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巨流河（二十四）

客厅甘融板墙上，钉了无数的联络地址，遍及各市的客栈、机关名字，……那种情况和十年前我们逃难到汉口的情况十分相像，只是台北没有警报、没有轰炸而已。

由胜利的欢愉到如今这般景况，很少人想到从此将在海岛度过生。幸运的，带了父母和妻子儿女，有一些是单身先来“看看再说”自此与家人终生隔绝，那堆在台北电务段仓库的几件行李就是他们全部的故乡了。

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邓婶婶因生产，先带儿女已来台湾)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徐世达，战后出任辽宁省主席)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船难，前因后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检讨，我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这一段“接船生涯”是个很奇特的新婚生活!我们两个原是相当不同的人，天南地北来到海外岛屿相逢，还没来得及认识彼此，也几乎还没有开始过正常的小家庭生活，就投入我父亲最后的“革命行动”的激流了。他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组织、动员抗日革命，如今一切努力成为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说在他领导下东渡台湾，续求再起。在我父亲心中，女婿全力接待来台之人，和我母亲在南京每周照顾黄埔的东北学生一样，都已被他纳入革命组织成为支援义勇军，溃败时上阵去抬伤兵的。我那时看着裕昌在基隆、松山机场轮流跑，仓库里行李堆积至房顶，工人们搬进搬出，他指挥、安排切，从未对我抱怨，与我母亲和两个妹妹也相处融洽。这个局势绝非结婚时所能预见，奠定了我们婚姻中的“革命感情”，我称它为“稳定基金”的第一笔存款。

这一年我父亲终于来到台北，哥哥随《中央社》到广州，与新婚的嫂嫂王序芬也先后来台，在我陋室落脚一阵子后，父子合力以十多两黄金在建国北路小巷内“顶”了一所日式房子，比我甘蔗板隔皮的宿舍略大一些面已。两代同住至爸爸得到“立法院”配给的板桥自强新村一户水泥平房，将建国北路房子“顶让”出去，所有钱投人《时与潮》复刊，他仍然乐观地认为奋斗必有前途。

数月后，铁路局在台北调车站后方空地盖了几幢水泥墙和地板的宿舍，配给我们一户。我们喜滋滋地去住了三天左右，才知道次调动火车头，黑煤烟就灌进屋内，尚未消散，下一辆又来灌满我咳喘复发，无法住下去，又逃回甘蔗板的家，但也没有权利再要求配发宿舍。

临时住此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我的身体竟日渐赢弱。那时有位大陆来的名医韩奇逢，他在抗战时曾捐飞机报国，在火车站前方应诊。爸爸觉得中医不够科学化，妈妈半强迫地带我去看他。他不费劲地把把脉说:“你这女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母亲连连点头说:“对，对，这孩子先天不足月，小时候长年生病。”他叫我吃他那著名的乌鸡白凤丸，一定强壮。我回去也没有认真吃多久，身体瘦到只有四十公斤出头，却在新年前发现怀孕了，必须找个定居之所。

6 青春做伴还不了乡

这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时改为北平)，声言要解放台湾。台北成了谣言之都。在我们“接船生涯”的极盛期(实际上，六十年后明白，那是“中华民国”最衰败的年月)，经常在我们那甘蔗板客厅出没的，有几位《中央社》的记者，是我哥哥的朋友。他们在胜利那一年大学毕业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期待。全国都认为，八年艰困的抗日战争都打过了，延安出来的共产党不是太大的问题。而这些年轻记者向往着自己也有机会像他们所钦佩的《中央社》名记者律鸿起，在抗战初期冒长江上日舰之炮击与枪林弹雨，随守军步行于硝烟瓦砾中，通过即将炸毁的桥口，写出著名的采访稿《暂别大武汉》鼓舞国人;“我们决在长期抗战中战胜日军。”全国报纸均子刊载，一时洛阳纸资。

陈嘉骥和我哥哥这一代的随军记者，在另一场战争中，看到杜业明、关麟微、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等名将，指挥作哉，深人战场，见证那数十万人在严寒中的艰苦与辆牲。其中与我全家最好的杨孔鑫，自重庆时代孤身离开河南家乡到大后方读书，与我哥哥政大外交系同学，抗战时是我沙坪坝家中常客，是我母亲惦记着不能让他饿着、冻着的人。他后来作为巴黎、伦敦特派员，回台北公差时，到我家如同回家。另一位我全家老少全喜欢的郑栋，战后派往希腊大使馆，已升任二等秘书，跟着文学译著名家温源宁大使，练就一身极好语言、外交基础，可惜后来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他在国外谋生、漂流，未能伸展志业。

