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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简称“浔”，为江西省地级市，古称柴桑、江州、浔阳，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地处长江、京九铁路两大经济开发带交叉点，是长江中游区域中心港口城市，是中国首批5个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也是东部沿海开发向中西部推进的过渡地带，号称”三江之口，七省通衢“与”天下眉目之地“，有“江西北大门”之称。
九江全境东西长270公里，南北宽140公里，总面积19084.61平方公里，占江西省总面积的11.3％，2021年年末，全市总人口为456.07 万人。辖浔阳区、濂溪区、柴桑区、武宁县、修水县、永修县、德安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瑞昌市，庐山市、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共青城市、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八里湖新区和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
历史沿革 九江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中“九江孔殷”、“过九江至东陵”等记载。九江称谓的来历有两种，一是“九”为古代中国人认为的最大数字，“九江”的意思是“众水汇集的地方”，“九”是虚指；二是“以为湖汉九水（即赣江水、鄱水、余水、修水、淦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入彭蠡泽也”，即九条江河汇集的地方，“九”是实指。长江流经九江水域境内，与鄱阳湖和赣、鄂、皖三省毗连的河流汇集，百川归海，水势浩淼，江面壮阔。
先秦 夏、商时期，九江境地分属荆州、扬州；春秋时分别属吴国、楚国，有“吴头楚尾”之称；战国时多有变更：周元王三年（前473），越灭吴，属越；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楚败越，属楚。 商代设艾侯国，建都于修河上游，所辖范围大致为今修水、铜鼓、武宁、永修一带；武王克商后，除艾侯国，设艾监。春秋后期至战国期间，在分封诸侯国之外，出现了县邑，江西境内有番（pó）、艾邑，其中艾邑辖区范围大致与艾侯国、艾监相等。
秦汉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灭楚，以其地设3郡，其中九江郡辖区范围包括今江西大部，郡治设在寿春（今安徽寿县）。 汉高帝六年（前201），设豫章郡，治南昌；领县十八，九江境内有五，依次为：第三彭泽（治今彭泽西南，包括湖口、彭泽、都昌及安徽东流一部）；第五历陵（治今德安）；第七柴桑（治今九江西南，包括市区及九江、星子、瑞昌等地）；第八艾（治今修水渣津附近，包括修水、铜鼓2县）；第十四海昏（治今永修东，包括永修、武宁、靖安、安义、奉新5县）；第十六鄡阳（治今都昌南，包括都昌县和波阳县各一部）。同时，设立寻阳县，治所在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南，其江南辖区一部在今九江境内。永元十六年（104），分海昏设建昌县。中平年间（184～189），分艾县置西平县；二年（185），析海昏、建昌置永修、新吴（今奉新）2县。建安四年（199），析艾、海昏设西安县。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时属孙吴，柴桑隶武昌郡，寻阳隶庐江郡。各县分属武昌（柴桑）、豫章（艾、海昏、建昌、永修、新吴、西安、彭泽）、鄱阳（鄡阳、历陵）、庐江（寻阳）4郡。 西晋太康元年(280)，改西安县为豫章县。元康元年（291），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10郡为江州，治豫章（今南昌）。永兴元年（304），分庐江郡寻阳县、武昌郡柴桑县合立寻阳郡，治寻阳县（江北），属江州。
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先后将寻阳郡治、寻阳县治由江北迁至柴桑；咸康六年（340），又将江州州治由豫章移驻寻阳。至此，州、郡、县三级政权同治寻阳。义熙八年（412），寻阳郡改名为江州郡；省寻阳县，并入柴桑。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废鄡阳，并入彭泽县。元嘉元年（424），废历陵，并入柴桑县；二年（425），废海昏，并入建昌县。梁太清二年（548），分彭泽置太原侨郡，辖晋阳、和城、天水3侨县及彭泽；分柴桑置汝南侨县；寻阳郡治迁入湓城（今九江市区）。太平二年（557），分江州为二，立西江州，领寻阳及太原、高唐、齐昌、新蔡4侨郡。陈永定三年（559），置豫宁郡，治豫宁县，辖艾、建昌、永修、新吴、豫宁5县。天嘉六年（565），罢西江州，寻阳郡还隶江州。
隋唐五代十国 隋开皇三年（583），彭泽易名龙城县。九年（589），废除梁、陈二代所设的侨郡、侨县：废太原郡，并晋阳、和城、天水、彭泽4县为龙城县；废豫宁郡，并永修、豫宁、新吴、艾4县入建昌；废寻阳郡，并柴桑、汝南2县立寻阳县；十八年（598），改寻阳县为彭蠡县；龙城复名彭泽县。大业二年（606），废州设郡，形成郡、县两级行政建制；废江州，改置江州郡；改彭蠡为彭城县，随后又改为湓城县。三年（607），江州郡改为九江郡；复设豫宁县。
唐初，江西地区属江南道。武德四年（621），分湓城置浔阳县；废郡复州，江州领湓城、浔阳、彭泽3县。五年（622），分湓城县置楚城县；割鄱阳县雁子桥之南境置都昌县；复置西平县，与豫宁县并存；设置浩州，辖彭泽、都昌、乐城、广晋4县；复置永修县；析建昌设龙安县（今安义境内）；八年（625），废浩州，省乐城并入彭泽县；废湓城入浔阳县。贞观八年（634），废楚城并浔阳县。永淳元年（682），析建昌复设新吴县。长安四年（704），析建昌置武宁县。景云元年（710），改武宁为豫宁县。开元二十一年(733)，分江南道为江南西道，辖洪、饶、虔、吉、江、袁、信、抚8州、37县，其中江州辖浔阳、彭泽、都昌3县。天宝元年（742），改江州为浔阳郡。乾元元年(758)，确立州、县两级建制，改浔阳郡为江州。宝应元年（762），豫宁复名武宁县。贞元十六年（800）分武宁建分宁县。 五代南唐顺义七年（927）升蒲塘场为德安县。升元元年（937），析建昌、武宁、奉新置靖安县；二年（938），升湖口戍为湖口县。三年（939），江州设奉化军；升赤乌场为瑞昌县；改浔阳县为德化县。
宋元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升星子镇为星子县；七年（982），设南康军，治星子，辖星子、都昌、建昌3县。天禧四年（1020），分江南路为东、西二路，江州属江南东路，辖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5县；改分宁县为宁县。开宝八年（975），江州降为军事；宁县复称分宁县。大观三年（1109），江州升为望郡。 南宋绍兴二年（1132），江州改属江南西路；九江境内各县隶属：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属江州；星子、都昌、建昌属南康军；分宁、武宁属洪州。建炎二年（1128），合江、池、饶，信4州为江州路。四年（1130），升分宁县为义宁军。隆兴元年（1163），废义宁军，复为分宁县。
元代行省下设路、州、县。至元十二年（1275），于江州置江东西宣抚司；十三年（1276），改为江西大都督府，隶扬州行省；十四年（1277），罢江西大都督府升江州路，改南康军为南康路，辖县未变；十六年（1279），江州路改隶黄蕲等路宣慰司；二十二年（1285）复隶江西行省；二十三年（1286），于武宁县置宁州，辖分宁、武宁2县。元贞元年(1295)，升建昌为州，属南康路。大德八年（1304），升分宁县为宁州。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攻下江州，改江州路为九江府；改南康路为西宁府，次年改称南康府。
明清 明洪武初三年（1370），降建昌州、宁州为县；九年（1376），改江西行省为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全省分为5道、13府，其中九江道辖九江、南康、饶州3府；九江府辖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5县；南康府辖星子、都昌、建昌3县；宁县、武宁则属南昌府，弘治十六年（1503），复升宁县为宁州。正德十三年（1518），分建昌置安义县，隶南康府。 清代，九江境内各县隶属仍承明制。嘉庆六年（1801），改宁州为义宁州。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改湖口为九江郡，以九江府为江西省；太平天国失利后，清复原制。
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后，废除府制。1912年改义宁州为义宁县。1914年，全省设4道，辖81县，其中浔阳道辖20县。同年，为避免道、县同名，改德化为九江县、义宁为修水县、建昌为永修县。1926年废道，各县均直属省政府。1927年设九江市政厅，次年改称市政府，1930年撤销，并入九江县。 1932年以后，江西省设行政督察区，其区划变更频繁，数量时有增减。以1935年全省设8个行政督察区，今九江境内各县隶属关系为：武宁、修水、永修属第一行政督察区；都昌、彭泽、湖口、九江、星子、德安、瑞昌属第五行政督察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5月7日九江解放，7月19日设九江专员公署，析九江县城厢设九江市。1968年4月，成立九江专区革命委员会。1971年2月，改为九江地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改为九江地区行政公署。 1980年九江市从九江地区划出，升为省辖市，市辖浔阳、庐山、郊区三区，1983年7月27日地市合并，同时实行市管县体制，现辖7县（修水县、武宁县、永修县、德安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3区（浔阳区、濂溪区、柴桑区）；代管3个省辖县级市（瑞昌市、共青城市、庐山市）、直管4个正县处级委（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九江市八里湖新区管理委员会、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
地理环境 九江地处东经113°56'--116°54'，北纬28°41'--30°05'。地势东西高，中部低，南部略高，向北倾斜，平均海拔32米（市区海拔20米），修水九岭山海拨1794米，为九江最高峰，庐山区蛤蟆石附近的鄱阳湖底，海拔-9.37米，为全市最低处。全市山地占总面积的16.4%，丘陵占44.5%，湖泊占18%，耕地365.22万亩，俗称“六山二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九江地处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区，年平均气温16－17°Ｃ；年降雨量1300－1600毫米，其中40％以上集中在第二季度；年无霜期239－266天，年平均雾日在16天以下。季节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
九江“途通五岭、势拒三江”，具有“七省通衢”的战略地位。由于得舟楫之便，加上物产丰富，九江自古就是通都大邑，是人员流和物流中心城市，是长江中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曾是中国的“四大米市”、“三大茶市”之一。 长江是中国最大、最长的东西向水上大通道，京九铁路是我国最长、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南北向陆上运输大通道，两条大动脉在九江市区交汇，九江成为承东启西、引南接北的金十字交汇点。
现代水陆空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九江港是长江流域十大港口之一，年客、货运量分居长江各港口第二位和第四位。铁路有京九、大沙、合九、铜九和南九城际高速“五龙”会聚九江；公路有昌九、九景两条高速公路以及105、316国道穿境而过。九江庐山机场按４Ｃ级机场设计，可停泊波音747等各种大型飞机，已开通上海、广州、北京、厦门等地航线。 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九江是东部沿海开发向中西部推进的过渡地带，是京九、长江两大经济开发带的交叉点，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从长江流域的格局看，九江是沪、汉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又是长江段赣、鄂、湘、皖四省结合部；从京九沿线看，九江是唯一的水陆交通枢纽，沟通东西南北；从江西省的发展看，九江是唯一通江达海的外贸港口城市，是联结全省与长江开发带和沿海开放带的“北大门”。
名山
庐山 庐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5A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造就了其无可比拟的云海奇观。
庐山自古命名的山峰便有171座。群峰间散布冈岭26座，壑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许多急流与瀑布，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
庐山山体呈椭圆形，典型的地垒式块段山，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绵延的90余座山峰，犹如九叠屏风，屏蔽着江西的北大门，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庐山自古命名的山峰便有171座。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
秋天的庐山是妖娆的，妩媚的，如梦如醉般秀美的风光、奇异的云海、霜染的红叶编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富华山 共青城市富华山景区始建于1990年，位于共青城市东南方位，濒临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西北毗邻庐山国际高尔夫球会，是江西省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被列为全国第二批红色经典旅游景区名录。
国家4A级富华山景区
共青城市富华山景区内有着一片银杏林，一到秋天，银杏相继泛黄，微风一荡，银杏摇曳，片片银杏似金色蝴蝶在空中飞舞，谁都爱这深秋里的满地金黄吧
银杏林漫天黄叶飞舞，就像持续很久的银杏黄金雨，落在草地或小道上，宛如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那一树银杏叶飘飞，地上一层厚厚的银杏叶子，阳光洒落在上面金灿灿的很是好看 秦山 瑞昌市青山林场的秦山风景区，是瑞昌市唯一的省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森林公园，风景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历史文化底蕴浓厚，同时也是赣北道教圣地，2019年被评为九江“特色气候小镇”。
据统计，景区内保存了现上清宫、太清宫、玉清宫、云宵殿等道观，拥有万丈崖、阳峰崖、响鼓墩、跑马埂、伴刀剑、武烈将军墓、鹿神宫、飞鹤嘴、潜龙潭等旅游景点。
走进秋天的秦山，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原本绵绵青山变成了色彩斑斓的画卷，令人陶醉。
与此同时，还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群，古朴的村落依山而建，错落有致。
特别还值得一提的是"溶洞"。景区内有22个大小溶洞，它们组成的峨嵋洞群、洞洞相通，惊险奇幽，水雾弥漫，仿佛仙境一般。
这里山下有一水库“秦山湖”，可谓山水洞石浑然一体。 石钟山 石钟山海拔61．8米，相对高度约40米左右，面积仅0.2平方公里。因山石多隙，水石相搏，击出如钟鸣之声而得名。
石钟山位于湖口县境内，属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是长江沿线上的主要景点之一。
它虽然不高，但是峻峰壁立，从下往上看，像是与天相连。实际上石钟山是两座山，都是由石灰岩构成，下面都有洞穴，当水冲击着洞穴时，响声如洪钟，所以被称为“石钟山”。
秋天的石钟山又添了几分颜色 鞋山 鞋山位于石钟山南侧九公里的鄱阳湖中，有一孤峰拔水而起，因为形状似鞋，所以取名为“鞋山”。
鞋山前低后高，长约500米，宽约200米，最高处海拔90余米。传说是仙女落入湖中的绣花鞋，故名鞋山。鞋山周围碧波滔滔，三面绝壁，只有西北一角，可以泊船。
关于鞋山，流传着许多的动人故事。鞋山地处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又是从南至北百余里湖面的唯一大岛，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大浩山 大浩山地处赣北边陲的彭泽县境内，地势东高西低。这里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优越，是杜仲、伯乐树、银杏、香果树等古老种属和孑遗植物生存的绝佳场所。种类丰富的植物使大浩山成为赣北的一颗“绿宝石”。这里有红色根据地 兆吉沟和古村落岚陵村。
兆吉沟
兆吉沟位于彭泽县境东北部，大浩山脉西南向，枫树岭东侧山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赣北、皖南游击大队第九、十中队指挥部和彭泽、鄱阳、都昌、东流、至德、望江、宿松等七县中心县委曾设置于此。村西北紧靠山壁处，有一间青砖木质结构的瓦房，曾是当年指挥部和中心县委办公之地，至今弹痕累累。 岚陵村
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单。地处彭泽县浩山乡南部，位于大浩山群山环抱之中，与安徽东至永丰、泥溪镇仅一岭之隔。
村中有一口鲤鱼井颇有故事，古井位于村落中心，相传为岚陵始迁祖所建，因为状若鲤鱼，故名鲤鱼井。
岚陵至今还遗存着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岚陵祠堂中仍存有清代嘉庆的“禁赌碑”。
大浩山的秋天是迷人的，一路的树叶都黄了。举头望去，一群大雁在大浩山的上空南飞，满山的枫叶似火，山林中也是硕果累累。秋天的美别具一格，秋天的美是实实在在。
盛秋登大浩山，看那大浩山的脊梁，巍峨挺立。连绵不断气势磅礴。秋游大山，确切地说，是久居城市之后，和草木土石和山涧溪水来一次亲密接触。 南山 都昌县南山自古就远近闻名，传说汉时有一贤者隐居于此，还曾拒绝了武帝的邀请。南北朝时山水诗人谢灵运到此诵经礼佛，至今还有他的幡经台。
南山主要景点有南山博物馆、野老泉、爱乡亭、南山寺、碑廊、集贤亭、溢香池。北宋诗人苏轼还曾为南山留了一首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
至今在南山的野老岩下，仍留有他手书“野老泉”三字。
九岭山 九岭山是位于江西省西北部的山脉，九岭山主峰九岭尖位于武宁靖安的边界，海拔1794米，登上九岭尖山巅，金色的阳光透过镶有金边的云彩，照在绵绵山峦之上，漫山的芦苇柔柔的随风摇曳。北纬30度的高山草甸披上了一片霞光，群山雄伟，苇草娇媚。
夜色的九岭尖，静默无声，没有城市星星点点的霓虹和车水马龙的川流不息，但是头顶的星光寥寥，四周山风轻盈围绕，明亮的月亮是夜晚的主人翁，皎洁的月光洒在身，给心来一次沐浴。
神雾山系九岭山脉中段主峰，高1547米， 因终年云雾缭绕，山色空蒙，故得名。
苍崖翠壑，白石青松，峭壁千层，断岩万丈，乃神雾山之写照。登临其上，环顾四周而皆山。层峰叠嶂，翠浪叠涌，人称“百里芙蓉帐”。
神雾山集雄、险、奇、秀于一体，原始古朴，浑然天成。雾神、石怪、树奇、竹秀，此神雾山之景色四绝。
五梅山为九岭山脉主峰，被称为赣北第一峰。该山是修水县南面屏障，至今仍有30余万亩原始次森林，被称为赣西北最后一块原始森林。五梅山山势起伏多变，岩壁峭立，有众多形态万千、雄奇险秀的自然景观和瀑布飞泉。
秋天的九岭山美不胜收，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
几度枫红几度秋，层林错落色横流。
待当红枫层林尽染时，秋色醉人。 幕阜山 幕阜山，古称天岳山，主峰位于湖南省平江县南江镇东面，系幕阜山脉，海拔1596米，为湘、鄂、赣三省边界最高峰，东接江西修水，北临湖北通城，西南皆踞湖南。
幕阜山虽然大部分坐落在湖南省，但是幕阜山山脉处于九江市，由修水、武宁至瑞昌，向东高度逐渐降低。
黄龙山位于幕阜山北麓，处于修水县，是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重点自然保护区。黄龙山上的黄龙寺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之一黄龙宗的发源地，黄龙宗拥有信徒众多，对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均有十分深远的影响。黄龙的特殊区位、原始植被、秀丽风光、奇峰异石、天然温泉，更是被世人誉为江南的“香格里拉”。
云居山 云居山位于永修县，原名欧山，是国家的重点风景名胜区，它的山顶真如寺是佛教禅宗（曹洞宗）的发祥地，总面积月216.5平方公里，主峰海拔高约969.7米。
云居山真如禅寺为国家重点开放寺庙，高僧辈出，禅风浩然。
云居山，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白居易、苏东坡、佛印等历代文人墨客都曾上此山云游，并留下了许多千古佳句。
云居山的秋天 名水
《松鹤》元稹 渚宫本坳下，佛庙有台阁。台下三四松，低昂势前却。 是时晴景丽，松梢残雪薄。日色相玲珑，纤云映罗幕。 逡巡九霄外，似振风中铎。渐见尺帛光，孤飞唳空鹤。 裴回耀霜雪，顾慕下寥廓。蹋动樛盘枝，龙蛇互跳跃。 俯瞰九江水，旁瞻万里壑。无心眄乌鸢，有字悲城郭。 清角已沉绝，虞韶亦冥寞。鶱翻勿重留，幸及钧天作。 九江市位于江西省北部，东濒鄱阳湖，南邻宜春、南昌，西毗湖南，北依长江与湖北、安徽相连，处四省交会地带。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1508.8毫米，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53.2760亿立方米。全市划分为汨水（江西境内）、潦河、修水干流、赤湖、彭泽区、西河中下游、湖东北区、湖西北区8个水资源四级分区。 鄱阳湖 九江雄蟠赣北，濒江扼湖，山水得天独厚，集襟江带湖之势、悬泉云瀑之胜、登临旅居之便、中西合璧之风情集于一身。
鄱阳湖是一个古老的断陷湖盆，约1.35亿年前沉陷成巨大的盆地，距今六七千年前积水成为湖泊。由于历史上长江改道及人类的活动，大量泥沙沉积湖中，导致湖面不断缩小。鄱阳湖汇集了赣、抚、铙、信、修五河之水，再外泄入长江干流。随水量变化，鄱阳湖升降幅度较大，具有天然调节水量、蓄洪的功能。 鄱阳湖南北长173公里，东西最宽处达74公里，平均宽16.9公里，湖岸线长1200公里，湖体面积3283平方公里（湖口水位21.71米），平均水深8.4米，最深处25.1米左右，容积约276亿立方米，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它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经调蓄后，由湖口注入我国第一大河--长江，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淮、海三河水量的总和，是一个季节性、吞吐型的湖泊。鄱阳湖水系流域面积16.22万km2，约占江西省流域面积的97%，占长江流域面积的9%：其水系年均径流量为1525亿立方米，约占长江流域年均径流量的16.3%。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中国第二大湖，中国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湖。鄱阳湖在调节长江水位、涵养水源、改善当地气候和维护周围地区生态平衡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浩渺的鄱阳湖在丰水季节，河湖一体，水天一色，一望无际，人在其中，犹如置身于大海；枯水季节，水落滩出，形成了广袤的湿地草洲，构成了美丽的江南大草原；区内的沙山，高低起伏，延绵十余里，构成了壮观的水乡大沙漠。
水资源 全市平均降水量1553.7毫米，比多年平均值多3.0%。地表水资源量156.3803亿立方米（不含过境水），地下水资源量33.5518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161.6048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比多年平均值多5.4%。全市大、中型水库29座，年末蓄水总量51.2899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多1.8399亿立方米。
全市总供水量23.2286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5.0%。全市总用水量23.2286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13.3032亿立方米，工业用水6.9151亿立方米，生活用水2.7912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0.2191亿立方米。总用水量占水资源总量的14.4%。
全市人均年综合用水量502立方米，万元GDP用水量62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43立方米，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542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31。城镇生活人均日用水量（含公共）206升，农村居民生活人均日用水量100升。
河流水质 对九江市5条主要河流进行水质监测，其中长江干流九江段10个监测断面全年水质类别均为Ⅱ类水；修河及其支流潦河、武宁水水质监测断面11个，其中全年水质类别为Ⅰ类水的有3个，占比27%；水质类别为Ⅱ类水的有8个，占比73%。博阳河水监测断面4个，全年水质类别均为Ⅱ类水。长河及其支流横港河水质监测断面2个，全年水质类别均为Ⅱ类水。对全市25个重点水库进行水质评价及富营养化状况评价，其中柘林水库、东津水库2个大型水库全年、汛期、非汛期水质类别均为Ⅰ类水，富营养化程度均为中营养。全市参与评价的23个中型水库，全年水质类别为Ⅰ~Ⅲ类水，富营养化程度为中营养~轻度富营养。九江市主要城市河湖进行水质监测，八里湖全年水质类别为Ⅲ类水，赛城湖全年水质类别为Ⅱ类水，蛟滩河、十里河、濂溪河、沙河、龙开河入湖河流全年水质类别为Ⅱ~Ⅲ水。
龙开河旧照
龙开河新颜
十里河
博阳河
潦河
九江名字的由来也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称谓的来历有两种：一是“九”是虚指，“九江”即“众水汇集的地方”；二是实指，“以为湖汉九水入彭蠡泽也”（九水即赣江水、鄱水、余水、修水、淦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
修河
甘棠湖
八里湖 九江市北靠长江，东临鄱阳湖，总体地形西高东低，西南为山区，水通过修河汇入，主要水系有长江干流九江段、鄱阳湖水系和修河水系。九江市有310条集水面积在1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河段总长4924千米，河网密度为0.227千米/平方千米。城市河流主要有长江九江流域和两河（濂溪河、十里河），各级河流都先流入沿江内湖，然后再经内湖闸口汇入长江。城市湖泊从西至东主要有赤湖、赛城湖、八里湖、两湖（甘棠湖、南门湖）、白水湖和琵琶湖等。九江城区河流总长度为45.0千米，湖泊总面积为20.08平方千米（正常蓄水位17.5米时，吴淞基面）。 琵琶湖
白水湖
南门湖
赤湖
赛城湖
长江
名遗 城市精神 九江城市精神主题词为“融汇九川、敢为人先、勇创实干、追求卓越”。
市树市花 樟树根深叶茂，四季常青，象征着坚毅不拔、吉祥如意。樟树，又名香樟，为常绿乔木，树冠广展，枝叶茂密，绿荫蔽日，为优良的庭院、行道树种。香樟全身均有樟脑香气，可提取樟脑和樟油，用于工业及医药等，木材坚硬美观，是良好的家具用材。樟树自古为我市人民喜爱并得到广泛栽种，是我市现存古树最多的树种之一，九江境内最负盛名的“羲之樟”、“五爪樟”、“九头樟”、“青龙樟”、“千岁樟”屹立千年，焕发新姿。
荷花具有“迎骄阳而不畏，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质，与我市有颇深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山有莲花峰，洞有莲花洞，地有荷花垄，庙有莲花驿寺，池有莲花池，北宋时期周敦颐著有《爱莲说》。
名吃 0.九江市名吃“水产”首选：九江鮰鱼、武宁棍子鱼（又叫马头鱼）、彭泽鲫、湖口糟鱼、用于、凤尾鱼·等。
鮰鱼
棍子鱼
鲫鱼
酒糟鱼
鄱阳湖银鱼
