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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九旁边的小巷子里（图/无畏）
在广州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上下九逛街。但是，我从来没有发觉，一座明代建立的清真寺就在旁边的小巷子里。
走入狭窄的巷子，外面大街上的热闹顿时消失。清真寺的大门是单檐歇山顶的中式大门。门上的牌匾写着汉字：濠畔寺。 不看上门的阿拉伯语，普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一间佛寺。大门没开，不过旁边有个小门可以进入。 
濠畔寺门口（图/无畏）一进寺内，一座中式的清真寺大殿便出现在眼前。寺中的管理员和我打招呼，好奇我从哪里来。这位讲着一口地道粤语、头戴白帽的穆斯林姓杨，是广州当地的回族。1464年，明宪宗朱见深一登基，就要应对南方广东、广西的瑶族叛乱。皇帝任命韩雍从南京组织大军出征两广，在大军中穆斯林士兵是强悍的战力。平定叛乱之后，他们驻扎在广州，在广州城建立“回回营”，世代驻守。为了加强广州城的防御，他们在广州城南挖了护城濠。其中一部分就驻扎在护城濠旁，这一带被称为濠畔街，形成了穆斯林社区。由于穆斯林礼拜需要，他们便兴建了这座濠畔寺。杨先生就是他们的后代。
大殿（图/无畏）
进入大殿（图/无畏）
大殿门（图/无畏）1706年，这座大殿经过一次重建之后，主体架构一直保存至今，现在进入大殿抬头一看，还能看到脊枋上写着“大清康熙肆拾伍年岁次丙戌贰月拾玖日重建”。大殿中央挂着一块阿拉伯语牌匾，小圆圈内写着真主的九十九个尊名。
大殿（图/无畏）
脊枋上的字（图/无畏）左边还挂着一块缺了一半的阿拉伯语牌匾。这原本是由一块长4米多、高86厘米的樟木厚板雕刻而成。文革期间，被锯成两截作为工作台使用。2003年，在非典风波过后，广州开展防止非典清理卫生死角活动的时候，从废旧木料堆里发现了这块木匾，仅存一半（杨棠，2006）。如今被重新油漆后挂在大殿中。匾中的汉字写着“民国七年孟夏谷旦江南帮同善堂薰沐虔启”。可以得知，这块牌匾是1928年江南帮同善堂捐献的。建国后，牌匾被砸坏，仅有一半幸存。幸存的一半“清真言”的后半句，意思是“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可以推断，已经消失的前半句应该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半块牌匾（图/无畏）
新的匾额（图/无畏）在清真寺重建之时，几位傅姓穆斯林贡献了一个新木匾，写上了后半句的汉文版本，挂在了大殿的外廊上。牌匾下还有一个木柜，也是民国时期的物件，上面写着“濠畔寺藏经柜”。杨先生告诉我：“这就是当年存放寺院出版的《天方学理月刊》的地方。”
藏经柜（图/无畏）濠畔寺在高光时刻就出现在民国。在19世纪70年代，这里就创办了回文大学。直到1927年，云南的伊斯兰教学者马瑞图受聘担任回文大学校长（保延忠，2014:173），濠畔寺才从广州的五大清真寺中脱颖而出。回文大学培养了一批新的学者，其中还有人公派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此外，马瑞图与周善之、陈焕文等人在濠畔寺创办了《天方学理月刊》，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界最重要刊物之一。这个刊物用通俗浅显的文字去传播正确的教义，批评当时广州各坊清真寺的陈规陋习，甚至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报复，陈焕文被迫离开编辑部（保延忠，2014:192）。建国后，清真寺曾一度被改成养老院，改名“广州回族老人所”。到1964年，成为了回满工厂。文革期间，大殿被用作仓库，而大殿前的看岳楼被改造成了五层的混凝土厂房（刘淑英，2006）。1993年，终于收回寺产，并于1997年重建，同时也成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经过一次翻新上漆之后，便是今天看到的模样。
1997年重建时的寺名石匾（图/无畏）
缅甸语经书（图/无畏）
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图/无畏）杨先生介绍了寺中的米阿訇给我认识。和民国时期的马瑞图一样，米阿訇也不是广州当地人，而是来自山东，到广州已经有二十多年。即便我并非穆斯林，但和他有不少共同话题，特别是谈论到当代人精神上的缺失。经济开始腾飞不久的中国，似乎所有人都在谈钱，有人为钱少而焦虑，有人为钱多而苦恼。偌大的世界在眼前，却往往只看到人民币或者美元的符号。1844年，26岁的马克思在巴黎写下的手稿(Marx & Engels, 1988)中，提到了“异化”（Entfremdung），这正是今日中国的写照。对于钱的讨论太多了。我觉得很无聊，也厌倦和周围许多人讨论这些话题了。行走在这个世界上，发现一些为人所忽略的历史，更能让我感动轻松，也是我对抗异化的方法。
民族图书馆（图/无畏）
参考资料：
保延忠. 广州伊斯兰教史. 广州：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4
刘淑英. “濠畔清真寺史略”. 广州市回族伊斯兰教文史研究资料汇编. 广州：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 2006. P46-48
杨棠. “濠畔寺发现半截'清真言'木匾”. 广州市回族伊斯兰教文史研究资料汇编. 广州：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 2006. P60-61
Marx, Karl, and Fredrick Engels.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lated by Martin Milligan,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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