和我哥哥同去东北的随军记者陈嘉骥，性格明朗，河北人，但是他的国语也不合北京人标准，速度也不够快捷。对事爱作研讨，最爱辩论。他辩论有一独特、令人难忘的风格，即奋战不休，今日输了，明日再来，继续辩个畅快，但是他语不伤人，不伤和气。来台湾之后，仍难忘情东北战地记者三年所见，曾写了《白山黑水的悲歌》、《废帝，英雄泪》、《东北狼烟》等书。二〇〇〇年自费重印《东北变色记》，以亲临目睹且曾报道之史实整理成一份相当翔实且客观之信史，在自序中说:“退休多年，转眼已届八旬，每在闲时闭目遐思，仍多为东北往事。在撰《东北变色记》时，每因东北不应变色，而竟变色，搁笔长叹!始则误于苏俄背信，再则误于美国之调停，三则误于将帅失和。……终导致号称三十万大军，在俄顷之间崩溃于辽西!”那三年所见，场面之大，风云之诡谲，是他三十年也忘不了的血泪史。

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当然有许许多多新闻，能上报的和不能上报的，汹涌而至，传闻，共产党说解放台湾之时，不降者北经淡水跳海，中部去新竹跳海，南部去鹅銮鼻。这时，我在武大团契的契友彭延德在台湾找不到合意工作要回上海，裕昌和我送他去基隆码头船。那艘船上挤满了人，连船尾都有人用绳子绑着自己的身子半悬在外，只求能回到上海，至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面对变局。我们有稳定的工作，已经决定留在台湾，把仅有的六个银洋送给他作盘缠，分别时未想到今生不能再相见。

在失去一切之后，来到台湾时，他们全仍未满三十岁，那时尚不知，辉煌的大篇章永远无缘写出了。台湾局势最混乱的时候，我哥嫂第一个女儿出生，为了应变，他在台北南昌街租了一间小木屋准备开一小型碾米厂(在西南逃难途中，他看到在变局中，各地的碾米店皆可存活)。那木屋上有一个相当矮的二层楼，他的几位好友和我们常常在晚饭后去看看，他们的辩论会与棋局同样热烈，记者资料多，对往事，对现状，意见充沛，言语激烈。青年人的豪情在那陋室中回荡不已，有时客人一面走下木梯，一面仍在回头辩论，相约明日黄昏再来，大家悲愤、彷徨之心暂时得以纾解。当日情景，半世纪后回首，反而成了温暖的记忆。之后各自成家四散再也没有那般风云际会了。

7 台中，冒烟火车的年代

我在台大的助教工作忙碌起来，大陆来的教师多了，文学院长由沈刚伯先生接任(钱歌川先生回了大陆，后来转赴美国)，外文系由英千里先生担任系主任。英先生由北平辅仁大学来，单身在台，初期也不定时上班，我仍须每天早上去开门，黄昏锁门下班。系上的公文、教材仍由我经手，打字、分发，新来的助教侯健和戴潮声在楼下研究室上班。

台大在舟山路与罗斯福路一巷内，新接收了一批小型的日式教员住宅，“资深”助教可以申请，经济系的华严配得了一户，告诉我快去申请。外文系只有我一个资深助教，所以我也可以配到一户。那小小的榻榻米房间有全扇窗子开向种了花木的院子，我很开心地向裕昌说这好消息，原以为他也会高兴，不料他听了沉吟不语。第二天，他限正式地对我说，他不能刚一结婚就做妻子的眷属。我们两个公教人员，只能分配到一处公家宿会，他若去住台大宿舍，今后便不能申请铁路局的房子。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是全年无休，要随时保持铁路畅通，不可能每天搭换两路公共汽车准时上班，唯一自己能调度的是脚踏车(我的嫁妆里有一辆飞利浦脚踏车，在那时很帅，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车一样)，若遇到工程有急需，从景美到台北站需骑半小时,会耽误公事。台北段近百里铁路，实在责任太大，所以他不赞成搬到台大宿舍。他的意见，我父亲完全同意，他在我由上海回台湾前已多次郑重赠言:“不能让丈夫耽误公事，也不能伤他尊严。”

不久，铁路局台中电务段段长出缺，裕昌和我商量，想调到台中段。他认为，那里的段长宿会很好，有相当大的院子，我们在那里养育儿女比较舒服，台北段公事忙，事务多，局里局外的人事复杂，厌于应付，而台湾面临的政治局势，也令人忧虑。到了台中，我们可以静下来过自己的生活，静心看看自己的书再想前途。台湾若能安定下来求发展，铁路运转的枢纽在中部而不是台北，也许将来电务段的工作并不只是修修行车沿线的电线杆和通讯而已。