凤尾鱼 1.九江茶饼九江茶饼起源于唐代，是江西四大糕点之一，采用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研制而成。宋朝诗人苏东坡曾赋诗赞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其色泽金黄，具有小而精，素以薄而脆，酥而甜，香而美的特点。
2、萝卜饼萝卜饼，是九江汉族传统名吃，以发面、酥面为皮，包入zhi萝卜、丝馅，煎制而成，是九江的特色早餐。 3、九江桂花酥糖九江桂花酥糖是九江的汉族传统名点。其色乳白，质地细嫩，具有骨脆、麻香、油润、甜爽、香醇等特点；并且有润肺、健胃、止咳的功效。是一种深受游客，尤其为妇孺老幼所喜欢的风味食品。
以境内高山特产山芋、西乡红薯粉为原料，馅以地方特色小料，依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外形上尖下圆，纯系天然，清香绵柔，营养丰富，入口即化。 5、湖口酒糟鱼湖口酒糟鱼，自明朝万历年间，曾是湖口地方被选送朝廷的贡品，产品选用鄱阳湖所产鲜鱼为源料，经传统工艺糟醉而成，是居家迎宾、席宴美肴、馈赠亲朋、佐餐的佳品。
6、南峰豆参 南峰豆参精选优质大豆，经过传统工艺的加工，味鲜独特，且营养及其丰富，含人体所必需的13种氨基酸。由于豆参保持了大豆中的蛋白质、脂肪、无机盐和多种维生素，且熟食绵软，还是老幼咸宜的佳品。
7、湖口豆豉湖口豆豉是九江市湖口县传统调味品。此豆豉色泽黑亮，颗粒均匀，香味浓郁，美味可口。
8、庐山云雾茶庐山云雾茶是汉族传统名茶，属于绿茶，也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始于汉朝，宋代列为“贡茶”，因产自九江庐山而得名。庐山云雾茶由于长年饱受庐山流泉飞瀑的亲润、行云走雾的熏陶，从而形成其独特的醇香品质：叶厚毫多、醇香甘润、富含营养、延年益寿。
9、修水宁红茶说完庐山云雾茶，就不得不说下宁红茶，一个绿茶、一个红茶占据了九江大部分茶叶市场。修水古称宁州，所产红茶取名宁红茶，亦称宁州工夫红茶。远在唐代时，修水县就已盛产茶叶，生产红茶则始于清朝道光年间，到十九世纪中叶，宁州工夫红茶已成为当时著名红茶之一。
10、瑞昌山药瑞昌山药顾名思义是瑞昌的特产，蕴含十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男女老幼皆宜。其性可入脾肺肾三经，具有滋阴壮阳美容等功效，伴以鱼、肉烹制的菜肴，其色白、味鲜、爽嫩可口，是纯正天然绿色食品。
名胜 庐山
庐山是国家AAAAA级景区，其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山体呈椭圆形，典型的地垒式块段山，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绵延的90余座山峰，犹如九叠屏风，屏蔽着江西的北大门，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庐山自古命名的山峰便有171座。群峰间散布冈岭26座，壑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许多急流与瀑布，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著名的三叠泉瀑布，落差达155米。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与鸡公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四大避暑胜地。
庐山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
鄱阳湖 鄱阳湖，位于北纬28°22′至29°45′，东经115°47′至116°45′。地处江西省的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以松门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面为入江水道，长40公里，宽3至5公里，最窄处约2.8公里；南面为主湖体，长133公里，最宽处达74公里。
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中国第二大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有70%的水域在江西省九江市境内，其余20%的水域在江西省上饶市境内，10%的水域在江西省南昌市境内。汇集赣江、修河、鄱江（饶河）、信江、抚河等水经九江市湖口县城注入长江。
鄱阳湖上承赣、抚、信、饶、修五河之水，下接长江。丰水季节浪涌波腾，浩瀚万顷，水天相连；枯水季节水落滩出，枯水一线，野草丰茂，芦苇丛丛；湖畔峰岭绵延，沙山起伏，沃野千里，候鸟翩飞，牛羊倘佯。美丽富饶的鄱阳湖养育了世代生长居息湖畔的万物生灵。 鄱阳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鄱阳湖畔鸟天堂，鹬鹳低飞鹤鹭翔；野鸭寻鱼鸥击水，丛丛芦苇雁鹄藏”，每年秋末冬初，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日本、朝鲜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来此越冬。如今，保护区内鸟类有300多种，近百万只，其中白鹤等珍禽50多种。鄱阳湖被称为“白鹤世界”，“珍禽王国”。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为四大书院之首，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
相传书院的创始人可以追溯到南唐的李渤。李渤养有一只白鹿，终日相随，故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李渤就任江州（今九江）刺史，旧地重游，于此修建亭台楼阁，疏引山泉，种植花木，成为一处游览胜地。由于这里山峰回合，形如一洞，故取名为白鹿洞。 宋朝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因朱熹和学界名流陆九渊等曾在此讲学或辩论，这里成为理学传播的中心。
从方位格局上看，书院座北朝南，宋朝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因朱熹和学界名流陆九渊等曾在此讲学或辩论，这里成为理学传播的中心。几进几出的大四合院建筑，布局相当考究；从建筑材质结构上看，石木或砖木结构，以明、清建筑为主，屋顶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2000年开始，白鹿洞书院每年出版一本《中国书院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
浔阳楼 浔阳楼，中国江南十大名楼之一，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区的九华门外的长江之滨。浔阳楼之名最早见之于唐代江州刺史韦应物的诗中。随后，白居易在《题浔阳楼》诗中又描写了它周围的景色，而真正使浔阳楼出名的是古典名著《水浒传》。小说中的宋江题反诗、李逵劫法场等故事使浔阳楼名噪天下。
锁江塔，长江之滨，九江市东北隅，傲然屹立，高耸蓝天，潇洒古朴，伟岸气昂，塔影锁江，风雅微妙。塔高35米，造就七层，六面锥状，青砖砌身，石凿拱顶，宛如撑天大柱突兀江畔。
明万历十三年，九江郡守吴秀等筹集民间款项，汇集高师名匠，修锁江楼和锁江楼宝塔于石矶上，并铸铁牛四条护卫，为的是镇锁蛟龙，消灾免患，永保太平，与配阁、轩组成一体，相映异彩。塔内底层东面墙上嵌有明代碑记一块。所谓锁江楼、锁江楼宝塔顾名思义，是为锁住不驯服的江水。  进入锁江塔景区登上临江的一处楼阁，从这里望向长江可以看到九江长江大桥全貌，这九江长江大桥不仅横跨长江，还是座跨省大桥，它一头连着江西九江，而另一头则连着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当然也可以看到江边屹然魁立的锁江塔，在此一番大浪淘沙，天地之悠，思古忆今之豪迈情怀的感染下，我们虽没抒情地赋诗一首，不过却感慨地纷纷抱着妍宝在此留影数张！
锁江塔和浔阳楼相隔不远，出了锁江塔景区大门，沿着长江边的防洪大堤行走约两三百米就可抵达浔阳楼。而沿江而行时我们看到长江边上很多的九江市民正于江边上钓鱼，于是我们也寻了一地下到江边踩了踩长江水！
烟水亭，位于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南岸的甘棠湖中，为江西省九江市著名景点之一，相传为三国时名将周瑜的点将台故址。唐代诗人白居易始建亭湖中，取其《琵琶行》诗句 “别时茫茫江浸月”，称“浸月亭”。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九江讲学时，又在湖堤上另建一亭，取“山头水色薄笼烟”诗句，名“烟水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亭皆毁。至明末，重建烟水亭于浸月亭旧址。
琵琶亭 琵琶亭，位于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桥东侧，面临长江，背倚琵琶湖。建于唐代元年，已有1200年历史，为江西省九江市著名景点，唐代元和十年(815年)，诗人白居易由长安贬任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翌年秋天，送客于浔阳江（今江西省九江市北长江一段）头，有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诉说身世，触景生情因作《琵琶行》赠之，亭名 由此而来。
浪井 浪井之称，据记载是因为 “每遇江涛汹涌，人闻井有浪声”。李白颇信此说，他在《下浔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挥笔写道写道：“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人们解释说井近大江，地上有泉眼相通，但此说无人验证，所以疑心者亦有之，” 宋代诗人苏辙就说：“胡为井中泉，浪涌时惊发，这句诗的意思就是问为什么江涛汹涌，而井水就会发出涛声呢，再白话一点就是，就算大江被法海再怎么水漫金山，大浪滔天，可由关井水什么事呢？
万杉寺 晋杉，在疑寂称，傍远公以晋义熙间卒葬此山，杉盖当时所植。（禅林山：县东三十里，其麓原有禅林寺。明朝万历年间任兵马司政事，有“吴中四才子”之美誉的高淳人孔四可有诗：探奇不问路千盘，到处风烟著屐看。飞雁声悽枫叶下，深山秋老菊花残。前村明月悬萝薜，回首寒云长石坛。欲傍远公听说法，居人遥指在层峦。） 由秀峰寺东行约一公里，便来到庐山五大丛林之一的万杉寺。寺后北上，原有庆云庵、五乳寺；东去抵卧龙冈、多一庵；东北距栖贤、海会寺约十余里。这所寺院位于庆云峰下，因宋代僧人在寺院四周种植杉树万株而得名。宋代大文学家苏辙记述：“仁宗初年，有僧手种万杉，特为建此寺，仍以禁中佛赐之。”万杉寺始建于南朝的粱朝，原名庆云庵，唐代称为庆云院。宋景德年间，僧人大超播兴-，扩建庙宇。天圣中，仁宗听说万杉美景，赐名“万杉寺”，并御书“金佛宝殿”匾额。此后，万杉寺名声鹊起，高僧名儒往来不绝。宋代朱熹曾来此行寻，著《万杉寺》诗。赞叹万杉奇观：“门前杉径深，屋后杉色奇”；称道千载佛光：“当年雨露恩，千载有馀浊。”志书记载，万杉寺先后建有金佛宝殿、庆云亭、暖翠亭、散珠池、散珠亭等。此外，卧石立壁之中还曾有许多名人石刻。其中宋仁宗御书“国泰清净”、槐京包帚书“龙虎岚庆”尤为珍奇。“龙虎岚庆”原刻在寺后塔前的巨石上，旁边的小石上还刻有“槐京包帚书”五个小字。意思是寺在庆云峰下，庆云山岚神若龙虎：具有传奇色彩的是留下这四个大字的无名氏。有寺僧说石刻为包拯所书。又有文人考证，是由槐京这个人用扫帚包扎为笔，奋帚疾书而成。这就好像紫霞真人采摘蒲草作《游白鹿洞歌》一般，云遮雾罩，扑朔迷离，为万杉掩隐的古刹增添了浓郁的传奇色彩。明、清时，万杉寺经过多次修建。现万杉寺于1998年重新修复。 濂溪祠
朱元晦作记云，先生家春陵而老于庐山之下，因取故里之号，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筑书堂于其上，今其遗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其荒茀不治则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与通守吕侯胜已，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书来属某记之。惟先生不繇师傅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当时见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广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呜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与于此，某切尝伏读先生之书，而想见其人，尝欲一泛九江，入庐阜，濯缨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病不得往，诚不自意，乃今幸其获，因文字以附姓名于其间也。
九江濂溪河或叫濂溪港，其名字来源于纪念北宋儒家理学思想鼻祖周敦颐。濂溪，湖南道县一条小河流的名字。周敦颐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生于北宋道州（今湖南道县）营道楼田堡，世居濂溪上。周敦颐晚年移居 江西 庐山 莲花峰 下，峰前有溪，因取旧居 濂溪 以为水名，并自以为号，世称 濂溪先生 。周敦颐后来在外地为官，看到有小溪像他老家的濂溪，就给人家命名。除了九江的那个濂溪外，在四川蓬安县也有条小溪被周敦颐命名为濂溪，当时他任合州通判。
九江濂溪书院，始称濂溪书堂，亦称濂溪祠。宋嘉祜六年（1061年），周敦颐“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今赣州市），道出江州，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志，因筑书堂于其麓。堂前有溪，发源于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缨而乐之，遂寓名以濂溪。”濂溪本是周敦颐故里之名，周敦颐远离故乡，在外地长期为官，一来因为清廉而贫不能返乡，二来喜爱庐山之美，结屋于此，取名“濂溪书堂”，表示侨寓此地，乡关在目之意。该书院历代屡有兴建，数易其址，称谓亦有变更。
濂溪书院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哲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在理学发展史上，更处于其他书院无法比拟的核心、灵魂和渊源的显赫位置。历史上到九江濂溪书院求学、游学、拜谒、寻访者，可谓连绵不断。许多名人诸如黄庭坚、苏轼、“二程”、朱熹、王守仁等等，都曾在此驻有足迹。为历代理学后人所膜拜敬仰。
附：《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彭泽狄梁公祠
[ 宋 ] 赵抃诗，贤正屯蒙日，阴邪会用时。人从万死过，谁肯一言危。毒意回天后，忠诚荐柬之。复唐三百载，留得枕江祠。彭泽县谒陶靖节狄梁公祠 张诩〔明代〕渊明柴桑士，志耻事二姓。梁公居宰辅，回唐于革命。出处若不同，志节日星炳。千载彭泽祠，遗容肃然并。令名卢阜崇，清节鄱水映。
黄庭坚 靖节祠 在东流县(今安徽省东至县西北东流镇，古代或在彭泽，相邻县)东部石潭渡。 靖节祠，又称陶公祠，为纪念东晋时著名隐士、文学家、诗人陶渊明而建。 晋时，东流一带属于彭泽管辖，陶渊明独爱菊，他任彭泽令时，曾在此种菊赋诗。后人敬慕他清节高风，立祠以祀之。靖节祠始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重建。祠前有垂柳五棵，婆娑多姿，左为学湖，碧光粼粼，右有七里湖，烟波浩渺。远眺大江，滚滚东流，浪遏飞舟。历代许多名流前来拜谒，明代兵部尚书于谦有诗曰:"杖履逍遥五柳旁，一辞独擅晋文章。
陶公祠，又名靖节祠，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距东至县26公里的东流镇的鳖石山上，为纪念东晋时著名隐士、文学家、诗人陶渊明而建。
宋朝初期，有人开始在菊圃，菊台故地修建菊江亭，陶靖节祠等，纪念陶渊明。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将城内陶靖节祠移建于菊江门外鳖石。明末毁于兵乱。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重建。清以后，几经战乱，风雨剥蚀，年久失修，祠旁的菊江亭，文昌阁，太白书楼等建筑相继塌毁，仅陶靖节及四周短垣依存。陶靖节祠，门朝彭泽县城方向而开，门前植柳五株，象征“五柳先生”，祠左是碧光粼粼的学湖；祠右是烟波浩涉的七里湖。立祠门远眺，大江东去，波涌浪飞，轮帆穿梭，令人心旷神怡。据《东流县志》载：“祠内四面通达，中为龛，供奉崐靖节神像，前设香案。祠前为厂亭，亭前为月台，宽广各数丈，周围垒砖为垣，台下两南为大门，阶级直上数十蹬。临江为坊，坊外丛植菊。祠亭门窗枋柱，俱涂丹青，规制壮丽、环境清幽。”隔岸云山斜暮里，远村烟树隐横渊：“虚无车马喧人境，剩有 鱼媚客舟”。宋、元、明、清历代名流、学者、诗人前往拜谒者不乏其人，如朱熹、王十朋、梅尧臣、杨万里、陆游、汤显祖、于谦等人，自过东流，或吊菊圃，或谒陶祠，留下了许多咏菊尊陶诗章。明兵部尚书于谦诗曰：杖履逍遥五柳旁，一辞独擅晋文章。黄花本是无情物，也共先生晚节香。 白居易 访陶潜故宅诗 今来访故宅 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 不慕琴无弦 柴桑古村路 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但闻炉中烟 东林寺 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麓，北距九江市16公里，东距庐山牯岭街 50公里。因处于西林寺以东，故名东林寺。东林寺建于东晋大元九年 (384年)，为庐山上历史悠久的寺院之一。东林寺是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也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国家著名佛教道场、江西省三大国际交流道场之一。
东林寺自建造以来，至2014年已有1600多年历史，沧桑历尽，屡废屡兴。东林寺净土苑规划伊始，便是以自然景观控制性规划为前提进行设计的。核心景观大佛坐落的位置，整个苑区中轴线走向，主要建筑规模、建筑标高等都基本保持了原控制性规划设计意向要求。苑区建筑采用中国古代山林建筑群经典的空间层次布局方式，使整个东林净土苑依山就势，将中轴线规划为山门殿(暨天王殿)、三圣殿、大雄宝殿、拜佛台、接引桥、大佛台等数个区域，精心规划为三圣殿、拜佛台、大佛台等七个苑区。苑区空间开合有致，相得益彰。其间以钟鼓楼、登山阶梯、服务区等相互连接，形成一个既错落又呼应的空间整体。朝礼之路由缓渐陡，其间有虹桥飞跨，衔山接路。至宽阔的礼佛台前。
白居易《浔阳三题·东林寺白莲》 东林北塘水，湛湛见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茎。 白日发光彩，清飙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 我惭尘垢眼，见此琼瑶英。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 夏萼敷未歇，秋房结才成。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 欲收一颗子，寄向长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 西林寺 坐落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北麓，建于东晋太和二年(公元366年)由太府卿陶范创建，为庐山北山第一寺。庙中，原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索笔著名的《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其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一句，极具哲理。
初是沙门竺昙结庵草舍，死后慧永继承师业。晋太元二年，慧永只身来庐山，作为庐山第一个道人，江州刺史陶范捐舍为之立庙，命名为“西林寺”，自晋至唐一直鼎盛，元为兵焚，明修又毁，此后长期不复。
现寺，佛像高大，规模不亚当初，别致庄严。庙中，原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索笔《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其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一句，极具哲理。东晋高僧慧永在此主持30年，其兄慧远初来庐山时也曾居于此。西林寺于公元731年由唐玄宗敕令重修，现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林寺后的西林塔，亦称千佛塔，砖浮屠。唐玄宗敕建。明王鸣玉重修。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塔顶曾裂开，至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自行愈合。塔高七层，呈六角形，各面均有佛龛。
底层南北开门，正门向南。塔身向南每层门顶上皆有题额，底层至七层分别为千佛塔、羽室才、金刚、灵就来、无上法、聪雨花、无明藏。塔为空心塔，外状崔巍，高耸峭立，为西林寺的标志。白居易诗 下马西林寺 翛然进轻策 朝为公府吏 暮是云山客 二月康庐比 冰雪始消释 阳丛抽茗芽 阴窦泄泉脉 又云 是年淮寇作 处处兴兵革 智士劳思谋 戎臣苦征役 独有不才人 山中弄泉石。
大林寺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唐代诗人白居易登庐山，时值山下桃花已谢，大林寺桃花正妍，即兴赋诗一首，一赞山中桃花美艳可人，更暗喻世间沧桑欲归山林，名诗传千 古，而大林寺今已难寻觅，但白居易咏诗的花径犹在。
从九江市南行至牯岭，循牯岭大林路前进，走十分钟便到西湖，湖南岸不远处就是白居易咏诗的花径。据白居易《游大林寺序》载:"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此地实匡庐第一境。"大林寺为四世纪僧昙诜所创建，位于大林峰上，寺周围种植许多花木果树，蔚然成林。大林寺西侧，有两株由西域僧人带来的树种、昙诜手植的娑罗木宝树，高干巨枝，亭亭如盖，"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柏，成荫不愧于桃李。"至明清时，宝树仍在，明代袁宏道有《宝树诗》云:"铁千铜肤四十围，隔峰犹自望孙枝。涂云抹日空山里，曾见东林行道时。"
从现在尚存的花径推测，大林寺当年规模还是较大的。十二世纪下叶南宋诗人周必大的《吊大林寺》诗:"上 尽诸峰地转平，低去近时多阴。古来南北通双径，此去东西启二林。虞世南碑从泥没，白居易序合推寻。匡庐第一金仙境，忍使如今遂陆沉。"可知道大林寺在那时已只有残迹了。
大林寺对近代佛教的兴起也有一些历史影响，一九二二年捐修募建，恢复了大林寺一些旧观。一九二三年太虚法师在大林寺主持召开有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芬兰等国佛教代表参加的世界佛教徒首次会议，揭开了中国近代佛教史的重要一页。次年，日本及各国的信佛士女又云集大林寺讲学，气氛热烈，盛况一时。大林寺成为庐山佛教的讲学之地，接待四方来者，对中国佛教的复兴起了推动作用。一九四九年后，大林寺保存尚好。到一九六一年，因兴修水利动工开挖西湖，大林寺终淹没湖中，成空叹迹。
紫极宫 后来改名为天花宫，李文芳编著《中国名胜索引》中称：“天花宫在九江市甘棠湖思贤堤南端，又名娘娘庙。建于一八七O年（清代）。占地约一千一百平方米。宫内有娘娘殿、娘娘亭、左右禅房等建筑。尤以娘娘亭最著，木质结构，六角三层，高十二米，飞檐画栋，凭栏可远眺湖光山色。”
何以称为娘娘庙，九江《文画九江》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传说，三国东吴周瑜守备宫亭练习水军之时，天花宫曾是小乔梳妆地方，故前所建之楼称小乔梳妆楼。宫内所供奉的送子娘娘，其实为五代时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宋太祖乾德三年，孟昶战败降末不久死去，他的妃子花蕊夫人虽被逼送宋宫却不忘故主，带着孟昶的画像私挂宫中奉祀。太祖入宫发觉不免追问，夫人情急之中谎告“所挂张仙，送子之神，蜀人皆知”，幸太祖未为深究，但要她以蜀亡为题作诗一首。花蕊夫人无奈吟咏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安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宋太祖对此也无可奈何。送子之神，后从宫中传到民间。晚清时，把张仙男身像改为花蕊女身像，天花宫也供起女的送子娘娘来了，过去一度香火十分旺盛。另作诗描：柳影湖波景色饶，天花宫耸更妖娆。三楼微妙凭窗望，泛雅风光不厌瞧。
李白 何处闻秋声 萧萧北窗竹 回薄万古心 揽之不盈掬 静坐观众妙 浩然媚幽独 白云南山来 就我檐下宿 懒从唐生诀 羞访李生卜 四十九年非 一往不可复 野情转消散 世道有翻覆陶令归去来 田家酒应熟。 庐山山南宫观 简寂观 原名太虚观，在庐山南麓金鸡峰下，是南朝宋著名道士陆修静修行处。陆修静博精星象，好方外游，青年时遍访名山，求仙学道。于刘宋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到达庐山，爱金鸡峰下水秀山灵，遂建观其下，名曰太虚。采药炼丹、传授门徒、静心颐神、撰写道经，在庐山度过了七个年头。陆修静逝后诏溢简寂先生，取“止烦曰简、远嚣在寂”之意，由是太虚观改称简寂观。简寂观在当时是庐山乃至江南最大的道观，庙宇宏丽，规模雄伟，金宫玉阙，倚崖六层。观中的藏经阁，有陆修静奏请御赐道经并经诫、方药、符图1228卷，据说是用“龙箧贮存”，相当讲究，是当时道教最大的经库。简寂观四周风景极佳：观后有苍翠古樟和陆修静手植的14棵六朝松，这些古松“龙鳞雪斡，蔽日干霄”，“偃者拂地、耸者入云”，虬枝古斡图画所不能写，一千多年来一直是庐山胜景之一。林中有听松亭、白云馆、朝真馆、炼丹井、捣药臼、洗药池，以及陆修静讲道与观星象的礼斗石，观后有布袋崖，传为陆修静升仙处。从晋朝到唐朝，简寂观一直彪炳辉煌、闻名天下。但到了元朝以后，由于道教失去皇家的支持，简寂观也就逐渐衰落了，昔日的亭台楼阁都被雨打风吹去。近年来，随着庐山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宗教政策的落实，简寂观又逐渐受到世人瞩目，简寂观的恢复开放已为期不远了。
康王观 康王观在星子县西四十里庐山康王谷中。据《庐山志》载：“康王者，楚怀王之子熊绎也，秦灭六国时，王避乱谷中。秦将王翦追之急，天忽大风雷雨，翦人马不能前，得脱。遂隐谷中不出，因名其谷曰康王谷。”萧粱大同年间，道土张族深栖康王谷中学老子之术，以丹药符篆救人疾苦。梁武帝为嘉奖其道行，赐名“康王观”。康王观背靠悬崖峭壁，前俯清溪，光鉴照人。四周古木参天，是修道炼丹的极佳之地。宋熙宁中，又赐名“景德观”。建炎中遭兵毁后移建于白龙湾西，香火兴旺。观边有珍珠柏千年古树一株，据传有一次被山贼焚烧已枯，后有一异人将一粒丹丸放人裂缝，树竟又复活。宋代理学家朱熹、道教理论家白玉蟾皆曾游历，并有诗描写其壮丽辉煌的建筑和秀丽奇绝的风景。 灵溪观 灵溪观在庐山紫霄峰下，旧名祥符观，又称三将军庙。据《庐山志》载：秦时有武士十三人，弃官南游求仙至庐山。其中十个人去了豫章，惟唐健威、李德殳、宋刁云三人隐此修道。—天晚上，忽大风雷雨，所居洞之左右忽成二溪。盘石上有“神化灵溪、玉简标题，真人受旨、玉涧潜栖”十六字。后人便在他们修行的地方建观纪念名曰灵溪。南齐永明三年，道士宋文超重建，宋朝赐名灵溪观。灵溪观今虽不存，但三位将军弃官不做，修道成仙的故事却是庐山道教产生的最早渊源之一，影响深远。 太乙宫 太乙宫在庐山山北莲花峰下，是三国时神医董奉治病、种杏、炼丹、采药的地方。所以又称杏坛庵、董奉观。在群雄争霸的三国，董奉先后隐居在庐山山南的般若峰与山北的莲花峰下，采药炼丹，行医济世。董奉为人治病不取钱财，惟令轻病愈者种杏一株，重病愈者种杏五株，数年后郁然成林。杏子大熟后，董奉于林旁作一草仓，出榜示人云：买杏者不须报，但将谷一器换杏一器去。有人置谷少而取杏多，林中便有神虎吼而逐之。后遇饥年，董奉将所得谷尽散贫者。董奉又曾在莲花蜂下结庵而居，供奉太乙真人，庵因名太乙宫。董奉仙逝后，后人为缅怀其不分贵贱、救死扶伤的崇高医德，又将太乙宫改称董奉观、杏坛庵。而今，杏坛庵虽已毁于战火，但董奉的“杏林精神”却由此跨越了时空，走出了国界，千百年来不绝于响。
铜马庙 铜马庙在庐山康王谷中，前有毒龙潭。相传谷中有新朝王莽时所铸锕马一座，天长日久而成精怪，危害乡间。百姓建庙祀之，铜马却更加变本加厉，而毒龙潭中溺死百姓的次数也愈来愈频繁。至隋朝时，有道士丁元真，得三洞经法，能役鬼神，符敕铜马并迁庙于潭西，妖患始得到平息。
白鹤观 白鹤观在星子县西北二十里庐山五老峰下。唐弘道元年敕建。宋祥符年间赐额。为唐开元时道士刘混成故居。白鹤观背负五老，其峰峻峭撑天，五峰涧水由犀牛塘流出，绕观前后，水秀山明，东坡居士称为“庐山胜地第一”。其(白鹤观)诗序云：“司空表圣自论其诗得味外味；'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之句尤美。余尝独游五老峰白鹤观，松荫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自鹤观旧有苏轼书“玉佩琳琅”四字石刻，今不知于何处。白鹤观于抗战期间被日军烧毁。现存丹井、捣药臼、刘混成手植松杉及第四纪冰川遗迹。
