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及张太雷等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议期间,瞿秋白不时充当陈独秀的口头翻译(俄译汉),与之有着良好的交流。 【一】 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自幼受民主思想启迪,参加过“五四”运动、李大钊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两家报馆聘请的特派员,和俞颂华、李宗武一起赴苏联莫斯科做实地考察。 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图像) 他们的任务是了解“十月革命”后神秘的苏俄情况,研究共产主义,研究俄国共产党,研究俄罗斯文化,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 作为新闻工作者,瞿秋白风餐露宿,不辞劳苦;勇于探索,不畏艰辛,深入到莫斯科社会各阶层访问、参观。 他不仅与大量的基层民众接触交流,还与列宁、托洛茨基等伟人探讨过问题。他参观了托尔斯泰陈列馆,还曾任教于斯大林为名誉校长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为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老师……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瞿秋白跟随张国焘、张太雷等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后,经张国焘、张太雷介绍,有着高尚的民族气节、强烈的爱国救民意识的新闻人瞿秋白,在莫斯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一结束,陈独秀就从国内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出发,建议年轻有为的瞿秋白回国工作。 瞿秋白接受了这位总书记的指令性建议,于1922年12月21日,告别莫斯科,与陈独秀等启程回国。 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图像) 1923年1月,瞿秋白一回到祖国,就在陈独秀的引领下勤奋忘我地工作,历史性地肩负起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使命。 当然,他深知,探索就是探索,未必就是真理。他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不一定都适用于自己。 不久,瞿秋白这位年轻的主义马克思者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从事宣传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同时参加共产党理论刊物《向导》和《前锋》的编辑工作。 在这些刊物上,瞿秋白发表了许多关于主义马克思基本原理、分析国内外革命形势及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文章,为初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撰写的《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社会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中国第一篇以主义马克思观点论述知识分子的文章。 瞿秋白把莫斯科的新鲜空气带回了中国。他的思想不能容忍中国的黑暗现实,深为民风之愚钝而难过,希望民众尽快醒悟过来。 为此,他大声疾呼: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罢工,遭到了英帝国主义豢养的直系军阀的血腥镇压——罢工工人被打死、打伤三百三十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反动军阀在屠杀罢工工人(图像) “二七惨案”后,北方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机关被迫离京赴沪,瞿秋白也来到上海。 被“二七惨案”深深刺痛内心的瞿秋白,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揭露北洋军阀残酷镇压罢工工人罪行的《涴漫的狱中日记》。 同时,他在《新青年》、《前锋》、《向导》、《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等多篇文章和许多政治评论,成为了当时最活跃、多产的政治思想理论家。 【三】 1923年1月,国民党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决心改组国民党。 随之,中国共产党为了商讨党的统一战线等问题,于同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客观、正确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立场和国民党应有的革命作用。 孙中山先生(图像) 同时,大会决定,共产党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 在这一问题上,张国焘代表“左”倾观点,低估国民党的革命作用,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瞿秋白与陈独秀、张太雷等都反对张国焘的意见。 但是,瞿秋白和陈独秀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陈独秀之赞成国共合作,是从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忽视共产党的作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出发的。他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瞿秋白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参与到民主革命运动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且绝对不能放弃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1924年1月,李大钊与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林伯渠、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一大”旧址(图像) 会上,瞿秋白被选举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处理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 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设立孙中山先生任主席,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邵元冲和伍朝枢为成员的政治委员会。 国共合作中,瞿秋白除了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里的工作外,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指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日报》的编辑。 期间,瞿秋白发表了《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 【四】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参加了本次会议的筹备、领导工作,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的组长。 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成为中共领袖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向导》。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向导》(图像) 当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这时,为了反击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中共中央成立了由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和瞿秋白组成的行动委员会,领导反抗斗争,并决定出版发行《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 瞿秋白在6月22日的《热血日报》社论中指出:
【五】 1926年春,奔波劳碌不止的瞿秋白病了,但他带病坚持工作。后来,在中央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勉强同意住进医院。重病中的瞿秋白,仍译稿、写作不止。 编译好《俄国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觉得身体已经恢复得不错的瞿秋白前往广州,为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图像) 他郑重地告诉大家:
1927年4月,热诚支持农民运动的瞿秋白,为毛泽东通过实地考察撰写而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撰写了序言。 他在序言里说:
现代中国革命中,瞿秋白是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农民问题之重要的。他后来写的《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中国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论著,也都是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 高度重视农民问题的瞿秋白(剧照) 他坦荡、诚恳地指出:明定“耕地农有”,用政治势力解决农民所受的经济束缚;乡村政权归农民;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用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但是,瞿秋白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见解,不但没有得到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认可,还受到他的压制。 【六】 国民党于1926年初确定了“北伐”的革命方针后,中共中央随即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当前党的政治任务就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北伐,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可是,就在“北伐”节节胜利之际,瞿秋白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在对时局估计及如何对待国民党等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1926年7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他说,北伐“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其文章的主旨,完全背离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 意气风发的陈独秀(图像) 7月12日,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决议案,错误地肯定了陈独秀对于北伐战争的观点。 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理论上站到了北伐革命的对立面,授人以柄,失去人心,失去民众。 对此,瞿秋白坚决反对,勇于斗争。他与陈独秀沟通交流,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 在为《向导》写的《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中,瞿秋白全面论述了中国各阶级对北伐的态度,善意地批评了陈独秀消极对待北伐战争,放弃领导责任的错误。 不过,由于陈独秀的“干预”,《向导》没有刊发《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 此时的国民党“新右派”的领军人物蒋介石,借陈独秀的错误不断扩充军力,努力夺取经济、政治权力,为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准备发动反动政变的蒋介石(图像) 【七】 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前,瞿秋白对《民国日报》新任总主笔沈雁冰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要揭露蒋介石企图反共和分裂国共合作阵营的阴谋;二要积极营造工农运动的氛围,大力宣传革命运动;三要继续进行舆论动员,尽力鼓舞北伐将帅的士气。” 政变发生后,瞿秋白与陈独秀的分歧和争论表面化了。他撰写了七万六千余字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 可是,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盛气凌人,并不接受瞿秋白的批评。 这时,瞿秋白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需要通过彻底的斗争去解决。而且,他还旗帜鲜明地宣称: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湖北武昌的第一小学召开。 大会第二天,誓与错误斗争到底的瞿秋白,把自己未能发表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放在了与会者的面前。 与会的恽代英等同志见了后,都纷纷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题目好,直面现实!”;“尖锐,有战斗性!”;“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了问题,就应该揭示出来,大家共同讨论解决,不能一言堂!”…… 恽代英(图像) 中共“五大”上,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 1927年7月12日,了解、掌握了中共领导层内情的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重新组建新的领导集体。随之,陈独秀被“邀请”赴苏,张国焘暂且代理他的总书记职务,主持中央工作。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宣布“分共”,驱逐共产党。这样,国共两党彻底决裂,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失败了。 8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汉口主持召了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会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缺席会议),结束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全国民众从血泊里站起来继续奋斗。 在这次历史性的“八七”会议上,时年28岁的瞿秋白,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塑像) 不料,这次会议之后,党内出现了“左”倾现象,并逐步形成了错误的“左”倾盲动主义。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斯大林、布哈林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这是一个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对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起了重要作用的文件。4月份,“决议案”精神传达到中共中央,党内“左”倾错误随即终止。 关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任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曾这样说,“象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瑕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他犯的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 【九】 自中共“三大”以后,瞿秋白以较高的理论修养,在制定中国革命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学说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方面,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斗争方面,以及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等许多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建设方面,堪称功绩卓著。 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塑像) 这一时期,仅主义马克思政治理论文章,瞿秋白就发表了200多篇。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精辟的观点、主张,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以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诸多领域的解放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他犯了错误,于是退下来再探索…… 1928年春,瞿秋白离开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第二次远赴莫斯科。 当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召开。瞿秋白致开幕词,并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为题作了政治报告。 大会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严峻的革命形势,确定了新的斗争任务和革命策略。 会后,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留在了莫斯科。 主要参考文献:《忆秋白》、《瞿秋白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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