他请求调台中时，铁路局的人都说:“这个老罗真奇怪，在台北首席段长做得好好的，却自动要调往小段去!”我向台大辞职时，前任的系主任王国华教授说:“Miss齐，没有人在台大辞职。”但我-生工作皆随夫转移，如此，我便随他迁往台中，一住十七年。

一九五〇年六月五日，我第一次走进台中市复兴路二十五号的前院，玄关门外的那棵树开满了灯笼花，好似悬灯结彩欢迎我们。

大约二十坪的榻榻米房子，分成两大一小间，走廊落地窗外是个宽敞的院子，一端是一棵大榕树，树须已垂近地面。我立刻爱上了这个新家。

这时我已怀孕六个月，九月十九日在张耀东妇产科生了第一个儿子。由于分娩过程太长，挣扎至第二天夜晚已陷人昏速状态，我母亲惊吓哭泣，在旁呼唤我的名字，和当年易男在汉口天主教医院呼她的名字一样，从死神手中抢回我的生命。医师用产钳取出近四公斤胎儿，我约二十多天不能行走。

婴儿近三个月时，我母亲必须赶回台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了第二个孩子。

妈妈走后数日，裕昌下班时间仍未回家，屋内黑暗阴冷。我气血甚虚，竟不敢留在屋内，抱着孩子拿个小板凳坐在大门口，腐子临街，复兴路是条大路，有许多脚踏车和行人过往。

靠铁路调车场，一直到台中糖厂，有大约三十户铁路宿舍、我在门口，将近九点钟，电务段的同事廖春钦先生走过，他不知我因怕而坐在门口，告诉我:“段长今天下午带我们去涨水的筏子溪抢电路，桥基冲走了一半，段长腰上绑着电线带我们几个人在悬空的木上爬过去架线，一个一个、一寸一寸地爬，这些命是捡回来的!

不久，远远看到他高瘦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到第一盏路灯下、我喜极而泣，孩子饿了也在哭。他半跑过街，将我们拥至屋内时、他也流泪说:“我回来就好了，赶快冲奶粉喂孩子吧。”

我的婚姻生活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铁路灾难，直到他一九八五年退休，近四十年间，所有的台风、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时间内冲往现场指挥抢修。午夜电话至今令我惊悸，我得把沉睡中的他叫醒，看着他穿上厚雨衣，冲进风雨里去。然后我就彻夜担心，直到打电话告知身在何处。

实际上，在他退休之前，凡是天灾或火车事故之后他都不在家十大建设凡是铁路所到之处都是他的责任，他那衣物洗漱的随身包在办公室，任何时间，一个电话，他就奔往高雄;再一个电话，奔花莲。去几天呢?不知道。扩建苏花线的时候，坐工程车沿线看着车上放个板凳，可以坐在轨道旁监工;隧道塌了再挖，他就多日不家，逢到假期节日他们奔波操心更无宁日。我们在台北丽水街的邻

陈德年先生，也是电机工程师，任局长五年内，从未在家过年，除夕上他坐慢车沿线到各站慰问回不了家的铁路员工。他的太太病重去世之前，正逢铁路电气化工程一个重要关头，他必须到现场打气，不能整日陪在病榻前。我对普天下的工程人员充了同情与敬意。

8 永恒漂流的父亲

我们搬到台中后二十天，外面世界突然发生剧变:韩战爆发。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太平洋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遏制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使台湾中立化。接着，美国海、空军及地面部队加人战争(汉城已陷落)，抗阻北朝鲜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进攻南韩。七月底，由联合国授权统率亚洲联军的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受到极盛大的欢迎。他一年后解职回美时，纽约七百万市民夹道欢迎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伟大的美国英雄。蒋介石败退来台，困顿数年之后，不仅有了安全保障，也开始真想反攻大陆了。那时台湾的人口一千万左右(一九四六年民政厅统计六百三十三万)，一九五四年大陆人口统计有六亿五千六百六十三万人，如何反攻?

同年八月四日，自北伐后定都南京起即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受命去瑞士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一九五〇年年会，会后自我流放(selfexiled)，转往美国在新泽西经营农场养鸡(至一九七〇年回台养老)。在他起程后第二天召开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全部摒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干部，代之以政学系或青年团部的人，选陈诚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正式登场，负责纪律、干部训练等忠贞、情报工作。检讨战败过程中，认为军人背叛和共产党煽动民间的不满是主因，必须展开绵密的反共防谍网，巩固蒋介石的领导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