寻真观 昭德观 唐代开元盛世，不愁吃穿的仕女，多以寻仙访道为时尚，栖隐深山，炼丹采药，以求长生不老。玄宗时侍郎蔡某之女蔡寻真，宰相李林甫之女李腾空，相约到庐山学道。蔡寻真居九叠屏之南结冲虚观，李腾空结延真观于屏风叠之北。二人经常聚会，研习道教经典，交换心得，并以丹药符箓救人疾苦。九江太守许浑将她俩的事迹上报朝廷。唐德宗下诏以冲虚观为寻真观，延真观为昭德观。诗人李白曾送妻宗氏入庐山寻李腾空学道，并有诗赠云：“羡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寻真观又名咏真洞天，道书记为第八洞天。宋王阮云：“鸾升天上五峰青，龙住山中九叠屏。知有洞门藏水底，倚栏我欲眺清泠。”蔡寻真、李腾空仙逝之后，其弟子收其簪简而瘗于旧居，三元八节百姓咸来祭祀，年年月月，经久不衰。皇祐年间，道士李如海居昭德观，手植松杉万株，经营庙宇五十间，重门巍殿，堂奥廊庑，壮丽辉煌。又建真游亭，以奉李腾空之遗物，建翠微堂以览山水之胜。二观今虽皆废，然咏真洞天仍是道从心仪之地。 元妙观 元妙观在星子城北，庐山脚下。始建于宋祥符年间，初名天庆观，至元朝改称元妙观。元末毁于战火，明洪武年间，道士周元隐寻元妙之故址结庵而居。洪武壬子年间，星子令金华朱祟道，动员民众集资赞助，修缮恢复元妙观。此时周元隐已八十余岁，仍事事亲为，不遗余力。并语人曰：“吾法嗣必有兴者”。未几长逝。其弟子张碧霄偕道侣龚碧渊、钱融观协心度财庀工，重建三清殿，题其额为“洞清之殿”。后万历年间，巡抚翁溥析为二观，一迁城东门内旧慈化院基，名东元妙观。一迁城西门外旧能仁寺基，为西元妙观。元妙观擅山水之胜，占平壤，临垣衢，岿然独立，为匡南之伟望，有“谷岩洞天”、“瑶玉洞天”之称。 老爷庙 老爷庙位于鄱阳湖北崖都昌县左蠡的龙头沙山中部。原为船民祭祀龙王，祈保平安的“龙王庙”。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进行激烈的帝位争夺战，曾在这里遇险，后被一只大鼋所救。朱元璋得救后非常感激，下诏扩建此庙，赐名“鼋将军庙”。不久又加赐封“定江王庙”。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嘉庆帝再次加封赐号“显应”，知府狄尚绸、知县陈煦分别作《加封显应元将军庙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老爷庙再次维修扩建，并塑“定江王” 神像，雄伟壮丽，金碧辉煌，光绪帝曾派遣钦差前来祭奠。抗日战争时期，遭日寇飞机轰炸，严重损坏。斗转星移，解放后都昌县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多次对“老爷庙”进行修缮，并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开发景点。1996年，经政府批准设立“显应宫道院”，为开放的道教活动场所。现经九江市道协会长叶至明道长多方筹集资金，修复开放。重修后的庙宇仍保持明清原貌，坐北朝南，与庐山、星子隔湖相望。四周有朱元璋的“插剑池”及手书“水面天心”摩崖石刻和朱元璋点将台等遗迹，还有着“鄱阳湖魔鬼三角区”、“百慕大”之称的老爷庙水域。
玄妙观 玄妙观位于庐山金竹坪，背靠九奇峰，面对铁船峰，四周峰峦如莲花瓣状环列，护卫着莲蕊般的玄妙观。玄妙观乃光绪丙子年(公元1876年)道士尉自明募化集资在千佛寺废址上重建。时任湖北督军、湖北参政会主席的张伯烈亲书“玄妙观”匾额。玄妙观由是声名大振，香火兴旺。道观周围有楚天阁、护松亭、许旌阳炼丹炉、蒲剑池等遗迹。而今，仙人洞道院正募资恢复，玄妙观的重兴指日可待。 宫亭庙 宫亭庙在南康府(今星子县城)宫亭湖上。其神著灵，能分风劈流，为来往船只护航。《文献通考》载：先是江中有蛟为害，旌阳令许逊斩之，小蛟逸去，后颇为害，行舟多覆溺者。大中祥符三年，内侍照履信，奉使过沧湖，有龙长十余丈，自空而下，须臾暴雨，因焚香祀之，翌日龙自湖中乘云而上。又有筏过湖，忽有巨蟒登筏筏遂沉，俗言即庙神也。遂诏官吏祭蛟，又改蛇山为吴山，立庙山侧，下即其穴。六年十月，上作戒文，遣使赉往石刻，仍致祭，自是颇有灵应。 卧龙庵 卧龙庵在庐山五乳峰下，卧龙潭边。据《杨时文集》载：庐山卧龙庸有刘道人，自云百余岁，碧眼，不粒食，惟食柏饮水。每客至，必先知之，欲望见而不果。刘道人逝后庵废。其后朱熹知南康军，复建庵而绘诸葛武侯像于其中。又别于潭旁立亭，曰起亭。又亭于庵之傍，曰修白亭；欲俟解组居之。会迁官去，不果居，后并废。明嘉靖中，都御史何迁复就潭北起亭，并刻(出师表)及晦翁诸诗于台。
灌婴（？—前176），前汉初大臣，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初以贩卖丝绸为业。秦末农民战争中，曾随刘邦转战各地，陷阵却敌。青年时期，以骁勇善战闻名全军，赐号昌文侯。 高祖五年（前期202年），从刘邦击项羽于垓下，追羽至东城，破之，率将吏破吴郡，得吴守，定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身经百战，功绩显著。灌婴南略时，抵豫章，下九江，始筑九江城，民得安堵。据《九江府志》“古迹篇”记载：灌婴筑九江城时，曾在庾楼侧，开凿一井，因井水应江浪而动，名为“浪井”。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曾有诗云：“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宋代著名诗人苏轼也曾为井题诗：“江波浮云阵，岸碧立青铁。胡为井中泉，浪涌时警发。……”后由于垒石护岸，江岸加宽，井底与江孔堵塞，因而不能听到井浪中声。浪井位于今九江市西园路369号门前。现已建亭护井，将李白、苏轼诗文勒石刻碑嵌于亭壁，原有“浪井”二字立于井旁。 刘邦称帝，灌婴任车骑将军，封颖阴侯。后与陈平、周勃共同平定吕氏叛乱，迎立文帝，任太尉。不久任丞相，后以丞相薨，谥懿侯。 庾亮（289—340），字元规，东晋颖川鄢陵（河南鄢陵西北）人。咸和九年任江、豫、荆三州刺史。 庾亮为北方南迁士族子弟，年十六，随父在会稽，巍然自守，风格峻雅，时人惮其方严。晋元帝为镇东时，闻其名任为西曹椽。及引见，见其风情都雅，甚为器重，由是聘庾亮之妹为皇太子妃，太子即位，其妹立为明帝皇后。于是庾亮历任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大臣。太宁二年（324年），参与讨平王敦之乱，攻灭吴兴豪族沈充，为东晋王朝建功立勋。三年，受遗诏与王导等辅立成帝，任中书令，执掌朝政。 庾亮执掌朝政后，不以外戚偷荣昧进，自奉兼正，并向朝廷表示“臣于陛下，后之兄也……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则天下无公矣……是以疏附则信、姻进则疑，疑积于百姓之心，则祸成于重闺之内矣。因此他一改前任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的做法，不讲情面，均按法规办事，不为群臣所理解。加上明帝在褒奖升任大臣的遗诏中未提及陶侃、祖约的功勋。陶、祖却疑是庾亮删除，并流传怨言。庾亮担心因此发生动乱而任温峤为江州刺史，以便接应支援。同时，修筑京都建康（今南京）城廓，巩固防务。咸和初，苏竣大量接纳亡命之徒，独断专行，乱施刑威。亮觉察峻将为祸乱，拟夺峻兵权，调回朝廷任为大司农。满朝均认为不妥。峤亦上书劝阻，亮又力议众排，不予采纳。苏峻遂联合祖约举兵反叛。温峤得知后，准备派兵东下保卫京都，亮又不同意，并致书与温峤云：“吾忧西陲（时陶侃任征西将军，镇守荆州，在建康西面），过于历阳（时苏峻任历阳内史），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不久，苏峻派大将韩晃攻宣城，亮遣军抵御，不能制止，苏峻乘胜进兵京都，亮督都军征讨，战于建阳门外，军未到阵，士众弃甲逃走，京都沦滔。庾亮只得乘小船逃奔浔阳，与温峤商议推陶侃为盟主。侃至浔阳，众议侃将杀亮以谢天下，庾亮也很害怕。两人相会，侃见其风流儒雅，气度不凡，产生好感，不觉便对亮有讽意地说：“君侯修石头（即修康城）以防我，今日为何反来相求？”亮即引咎自责。峤设宴招待，谈宴终日，隔阂逐渐消除，气氛开始趋于融洽。亮啖荞头，留下根须。侃问：“留此何用？”亮答：“还可以种。”侃称叹良久，说：“非为风流，兼有为政之实。”侃峤遂出兵勤王，斩苏峻于阵。京都解围，成帝脱险后至温峤船中，亮即晋见皇帝屈膝下拜，以额伏地，泣不成声。帝命群臣与亮同升御坐。第二天，亮又顿首至地，请求辞官回家。帝不允许，遣尚书侍中持手诏慰喻：“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过。”于是庾亮请求外镇自效，出为平西将军，假节（古代使臣出行，持节作为凭证，叫假节）豫州刺史，镇守芜湖。不久，后将军郭默据守湓口反叛。庾亮上表请求亲征，成帝诏令以本官加征讨都督，率兵二万，会同太尉陶侃征讨。乱平，亮还镇芜湖，不受爵赏，侃劝其接受，仍然苦辞。朝廷进号征西将军，又坚决谦让。陶侃卒，庾亮升迁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只，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亮坚决辞让开府，迁镇武昌。 庾亮于咸和年间，在江州建有庾楼，楼下有三啸堂，楼南有一古槐，几经兴废，于咸丰三年毁于兵灾。现在有因之命名的“庾亮南路”、“庾亮北路”。庾亮楼为古代江州名胜之一，诗人墨客，多爱登楼眺望，饮酒吟诗，留下不少名诗作。白居易在任江州司马时，诗中曾多次提到庾楼，如“牢落江湖意，新年上庾楼”；“三百年来庾楼上，曾经多少望乡人。” 慧远(334—416)东晋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人。本性贾氏。少时好学，通儒学，亦喜老庄，被称为“容仪端整，风采洒落”的书生。21岁那年，与弟慧持在恒山百仁严拜高增道安为师，削发出家。听了道安讲说《般若经》，“豁然而悟”遂心怀宏愿，研读佛经，努力精进，佛学造诣日益精湛。三年后，登台讲说《般若经》，引用《庄子》等连接类比解佛理，得到道安肯定和僧众欢迎。后因北方战乱，到江南宣扬佛法，云游各地，当他来到浔阳时，“见庐峰清静，足以栖息”，就决计安居下来。在江州刺史桓伊的支持下，于太元六年（381年）在庐山西北麓择“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之地建东林寺。 在东林寺修行的三十多年中，慧远坚持潜心研读佛籍，竭力宏扬佛法。平日，除广开门路，聚众讲学，为众徒讲说《般若经》、《法华经》外，主要是集中精力，研究佛学。他主张以佛学为主，儒玄为辅，创立净土宗。这种“净土宗”，又称莲教。据佛书说，所谓“净土”，即指干净的土地，又称“极乐世界”，是讲经成佛较易的一个法门，只要一心一意多念几遍“阿弥陀佛”，死后就可转生净土，脱离苦海。 为了壮大“净土宗”的派系力量，慧远广交社会上的名流儒士，达官贵人，组成“白莲社”，其中享有声誉的十八人，号称社中“十八高贤”。他写信告诫门生刘遗民：“意谓六斋日，宜简绝常务，专悟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他不仅自己带发愿往生弥陀净土，还在元兴元年（402年）率弟子刘遗民、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在精舍无量寿佛象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佛国极乐世界，“唯以净土克勤为念”。据《莲宗宝鉴》记载，兴盛之时，庐山师陡“往来三千，真信之士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培养和造就了如慧宝、慧要、慧观等一大批高增贤陡。他的“净土宗”在江南流传甚广。 在东林寺修行斯间，慧远还热心引进佛典，聘请高僧翻译佛经，开展南北佛教学术交流。他在庐山住下不久，派弟子法净、法领去西域求法，取回梵本经典《华严经》等二百余部。太元十六年（391年）佛教小乖毗县学大师僧伽提婆南下庐山，慧远请他译《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并分别为之作序。义熙六年（410年），禅师佛陀跋跎罗率众徒到庐山，慧远十分高兴，礼请他译出《修行方便禅经》，又亲自为之撰序，推崇“三兴之业，以禅端为宗”；佛陀跋陀罗承达摩多和佛大先，为禅训之示。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冬，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到长安开展译经弘法活动，逐渐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人物。慧远主动致书通候，并将自己的著作《法性论》等赠送，鸠摩罗什也将自己的作品《大品般若经》加赠慧远。鸠摩罗什译出《大智度论》后，慧远为之撰序，并认真钻研，将遇到的问题致信向他请教。当时慧远和鸠摩什分别作为南、北方佛教中心人物，相互联系长达十余年之久，对推动佛教的流传和发展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义熙十年（416年）八月六日，慧远在庐山圆寂，浔阳太守阮侃率僧众及官属为之奉全躯葬于西岭，垒石而塔，名士谢灵远撰《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与《庐山慧远法师碑》。晋安帝称慧远为庐山尊者，鸿胪大夕即，白莲教主。唐宣宗谥辨觉大师。宗教宗谥等遍正觉圆悟大法师。 慧远毕生致力于撰写著述，其主要著作有《庐山出修行方便经统序》、《大智论钞序》、《阿毗昙心寺》等，还有经论、序、铭、诗等几十卷，辑为《庐山集》行世。 陶侃(259-334),字士行,东晋鄱阳郡袅阳县(今都昌县)左里乡陶家冲人。据《都昌县志稿》记载：“晋时都昌名袅阳，公元304年前属鄱阳郡，304年划归浔阳郡，故史籍称陶侃为浔阳人，亦有称为鄱阳人。” 父陶丹，早年亡故。自幼由母亲谌氏抚养成人。陶母教子恩威并重，如孟母之贤。陶侃稍长，在县内当小吏。有一次，将公家分的鱼托人带回家孝敬慈母。陶母丝纹未动，将原物封好退回，并写信责备陶侃，要他为官应廉洁自好，不允许公私不分。还告诫他说：“你这样用公物想取悦于我，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这一教导，对陶侃后来为官清廉，有很大影响。有一次，同郡孝廉（即举人）范逵访贤遇大雪，寓宿陶侃家，时天寒地冻，马无饲料，陶母揭去自己的床铺，将御寒的稻草搬来剁抹喂马。家中贫寒，无以款客，她又偷偷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邻人，以卖发之资购买酒菜，招待客人。范逵举荐，陶侃由县吏拜授郎中，继而又补为武冈县令，为令时有贤名。随后逐渐升迁江夏、武昌太守。在任武昌太守时，曾率部随征西大将军王敦镇压杜弢起义，取胜后，任荆州刺史，镇守沌口，不久，因声名显赫，为王敦所忌，调至偏远的广州任刺史。 陶侃任广州刺史期间，事务比较清闲，每天清早起床，把数百块砖搬到室外，傍晚又搬回室内，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从不间断。有人看见感到奇怪，问他：“为何要这样干？”他说：“吾方致力于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尔。”后人称他为“运甓翁”。 王敦为晋武帝女婿，官至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六州军事。东晋初建，拥重兵屯驻武昌。因元帝起用刘隗、刁协等，视为心腹，遏制王氏势力，心怀不平。乃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东下，攻入建康（今南京），杀刁协等人。回师不久，又自武昌移镇姑熟（今安徽当涂）威逼朝廷。太宁二年（324年），明帝乘其病危，出兵讨伐，王敦死于军中。乱平之后，明帝命令陶侃复回荆州，加封征西大将军。回到荆州，内外多事，千头万绪，军政诸务，极其繁杂。他“勤于吏职，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他平日不饮酒，不赌博，发现身边的参佐人员有聚赌取乐、饮酒误事的，既命令把酒器、赌具沉于江中。并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世，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对于向他馈赠礼物的人，首先他要问礼物的来路，如是自己花钱买的，礼物虽少，他也高兴地接受：若其礼物来路不明，则严厉斥责，退回礼物。有一次，他外出游览，看见一人手持一束未成熟的稻穗。便问：“用此何为？”那人答：“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他听了大怒，说：“汝既不佃，而戏践人稻。”即“执而鞭之”。尤其可贵的是，他身为大将军，却极其惜物。一次所部造船，他命令将木屑、竹头收检好，人皆不解其意，暗中笑其吝啬。不久，大雪方晴，庭前泥泞路滑，他既命令将木屑布地，来往行人称便，众人始悟。永和三年（374年），新任荆州刺史恒温率军入蜀，造船缺钉，无计可施，当众人想到陶侃生前堆积如山的竹头，便以竹头削钉装船，解决了军中一大难题，众人更加醒悟，无不称赞他办事的微密。在他驻守荆州期间，军纪严明，政务整肃，百姓安居乐业，道不拾遗，乡绅士民，莫不称庆。 咸和二年（327年），苏峻（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密结祖约（豫州刺史、平西将军），以讨伐庾亮为名，发动叛乱，次年攻陷建康（今南京），庾亮逃奔浔阳，与温峤一道推举陶侃为盟主。经温峤等固请，奉为主帅，平定苏峻、祖约之乱。成帝以陶侃有再造晋室之功，任为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咸和九年，告老还乡，途中逝世于樊溪，享年七十六岁。谥桓。 陶侃为官四十余载，忠顺勤谨，雄毅善断，识察纤密，珍时惜物，清廉爱民。梅陶说：“陶公神机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杭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为世所重如此。他“喜文辞，行文如流”，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都昌县人极重陶侃之人品，历代于城乡广筑庙宇纪念。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白居易（772—846），唐朝著名诗人，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他白傅。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唐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历时四年。 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传说始生就会说话，能认识“之无”二字，五六岁就能懂得声韵，十五岁就能做诗作赋。十七八岁时，曾一次携带着自己作的诗文到长安，特意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见他年轻，起初瞧不起他，一眼觑卷上的名字“居易”二字，便戏笑他说：“居易、居易，长安米价昂贵，恐怕居住下来大不容易”。可是当他翻阅到白居易的诗卷第一篇正是《赋得古草原送别》一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特别其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顿时吃惊，非常欣赏称赞，慌忙改口说：“有才如此，能作这样的诗真是难得，那就在长安居易不难了”。于是设宴款待，多方宣扬，白居易的声名大振。 白居易青年时期，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德宗贞元十六年（799）考中进士。十八年应吏部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遣。他的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时，他抱着“达则兼善天下”的政府态度，为民请命，勇敢战斗。曾提出“尊贤能以澄清吏治，薄税敛以安民生，罢兵革以苏民困”等主张。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做掌握兵权的“招讨宣慰使”，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的错误，引起皇帝的愤怒，幸有李绛（监察御史，直言敢谏，尤疾宦官专横）救助，才免于罪处。自元和三年至五年的三年谏官任内，是白居易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为了实现自己政治主张而进行勇猛战斗的时代，也是他创作上的黄金时代。他的最富于斗争精神的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的讽谕诗就是这时写的，其中《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等诗，锋芒尖锐，象连弩一样射向黑暗势力，使“权豪贵近者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同上）。元和八年改任左善赞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专门陪太子伴读的闲官，不符合他的志愿，他在给李绅的诗中曾流露出不满情绪：“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入高眠。”至元和十年宰相吴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他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的权贵即以越职言事罪，将他贬为江州刺史，更有中书舍人王涯奏其“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白居易贬到浔阳之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消极，开始揉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保和”和佛家的出世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抵湓城不久，即于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建一草堂。这个草堂，前有奇松数十株、修竹千余竿，青罗为墙板，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詹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旧唐书、白居易传》），真是贬官闲居的好地方。所以他准备“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就平生之志。”（《九江史话》）至于被贬为司马之心情，他说：“州民康、非司马之功；郡政坏，非司马之罪，无言责，无事忧。”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泳，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攸（修）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旧唐书、白居易传》）。这些年，他往往是春游东林寺，秋登浔阳楼，或访陶渊明故宅，或观石门涧瀑布，或攀香炉峰顶，或闻鸟语泉鸣于遗爱寺，或乘风踏浪晚归彭蠡湖，尽览浔阳诸胜，留下诗文一百余篇。其中以《与元稹书》和《琵琶行》最为著名。《琵琶行》是借一个被抛弃的歌女形象，抒发自己沦落之感，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诗中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漂零憔悴、流落江湖的长江歌妓，一个是遭谗受贬的诗人自己。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但对封建社会的黑暗、不平，却有相同的感受。在浔阳江头，琵琶声里，他们的哀怨和激愤组成了一支凄苦的歌，唱出了他们的不幸，倾诉了社会的不平。从对被压迫、被蹂躏的弱女子的同情，揭露封建社会对才人、志士的打击和迫害。居易离江州不久，有人在浔阳江头送客处，建一亭阁曰：“琵琶亭”，以诗名亭，以资纪念。千余年来，历经兴废，地址数迁。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江市人民政府重建于长江大桥的东侧，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为一仿唐园林式建筑。主体建筑琵琶亭，坐落在两丈多高的花岗岩石基上。亭六角双层，碧瓦红柱，翘角重檐，周围护以白石栏杆。金光灿灿“琵琶亭”三个大字的巨幅匾额，由当代艺术大师刘海粟书写。楹柱上有清代文人董云岩的集句联：“一弹流水一弹月，半入江天半入吴”。台内展出白居易诗文及其他江州的行踪图片。亭台前面的巨大石碑上，雕刻着毛泽东手书的《琵琶行》长诗。台院正中有白居易汉白玉塑像。两侧建有碑廊，镶嵌着历代诗人、书法家题咏和书写的五十六块碑刻，供游人欣赏。 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冬离开江州，前往四川任忠州刺史（今忠县）。元和十四年冬，穆宗即位，召回长安，拜司门员外郎，第二年，转主客郎中，知制造，加朝散大夫。他目赌宦官擅政，朋党倾轧，一般朝士，各有攀援，不愿卷入旋涡，自请外任，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退休）。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以诗酒咏佛为事。大中元年（846年）卒，终年七十五岁，赠尚书右仆射。江州人为之立祠。 在文学创作上，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与元稹书》是他的诗论纲领，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作出了重要贡献。早期的讽喻诗，是他提倡用诗歌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实践，其中有不少是同情当代人民痛苦，揭露统治者腐朽与残酷的作品。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晚年，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早期的讽喻诗，他的诗歌也丧失了战斗性和光芒。他的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妇皆能听懂。他和元稹友谊甚笃，世称“元白”。著有《白乐天长庆集》。
