内经运气学说中“四方”“四时”的时空地域观影响，加之师承有别以及各家学说的门派差异，很难打破已经固化的模式，统一所有医者的思维与行为，明清时期虽然兴盛有“各家学说”的温床，却只有《医宗金鉴》在大一统的机缘中，有所弘扬，却未能创新，特别是体制还是老体制。 没有大量临床医案的归集，就不可能形成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没有共性纲领的分析统一，自然就不可能用概率思维去战胜直觉达到积累后的理论创新。所以，包括《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同样经历了问世之前数千人，数千年的验证积累，偶遇机缘，厚积薄发，而且是集体聚合创作而成。且，由于“单兵作战”体制的继续延伸，又因医者个人的水准和四方地域的差异，对《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理解和临床体会，产生了大量的、名目繁多的“注解”“释义”“新解”“校正”版本，使得中医传承、守正、发展，显得愈发之艰难。 小结：中医的个体临床医疗体制，是造成中医传承、发展、创新的社会遗留屏障，而缺少高质量的学术交流；缺少百家争鸣的学术土壤；缺少互相欣赏、相互取长补短的学风；缺少不断互相总结和提高临床诊治经验交流；缺少导师后续引领的理论学习及其思维拓展；缺少统一权威的系统教材等，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和中医理论创新发展的直接屏障。以至今日，经验思维、崇古思维如瓶颈，制约了人们对“经典著作”批判式的守正思维、审辨思维、溯因思维，而九州上下，八仙过海，又恐反噬人间正道...。在叹息中医的现状是中国社会历史积淀的集中表现的同时，千年古业之正道，还需今朝“借用”昆仑智慧来整合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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