狄仁杰（607—700），字怀英，今山西太原市人。长寿元年（629年），被贬为彭泽县令。 仁杰原为唐朝大臣，以明经（唐制六科取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举（推荐、选拔），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宁州刺史等职。武则天执政，转文昌右丞，出为豫州（今河南汝南）刺史。武则天即位后，仁杰于天授二年（691年），入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同平章事（即宰相）。其时，遭酷吏来俊臣诬害下狱，几乎丧命。后密使其子上诉武则天，得免死，贬为彭泽县令。仁杰抵彭泽县，正值大旱，他即上疏为灾民减赋税，疏云：“彭泽百姓，齐营水田。臣到县已是七月，百姓嚣嚣，群然告歉，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来，并无霖雨，救死不苏，营田失时，不可改种。今总不收，将何活路，乞免民租。”朝廷见疏，特降制（帝王命令）江洲，蠲免彭泽民间租税。他又把受冤在押的三百多名犯人，释放回家过春节，但要他们节后返回。囚犯大为感动，如期返狱。民感其德，运土成墩，建祠祈颂。祠虽早毁，但彭泽旧县址黄岭乡“纵囚墩”的地名却世代相传，成为美谈。 万岁通天年，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动，为加强边防，征仁杰为魏州刺史，幽州都督。神功元年（697年）复相位，仁杰在任相期间，请求赦免曾被突厥协从的人；劝止武则天造浮屠大像；建议召回中宗；引荐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著名将相，后来皆成为武则天晚年最敬信的大臣。圣历三年（700年）九月病卒，武则天为举哀，罢朝三日，赠文昌右相，谥文惠。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以母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分宁（修水）主簿，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移桂阳令，徙知南昌，历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熙宁初知郴州，擢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所到之处，都很有实绩。“在合州郡四年，人心悦服，事不经先生之手，吏不敢决”。晚年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星子县城。曾游览庐山，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在其自为诗中道：“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遂定居于此，并将原在故里的母亲郑木君墓迁葬于庐山清泉社三起山。敦颐卒，亦附葬于母亲墓旁。以后子孙世居江州，后裔绵衍。 周敦颐是我国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的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气。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只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赜送到他的门下，后二程均为著名理学家。南宋学者，胡宏对敦颐的理论学加以尊信，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他评价很高，为他作事状，又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了注解。张木武称他为“道学宗主”，其名声逐渐大起，九江、道州等、南安等地纷纷建濂溪祠纪念他，宁宗赐敦颐谥号为“元”，因此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周敦颐性情朴实，自述道：“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他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他虽在各地作官，但俸禄甚微，即使这样，来到九江时，他还把自的积蓄给了故里宗族。 周敦颐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曾于知南康军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名为爱莲池，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两侧有“之”字桥。他盛夏常漫步池畔，欣赏着缕缕清香、随风飘逸的莲花，口诵《爱莲说》。自此莲池名震遐迩。 九江的烟水亭最初是由周敦颐修建的，因为亭在湖心，一墩如月，故名“浸月亭”。后不断兴废，取“山头水色薄笼烟”之意境，改名“烟水亭”。清顺治十七年，巡道崔抡奇复修烟水亭建立五贤阁，奉周敦颐为五贤之一。九江市区现在还有濂溪路、濂溪居委会等。 周敦颐著有《周子全书》行世。濂溪书院是他讲学的讲坛，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北宋诗人，书法家。修水县人。其父黄庶（字亚父）庆历二年（1042）进士，仕不得志，遂刻意于文词，作诗学杜甫，有《伐檀集》传世。舅父李常（字公择）也是一位诗人兼藏书家。使黄庭坚从小生长在文学空气浓厚的书香家庭。 黄庭坚自幼聪颖异常，五岁能背诵五经，七岁写过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因此黄庶非常喜爱这个孩子。舅父有时亦来黄家，随便从书架上取书一本查问庭坚，他能对答如流。李常为之惊奇，称他有“一日千里之功。” 嘉佑三年（1058年），其父黄庶在康州（今广东省德庆县）任上逝世。由于家境不太富裕，黄庭坚才十五岁，遂跟着舅父李常到淮南游学。嘉佑六年，他在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认识诗人孙觉（字莘老）。孙觉推崇杜甫，认为杜甫的《北征》诗胜过韩愈的《南山》诗。而另一诗人王平甫却认为《南山》诗比《北征》诗好，两人反复争论，都不能说服对方，时值庭坚在座，两位老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若论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范温《潜溪诗眼》）当时庭坚仅十七岁，而他一席之言，使两位前辈心服口服，结束一场争论。从此，孙觉非常赞美这位聪颖少年，后来就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他。 嘉佑八年，黄庭坚首次参加省试，当时传说他中了解元，住在一起的考生设宴庆贺。正在饮酒间，忽然有一仆人闯了进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三个人考中了，而他不在其内。席上落第者纷纷散去，而庭坚仍若无其事，自饮其酒，饮罢，又与大家一同看榜，毫无沮丧的神色。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黄庭坚再次参加省试。诗题是《野无遗贤》，主考李洵看到他试卷中的“渭水空藏月，传岩深锁烟”，不禁拍案叫好。说黄庭坚“不特此诗文理冠场，他日有诗名满天下。”就此中了第一名。第二年春天，再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礼部考试，中了三甲进士，登上仕途。初任余干县主簿，后调汝州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县尉，途中写了一首《冲雪宿新寨不乐》诗：县北县南河日了，又来新寨解征鞍。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小吏有时须束带，故入频问不休官，江南长尽梢云所，归及春风斩竿竿。”抒发开始走向仕途，对小吏生涯郁郁不乐的心情。熙宁五年（1072年），诏举四京学官，庭坚考得优等，被任为北京（今河北省大名县）国子监教授。当时留守北京的大老文彦博很器重他的才学，在他任满之后，又留他再任，一直在北京度过了七年。七年中，他致力于诗歌创作，在艺术技巧上有较大的提高。元丰元年（1078年）庭坚作了二首古风，投书给当时任徐州的太守苏轼，以表示仰慕之意。苏轼读其诗，认为“超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由是诗名大震，两位大诗人也从此结下至死不渝的友谊。 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三年（1070年），任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实行新法。但是，新法一开始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革新和保守的斗争逐渐蜕化成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很尊敬司马光和苏轼兄弟。司马光逝世后，他作诗追挽：“毁誉盖棺了，于今名实尊。哀荣有亡命，终始酌民言。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公元两无累，忧国爱元元。”（《司马文正公挽词四首》之四）但是，他也很尊敬王安石的人品：“然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跋王荆公禅简》）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元丰三年（1080年），黄庭坚入京改官，被任为吉州太和县（今江西省太和县）知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独当一面的地方官。为了了解人民的生活实际情况，他常常深入穷乡僻壤，踏遍了太和县境的崎岖山路，将农民的疾苦，如实上报，减轻农民负担。人称：“治政平易，人民行以安定”。元丰六年，庭坚调任德州平镇（今山东省商河县境内）的监镇压官。此时德州通叛赵挺之属于新党，正在德州推行市易法（由官府管理市场贸易），他认为德平镇小民贫，实行市易法有困难，不同意这样做，与赵挺之公文往来，反复争论，种下了后来遭受贬的祸根。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因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执政，司马光任宰相四月，庭被召入汴京任秘书郎，因司马光的推荐，参加了几个有的校定《资治通监》的工作；十月，被任为神宗实录院检讨官，集贤校理，主持编写《神宗实录》。检讨官。此处据《历代著名文学家列传》）元佑六年书成，擢起居舍人。元佑八年，被任为国史编修官。这年哲宗亲政。九年，改元绍圣，表示要继承神宗在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并起用新党的蔡京等人。蔡京等虽然打着神宗和王安石的旗号，事实却在排除异己，借此打击一切旧党人员。他们对旧党主修的《神宗实录》大为不满，下令国史院核实《神宗实录》的记载，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于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四川省涪陵县）别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安置，左右惨然不安，他却颇能自我解脱，坦然处之，在黔州四年，寓居开元寺摩围阁，仍然诵书写字，沉醉于艺术世界之中。绍圣四年，庭坚的外兄张向任提出举夔州路常，十二月，朝迁以“回避亲嫌”为由，下诏庭坚移到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市东北），在州南的一个僧寺里住下来。为了避免遭受进一步迫害，他自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把寺中的居室叫作“槁木庵”和“死灰 ”。后来在城南另外租了房子，又起名叫“任运堂”，表示自己安分守命，无心世事了，所以在戎州的三年中，生活还算安定。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暂时由太后向氏听政。五月，诏复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入官。十月，蔡京等人相继被贬出京。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三月，庭坚接到权知舒州的任命。四月，又被召为吏部员外郎。两次上表，说明身有羸疾，请求在太平州（今安徽省当涂县）或无为军（今安徽省无为县）当一个地方官。崇宁元年（1102年）四月接到知太平州任命。六月，到达太平州，接受了知州的职务。不料只过九天，吏部公文就下来了，免去了知州职务。原来，此时徽宗亲政，起用蔡京为相，新党重新握政权，蔡京等人对旧党人物迫害比绍圣年间更加残酷。崇宁二年四月，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九月，又下诏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几乎把旧党人物一网打尽。这时，赵挺之已被蔡京荐为副宰相。庭坚地德平镇时曾与赵有过政见上的冲突，因而假公营私报宿怨，暗中指使荆州转动判官陈举从庭坚所写《承天院塔记》中摘取“天下财力屈渴”等语句，诬告庭坚“幸灾谤国”，使庭坚受到“除名羁营宜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的严厉处分。崇宁三年三月，庭坚到宜州贬所，初租民房，后迁寺，都被官府刁难。崇宁四年五月，被迫搬到城头破败戍楼里栖身，人不堪其忧，庭坚终日读书赋诗，举酒浩歌，处之泰然。宜州人民敬其旷达高洁，许多人慕名前往求诗求书，向他请教学问，他也尽量满足来访者的要求。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大观三年（1109年）春，由苏伯固、蒋伟护柩归葬修水县双井祖坟之西。南宋绍兴初年，高宗中兴，追封直龙图阁士，加太师，谥号文节。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来、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诗。诗论标榜杜甫，但是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艺求上讲究修辞造句，追求奇拗硬涩的风格，其诗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但在若干作品中仍表现出倾向旧党的政治态度。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遗作有《山谷集》。自选诗集《严华疏》、《松风阁诗》、《幽兰赋》、《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家乡存有《上冢》、《咏清水岩》、《双井解嘲》、《云岩寺院记》、《王纯中墓志铭》及都昌南山《清隐禅院记》等诗文及《双井》、《钓矶》等磨崖石刻。其居官、流放，抑或家乡客邸，凡足迹所至，有关轶闻、传说、诗联、墨宝、碑刻等珍存无遗。宜山山谷墓及宝华亭、修水县南山崖山谷祠及字，屡遭毁废。新中国成立后，已在南山岩建立了黄山谷纪念馆，并将原有的楼、廊、亭、阁、祠修葺一新。现有，山谷神中中树有黄庭坚纪念头像。九曲回廊中嵌有他的书法碑刻。溪山自在楼里展出其生平事迹和各种版本的著作以及后人研究黄庭坚的文献。黄山谷墓在他出生地双井村之南，为圆顶结构，仍保持宋代古墓风貌，朴素壮观。墓地面积约二里。新中国成立后，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筑了围墙，新修了古式门楼。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南宋江西婺源人。父朱松，进士出身，对二程理学窥研弥深，因不附和议，得罪秦桧，失官居家，以教书为业，恪守孔孟之道。其父对朱熹要求严格，不仅以儒家经书对他进行严格教导，而且对他讲授“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教育他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会现实问题，树立抗金必胜思想和信念。朱熹严守父训，刻苦读书，青少年时代，精心研读儒家主要著作，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和各种格致之学，学业猛进，十九岁登进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曾任南康军两年零一个月。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孝宗即位，准备启用张浚出兵抗金，并下诏征求内外朝臣陈述政见，朱熹立即上书陈事，在《壬午应诏封事 》中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面奏三扎：第一扎，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扎，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涂（途）尚壅（堵塞），幸（以诌媚而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尽）而国用末节”，应当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结果，皇帝不予采纳。朱熹上谏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探求学问，著书立说，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间，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初步实现了集理之大成宿愿，名声颇大。 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为难，若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干扰”朝政。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县。他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是年，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诣旱伤田段地头，对帐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桑法》。翌年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曾亲至白鹿洞书院视察。眼见这座曾经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的遗址，栋宇不存，毁于兵火的一片废墟，感到极其伤心，然又为书院的优美自然环境赞不绝口。他说：“观其四壁，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因“念庐山一带，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后世”，“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请求，孝宗皇帝终于批准重兴白鹿书院。书院落成之日，他饮酒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并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还屡次请求孝宗皇帝为白鹿洞书院题匾、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监等九经流注疏。他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教规》，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以及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这个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这一，它不仅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国外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注目，国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他不只兴书院，订规章，经常亲自授课讲学，每逢休沐，即亲至书院与学生一起质疑问难。朱熹对教学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赠给学生：“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以告诫弟子精学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书院规模和教学质量均为全国之冠，四方好学之士，负笈裹粮，前来求学。建昌人胡泳、李燔、吕炎和吕涛兄弟，都昌人黄灏、彭浔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泽县）人冯琦，星子人周颖等，均学有专攻，后来都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声显著，于淳熙八年（1181年）任满，暂回崇安故里。光宗时，赵汝愚奏为侍制、侍讲。时韩胃擅权，排斥赵汝愚。庆元年（1195）年，赵汝愚罢相。朱熹、彭龟年指责过韩，均得罪。三年，将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著于“伪学逆党籍”，而朱熹被定为“伪学之首”史称“庆元党禁”。两年后，朱熹病逝，享年72岁。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一生勤奋好学，关心国事民情，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权夺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志，终于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致力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他从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朱程学派、又称闽学、考亭学派。他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但其宇宙形成说却能接受古代科学成果，主张阴阳二气的演化论，如从高山上残留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以缓和社会矛盾。其社会历史观，又主张恢复三代之治，愿“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日本在德川时代，“朱子学”也颇流行。他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著述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对后代书院的发展、自由讲学风气的提高、学术研究空气的浓厚都有影响。他的学术著作很多，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词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阳(今河南汤阳)人。宋朝著名将领。曾于绍兴年间两次镇守江州，将近四年，占其从军生涯三分之一，并在江州购置田、地、房屋安家，母亲死后，亦安葬庐山。岳飞生前在其故里被金人侵占后，即择居江州，为其身后选定终老之处。 岳飞出身雇农家庭，家境贫寒。少时沉默寡言，有志气，而且“生有神力”，未成年时，就能拉得开三百斤的劲弓，并能引发八石（约合一千斤）的腰弩。初随汤阳枪手陈广学“主技”，无所不精。后随同乡人周侗学骑射，攻读《孙子兵法》，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少年，深受乡人赞赏。 宣和四年（1122年），岳飞十九岁，应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宣抚使招募，当上了一名“敢死战士”。靖康元年（1126年）应枢密官员刘浩招募，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参加赵构大元帅府的部队。靖康二年，经河北招抚使司干办公事赵九龄的引荐，得与河北招抚使张所晤谈，张所见他对兵法、军事形势，燕云山地理了如指掌，任为统领。不久张所被谪病死，所部在南岭山被金军包围，岳飞领一军杀出重围，辗转归附东京留守宗泽。宗泽赞赏岳飞的才能与勇敢，即任为“踏白使”，令其率骑兵五百抵抗进犯汜水关（今河南汜水镇西）的金兵。岳飞用疑兵之计，大败金兵，被提升为统领，旋又提升为统制，宗泽死，随开封留守杜充南下。建炎三年（1125年）,金将兀术率军南下侵宋，建康行营留守杜充不战而降，金军乘机攻占杭州、取越州（今绍兴）、攻明州（今宁波），企图乘势捉拿皇帝赵构。面对将帅叛逃、士卒溃散、皇帝流亡、金军席卷而来、百姓惶惶呼救的局面，岳飞集合部队，刺血激励部下说：“我辈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士卒为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表示愿意随他抗战到底。于是，他先后移军驻广德军、宜兴县，安定地方秩序，收编散兵游勇，壮大军队实力，并随时率领部队，出外袭击金兵。四年，南侵的金军因遭到南宋军民的抵抗，准备率部北撤。岳飞在摸清敌情后，率领部队主动出击，大败金兵于常州、镇江，迅速收复建康（今南京），就任通泰镇抚使，由此名声大振。 绍兴元年（131年），南宋王朝任命张俊为江淮路招讨使，要他负责征讨大江南北军贼游寇，镇压农民起义。并下令给驻扎在江阴的某些部队，包括屯在江阴军境内的岳飞的部队在内，一律听从张俊的节制。当时，江淮一带有李成、张用、曹成等游寇，其中李成拥兵十万，割据六七个州郡，称孤道寡，大有席卷江南之势。这年正月，其大将马进又攻占江州，三月，岳飞率军至洪州（今南昌市），与张俊会合，正值马进率军进攻洪州，连营西山。岳飞自请担任先锋，领兵由赣江上游的生米渡过江，出其不意，打败了马进的先锋部队，乘胜追击，直逼筠州（今高安县）。张俊亦督锐师至城下，两军夹击，敌力不支，乘夜逃至南康（今星子县），收复了筠州。李成不甘心失败，从南康调兵十万进扑，又被岳飞战败于楼子庄（属今永修），张俊引兵随后掩杀，一直追至江州，李成、马进先后北奔蕲卅（今湖北蕲春县），遂于三月十八日收复江州。张俊、岳飞军队，因粮草缺乏，在江州休整两个月，到五月下旬，引兵渡江，攻打李成、马进。马进为追兵所杀，李成率领余众，投降了伪齐。六月，在李成一支游寇基本平定之后，张俊大军进入鄂州境内，由张用率领的另一支游寇，见大军压境，便离开咸城，渡江东下，移驻江西的瑞昌、分宁（今修水县）一带。张用，河南江阴人。岳飞曾于建炎三年正月，率兵二千，大败张用于东京南薰门外，建立了以少胜多的奇勋。张俊派遣岳飞带领人马前往分宁招安，岳飞即致书张用：“吾与汝同乡，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患，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张用接书后，踌躇不决，开始布置抵抗，及至交锋，又接受了招安。张用被留在张俊军中作统制官。七月，岳飞以功擢升神武右副军统制，后又提升为都统制,驻军洪州。在张用接受岳飞招安之后，曹成拥众十余万，离开江西吴仙镇，向湖南的浏阳、广西的道贺（今广西贺县）两州一带流窜。二年正月，南宋王朝委岳飞代理湖南安抚使和潭州知州，前往征讨曹成。岳飞率军从洪州出发，经湖南、广西、广东境内，跟踪追剿曹成，于闰四月到达岭南的贺州，在蓬头岭击败曹成十万之众，迫使曹成接受招安。岳飞以功得授武安军承宣使。 绍兴二年六月，岳飞在讨平李成、张用、曹成三股游寇后，奉命第一次驻军江州。这时岳家军约有二万三四千人，供应极为匮乏，然而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士兵忍饥，不敢扰民，托宿街市商店，黎明即起，为主人打扫门宇，洗涤炊具，然后离去。留下“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美名。江州百姓为感谢岳飞的功德，建岳飞祠，并塑其像于祠内，朝夕礼拜。死后，又将生祠改为岳王庙，庙旁建有“洗马池”、“岳公井”。至今九江市仍有许多岳家军的传说，如庐山西北麓的岳家市，传说是岳飞特准驻军与当地百姓集市贸易的地方。市内锁江楼一带，旧名“岳司门”，相传是岳飞驻扎水师的地方，现在岳司门虽不可见，然其名犹存。 绍兴三年三月，岳飞奉命镇压虔州（今赣州市）、吉州（今吉安县）的农民起义军。四月初，岳飞的部队到达吉州，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在龙泉县（今遂川县）境内武陵、烈源、陈田三处结扎了无数大小营寨，由十八大王分别管领。岳飞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半个月后大部分被击破，李满据险抵抗的最后一个营寨，不久也被攻破，彭友，李满先后被俘。接着，岳飞又率军转向虔州，在兴国衣锦乡一带，同起义军交锋，由于起义军勇气有余，战斗经验不足，几百座营寨，很快被岳家军攻破，其首领全部被俘。于是岳飞奉命留五千兵驻虔州，选三千人马移驻广州，以精兵万人戍守江州，九月，岳飞抵达杭州，朝见赵构，赵构赏给他衣甲、马铠、弓箭，战袍等物，并奖给军旗一面，上绣“精忠岳飞”四字。并擢升岳飞为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继续屯驻江州，将原先在江州的傅选的部队；并入岳飞部队，江西安抚使司所管的各项军马，都听岳飞抽调使遣；驻扎在江北舒、蕲两州的部队也一律归岳飞节制。这时岳飞部队真正壮大、强盛起来。从此，沿长江的中下游，由岳州、鄂州而东到江州；湖广的山陵地区由岭南而到虔、吉二州，全都感受到岳飞军队的威慑力量。这时岳飞驻扎的江州，和驻扎在上游的王燮、驻扎在下游的韩世忠、刘光世形成了牢固控制沿江的四大重镇。 绍兴四年三月，岳飞奉命收复襄阳,遂从江州移驻鄂(今武汉),又从鄂州渡江北上，亲自率领一支部队，攻打襄阳。六年二月，岳飞在鄂州措置驻军襄阳府，拟作直捣中原之计，不幸其母于三月二十六日病死鄂州军营。岳飞立即奏报南宋王朝，随带眷属，跣足徒步，扶柩葬母于庐山株岭北端之“卧虎舔尾”，建“叠翠亭”以悼母。南宋王朝接到岳飞奏报之后，就以御前金字牌降诏要他“起复”（孝服未满，而复起用，谓之起复），令岳飞日下返回鄂州主管军马，措置边事。还派一名宦官到庐山进行慰问和敦促。迄五月中旬，南宋王朝尚未得知岳飞返回军营的消息，除继续降诏本人敦促外，还由三省枢密院下令给岳家军全体属官将佐，要他们共同敦请，如因迟延贻误军机，他们也要受到处分。因此，岳飞只好“移孝作忠”，返回鄂州军营，措置军务。七月下旬，岳飞移军襄阳，收复伊（阳伊）、洛（洛阳）、商（州）、虢（州）等地，继而围攻陈、蔡地区，大败齐伪军，捷报传到朝廷，御旨赐封，官拜太尉。 襄阳大捷之后，皇帝赵构和宰相张俊，对岳飞十分倚重，在解除刘世光兵柄后，有意把这支部队并到岳家军中，并在《御扎》中提出以“将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的重任交给岳飞。时刘世光部队的兵马将佐是岳家军的两倍，将这两支部队合并之后，则岳家军的数量，全国首屈一指。有了这支部队，岳飞就可以实现他立志报国的理想。但是到真正要实行合并军队时，赵构、张俊又改变了念头，他们认为：既已罢斥了刘世光，就决不应有任何其他大将因此而得以加强威势，造成将来难以驾驭的隐患。于是，他们推翻前议，决定把刘世光的军队仍作为一支独立的部队，并提王德为都制，归都督府（即张俊）统领。谋划已定，赵构写了《御扎》通知岳飞。接到这封《御扎》后，他首先去找张俊，然后求见赵构，为实现并军一再作出努力，却一再遭到拒绝。在七年三月，岳飞怀着极端灰心失望的心情，离开了建康，溯江而上，路过江州，便回到庐山东林寺旁他的府第中去，写了一道奏章给南宋王朝，但又不敢对皇帝表露怨怒之情，只好说因与宰相张俊意见不合，请求解除兵权，留在庐山，为他的母亲侍完孝服。鄂州军营一切军务，他都委托张宪处理。此时，他内心矛盾，百感交集，曾写《寄东林上人》诗一首，抒发当时的心情。诗云：“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百折向东流。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长征灭土酋。功业要刊燕石上，归林终作赤松游。殷勤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这一次，岳飞一再写了三道奏扎，请求辞职；赵构也一连写了三道御扎，催他返军，经力辞未允，前往建康朝见赵构请“罪”，赵构命其回军视事，镇守江州，为淮浙援。岳飞遂于七年秋后，第二次驻军江州，这期间，岳飞曾施行反奸计，使金国废掉伪齐刘豫。并与韩世忠联合要求北伐，于八年，移镇鄂州。 绍兴十年，金军分四路南下侵宋。岳飞于六月再次从鄂州出兵北伐，大破兀术“拐子马”于郾城（今河南郾城），乘胜进军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两河义军纷纷响应，士气高涨，以“直捣黄龙府与诸军痛饮”相激励。正待渡河之际，高宗、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急令班师。岳飞接到诏令，痛心疾首，悲愤万分，高呼：“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复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回临安（今浙江杭州）后，被解除兵权，任枢密副使。不久，被诬入狱，于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1142年1月27日），以“莫须有”（也许有）罪名被杀害，时年三十九岁。宁宗时，追封鄂王。有《鄂忠武王文集》，所收诗词大都慷慨激昂。
陈三立（1858年—1937）字伯严，一字敬原，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与谭嗣同、 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 三立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年）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考场规定文体（八股文），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光绪十二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官职。平居之日，常与有进步思想之士大夫交游，谈学论世，慷慨激昂，希望“维新”“变法”。还参加了文廷式等组织的“强学会”。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定《马关条约》，三立闻讯，激愤异常，曾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以谢天下”。 光绪二十一年，其父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当时，三立年富力强，才智奋发，往侍父侧，襄与擘划，在办时务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和罗致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新党”过程中效力较多。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但是，事与愿违，戊戌政变，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清廷革职。后随父返江西，居西山“崝庐”。光绪二十六年，三立移居南京。未几，宝箴忽以微疾卒。其暴死之日，正值八国联军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时，家国之痛，使三立更无心于仕途，乃于金陵青溪桥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与友人以诗文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三立定居金陵后，虽不过问政治，但对兴办社会事业，仍极热枕。光绪二十九年，他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治征创办思益小学，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学新兴课目。注重全面发展，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之先例。光绪三十一年初，与罢职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创办铁路公司，筹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光绪三十四年，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由于人事关系的阻碍等原因，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清朝一姓统治的“家天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满了，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政体，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与历代君主易姓的改朝换代不同。这对虽然是进士出身，但有杀亲之仇的三立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可他没有选择拥护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始终未能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仍然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打算，自认不可能“兼济”，只希望“独善”。于是“遗世观化”，一方面从老庄哲学和佛学中去寻找慰藉；另一方面幻想成为一个独步诗坛，“奥区绝境”的孤寂的“自在者”。当国民革命军在江浙的联军攻南京时，他挈家迁沪，并诬武昌起义为“作乱”，骂民军为“乱军”。从1911年至于1915年夏，在寓居上海期间，曾列名孔教会和张謇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又和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谋等组织“超社”，“逸社”，通过诗作，或攻击革命，或倾吐对清王朝留恋之情。因此，受到柳弃疾、陈去病、叶楚伦等南社诗人的抨击。虽然，他与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他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名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 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926年底，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他的晚年，怀乡心切，对庐山尤为萦念。1929年11月，由次子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一说松林）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这时，他年近八十遍览了山南山北风景名胜，写下许多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便“勉强求见了”。然而他并非甘愿置身世外，仍希望生活能有益于社会。1930年，他倡议重修《庐山志》，委托吴宗慈专主其事。为了使这部志书更臻完善，他特约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编修过程中，还一一指示原则，主张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旧从其旧，新从其新”。 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见时局艰危，忧形于色。一夕，梦中惊呼：“杀日本人！”同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他不去。1933年其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1937年，芦沟桥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为纪念陈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奥衍”一派，为同光体（晚清诗坛的一个流派。属于这一派的诗人，不宗盛唐，而以仿宋为主）重要代表。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日：“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陈三立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死后有《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其子衡恪为著名画家，寅恪为著名史学家。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１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李烈钧（1822-1946），原名烈训，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武宁县罗溪坪源村人。父名骏兴，参加过太平天国太平军。事败后回乡，耕种自给，常向他讲述太平天国起义经过和在帝国主义与满清军队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历史。李母杨氏，知书史，经常教他学习古文。烈钧自幼学文习武，爱好击剑，尤喜书法。稍长、广交游、豪放不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武宁新任知县王浚道上任后，勒索乡民缴纳历年旧欠田赋，全县民众怨声载道，烈钧激于义愤，聚众密议驱王。某日，乘王回衙时，率众蜂拥而上，打护兵，砸官轿，回衙后，王立即调兵遣将，捉拿肇事者，引起全县民众愤怒，群起声援，终于将王知县赶走。 光绪二十七年，李烈钧以身材魁梧、性格爽直，被武宁彭县令录取选送江西武备学堂，后又以学术两科兼优于光绪三十年由学堂选送北京应试。合格后由北京练兵处选赴日本学习陆军，先入士官十二联队实习一年，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学习一年，在日留学期间，他与黄兴等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孙中山抵东京，由黄兴等介绍李烈钧与孙中山初次会见，在东京富士见楼神田俱乐部，直接听到孙中山的关于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长篇讲演，对革命倾服之念油然而生。光绪三十三年，经张断、王侃介绍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李烈钧自日本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因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被下令逮捕，幸得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汪瑞闿暗通消息，及资助路费，逃至上海，通过冯国璋与云贵总督李经义等人介绍，于宣统元年（1909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不久，接任陆军小学总办（校长），曾暗中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秋，李烈钧奉命北上，参观清政府在天津马厂举行的秋操，途经武汉时，方知武昌起义已经三天。到达北京后，第六统制吴禄贞邀集数十人设宴欢迎李烈钧，到会者均支持武昌起义。在分配工作时，任命李烈钧为起义军重炮队司令。10月17日，烈钧接江西同志电促返赣。他考虑到江西混成协已有革命基础，便即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于10月26日到达九江。 武昌起义胜利后，九江亦于10月23日在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等人策动下，兵不血刃地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李烈钧回到九江，军政分府总参谋长蒋群真诚相让，李烈钧无法推辞，遂于三国名将周瑜的衙署设总参谋长办公处，正式就职。 是时，南昌尚未光复，江西巡抚冯汝癸效忠清室，指使马献廷假意投诚，暗探九江都督分府活动情况。一日，马潜入总参谋长办公处，偷阅文件，被李发觉，交付军法处会审，查出密信及其他罪证，立即判处马献廷死刑，清除了一大隐患。随即部署占领长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和马当炮台，调走炮台司令徐公度，将长江防线拦腰截断，阻住了清海军由武汉顺水东驶上海的十一艘军舰和两艘鱼雷艇，经晓以利害，清海军随即宣布起义。事后，李烈钧被推为海陆军总司令，九江革命势力因之大振。 1911年11月，李烈钧应安徽革命党胡万泰等人之请，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赴皖支援光复安庆，不意士兵军纪败坏，掠夺洗劫，李烈钧闻讯大怒，亲率步兵一营，兵舰两艘，赶赴安庆调处，将团长关押，为首肇事者正法，掠夺财物悉数归还，迅速安定人心，恢复市面，各界开盛大欢迎会，推李烈钧担任安徽都督。 李烈钧任安徽都督不久，冯国璋派重兵进攻武昌，黎元洪一日五次急电，向李烈钧求援，李立即下令海陆军集合，并将皖督大印，交付胡万泰，率舰西上，抵武昌，迅即部署海陆两军，控制武昌事要地。黎元洪任命李烈钧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使冯国璋不敢越过长江，武昌得以转危为安。 1912年1月，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向孙中山电控马毓宝，并请改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李烈钧回赣于1912年3月19日就任江西都督。 李烈钧主赣期间，大力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改革：整编部队，裁减旧军，改编新军，提高军队战斗力。同时接办军事学校，大力培养军事干部；改组都督府，裁部设司，精减人员，选贤任能，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开办银行，整顿税收，设榷运，活跃地方经济；取缔帮会，肃清匪患，维护地方治安；选拔人才，资送留学，培养军政、经济、科技术人才；限期修通南浔铁路，计划续修南落铁路，修筑河堤，发展交通，繁荣经济。经过整顿后，使江西为军事、政治、经济巩固的省份。 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之前，袁世凯派人暗杀南京临时政府农林总长宋教仁，接着又向五国银行签定了二亿五千万元的善后借款，准备扑灭革命势力。5月5日李烈钧与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签订大借款，并公开指出袁世凯为刺杀宋教仁的罪犯。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政府都督职务。江西省政府议会，请李烈钧起义，李不同意，他说：“中央免除吾职，吾即起义，是反也，非义举也，袁世凯违法，重袭帝制，以民意伐之，吾赴听命。”六月中旬，由九江赴上海，临行，嘱省议员杨赓笙速回其故乡湖口县作发难准备，并说：“湖口地形险峻，襟外江而带内湖，为兵家必争之地，故亟宜作起义之策源地。” 李烈钧至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等筹商反袁事宜。在孙中山主持的讨袁会义上，烈钧被公推为讨袁总司令。七月，烈钧由上海回至湖口，省议会又一致推举烈钧为江西讨袁总司令，七月十二日在湖口成立讨袁司令部，李就任总司令，随即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通电全国，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接着，湘、鄂、皖、苏、闽和上海、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即派李纯率军企图进入江西，在瑞昌、德安间与讨袁军展开激战。李烈钧令林虎等，据险阻击，初战告捷。但因兵力悬殊，援军不续，七月二十五日，湖口被袁军攻陷。李烈钧退守南昌，继而转移丰城。八月底，驻守临江，与袁军激战数日，毙敌数百。后因袁军大集，败局已成，乃退离江西，“二次革命”遂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鉴于原国民党复杂、涣散、没有战斗力，决定重建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规定入党者都要盖指模、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李烈钧同许多革命党人对此不理解，拒绝参加这个组织，乃于1914年1月离开日本，赴欧洲考察各国政情。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旋即对德宣战。这时，李烈钧正在德国参加博览会，闻讯后，于是年10月，由马赛登轮向东方进发，船到西贡，欲登岸，假道越南赴云南，被法国海关所阻,转至香港暂住。11月侨寓新加坡,参加原国民党部分党人在南洋组织的反袁团体——欧事研究会。经常与陈炯明、岑春暄等联系，商议讨袁大计，在南洋开展革命活动。 1915年初，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五月九日，又公然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卖国家主权，激起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烈钧亦非常气愤，认识到不能离开革命组织，毅然按照孙中山的规定办理手续，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初，孙中山电催烈钧回国，进行反袁武装斗争，遂与在南洋的革命党人商量，从新加坡至海防，转河内，往老开，准备潜入云南，策动西南地区军阀唐继尧讨袁。可是，当时唐继尧虽秘密筹备讨袁，但仍在犹豫之中，烈钧等在河口等候多日，毫无动静，乃作破釜沉舟之计，电促唐继尧说：“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送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唐接电后，权衡得失，决心讨袁。即派其弟继虞迎烈钧到昆明。随后蔡锷也逃脱袁世凯的监视，抵达昆明，共商讨袁事宜。决定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捍卫共和国体制为宗旨。组织“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月；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进军两广；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坐镇云南。12月6日，李与唐、蔡共同揭起护国讨袁大旗，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发表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二十条罪状，拉开了讨袁护国的序幕。12月7日，李烈钧率第二军向滇桂边境进发。1916年2月，在广西百色，击溃袁世凯派来的龙觐光部。3月15日，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李烈钧部顺得进入广西。5月经南宁沿江直下广东肇庆，然后沿粤江北上。6月初，攻打韶关，龙济光部闻炮声逃走。因而群众中有“李烈钧三炮定韶关”之美谈。6月6日，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后，于绝望中死去，继任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护国战争是以结束。 1917年，冯国璋、段祺瑞控制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妄想以武力统治中国，建立独裁统治。孙中山采取坚决斗争措施，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号召护法。于1917年8月25日至9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联系滇、桂、粤各省，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李烈钧亦从上海南旋，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率军转战于广东韶关、南雄等地。1918年4月10日桂系军阀利用政学系操纵国会，改组军政府。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于27日离开广州赴上海。因此前方战争，渐时收束，第一次护法失败，8月，陈炯明之“援闽”粤军，从漳州誓师回粤，攻克广州，赶走桂系军阀，孙中山于11月再回广州，重组军政府，继续进行护法斗争。李烈钧于1920年3月率所属滇军与桂军在广东继续战斗。至1921年7月，率部进入广西，击溃桂系沈鸿英部，占据桂林，12月迎孙中山至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集合粤、滇、黔、赣各军拟假道湖南北伐，因陈炯明从中作梗，遂改道江西。1922年5月，烈钧率赣军由韶关分途北进，经南雄，出大余，月余之间，前锋已达江西吉安，有直下南昌之势。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上“永丰”舰避难，电令烈钧回师平乱。烈钧在粤相边境受阻，仅带数名随从经湘转赴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1923年1月，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建大元帅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烈钧回广州仍任参谋总长。此后，李烈钧再未掌握军队，只协助孙中山从事军事计划和参谋指挥工作。 1924年，李烈钧参加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办“黄埔军校”，烈钧竭力推荐蒋介石任该校校长，并说：“校长一席，非蒋莫属”。在孙中山赴沪期间，李烈钧曾一度代行大元帅职务。同年11月，李烈钧随孙中山经日本至天津，会晤张作霖。 1925年1月，李烈钧在上海忽闻孙中山在北京病危，又急抵北京，随侍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孙中同在北京病逝。他参与主持丧事，并亲拟挽联：“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李烈钧以胡心胸狭隘，未归广州，抵张家口，会晤冯玉祥，握手言欢，相见恨晚，冯当即聘烈钧为国民军总参议，曾去海关筹划部署与奉军作战事宜。12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反共活动。李烈钧通电表示赞许，成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谢持、林森、邹鲁、谭振等右派人物之一。1926年8月，国民军被奉军战败，他离开国民军南下。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入江西，11月攻占南昌，国民政府电召李烈钧，任命他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宁汉分裂后。武汉政府又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遂赴南京任职。同年八月，北洋军阀孙传芳，率数万之众，突然在南京东面的栖霞山、龙潭一带偷渡长江，准备进攻南京。这时蒋介石已在何应钦、李宗仁胁迫和汪精卫的反对下通电下野，由军事委员会继统诸军。李烈钧坐镇南京，主动负担起指挥联络的重任，指挥部队，打败孙军，使南京政府得以站稳脚跟。1927年9月，国民党宁、汉、沪在一致赞同清党反共的基础上取得统一，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三方各派六人参加，李烈钧是宁方代表之一。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李烈钧仅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虚名，未再担任实职，遂离开南京，到上海养病。11月上旬，李烈钧回武宁探家，筹建东大路（武宁至涂家埠）、西大路（武宁至修水），因沿修江北上，通称修江路，为江西公路之滥觞。 1931年“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严重，李烈钧一再致电蒋介石，主张对日抗战，要求改良政治、尊重言论自由，以维系人心，一致御侮。并将自己的五个男孩都送去参军。他奔走南北，呼吁团结抗日。1932年夏，他前往泰山访冯玉祥，劝其“并力扶危”。有诗曰：“并力扶危志待伸，抚怀天地亦艰辛，匡庐归去东山远，五老峰头望故人，”并在蓬菜阁手书一联抒怀：“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画，全凭赤手挽乾坤。”10月，他又劝阎锡山参加长城战役，一同抗日。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同盟军，不到一个月，将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蒋介石大为恼火，调集军认，向抗日同盟军施加压力。李烈钧支持冯玉祥，致电国民党中央说明冯“举义张胆，志在收复失地”，并提出“请授大权，俾当大任”。为了齐心抵御外侮，共赴国难，他曾带病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张家口、庐山等地，论古喻今，舌蔽唇焦，但始终未能说动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李烈钧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将蒋释放并护送回南京后，被扣留审判，李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为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在蒋介石的制约下，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作出判决后，又据蒋请特赦，将张钦禁一直未予释放。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李烈钧于久病之余，扶病进京，共赴国难。后来，因患高血压症，返回武宁。在家乡，他抱病到中山堂与协和中学讲演，鼓励青年锻炼体魄，吸收新知，备为国用。12月，还坚持到武汉会见蒋介石，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由于战局的发展，他迁居昆明，后又迁居到陪都重庆，一直养病，1946年2月20日，李烈钧因高血压心肌梗塞病在重庆逝世，终年64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曾亲往吊唁。国民政府下令给予国葬，灵柩运送回武宁县，初葬箬溪镇、修江边上的看书台，1962年因修建柘林水库迁葬于武宁县城近郊飞凤山。后李夫人逝世，1980年11月，李烈钧夫妇合葬于武宁县烈士陵园左侧半山腰。 李烈钧能文善诗，尤擅书法，庐山仙人洞所题“常乐我净”，石松之石上所题“纵览云飞”均是李烈钧的手笔。他的著作面世的有：《孙大元帅戡乱记》、《李烈钧将军自传》、《李烈钧出巡记》、《李烈钧言论集》、《李烈钧、杨赓笙诗选》等。
袁隆平院士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汉族，九江德安人。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研究，1971年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1978年晋升为研究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的籼型杂交水稻研究获我国迄今唯一特等发明奖；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称号；我国发现的国际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他先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等8项国际奖励。2001年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名迹 考查水势 勒石警世
一日，文命（即大禹）督工之暇，带了皋陶、伯益一干人乘坐船舶，来到敷浅原游历。原来那时的彭蠡大泽虽则就是现在的鄱阳湖，但是它的面积要比此刻大十几倍。那敷浅原山就是现在的庐山，还没有全部出水，不过几个山峰自西方连绵而来，矗立于彭蠡之中而已。但是它的山势甚为广博，其中原田连亘，人民奠居，所以有敷浅原之名。 文命船到山边，系舟登岸。（现在庐山上一个紫霄峰，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时泊船之所，凿石为窃以系缆，其迹尤存。）忽见前面山上停着一辆科车，有一道者服朱绯之袍，戴平华之冠，佩三天真形之印，飘然而来，向文命拱手道：“崇伯请了。”文明慌忙答礼，便问道：“足下何人？”那道者道：“某乃庐山使者是也。当初黄帝轩辕氏游历到此，说此山虽小，然将来必能拔地矗天，成为中国一座风景极胜之山，因此封某一个使者，秩比御史，主总仙官之位，盖五岳之监司也。现闻崇伯治水到此，所以特来迎接。”文命谦谢几句，就问道：“此山明明叫敷浅原，何以又叫庐山？此山甚小，何以能变成高大？”使者笑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两句古诗难道崇伯没有读过么？沧海桑田之说，难道崇伯没有听见过么？”文命道：“这座山须过多少年才能高大？”使者道：“亦不甚远，大概不过一二千年而已。现在它已无日不在这里继长增高，不过每日所增长的极微，而世人的寿命太短，不能觉察就是了。据黄帝轩辕氏的推算，这座山名叫敷浅原不过千余年，千余年之后，有著名的七兄弟，爱此山风景，来此结庐隐居，大家敬重其人，因而敬重其庐，必须改叫庐山。因此不封某为敷浅原使者而封某为庐山使者，就是这个原故。”文命道：“某受命治水，现在对于彭蠡用四个防障，尊神看妥当么？能够经久无弊么？”使者道：“此法甚妥当，天下虽无历久不敝之法，但是彭蠡之水经崇伯施治后，可以历四千年永无水患。四千年之后却难说了。”文命道：“某意能得千年平安足矣。况且堤防虽固，年久必坏，哪里能到四千年呢。”使者道：“这个不必是崇伯之功，亦是地理使然。某刚才不是说，这座山日日在那里继长增高么，此山升高，则附近之地随之而高，到那时彭蠡面积渐渐缩小，已包围在陆地之内，仅留一口与大江相通，即使崇伯所筑的堤防尽坏，哪里还愁有水患呢！四千年后，那却难说了，彭蠡面积愈缩愈小，四面群山冲下之水已经不能容，再加以大江之水在夏秋之间倒灌而入，哪里容得住！所以某说水患在四千年后呢。依某的意见，最好请崇伯将彭蠡周围的丈尺里数，一一刻明在这山的石壁上，使后世之人知道现在的情形，作为地理历史的考证，未知崇伯以为如何？”文命道：“极是极是。”庐山使者告辞而去。 文命就和皋陶、伯益商议，做了一篇文字，叙述修治彭蠡的经过情形，又将四周丈尺里数分记清晰。次日，再登山，叫工人摩崖勒石，刻在上面。（现在江西星子县庐山紫霄峰上，摩崖为碑，记其丈尺里数，字皆作蝌蝌形，尤隐隐可见。）刻好之后，伯益向文命道：“我看还不对，撰文刻石是要使它垂诸久远，现在石壁之上，经过风、雨、霜、雪、烈日、空气的剥蚀，恐怕不到千年已漫漫不可辩识，岂不是和不刻一样么？那边过去有一石室，某看再刻一份在石室中，庶几较为耐久，不知尊意如何？”文命道：“亦好。”于是叫工人又刻了一份。（现在此份还在，但在石室中，极幽险。从前有好事者，缒而下，摹得百余字，皆不可辩，仅有“鸿荒漾余乃撵”六字可识，亦可见古今文字之不同了。）那时彭蠡已治好，北面直至霍之阳，凡现在安徽省龙宫湖、泊湖、武昌湖等在当时都是彭蠡的北部，西部几乎与云梦相连，中间仅隔东陵一阜，东面直到黟山脚下。各处山中之水统统都汇进去，大江之水由云梦吐出来，径入彭蠡，再由彭蠡吐出去，以渐分为北、中、东三江，这是当时的地形,并不是同现在那样江是江、湖是湖，湖与江之间另有通路的。所以《禹贡》上说，“东汇泽为彭蠡”。汇者，就是众水汇集之义。所以下面又说道：“东迤北会于在鄱阳湖一样，仅在大江之南，江是江，湖是湖，那么夏禹导汉水应该导到大江为止，何必要说汇为彭蠡，又说东为北江入于海？难道汉水合江水进了彭蠡之后，再流出来，改称北江，还识得出这股水是汉水么？唯其彭蠡大，北面直到霍山，江汉两水并流进去，再分流出来，辩不出哪一条是汉水的尾闾，哪一条是长江的尾闾，所以只好以江、汉二水的位置为区别，在北的北江就是汉水的尾闾，在南的中江就算是长江。实则二水既汇之后，是江是汉已辩不清了，所以下文又有“江汉朝宗于海”之说。如果如现在地形，则汉水不过大江之一个支流，何得与江并称而入海？这个理由，一想就明。后世经学家不知道有高岸深谷、桑田沧海的变异，往往喜拿后世之地理去蛮解上古的地理，所以往往说不圆，恐怕还不及我的“想当然耳”不错呢，闲话不提。 结缘庐山 创立莲宗
慧远（334—416），原姓贾，山西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原平县）人。他本是一个“仪容端整、风采洒落”、“内通佛理、外擅群书”的儒生。21岁时看破红尘，到恒山一个寺院拜高僧道安为师出家。 慧远潜心钻研佛经，引证《庄子》的虚无思想，阐明佛学中的哲理，融儒、道、佛于一炉，很受士大夫的欢迎。他的师傅道安赞许他说：“能使佛教普及全国的，大概就是慧远吧！” 东晋太元六年（381），慧远47岁，奉师命外出传教，途经庐山，“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暂时寄居于庐山西山麓的西林寺。东晋太元十一年（386），江州刺史恒伊特地为慧远在西林寺东建造了一座寺院，名东林寺。他以此为中心，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佛学研究和佛教传授活动。 慧远笃信灵魂不灭，宣扬一心只要专念“阿弥陀佛”，死后就可以达到“西方净土”的极乐世界。“生在极乐世界的人，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香皆为愿。” 东晋时，佛教别的宗派都用支离烦琐，使人厌倦的道理宣扬佛教，对一般的民众影响有限；净土宗宣扬，只要唸阿弥陀佛，迟则7日，快则1日，即可速生净土，由于其成佛方法较为简便，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对比又极为鲜明，给生逢乱世的民众带来死后进入极乐世界的精神安慰，因而其教义即迅速传入民间。 慧远罗致了忠实的弟子和信徒123人，成立了白莲社。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是佛教的象征。相传，佛陀诞生前，净饭王宫的池沼内，突兀盛开大如华盖的莲花。莲是佛门的标志物。社是中国民间组织的一种形式。慧远在东林寺首创的净土宗，亦称莲宗，是我国佛教重要的宗派之一。 慧远发现江东一带佛经不全，禅法缺乏，律藏残缺，派遣弟子法净、法领到西域求法，取回梵本经典《华严经》等200部，并招致西来僧人译经。太元十六年（391），罽宾佛教小乘毗昙大师僧伽提婆南下庐山，慧远请他重译《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并分别为之撰序，对毗昙学在我国的传授起了很大的作用。罽宾禅师佛陀跋陀率徒到庐山，慧远礼请他译出了《修行方便禅经》，也亲自为之撰序。慧远还致力于撰写佛学著作，主要著作有《法性论》、《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他的经、论、序、铭、赞、记、诗等，后人集为十二卷。他题咏庐山的诗文，虽然有些玄学味道，但是关于庐山最早的诗作。慧远创导的弥陀净土和念佛三眜，强调禅智并重，对后来的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乃至以后整个佛教思想的发展，都有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慧远与陶渊明同生活在动乱的年代，一个隐居在庐山的西南，一个讲道于庐山的西北，陶渊明孤高隐居，与世抗争，而慧远则广交仕宦名流，权贵豪门，普渡众生。后秦的姚兴常与慧远书信来往，并派人送来礼品和法器。东晋的司徒王谧和护军王默也对慧远表示钦慕。荆州刺史殷仲堪曾专程到庐山拜访慧远，两人谈论《易经》，终日不倦。桓玄在篡夺皇位前曾竭力压制佛教势力，他初以为慧远跟其他尼僧一样，胡作非为，横行不法，想借机打击，下令要慧远出山，与他相见。慧远称病不往。桓玄便亲自到东林寺，查个究竟。 两人一见面，桓玄首先引用《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所谓古训，查问慧远为什么要剃光头。慧远知道桓玄是责备他落发为僧，违反“孝道”，也随即引用《孝经》中另一句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慧远应声答道：“立身行道。”慧远以《孝经》对《孝经》，敏捷巧妙地作了回答，使桓玄大为心服，他进一步了解到，慧远弘法永保清净，从不同流合污，更是大为尊敬。不久，桓玄下令，排斥打击佛教势力，有不少寺院被拆毁，大批僧尼被迫还俗，唯有东林寺例外。桓玄说：“只有庐山是道德高超的人居住着，不在取缔之例。” 不久，桓玄败亡，晋安帝从江陵回建康，准备重登皇位，途中经过浔阳，别人劝慧远去迎驾，慧远称病不往。慧远为了避免人给以趋势附利的印象，保持了超脱政治的姿态，因而赢得了上层社会和黎民的赞誉。晋安帝对这个高僧不仅不加责难，还赐诏书慰问他。当时，信奉佛教的人纷纷来到东林寺，聆听慧远传教。在他们当中，有来自长安的高僧和来自西域的番僧，也有抱琴携酒，以文会友的雅士，也有挂帆千里，长途跋涉来一睹慧远风采的贾客，还有衣紫冠贵，肥马轻裘，到庐山与慧远叙旧的官员。“游客时过虎溪桥，慧远风流天下闻”。据《莲宗宝鉴》记载：东林寺鼎盛时，“师徒众往来三千，其信之士123人。”庐山也就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 慧远在庐山修持36年，严持戒律，迹不入俗，影不出山，但他酷爱山水，喜欢旅游，并且是一个写山水诗和散文的高手。晋隆安四年（400）仲夏的一天，慧远邀请庐山上下佛、道两家数十人同游庐山西麓的石门涧。他们从东林寺“拂衣晨征”，在石门涧畅游一天，佛、道两家，诗兴大发，互有酬唱，直到“太阳告夕”方尽兴而归。慧远还写了一篇《游石门诗并序》，记述这次旅游的经过，在慧远的笔下，石门的山“双阙对峙”，“重岩映带”；石门的水，“清泉分流”，“绿渊镜净”；石门的石，“文石发彩，焕若披面”；石门的树，“柽松芳草，蔚然光目”。这种分类描写法，对我国的山水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慧远除了经营自己的东林寺外，还扶植、赞助他的师兄师弟、门人子弟，在庐山修建了十多座寺院，使庐山成为一座佛教文化的山。庐山许多佛教文物和传说都与慧远有关。1928年4月，我国的著名学者胡适游庐山时说过：“慧远的东林寺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趋势。” 晋义熙十二年（416）8月6日，慧远在东林寺圆寂。寻阳太守阮侃率僧众及官员将他葬于东林寺之西岭，垒石为塔，形如荔枝，人称荔枝塔。名士谢灵运（385——433）特地从建康赶到庐山，参加慧远的葬礼，并作了诔文及《远公祖师塔铭》，热情称颂慧远在佛教传教和佛学研究上的重大成就和深远影响，赞之为“孤松独秀，德音常往。”1984年九江市人民政府拨款重修墓塔。浴佛节那天，中日两国数百僧人在东林寺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慧远生前，佛教净土宗仅为一种学说，发展至唐代，善寺大师（613—681）在长安光明、慈恩两寺宣扬净土，撰著经书，组成了净土宗的宗义及行仪，至此，净土才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并尊称慧远为净土宗始祖。唐宋时净土念佛法门流传日本。至12世纪，日本僧人源空（1133—1212）宣传专修念佛的净土教，开创了日本的净土宗。现在，世界各地的佛教净土宗的信徒，在燃香拜佛之际，常常向东遥遥致敬，以示对慧远及所创建的东林寺的怀念。改革开放十年来，数以千计的信众，远涉重洋，到东林寺缅怀慧远，朝拜祖庭。慧远及其创立的佛教净土宗，架设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受到后人的敬仰。 凿池结谊 拨弦解忧
也许是由于庐山山水绮丽，陶冶了人们的性情，不少人在这里由邂逅相逢而变成莫逆之交。晋、宋之际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和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运之间的深厚友谊，就是其中生动的一例。 谢灵远(公元385-433年)出身于东晋煊赫一时的大士族家庭。他的祖父谢玄，因在淝水战役中击败前秦苻坚而为他的家族增添了荣耀，他的曾外祖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王羲之，他从小就受到渊源家学的熏陶。据史书记载，“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而且擅长书画，真可谓多才多艺。在权贵豪门之家长大的谢灵运，从小热衷于权势，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可是，当他出仕时，执政的却是出身比较寒微的刘宋士族，和王谢士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受到命运的奚落，“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最后竟丧生于争权夺利的争斗之中。 “山水不足以娱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忧”，他寄情于山水，肆意遨游，不光是为了游览庐山的胜景而是为了追求短暂的适意，让自己受伤的心得到片刻歇息。谢灵运早期在庐山是义熙七，八年间(公元411至412年)。义熙七年四月，刘毅改任江州刺史，早在六年前已是刘毅部属的谢灵运，也随同他从安徽当涂来到江州。次年，谢灵运又跟随刘毅奉调到江陵任职，这一年十月刘毅被人杀害，谢灵运从江陵返回建康(今南京)，途经江州，并住了一些时日。在江州先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谢灵运多次涉迹庐山，据说他在庐山西南石门涧还筑有精舍。谢灵运在庐山自然没有寻觅到求官之道，但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位和尚的真诚的友谊。 平时，谢灵运就对佛经钻研颇深，对名扬海内的道场----东林寺早已心向往之。到了庐山，他自然要去叩开山门，竭诚朝拜。寺主慧远这时已是七十八、九岁迟暮老人，谢灵运则是一个才华横溢，盛气蓬勃的二十七、八岁的有为青年。尽管谢灵运“负才傲俗”，但和在佛学界德高望重的慧远大师“及一相见，肃然心服”，由此可见，谢灵运对慧远是钦佩不已、十分敬重的。在慧远眼里，谢灵运的诗名、才资以及对佛道的热诚，都是弘传佛法的难得人才，所以，慧远对谢灵运也是一见如故，加意酬接。一老一少在幽静的寺院里促膝而谈，欢声笑语随风远播，仿佛要告诉世人，这一对“忘年交”真是话语投机，心心相印啊。此后，谢灵运多次往见慧远，并在这山寺之中闭门潜心钻研佛经，他抄写经书的贝叶，一直被当作珍品保存在寺中好多年。直到唐代，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亲访东林寺时，虽不能目睹，还用双手摸了又摸呢。 避居山寺的僧侣，生活并不富裕，慧远结识谢灵运之后，经常得到这位王谢高门子弟的一些资助，感激之情自不待言。谢灵运为了使东林寺汲水方便和美化风景，还“穿凿流池三所”。现东林寺的莲池，曾经映照过一对友人并肩携手的身影，池中高洁淡雅的莲花，也曾为谢、慧的友情而怒放。 相交要学长流水。谢灵运与慧远分手之后，慧远时常怀念起他。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慧远在东林寺刻石立佛影，特地派弟子从庐山赶到京城，请谢灵运作佛影铭。 谢灵运欣然遵命，不久即成著名的《万佛影颂》。他在这篇佛影铭中写道：“道秉道人，远宣旨意，命余刻铭，以充刊刻”。你看，谢灵运对慧远的尊重并不因岁月流逝而有丝毫变易，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友谊，确是难能可贵。 在谢灵运作《万佛影颂》后三年，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慧远逝世。谢灵运得知噩耗后，不胜悲痛，远致祭礼，特地为慧远作了一篇《远公祖师塔铭》，以简略的文字回顾了慧远的一生，热情肯定慧远在佛学界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说他“既道渐山中，名流遐域，外国众僧咸来向礼，非夫道深德广，焉能显默同归，异域致敬”。他满怀深情的称赞慧远“孤松独秀，德音长往”。谢灵运的这篇《远公祖师塔铭》和《万佛影颂》，后来都曾勒石成碑，耸立多年。 谢灵远与慧远的亲密往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过言传之中又加进了很多臆测的想象。据说由于谢灵运在东林寺凿过莲池，历史上便有谢灵运与慧远共结莲社的记述。比如，唐代法照《净土五会念佛育经观行仪》卷中说：“晋时，有庐山慧远大师与诸硕德与谢灵运、刘遗民一百二十三人，结誓于庐山，修念佛三昧，皆见西方极乐世界”。又如，文谂少康《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上说：“有朝士谢灵运，高人刘遗民，并弃世荣，同修净土，信士有一百二十三人，于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遗民著文赞诵。”这煞有其事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呢？还是让我们看看史书和当事人的记载吧。 慧远带领一帮人在庐山东林寺立誓结社，通常说在晋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而这一年谢灵运仅六岁，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当然不可能产生“往生西方”的宗教信仰，更不可能到庐山来同慧远等人同拜香火。据莲社高贤之一的刘遗民的有关记载，慧远结社的时间应在元兴元年(公元402年)，而这一年谢灵运也只有十八岁，还没有到过庐山。因此，谢灵运与慧远结社之说是牵强附会的。 另一种说法是，谢灵运曾经要求加入莲社，慧远“因其心杂止之”，有的还说因为谢灵运相貌英俊，所谓“发而须美，而与身戾，非令终之相，请多相阴德，戒饬三年后可。”谢灵运听了慧远的话很不高兴，说是“学道在心，安以貌耶？”慧远却笑而不答。 真实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谢、慧二人初遇时就只恨相见太晚，结识之后情谊深长，丝毫没有相互瞧不起的意思，谢灵运如果提出入社，慧远只会求之不得，哪里会怠慢甚至拒之门外呢? 岁月蹉跎，流年易逝，谢灵运第二次来到庐山，是在元嘉八年(公元431年)，与前次上山的时间相隔二十多年。 这时的谢灵运年龄不到半百，但浮沉宦海，政治上的一再打击，即使他的勃勃雄心象一团残火快要冷却了，又使他时时产生一种横遭“灭顶之灾”的预感。入宋，谢灵运降爵为候，任散骑常侍，少帝即位后又被贬为永嘉太守，不久他便辞官移居会稽。到了文帝时，他一度被起用，也是充任一些不负重任的闲官，使得他或是经常称病在家，或是不理政务出外漫游。在会稽，他曾与太守孟凯发生纠葛，以后孟凯又诬告他谋反，他只得亲自赴京辩解，文帝才知道实情，没有降罪，并任命他为临川(今江西抚州)内史。元嘉八年春天，谢灵运携带家眷，从南京出发，乘船溯江西上，经鄱阳湖赴临川上任。离开南京时，他就写下了“游当罗浮行，息必庐霍期”的诗句，希望再登庐山，所以途中踅进庐山，已是原计划之中的事。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这正是谢灵运踏上赴任途中的心境。一条性命总算是没有丢掉，本该庆幸，但是，未来的道路又必定是风浪迭起，险象丛生，是决不应该乐观的。眼下，一进鄱阳湖，如入画中游，巍巍庐山犹如天然画屏屹立眼前，美好的往事了一一浮现心间，二十多年前的挚友虽然早已不在人世，可是怀旧的喜悦依然暗暗滋生，真是“万感盈荡”，一起倾注在《入彭蠡湖口》这首著名诗篇中：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俱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 乘月听哀穴，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 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这首诗，是谢灵运进入鄱阳湖前后航程的记录，也是庐山山南春天景色的记录。当时，谢灵运从湖口进入鄱阳湖，再经星子县到都昌县南二十里的松门，这段水路共有三百二十里，都在庐山之南。一路上孤舟逐浪，水中颠簸，航程和仕途一样艰险，使他感到厌倦。但是船外动人的春色，又使得这位山水诗宗不得不挥动彩笔，描绘了一幅庐山、鄱湖色彩缤纷的春光图。如果说，这首诗是谢灵运山水诗清俊秀逸风格的代表作，那么，其中“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便是一人出口万人称好的绝句。 晋宋之际，江西是我国山水诗的策源地之一。诗中的“三江”、“九派”都是指今天九江市一带。关于这些地方命名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谢灵运当然没有心思去细究。“攀崖照石镜”，指的是诗人曾经攀登，游览过庐山石镜峰。据郦道元《水经注·庐江水》记载，这里“有一圆石，悬崖明净，照见人影，晨光初散，则延耀入石，毫细必察，故名石镜焉。”在这样一个景色奇秀的山峰紧紧相连的金轮峰下，诗人的曾外祖父王羲之在江州任刺史时曾筑有住宅，现在峰崖在望，感到分外亲切，特意将它写入诗中。自从谢灵运游历并赋诗以后，石镜峰便成为山南一胜，历代游人纷至沓来。和谢灵运有似同样遭遇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登临此峰，并留下了“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出处苍苔没”的诗句。 “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这是白居易评论谢灵运的诗歌所说的话，《入彭蠡湖口》这首诗也正是有所寄托的。在诗中，谢灵运把自己寻求灵异，怅然若失心情直露无遗，“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旅途中借助丝弦管乐来解除心中的郁闷，倒落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更愁”的结局。他意识到自己所预感的那种致命的暗算就要向他袭来了，这才是弦外之音。诗外之言啊！果真不错，谢灵运这次离开庐山，不到三年就被他的政敌罗织罪名，危害于广州。这位山水诗坛巨星的过早陨落，实在是文学艺术事业的一个损失。 躬耕垄亩 吟咏田园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名潜，东晋时浔阳郡柴桑县（今九江市西南人）。他生活在充满战乱的时期，自幼博览群书，有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从29岁入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将军、彭泽县令等职，直到41岁归隐。13年的仕途生活，使他看透了官场的腐朽和仕途的险恶，感到实现自己的理想没有指望，为其与黑暗的势力同流合污，不如摆脱官场的羁绊，退归田园，保全自己的品格和气节。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他毅然作出这一抉择。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8月的一天，担任彭泽县令的陶渊明听说郡里派了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各地的官员）来县巡视。县吏劝他穿戴整齐的官服去迎见督邮。陶渊明生平最恨那些狐假虎威，以督邮为名敲诈勒索的官员，气愤地说：“我决不能为五斗米（指奉禄）折腰，去迎奉伺候这种乡里小人。”他推说在武昌的妹妹病故，要去奔丧；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就挂冠解绶，辞官归田了。 据旧县志记载：彭泽县治在现今的湖口县江桥乡柳德昭村南的凤凰山下。当年城内有玩月台、九曲池、洗墨池等名胜。陶渊明常与江州名人在此吟风赏月，议论时政。后人在此建祠塑像，纪念陶渊明的高风亮节。故址现仅存玩月台遗迹。 当年，陶渊明是在“洋洋平津”的鄱阳湖上挂上归帆，回到柴桑故里的。归途中，他“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表现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愉快心情。行船靠岸，他远远望见家门，就狂喜地“载欣载奔”，而后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他走进后园，看到“松菊犹存”，更为兴奋。于是他“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他甚至感到村子周围的树木和溪流也因为他的到来而“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他对归隐后的田园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陶渊明饱蘸激情之笔所写的《归去来兮辞》一文，叙述了他辞官归里的原因和归途中的感受，热情奔放，感情真挚，文情并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称赞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 陶渊明刚回家时，由于有僮仆，只偶尔参加田间劳动，以消愁解闷。后来，家境贫困，雇不起僮仆，非亲自务农不可。他早出晚归，春种秋收，承担全部农活。对于读过书，当过官的封建文人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妻子瞿氏，与他志趣相同，安贫乐道，励志耕耘。田野上时时出现“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情景，被当地人民传为佳话。 陶渊明把自己参加劳动后的感受和对农事丰歉的喜忧，都反映在他的诗中。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当年所居的上京村，即现今星子县的玉京山，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地貌特征。从星子县城乘车至此只需半个小时。“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登东皋以抒啸，临清流而赋诗”。他在诗中所写的“东皋”、“西畴”、“斜川”等遗址均存。东皋是一个石岗，这里有陶渊明的石刻。西畴是一片田园，至今庄稼茂盛。“斜川”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港，至今清流涓涓，流向鄱阳湖。鄱阳湖中有一座小岛——落星墩，是陶渊明吟咏过的“曾城”。 陶渊明在与乡邻“披草共来往”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或在田间地头，或在家中场院，挈壶相至，只鸡相邀，谈天说地，“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这个时期，陶渊明写了不少描绘田园风光，抒发自己隐居躬耕愉快心情的诗文，如《归田园居》的五首。其一为：“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恬静幽美的村居图，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新的一页，因而被后人尊称为我国田园诗的始祖。 可是，好景不长，陶渊明退隐上京第三年即义熙六年（410）6月，家中不幸失火，八、九间茅屋转眼化为灰烬。一家老小只能寄居船上，赖以栖身。原有的僮仆早已辞退，生活十分潦倒。但灾害和穷困吓不倒陶渊明，他在诗中写道：“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年后他举家迁移到二十五里以外的南村（又名栗里，后名陶村，在星子县境内）。新居在庐山虎爪崖下。村前有柴桑桥。桥下流水潺潺。五棵柳树环绕宅前。他与邻居及好友颜延之等在农事之余，常在新居里畅怀饮酒，纵谈今昔。“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诗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二句，为后世传诵，脍炙人口。 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诗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陶渊明的一生是在诗酒中度过的。归田以后，他更是“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酒后赋诗，直抒胸臆。在《饮酒》二十首里，有不少为人传诵的佳句，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中所蕴藏的诗情画意，令人神往。“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他以孤松自喻，勉励自己保持卓然不群，洁身自好的操节。 这个时期内，陶渊明依靠劳动度日。除了耕田灌园，还织过席子，打过草鞋，卖过蔬菜。由于农田常遭水、旱、虫灾，加上官府逼租催税，陶渊明一家的生活仍极为困苦，有时处于“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困境。生活尽管困苦，但他固守穷节，不改初衷。有一次，江州刺史檀道济登门拜访。陶渊明已几天揭不开锅，饿得起床也很困难。檀道济劝他再入仕途，陶渊明仍婉言辞谢，并对檀道济派人送来的米和肉，谢绝接受。 在陶渊明的晚年，江州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在饥寒中挣扎的陶渊明，多少希望有一个无君、无臣，没有赋税，没有战乱的“世外桃源”供乡亲们安居乐业。一个理想的社会在他脑海里酿醖。在《桃花源记》（并诗）里，他描绘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孰靡王税”的“世外桃源”。据有关学者的考证。这个理想世界的原型，有可能是庐山汉阳峰下的康王谷。 1986年秋，参加全国陶渊明研究坐谈会的代表们考察了康王谷。它位于园田居和五柳居之间，山高、谷深、地险、林密，传说是楚康王避秦乱隐居之所。康王谷口双峰高耸，一水中流。谷口路窄，前行三、五里豁然开朗，田畴纵横，鸡吠相闻，山溪两岸，屋舍俨然，簇簇山桃，临流照影。学者们惊叹：这里真象桃花源。谷内有姓陶的村子，自谓陶渊明的子孙。他们捧出“陶家酒”，款待访陶人。 陶渊明在穷困潦倒中走完了自己一生的道路。元嘉四年（427）11月，他带着问心无愧的高傲与世长辞。他生前交待家人，处理后事“省讣却赌，轻哀薄敛”不发讣告，不收赠礼，以朴素的仪式，安葬于家乡的面阳山。 陶渊明死后，颜延之给他写诔文时，经与众友商议，因谥法中“宽乐令终”为“靖”，“好廉克已”为“节”，故私谥为“靖节”，人称陶渊明为靖节先生。 后人游庐山，常去面阳山凭吊陶墓。离陶墓不远有濯缨池，陶渊明生前常在此洗涤。池旁有一块巨石，赫然横卧，传说陶渊明酒醉后，常卧石上，人称“醉石”。在九江县沙河乡蔡家洼，有陶渊明祠和纪念馆。 天界道观 地上公案 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在庐山简寂观题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 世间好语佛说尽，谁知得五千妙论出我先师。 不难看出，李渔认为对佛，道两家不可厚此薄彼，应当一视同仁。其实，道教继佛教之后，于东晋时传入庐山，也曾盛隆重一时，出现过“道释同尊”的局面。那时，山南山北，寺庙和道观满山满谷；山上山下，和尚老道比比皆是。而庐山紫霄峰南麓的简寂观，就是庐山最负盛名的道观之一。居住在这里修经传道的便是南朝著名道士陆修静。 凡是了解一点中国道教史的人，对陆修静并不陌生。陆修静(公元406-477年)，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他在道教中的地位和声望，和他同时期的慧远之于佛教是十分相似的。 道教发源于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宋元嘉末年，陆修静已经蛮有名了，宋文帝曾多次请他去京城讲道，他却觉得道教方兴未艾，还是以传道为重，不肯受命，一直在长江流域漫游。 公元461年，陆修静来到庐山，他立刻被庐山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他在紫霄峰下，鸡笼山东北，搭建精庐，静心颐神，采炼丹药，并握笔撰写道教理论，在庐山一共呆了七年。 后来宋明帝听说他在庐山，就再三请他去建康(今南京)传道，并专门为他兴建崇虚馆。天子之命，不可一再抗违，陆修静不得不去了建康。 陆修静在崇虚馆广集道经，致力于道学理论的研究。他将经戒，方药，符图等一千二百多卷分为“三洞”，奠定了以后《道藏》的初步基础，他的宗教著述进一步与地主统治阶级的利益契合，得到当政者的青睐，他被道教尊称为“南无师道”。 陆修静于公元477年死于建康，终年72岁，因为诏谥简寂先生，故他在庐山的旧居叫做简寂馆，又称简寂观。 据李渤所写的《简寂先生传》载：他死前两个月，就对门人说，我要到庐山去，你们一并去吧。死时，他肤理辉烁，目瞳映朗，满室异香。他在临终时叫门人把他的尸体装在布袋里，投放于崖谷，但他死后，门人不忍露尸，还是将其送回庐山安葬。 据《庐山志》记载，陆修静在庐山修道时，与陶渊明过从甚密，陶渊明经常坐着抬椅来简寂观，偕陆修静游紫霄峰，弟子们总是提酒跟随，他俩一坐下来就对饮畅谈，乐而忘返。因此，在紫霄峰南崖，还有陶、陆二人的“对酌台”。庐山的方志里，还说他俩和慧远也非常要好，广为传播的历史掌故“虎溪三笑”，说的就是他们三人交往的一段趣闻。 提壶济世 千古杏林
什么地方有传奇故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地方神奇，二是人物奇妙。在庐山这个神奇的地方，就流传着董奉的奇妙故事。 大家知道，“杏林”是医家的代名词，正像“梨园”是剧团的代称一样。医家往往自称“杏林中人”，就好比人称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假如某人不幸身患疾病，恰好有幸碰上一个高明的医生，把他的病给治好了，这时就会想到给医生送块牌匾或者锦旗吧，上面写什么呢？问来问去，那些个读书人给出的主意无外乎“杏林春暖” 、“誉满杏林”、“杏林高手”等等。当人们敲锣打鼓将写有这样词汇的牌匾或锦旗送到医生那儿时，就充分赞赏了那个医生他医德高尚、医术高明，也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医生的感激之情。 要说的话，“杏林”可比“梨园”年纪大多了，“梨园”发生在唐代唐玄宗时期，而“杏林”则发生在汉末三国时期。换一个角度讲，“杏林”要比“梨园”平民化得多，“梨园”设在京城，“杏林”则在生在旷野。这并不奇怪，生病治病比搭台唱戏更关乎民生，更贴近民众，也就是说，生存问题总是第一位的。 这“杏林”故事的主角是谁？他就是董奉，与张仲景、华佗是一个时代的人。也许董奉的主要形迹在庐山，因此董奉和庐山一样，面目模糊，叫人很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说我们不知道他主修什么科目，主要医学成就有哪些，就连他的生卒年月，活到了多大年纪，也没人弄得清楚，这就与张仲景、华佗很有些不同。在后人称之为“建安三神医”的三人中，华佗的名气最大，他的针灸术、麻醉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张仲景由于写下了《伤寒杂病论》，经后人整理改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部医学巨著而不朽，可以说是响当当的医学专家。而董奉，亦人亦神，亦医亦道，搞不清行踪，弄不清来历，这位老兄在当时恐怕就是一个云里雾里的人物，叫后来的考据家们伤透了脑筋。但有一点，董奉的故事，比较起前两位，则要有趣得多。 据传，董奉，字君异，福建候官县（今福州市）人，生于汉末三国时代。三国时代是一个乱世，不错，乱世是出英雄，但乱世更出苦难，因为所有的英雄雕像都要靠老百姓的血肉之躯来筑就。在这样的乱世，大概董奉觉得自己当不了英雄，于是选择做一个医生，正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样一个理想，在乱世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不容易的是，董奉似乎不大热衷于与官僚士大夫周旋，而更乐意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在治好了交州刺史士燮的不治之症后，不管怎么赏赐，任凭怎么挽留，董奉还是执意要走，这一走就走到了庐山脚下，于是也就开启了最为后人称颂的一段佳话。 当年的庐山，可不像今天这么有诗情画意。董奉行医之处，是庐山脚下一个叫归宗的地方，那时候疾病流行，水旱频仍，百姓生活非常艰苦。董奉到这儿后，天天给人治病。他立下一个规矩，重病患者经他治好后，不要钱，不要粮，你栽五棵杏树就可以了，如果病不太重，栽一棵就够了，这样经过了几年，好家伙，一个十万多株杏树的林子就形成了。阳春三月，繁花似锦，春色满园；杏黄时节，果实累累，百里飘香。大人小孩笑语其中，飞禽走兽游戏其间，真可谓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杏树结果后，董奉在林中建了一间简易仓房，告诉大家，有想买杏的不用通报，只要拿一罐粮食倒进仓房，就可以把一罐杏子拿走。这样一来，他人得到了杏子，董奉得到了粮食，大家都很高兴。可指头并非一般长，世上总有贪心人，个别人在罐子里放一点点粮食，却装了满满一罐子杏，心想反正你看不见，我可是赚大发了，没想到这时一只老虎突然吼叫着追了出来，那人吓得屁滚尿流，捧着装杏的罐子急忙往回跑，慌慌张张的，一路上罐子里的杏子掉出去不少，到家一看，可怪，剩下的杏正好和送去的粮食一样多。还有极个别的混混，压根儿不带粮食，干脆来偷杏，这老虎就一直追到混混家，把他咬死。家人一看，知道是因为偷了杏，就赶快把杏拿来还给董奉，并磕头认罪，董奉一包药下去，死了的人又活过来了。这一下，大家伙儿都知道那老虎的厉害，当然更知道董奉的厉害，就再也不敢以少换多，更不敢来偷杏了。一来二去，董奉每年以杏子换得大量粮食，就用来救济庐山周边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达二万余人。 说来正像董奉的表字一样，这里面就有很多灵异的成分了，尤其是那只老虎。看来庐山的老虎不简单，除了在这儿有上好的表现外，见于传说的还有百十年后，陶渊明、陆修静到东林寺拜访慧远，三人相洽甚欢，在起身送客时，慧远不知不觉地送过了东林寺大门口的小溪，对面山上的老虎就吼叫起来，意思是你慧远大师把自个送客不过溪的规矩给破坏了，于是三人相视大笑而别。“虎溪三笑”，给寂寞的文坛和孤独的人心送来了一丝安慰，也说明庐山的老虎非常可爱。 老虎可爱，说到底还是人可爱。想两汉魏晋南北朝时候，大概俺们中国还处于少年时期，那时候正是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一门心思想闯荡江湖，侠行天下，有时候打架打赢了，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不管是姑表姨表，还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都叫你心服口服，俯首称臣；有时兄弟阋墙，争得你死我活，坛坛罐罐都打碎了，还不甘心，还想争，争运气，争正统，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从不善罢甘休；有时候碰到一个厉害的家伙，或者碰到一群狼，被揍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或被撕咬得衣衫褴褛，伤痕累累，连家底都赔光了，但咬着牙，不掉泪，抚摸伤疤，暗自疗伤，心中老大不服气，想的是如何扳本，如何再战一场。总之，这可算得上是一个少年英雄时期，满脑子光荣与梦想，行动上鲁莽又可爱。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这样可爱的老虎，才有这样可爱的人。 董奉的可爱当然并不光是和老虎为伴，他的治病方法也与众不同。譬如一个热病患者来求医，只见他用五层布单蒙上病人，也不知用没用药，反正病人感觉就像被一个什么怪物舔了一遍，周身的皮肤全脱掉了，他告诉病人勤洗澡、不要被风吹，二十天后病人身上长出了新皮，病也好了，皮肤十分光滑，“身如凝脂”。据说他还是一个“神”人，可以呼风唤雨，有一年天大旱，就是他求来了雨，“方民大悦”。就连他娶妻，也和别人不一样，说是县令的女儿，“为精邪所魅”，老治不好，县令就放出话来，说如果谁把我女儿治好了，我就将女儿许配给他。董奉就召来了一条几丈长的大鳄鱼，让鳄鱼自己在地上一直爬到县令家门口，这时大伙儿一起努力，当着姑娘的面把鳄鱼杀死，结果那姑娘的病就好了，结果真的就做了董奉的妻子。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很神妙，很灵异，实际上可能也不无道理，要知道，药蒸药浴确实是重要的给药方法，经长期观察天气确实可以预报，强烈刺激对某种精神疾患可能会带来不可思议的效果。董奉的方法是不是运用这些原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他这些方法管用，够用，为他带来了良好的口碑。 看来老百姓的口碑很重要，也是最难得的。董奉就是由于老百姓的口碑而赢得了声誉。不像华佗，董奉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他的故事见于很可疑的晋代葛洪编著的《神仙传》；也不像张仲景，董奉没有医学典籍留存于世，他的那些治病救人的法子就像庐山一样云遮雾罩。他靠的就是口碑。在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董奉成为一个“神”人，杏林成为一片圣地。 昨天，我与当医生的朋友闲谈，说“建安三神医”很有意思，他们的行医范围不同，恰好也“三分天下”，华佗在魏，张仲景在蜀，董奉在吴；他们的学科不同，华佗擅长外科，张仲景精于内科，董奉不知道什么科；他们结局不同，华佗被曹操砍了头，张仲景大概是自然死亡，董奉“羽化登仙”了；他们的历史影响也不同，华佗进了“中央档案馆”，张仲景进了“国家图书馆”，董奉进了“民间博物馆”。最后，朋友的话很有深意，为老百姓做事，很寂寞，很难，但也最有意义，最长久…… 洞里神仙 江湖羽客
民间传说，庐山乃“神仙之庐”，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周威烈王时，匡俗兄弟在庐山学道成仙；随后，又传说周武王时，道家方辅与老子李耳，骑着白色驴子入山炼丹，得道成仙；又传说张天师的两个高足弟子王长和赵昇被派往庐山，管理道家这个六十九福地……。庐山神秘飘渺的云雾和人迹罕至的密林古洞，为这些神话传说增加了魅力。不过，上述神仙方土，都没有在庐山留下多少遗迹和诗文，讲不出一个系统的故事，唯有“八洞神仙”之一的吕洞宾，在庐山和九江有较多的遗迹和一些诗文。 《宋史陈搏传》记载：“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搏斋中，人咸异之。”宋人白玉蟾在《授墨堂记》中说：吕洞宾在游历庐山时遇上了“八仙”中的汉钟离，授给吕洞宾丹诀，后来两人一起成“仙”。据《庐山志》记载：唐咸通年间（860—874），吕洞宾在漫游江湖过庐山，遇五龙真君传授他剑术。吕洞宾既得五龙君剑术和汉钟离丹诀，便在庐山锦绣峰下的仙人洞内精心修炼。至今，仙人洞内的神龛里，仍奉有身佩宝剑，仙风道骨的吕洞宾塑像。 吕洞宾生前曾向人介绍，自己是唐朝宗室，姓李名琼字伯玉。他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到五十岁时才登第作官。黄巢造反时，他抛下四个孩子，带着妻子金氏，选择一个山洞修行。由于全家只剩下他两口，所以改姓吕；因为他住在岩下，所以改名岩；最后只剩下他一人，所以自号“纯阳子”。 《九江府志》记载吕洞宾当过浔阳县令。民间相传：庐山有两个妖精善使双剑，剑峰指向浔阳城，城内瘟疫流行。吕洞宾征服了这两个妖怪，将妖怪的宝剑收藏在一个宝匣中。妖孽既除，民可安生。吕洞宾亲手写了一个三尺多高的“寿”字，赠给九江人民，祝愿九江人民多福多寿。 由于吕洞宾为浔阳人民办了些好事，民众就在甘棠湖上的烟水亭内修了吕仙祠。据说，这吕仙祠还很灵验。明朝万历年间，九江关督黄腾春的母亲双目失明，四处求医无效，只好到吕仙祠祈求吕洞宾为母布施仙丹。当天晚上，黄腾春便梦见吕洞宾为他母亲用仙水洗眼。第二天，黄母双目重见光明。黄腾春为了感谢吕洞宾的恩德，重修了吕仙祠，四时前来祭祀。 相传，吕洞宾曾化装成乞丐到瑞昌县民间乞讨。有个病妇施舍了一枚铜元。吕洞宾将铜钱埋入土中，飘然而去。这个奇怪举动引起了乡人的猜疑。因为这个“乞丐”长得身材魁伟，神采英发，不象流落街头面容憔悴的乞丐，倒象画上的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病妇和乡人便去挖铜钱下的泥土治病，果然治愈了不少疑难病症。挖土的人越来越多，挖成了一口井，人称“吕公井”。井水澄清，长年不涸，水波聚结成一个“吕”字，百般扰荡，永不消失。 修水县黄龙山上的黄龙禅院，是宋代江南名刹。这里的开山祖师是宋代的慧南（1002—1069）。传说：吕洞宾经湖南岳阳旅游到黄龙禅院，谒见慧南，并赠诗一首：“铁牛耕地种金钱，刻石儿童把贯穿。一粟粒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煑山川。白须老子眉垂地，碧眼胡僧手指天。欲向个中还会得，此元元外更元元。” 诗毕，佛道两家对坐论法，吕洞宾问：“你可知，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煑山川，是何禅机？”慧南回答说：“你只能煑铛内的，铛外的却煑不得。”吕洞宾又说：“你奈何我囊中不死药。”慧南回答：“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 一僧一道，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谁也未说服谁，吕洞宾悻悻而去。吕洞宾走后，慧南对徒众说：“他一定会放飞剑来取我头颅。”寺僧正参疑间，一道寒光，自天而降，疾如闪电，直奔慧南。慧南运足内功，断喝一声，飞剑当啷坠地。吕洞宾心悦诚服，又赠慧南诗一首：“弃却飘囊槭碎琴，于今不炼汞中金。一朝悟得黄龙法，始觉平生枉费心。” 《庐山志》收录了吕洞宾咏庐山诗两首： 书归宗寺楼壁 一日清闲自在仙，六神和合报平安。 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 书蒋晖之门 宴罢高歌海上山，月瓢盛露浴金丹。 夜深鹤透秋云碧，万里西风一剑寒。 以上均系神话传说。据1990年第一期《山西大学学报》刊载李裕民的《吕洞宾考辨》所论证的史料，吕洞宾是五代时人，而不是唐咸通年间人。吕洞宾是隐士而不是道人，更不是神仙，他携家隐居终南山，后游华山，结交隐士陈搏，会服气辟谷，善长击剑赋诗，宋太祖、宋太宗时，民间盛传他的诗歌，多达一百多篇。他与一般长居深山的隐士不同，爱好旅游，“多游人间”，足迹遍及湖湘、梁魏、三吴、百越，也游览过九江和庐山。他长得丰神英发，飘飘欲仙，又曾为人预测祸福，行踪神秘，也为民间作了一些好事，所以人疑为仙。 放歌山水 记叙游踪
唐代诗仙李白（701—762）“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从大唐开元十四年（726）至上元元年（760）的33年间，五次漫游庐山与九江，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和遗迹。 李白第一次到九江于开元十四年（726），时年26岁。他游襄汉，上庐山，下金陵。 李白第二次到九江于天宝九年（750），时年50岁，5月由金陵至浔阳，再上庐山。他在《浔阳紫极宫感秋作》诗中吟道：“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 李白第三次到九江为天宝十四年（756），56岁，为避安禄山叛乱，偕宗氏夫人隐居庐山屏风叠。 李白第四次到九江，于至德二年（757），57岁，2月，因“附逆永王”罪，逃奔彭泽，系浔阳狱中。11月长流夜郎。 李白第五次到九江，于上元元年（760），60岁，流放途中遇赦归来，复往浔阳，作《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李白对庐山的灵山秀水评价很高：“予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壮观也。”他认为“九江秀色可揽结”，曾一度打算“吾将此地巢云松”。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以名山为良朋，熟悉山，理解山，以其谪仙之才，生花之笔，从各个侧面描绘了庐山的美。“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李白在诗中描绘了庐山之秀。在什么方位才能更好地纵览庐山秀色？“登临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诗人认为，登高才能见其壮观。他以南斗为背景，从宏观的角度，审视了庐山之美。“黄去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绘出了庐山的风云和山下的大江。“影落明湖青黛光”，“翠影红霞映朝日”，描写了庐山映照在鄱阳湖上的倩影和庐山日出时的壮观景象。 五老峰前的三石梁瀑布与香炉峰瀑布遥遥相对。轻云薄雾流荡林梢，回崖沓嶂错落其间。诗人采用浓墨重彩的手法，描绘这幅美景。诗中使用了“青黛”、“金阙”、“银河”、“翠影”、“红霞”、“雪山”、“苍苔”、“白波”、“彩云”等词语，绘制了一幅悬挂于天地间的大幅匡庐山水画。 庐山不仅有静态的美，而且有动态的美，最令人神往的是凌空直下，气势磅礴的香炉峰瀑布，和“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开先寺瀑布。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二首，飘逸奔放，想落天外，最能代表李白诗的风格。古人称此诗为“气象雄杰”、“古今绝唱”。其中“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两句在唐时即广泛传颂。前句写瀑布的宏伟气势，后句写瀑布在月光下的空灵景象，显示了造化的神功，苏轼说过：“帝遣银河一泒垂，古来唯有谪仙诗。”庐山的雄泉大瀑，只有李白的才气才足以表现其壮美。 李白前三次经九江登庐山，是在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的悠然生活中渡过的。他第四次登庐山本来是隐居避乱，并打算在此安渡晚年，一个偶然事件，却使他卷入了复杂的政治旋涡。 天宝十四年（755）11月，安禄山以二十万之众反于范阳，铁骑滚滚，向南杀来，河北诸郡，望威瓦解。李白拉着宗氏夫人挤在潮水般的难民一起，向南奔亡。转辗来到庐山，隐居在屏风叠的一所道观里。他以五老为邻，以云松作伴，过着诗酒自娱的遁世生活。 李白虽然遁迹山林，仍密切关注着动荡不安的战局。当他听说安禄山攻陷东京洛阳，自称皇帝，国号大燕时，满腔怒火，奋笔疾书：“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想到自己一生漂泊，不被重用，当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竟然隐遁山林，无所作为，悲凉之感油然而生：“大盗割鸿沟，如风扫落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 随着判乱的平息，李白陶醉于实现“济苍生，安社禝”的理想时，李享和李璘兄弟之间展开了争权夺利的内战。永王璘一败涂地，在逃奔鄱阳途中被江西地方官吏所杀。李白向庐山逃亡的途中，在彭泽被抓，以“附逆作乱”罪关进了浔阳监狱。 亏得夫人宗氏拿着李白的申诉书四处奔走。幸得江南宣慰使崔焕和御史中函宋若思为李白推覆清雪，查明实属无辜，原准备释放出狱，谁知肃宗降旨：长流夜郎。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春，五十八岁的李白从浔阳出发，踏上了流放之路。夫妻二人在浔阳江边洒泪而别，翌年春，李白进入三峡，赶上朝庭大赦，李白乘坐一叶扁舟，“千里江陵一日还”，他又回到了浔阳。 暮年的李白多么渴望与共患难的老伴白头偕老，与女儿共叙天伦之乐。可是，笃信道教的宗氏夫人从李白在政治上的屡受打击中看破了红尘，决心到庐山拜李林甫的女儿、女道士李腾空为师，出家修行。李白无法改变老伴的主意，把她送到五老峰下的相辞涧挥泪告别。李白望着宗氏夫人在山峦间远去的身影，想起他俩“十载客梁园”的往事，想起她为自己出狱到处奔走操劳，不禁悲从中来，感情真挚地吟咏了如下的诗句： 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 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 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多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 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 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 洛阳士子 江州贤吏
唐代贞元年间（785—805）洛阳士子李渤与其兄李涉负笈远游，来到庐山，为这里的林泉风月所吸引，与结伴而来的五人在山南的栖贤寺内借僧舍谈书。七人情同手足，互相切磋，学业大进。世人倾慕，称该寺为七贤寺。 李渤是七贤中的佼佼者。他善于把旅游与读书结合起来，以匡庐的山泉陶冶自己的情操，增进自己的学识。他们由近到远，先游栖贤寺周围的断橹泉、赤眼泉、玉渊、三峡涧、栖贤桥；随后，他们又游到山的东面和西麓，游览了头陀寺、东林寺和西林寺。 有一次，他们来到四山环合，一水中流的卓尔山麓，见这里无常井之喧，有泉石之胜，是隐居读书的理想环境，“徘徊不忍去”。不久，兄弟俩就在此结庐读书，还驯养了一头白鹿。从此，人称此地为白鹿洞。 李渤兄弟在白鹿洞读书期间，江州的士子多次慕名前来求教。他俩也曾在此开堂讲学。不久，江州的士子又请兄弟俩到城里授徒讲学，地点就在府城东。 李渤兄弟的贤名传到了京城。元和初年（806—820）唐宪宗下诏李渤为左拾遗，出山任职，李渤辞而不就。后来，由于国子监博士韩愈致书李渤，劝他早日出山，应朝廷之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朝廷士引领东望，若景星凤凰争先睹之为快。”韩愈是唐代杰出的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李渤得到他的器重，不好再推辞了，于元和九年（814）应诏进京作官，长庆二年（822）李渤又被任命为江州刺史。 几乎在这同时，李涉也应诏为陈许节度府从事，累迁太子通书舍人。他离开江州时，夜间在江上遇盗。盗问船乘何人，舟子回答：李博士。盗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欣然一书绝句：“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姓名，世上如今半是君。”盗首大喜，厚赠而别。 长庆元年（821），李渤来江州上任，第二年奉诏回京，在江州做了不到两年时间的官，但却为江州人民办了几件有益的事情。 李渤认为，朝廷不应当追缴36年前（贞元二年）江州地方所欠的4410贯钱。因为，连年水、旱、兵灾，江州百姓生活已经很苦了，他在向朝廷的奏疏中指出，江州管田2197余顷，现已旱死1900余顷。在这大旱之年，不顾农民的生活困难，听任财政官员的强征苛佥 ，甚至追缴36年前的欠帐，是不适当的。他要求朝廷全部蠲免。他在奏疏中明确表示：如果朝廷坚持要收这笔欠款，“特乞放臣归田”。在封建社会，李渤用辞职来为民请命，这是需要几分勇气的。朝廷对这份奏疏不得不表示“实为诚恳”，同意“所诉逋欠并放”这四千多贯欠帐一笔勾销，这对于减轻江州民众的负担，稳定局势是大有好处的。 江州城南门外有一片广阔的水域，当地称南门湖，年久淤塞，汛期泛滥，浸吞田舍。长庆二年（822）李渤倡议和主持疏导南门湖，筑堤建闸，植柳造桥，调节和控制水位，以利灌溉农田和方便行旅。从此，南门湖一分为二——南湖和甘棠湖，成为城内一大名胜。 李渤还在江州建造了九叠楼、高远亭等名胜，以便民众和游人浏览江州的湖光山色，可惜早年毁于兵燹。 李渤对年轻时隐居读书的白鹿洞十分眷恋。他任江州刺史后，对白鹿洞旧居进行了修缮，广植花木，增置亭榭，扩充规模。从此，白鹿洞遂成为庐山的一处名胜，以后又发展成为我国一所著名的书院。过去，书院内有纪念李渤的先贤祠。 李渤是一个热心办教育事业的官吏。他在江州任上，除了恢复白鹿洞的旧居以外，还在府城昔日讲学的地方重建了景星书院；与书院相邻的湖就取名为景星湖。宋代苏轼曾在景星湖畔赋诗赞扬李渤“读书匡庐中，作郡庐山下，平湖浸山脚，云峰对虚榭。红叶纷欲落。白鸟时来下，犹思隐居胜，乱石惊湍泻。” 李渤关心民众疾苦，庄稼丰歉；曾作“悯农诗”。 李渤为人正直敢言，经常犯颜直谏。他无论在朝在野，都勇于评论时政，指陈时弊，仗义执言。李渤主张“有官则有责”，“当官应作事”，反对因人论事的官僚机构和办事拖拉的官僚作风。有一次他在奏疏中指责臃肿的官僚机构所造成的种种祸害，提出“设官若不责其事，不如罢之，以省经费。苟未能罢，则请责其职业。”可惜，李渤的建议没有被朝廷采纳。李渤的性格如庐山的竹子一样，宁折不弯，知难犹进，直上凌霄，他不停地上奏章，揭露矛盾，指责评论，为当权者忌恨。他从江州回京不久，即贬谪桂州（今桂林）刺史。两年后，病归洛阳。大和五年（831）死于长安，终年57岁。 李渤作为一代贤吏，永远活在江州人民心中，他在甘棠湖上所建的堤、桥，至今遗迹犹存，供人凭吊。 江州司马 泪洒青衫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河南新郑县人。他先后担任过唐宪宗的左拾遗和左善赞大夫等官职。元和十年6月3日，藩镇李师道密使刺客于光天化日之下将宰相武元衡刺死，御史中丞裴度刺伤。白居易为伸张正义，上书唐宪宗：“急请捕贼，以雪国耻。”早就怀恨白居易的宦官集团，以白居易是陪伴太子读书的宫官，在谏官未上疏之前，抢先向皇帝告状，以藐视朝廷法曲为由，解除他在京城的官职，贬为江州司马。 这年深秋，白居易告别了京城亲友，乘船向江州进发。船近江州郡治浔阳，他透过濛濛的雨烟，看到岸边高高耸立着装饰宏丽的华表和浔阳高大的西廊门。他想到自己将在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渡过往后的岁月，不禁心潮起伏，即兴吟咏了《望江州》诗： 江回望见双华表，知是浔阳西郭门。 犹去孤舟三四里，水烟沙雨欲黄昏。 白居易所担任的司马这个职务，是一个辅佐太守的闲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州民康，非司马之功，郡政坏，非司马之罪”，“言无责，事无怀”，乐得悠哉游哉。白居易喜欢游山玩水，加上江州太守早就倾慕白居易的诗文，敬重白居易的人格，对他的旅游生活，给予种种方便。于是他春游慧远寺，秋上 庾亮楼，或吟诗，或饮茶，身心无一系，浩浩如虚舟。他经常和江州的名士和东林寺的和尚登庐山，入丛林，探温泉，寻古洞。足迹遍及浔阳江沿岸，庐山南北。“时寻山水幽，至如瀑布怪石，桂风松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答户部崔侍郎书》）贬官生活使他有更多机会游历庐山，接触社会，了解民情，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出门是沧浪水，举头见香炉峰”。景色如画的江州山水使他忘记了政治上的失意；热情淳朴的江州人民宽慰了他远谪江南的愁怀。诗人挥洒生花妙笔，“朝咏游仙诗，暮歌采薇曲”，写出了“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的热情赞语，吟咏了“湖山处处好，最爱湓水头”的激情诗句。从元和十年至十三年（815—818），白居易在江州当了近4年司马。这4年是他诗歌创作旺盛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他写下有关吟咏江州山水的闲适诗和抒发愁怀的感伤诗200多篇，此外还有祭文、信札、游记十八篇，其中阐述诗歌理论的划时代的作品《与元九书》和千古绝唱——《琵琶行》就作于江州。 元和十一年（816）秋，白居易游览了庐山西南的晋建东林寺。他认为介于香炉峰北，遗爱寺南的一片山林，“其境绝胜”，他决定在这里建造草堂。第二年春草堂建成，庐山的隐士和东林寺，西林寺的长老前来祝贺，白居易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了一首《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的诗： 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 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 洒砌飞泉才有点，指窗斜竹不成行。 来春更葺东厢屋，纸阁芦帘著孟光。 草堂内的陈设简单朴素，白居易在此“杖藤而行，隐几而坐，掩屏而卧”。堂前有平台和莲池。草堂周围古木参天，野花遍地。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白居易在这里“仰观山，俯听泉，傍晚竹树云石。”他认为，在草堂住上一晚，身体无比舒适；住上两晚，心情安静，尘念俱消；住上三晚，可以达到忘我的境界。他感叹地说： 我的时运不利，远谪江州当司马，不幸中之大幸，是江州刺史待我很宽厚，庐山又以天生的美景来接待我。这真是天给我的好机会，地给我的好所在。在这样的仙境里生活，我万念俱灭，没有什么非常之求。等到将来，司马任期满后，我一定要左手牵着儿女，右手抱着琴棋书画，隐居草堂，以终天年。清泉白石作证，我的决心下定了。 “自为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或经时不归，或踰月而返”，州中有事，要太守派人来请，才肯进城。他的许多优美的诗文，就是在草堂中写成的。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认为《诗经》的优良传统必须继承，反对梁陈以来诗歌停留在“嘲风雪，弄花草”脱离现实的错误倾向。他强调文章应关心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生活。 元和十三年（818）12月20日，白居易奉诏提升为忠州刺史。翌年2月初，白居易举家从江州启程。为怀念北香炉峰下的庐山草堂，他深情地吟咏道： 三间茅屋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迴。 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 讲学濂溪 述志莲池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这是宋代思想家、教育家周敦颐的一首短小精悍的散文。散文虽短，但从中折射的思想光芒，近千年来被人们所传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已成为千古名句。周敦颐的《爱莲说》，就是在今九江所属庐山市写下的。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今湖南省道县人。他曾在江西和两广等地当过30多年的地方官吏，在司法建设上有一定的成就，但他最大的成就是在九江创办濂溪书院。他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宋明理学的创始人。 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43岁的周敦颐由四川合州视事，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他途经江州，为庐山的风光所吸引，遂有卜居之志。宋熙宗四年（1071），他上表朝廷，要求知南康军（今庐山市），以便就近到庐山憩息。朝廷满足了他的要求，任南康军。 周敦颐在南康任职期间，经常到庐山上下漫游。他喜爱庐山北麓莲花峰一带的清雅环境。尤为喜爱从莲花洞流出的一股清泉，“洁清绀寒，合于湓江”。这条溪流很象他家乡的濂溪，遂寓名以濂溪，筑室溪上，名之曰“濂溪书堂”。他来到南康的第二年，就要求朝廷为他解除印绶，以便在濂溪书堂定居讲学。人们就称他濂溪先生。他讲学之所，名为濂溪书院。 周敦颐撰写的《濂溪书堂》一诗，表达了他对庐山真挚感情和他所述的淡泊的隐居讲学生活的感受。 “田间有流水，清沁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磷磷沉。潺湲来数里，到此始沉深。……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 周敦颐除了在书院讲学以外，即潜心著作，留下来的除诗文以外，还有《太极图说》、《通书》等数种，后人编为《周子大全》。《太极图说》讲的是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的生化过程。它改变了从《中庸》、《孟子》以来传说的“由人及天”的思想体系和思维路线，创立了一种从宇宙本体到人类社会即“由天及人”的哲学体系，属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通书》又名《易通》，着重对《大学》、《中庸》等书中提出的一些道德规范，从世界观、认识论的角度加以说明，并提出一些道德原则，是一部阐述封建道德的哲学著作。总之，周敦颐在吸收佛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基础上，对思孟学派以道德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作了重大的扩充和改铸，形成了一种新的儒学形态，即宋明理学。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从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历时700年之久，比历史上的经学、玄学、佛学统治的时间都长。 宋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敦颐病逝，终年五十七岁，葬在九江南门外的栗树岭，距濂溪书堂约五、六里。墓侧有其母亲、妻子和继配的墓葬。周敦颐墓在历朝都加以维修。明弘治年间还设置祭田，从道州迁来他的后裔周伦，负责祭祀和扫墓。他的后裔在墓周围发展为两个周姓大村落。村人提起乃祖，仍自豪不已。 南宋淳熙三年（1176），江州知州潘明扩建了濂溪书堂和祠堂，并立了周敦颐肖像。次年，请朱熹作了《濂溪先生祠堂记》和《濂溪先生画像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江州军守赵崇宪，建筑学舍26楹，书院规模不断扩大。室内有周敦颐塑像和《太极图说》石刻。明代弘治年间，经朝廷批准，重建周濂溪祠，并根据先生生前爱莲有池，濯缨有溪，喜欢窗前有青草等嗜好，特地在书院周围建了“爱莲”、“濯缨”、“交翠”、“光霁”等四座小亭，疏浚了莲花池。濂溪书院遂成为我国南方的一所重要学府，在传播文化，探讨学术，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赋诗寄情 夜谈相知
庐山高歌赠刘凝之 庐山高哉几千仞兮，根盘几百里，峨然屹立乎长江。长江西来走其下，是为扬澜、左蠡兮，洪涛巨浪日夕相冲撞。云消风止冰镜净，泊舟登岸而望远兮，上摩青苍以晻霭，下压后土之鸿宠。试往造乎其间兮，攀缘石磴窥空谼。千崖万壑响松桧，悬崖巨石飞流淙。水声聒聒乱人耳，六月飞霜洒石矼。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尝恶其学纪而言咙。但见丹霞翠壁远近映楼阁，晨钟暮鼓杳霭罗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风吹雾湿香涧谷，时有白鹤飞来双。幽寻远去不可极，便欲绝世遗纷厖。羡君买田筑室老其下，插秧成畴兮酿酒盈缸。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坐卧常对乎轩窗，君怀磊砢有至宝，世俗不辨珉与玒。策名为吏二十载，青衫白首困一邦。宠荣声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清泉白石有深趣，其意兀硉何由降，丈夫壮节似君少，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 欧阳修是皇右五年(公元1053年)，从南京送母送葬故乡江西永丰县后，返回职所途中，登游庐山的。这次，他还全过程赶到庐山东南的南康(今星子县)落星湾，拜访了他的同年老友，在此隐居的北宋名士刘中允。欧阳修有感于刘中允高山一样的节操，挥笔写下了上面这首诗。 《庐山高》不是信手拈来的题赠之作，而是一篇借物喻人，寄兴深微的成熟力作。诗人黄庭坚在庐山读了这首诗后，曾题跋说：“庐山之美，既备于欧阳文忠公之诗，中朝士大夫读之慨然。”诗的前半部分以开阔合纵的气势，写出庐山高耸千仞，立长江巨浪，撞鄱湖洪涛的雄姿，以及娇艳俊美，深闳幽邃的万千景象。后半部分，从“从羡君买田筑屋老其下”至结局，称颂刘中允的卓越才华、磊落胸怀和不苟于宠荣声利的高风亮节。这首诗，酣墨浓情，颇具李白诗歌之风，又兼有骚体格调，读后即使人振奋，又可获得艺术享受。 欧阳修为人正直善良，关心国家安危，同情人民疾苦，直言诤谏，不阿权贵。他早年支持北宋大臣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因而屡遭诽谤，几经贬谪，窜逐在外多年，共同的生活经历，使他和刘中允“心有灵犀一点通”，他钦敬刘中允的为人，理解并支持他的归隐，借助称颂刘中允的诗作，也正可宣泄出他郁郁不得志的感伤。 明正德年间，南康守陈霖将原纪念刘中允的壮节亭重建，并将《庐山高》诗和朱熹的“壮节亭记”刻于亭内。其后不久，王守仁在庐山天池手书《庐山高》，过了七年，户部主事寇天和九江兵备副使何炯在赛阳到庐山的九十九盘古道上，傍依铁壁染翠，丹崖流金之处，建起了以“庐山高”命名的石坊，并将王守仁手书的《庐山高》诗镌刻石坊一侧的石壁上，二者相得益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纪念建筑。这座石坊石柱坚实，飞檐玲珑，恰似巍巍门楼，栉风沐雨屹立四百余年，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期间被毁。而那石壁上的诗刻却幸免劫难，经受了长年风雨的侵蚀，上面的诗句至今还能隐约可见。 欧阳修是我国十一世纪开一代文风，有几代影响的重要作家，他在散文、诗词、史传诸方面都了取得较高的成就，为人们所公认，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深知人才的难得，主张不拘一格，引用贤才。《宋史》上有这样的记载，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他自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另五大家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等或是得到他的指点、提拔，或是受到他的影响，他这种敬重人才的伯乐胸怀，也体现在平时待人待物之上，在庐山他与圆通寺居衲禅师的交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圆通寺，位于庐山西南石耳峰下，原名崇胜寺，为南唐后主李煜所建。相传，辟土动工之日，从地下挖出一尊金铸观音菩萨，因为观音别号圆通，故后主赐名圆通寺。这里，寺后重峦献翠，寺前浅湍送歌，真是山环水绕，意幽境美的地方。欧阳修到庐山后，听说圆通寺不但风景秀美，还住着一位有学问的老和尚，于是前去探访，二人一见如故，常常秉烛夜谈。 欧阳修原本对佛老之学表示怀疑，“尝恶其学幻。”但是，当他发现眼前这位双目炯炯有神，避居深山古刹的老和尚学识渊博，谈吐非凡的时候，又不囿于自己思想上对佛教的见解，而是十分的惊异和叹服，“人之有技，苦已有之”，深为结识了这位“林下遗贤”而荣幸。居衲禅师当然也被这位名震海内的大人物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动，喜极欲泪。临别之日，两人依依不舍，互道珍重，欧阳修还题诗相赠：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 后人为了纪念欧阳修与居衲的这次谈话，在圆通寺建起了一座“夜话亭”，据方志记载，自欧阳修到过之后，圆通寺“名重海内，四方沙门多归之”，历代文人学士也纷纷寻胜来游。圆通寺于明末沦废。 欧阳修不仅才学出众，而且品德高尚，他对自己备尝艰辛的母亲十分尊敬和孝顺，母子之间的绵绵情义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欧阳修的童年是不幸的，他虽然出身于封建仕宦家庭，但由于四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急转直下，家人过着越来越贫寒的生活，家里到了“无一瓦之覆，一陇之植，以庇而为生”的地步。但是，欧阳修的母亲郑氏是一位有毅力，有见识的妇女，她挑起了持家和教养子女的重担，为了让孩子长大成才，这位母亲耗尽了心血。他家没有钱买笔墨纸砚，母亲只好用荻草杆当笔，铺沙当纸，教欧阳修练字，这就是后人传为佳话的“画荻教子”。 欧阳修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自幼敏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长大后，对母亲更是敬重备至。皇右五年，欧阳修的母亲以七十三岁的高龄病逝于南京，欧阳修即将母亲遗体运送故乡安葬。母亲慈祥的面容，辛劳奔波的身影，时时出现在眼前。并写了《先妣事略》这篇著名散文，叙述了母亲含辛茹苦的一生，悼念之情倾注文中。 诗情哲理 千古传诵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省眉山人，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他仕途坎坷，多次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旋涡，动辄得咎，屡遭贬谪。但在文学上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首开宋代诗歌新风气，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书法、绘画也有很深的造诣，也为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杰出的领导者。 苏轼与李白一样，一生好入名山游。据史籍记载，从北宋元丰七年（1084）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多次到庐山，三探石钟山，并游览了都昌县的南山，留下了众多的诗文和轶事，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莫于《游石钟山记》和《题西林寺壁》两篇诗文。 形似宏钟的湖口石钟山，屹立在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山上秀石玲珑，楼阁雅趣。石钟山何以得名，古人众说纷纭，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种是北魏《水经注》的学者郦道元的“以声定名”的说法。他认为“山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所以声如洪钟。第二种是唐代江州刺史李渤的“敲石有声”的说法。他曾在石钟山的潭边捡到两块石头。用棒子敲打，南边的那块石头声音厚重模糊，北边的那块石头清脆高亢，余音很久才消失。第三种说法是“以形定名”。清代学者彭玉麟说：“盖金山内空，如钟覆地……山势上锐下宽，似宜以形论，不以声论。苏东坡对郦道元的说法有怀疑：“今以钟磐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他更不相信李渤的说法：“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元月初九的晚上，他送儿子苏迈去江西德兴县上任，途经湖口，日夜泛舟在石钟山绝壁之下，借着月光和火把进行了实地考察，才得揭开了“石种”的奥秘，写出了不同凡响的《石钟山记》。 月下的石钟山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悬崖绝壁，黑影憧憧，山上夜宿的老鹰，被水上的人声惊起，几声怪叫，划破夜空。使人毛骨悚然，苏东坡“心动欲返”，正打算回去。忽然，有巨大的声响从水上发出，“噌吰”——“噌吰”——，就象钟鼓齐鸣，响个不停。这奇怪的声音，使舟子大为震惊，但却鼓舞了苏轼父子，勇往直行，孤舟深入，查个究竟。原来山下潭边，尽是石窟石缝，也不知有多深，江水流进里面，激荡澎湃，发出钟鼓似的巨响，这不就是“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吗？看来，郦道元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苏轼父子并没有浅尝辄止，就此停步，他继续向前调查、探险。当小舟回旋曲折来到两山之间，将要泊入港口的时候，一块能坐百多人的大石屹立在水道正中，内部空心，外部多孔，吞风吐浪，发出窾坎镗鞳的钟鼓之声，与方才的噌吆之声互相应和。石钟山命名的奥秘终于被识破，苏轼非常高兴，对他的儿子苏迈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在这里，作者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考证，揭示了一个治学办事的普遍道理：凡事须身体力行，耳闻目见，不可道听途说，主观臆断，以讹传讹。苏轼《石钟山记》这篇融记事、写景、说理、抒情为一体的散文，以富于哲理而千古流传，并选入大、中学语文课本。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大文学家考察石钟山的功绩和他的非凡文采，在石钟山上建有怀苏亭，并竖立了《石钟山记》的碑刻，“地以名贤重”。自从苏轼月夜游石钟后，这里便成为文人雅士必游之地。 元丰七年（1084）四月下旬，苏轼从湖北黄州调河南汝州的赴任途中，漫游了庐山，他从山西南的圆通寺到东南的开先寺、栖贤寺、观音桥，还在温泉洗了个热水澡，最后来到了山西北的西林寺。西林寺乃东晋高僧慧永所建，殿塔宏峨，高僧云集，名重一时。寺主持早就仰慕苏东坡的文名，想请苏轼赋诗一首，为西林增色。 苏轼在西林寺壁前观摩长久，见壁上有前朝诗人谢灵运、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题咏甚多，意境高远，妙语如珠，自己实在不愿动笔。无奈主持一再要求，亲为磨墨，捧砚相随，盛情难却，冥思片刻，即索笔题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主持手捧砚台，屏气看他写完最后一个字，连声称赞：好诗好诗。他高兴得差点失手丢了砚台。 庐山重峦叠嶂，峙立江湖之上，掩映在云雾之间，使人难见其真面目。在苏轼游庐山以前，不少诗人和游人曾有与苏轼同样的感受，但未通过诗文表现出来。苏轼在庐山南北反复游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细致地观看庐山，体会到站在不同的角度，所看到的庐山的山势和山景也不尽相同。如果不看庐山的全貌，只看到它的一隅，就乱加评论，难免有失偏颇。从这个感受出发，他引伸出一条带有普遍意义的生活哲理：局外人有时比局中人更能看到事物的真相。从这以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一生活哲理，被后人视为格言而广泛应用于生活之中。 也在这一年，苏轼往筠州（今江西高安）探望弟弟苏辙，舟过鄱阳湖，游览了都昌县的南山崖，刻诗于“野老泉”。诗曰： 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 水隔南山人不渡，春风吹老碧桃花。 南山崖和野老泉亦因苏轼和苏刻而闻名于世。 诗创流派 文采风流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江西分宁（今修水）人。他一生从未居要职，掌握大权。他的政治生涯随着旧派势力的消长而升沉变化。他在文学上成就很大，在北宋时即与苏轼并称，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词人、散文作家、书法家。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赞他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以他为首的“江西诗派”，影响了整个宋代，流风所及， 泽被晚清。 黄庭坚少时丧父，十五、六岁时跟随舅父李常（字公择）游学淮南。李常是个著名的藏书家。黄庭坚得以博览群书，学业大进。黄庭坚的舅父李常早年在庐山五老峰下的白石寺读书时，曾游览过落星湖上的落星寺。黄庭坚在探望舅父读书遗址后，顺道至南康军落星湖上的落星寺一游。 落星湖在南康军（今星子县）城外，是鄱阳湖的一大湖汊，又名德星湖。民间传说有巨星坠落湖中，因名，此湖有十三平方公里，湖波涵碧，帆樯争流，四岸青山，并列为屏。湖中有石岛名落星石，耸立湖中。春秋水涨，登临此石，烟波凝黛，鸥翔蓝天，五老诸峰，历历在目。 落星石上周围百余丈，竹木丛生，葱郁成林，元祐年间（1086—1093）敕建禅寺于石上，寺名“福星龙安院”，又名“龙安院”、“落星寺”。寺内有清晖阁、玉京轩、岚漪轩等名胜。黄庭坚登临落星寺，寺僧挥隆在岚漪轩设宴为黄庭坚洗尘，黄庭坚游览落星寺，应寺僧请求，赋《题落星寺岚漪轩》诗二首。诗曰: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 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 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此诗字字烹炼，句句挺健，是黄庭坚的名作。末两句尤为江西诗派所称道。 元丰元年（1078）黄庭坚在北京（今河北大名县）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两首诗，给当时的徐州知州苏轼，以示倾慕之情。苏轼也和了韵，在复信中赞扬他“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从此，这两位大文学家相互推许，终身相重，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佳话。这年春天，家乡来人给黄庭坚捎来些修水的名茶——双井茶。他马上想到分赠点给好友苏轼。此茶形如凤爪，香高持久，汤色明亮，滋味鲜醇。宋代即誉满京师。《宋史·食货志》称之为茶中“绝品”。黄庭坚赠茶给苏轼时还附了一首诗，诗曰：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 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磑霏霏雪不如。 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几乎丧命。黄庭坚在这首诗中含蓄地对东坡规劝：要吸取教训，得意之时，别忘了不愉快的往事。 绍兴元年（1094）秋天，苏轼在南迁途中第二次到湖口石钟山，听说当地人李正臣家里有“九华山石”，细看之后，爱不释手。此石九峰排列如雁行，山腰有白脉，为束丝带，有云隔半山之趣。苏轼爱石成癖，欲以百金相购，由于行色匆匆，未能如愿，写了一首“壶中九华”诗以纪其事。三年后，苏轼遇赦北归，途经石钟山，听说此石被好事者取去，后悔莫及，又赋诗表达惋惜之情。这年秋，苏轼病卒于常州。崇宁元年（1102）黄庭坚来到湖口。李正臣将苏轼两次咏“壶中九华”诗来见。此时，人物两空。黄庭坚用苏轼诗原韵感赋一首： 有人夜半持山去，顿觉浮岚暖翠空。 试问安排华屋处，何如零落乱云中。 能回赵壁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 赖有霜钟难席卷，袖椎来听响玲珑。 这是一首感人至深的佳作。此诗以一块奇石的得失遭遇，伤悼苏轼生死命运。诗的大意是说，不知是谁半夜把李正臣的奇石偷走，爱石的好友苏轼也逝世了，顿觉山川都为之失色。即使东坡不死，重新入朝恢复名誉，政局变幻无常也不见得是件好事。石失难返，好友去世，无法复生，犹如南柯一梦。既然奇石不可得见，不如到苏轼生前所爱的石钟山去，带个槌子敲敲石钟，听那清越的响声，以慰我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思念。字里行间洋溢着黄庭坚对苏轼深深怀念之情。 重建书院 振兴理学
朱熹（1130—1200）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完成者。明清两代编纂教育天下后世的书籍，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无一不与朱熹的思想及著作有关。他的学说影响了后世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在儒教学者的心目中，朱熹是一位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夫子。 朱熹字元晦，江西婺源县人。他于十九岁中进士后，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地做过十年的地方官。南宋淳熙5年（1178）冬，他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传播文化，教育士子，是他一生中振兴理学，开创和健全书院制度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书院是我国古代传播文化、培养学子、交流学术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在战乱之后，国家兴办的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的情况下，由私家起而兴办的乡里之学，也是各派学者在民间自由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 早在唐代九江就出现了书院的最初形态。民间讲学授徒，传播文化的活动已相当活跃。白鹿洞原是唐代李渤读书的地方。唐代末年，兵荒马乱，官学废坏，到庐山隐居、避难的读书人，常到白鹿洞研讨学问，交流心得。南唐昇元年间（937—942）开始在白鹿洞“建学置田”，正式称为“庐山国学”。这是庐山第一所学校。 北宋在统一大部分国土后，乱世渐平，文风日起，学子士人纷纷要求就学。但政府无暇顾及，开国后80余年未兴办学校，于是“儒者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学，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庐山国学乃改称为白鹿洞书院。但到宋真宗（998—1022）执政以后，又大力提倡科举，发展官学，制订了不入官学不能应举的政策，书院又逐渐衰落下来。但白鹿洞书院还在勉强支持。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烽烟四起，庐山的建筑罹于兵火，白鹿洞书院也“屋宇不存”、“基地埋没”、“莽为荆榛”、“荒凉废怀”。白鹿洞书院获得新生和兴旺，除了南宋偏安一隅，社会经济相对稳定以外，与朱熹的有志于振兴教育事业，为恢复书院所作的种种努力有很大关系。 南宋淳熙6年（1179），朱熹被任命为南康军，他考察了白鹿洞书院遗址，发现这里已是一片野草丛生、瓦砾成堆的废墟。他感慨万分，决定加以修复。他一面分派人筹措兴复诸事，同时又将自己有关修复书院的种种设想奏告朝廷。 当时，南宋朝廷对金兵南下惊惶始定，财政困难尚多，对教育事业无余力顾及，何况南康军已有三所官校，不必为修复书院烦费。但朱熹认为，白鹿洞这个地方“山川环合，草木秀润，真闲燕讲学之区。”他力排众议，一再上本朝廷，坚持重建白鹿洞书院，理由有二：一是宋朝开国以来，朝廷就十分重视白鹿洞书院的建设，书院对于传播文化、教育士人、巩固统治，贡献很大，因此，重建书院，“理不可废”；二是强调在庐山境内佛寺道观“以百十所计”，其毁坏无不兴葺。如果只修寺观，不修儒馆，只闻钟鼓之声，不闻弦歌之声，就太不重视文化教育了。他在呈报朝廷的《白鹿洞牒》中恳切地说：“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世。”由于朱熹的一再请求，宋教宗终于批准重建白鹿洞书院。书院落成之日，朱熹高兴地饮酒赋诗：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前贤听鹿鸣。 三爵何妨奠萍藻，一编讵敢议明诚。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无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淳熙6年至8年（1179—1181）朱熹任南康军期间，为兴复白鹿洞书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重建院宇。尽管南康正遭旱灾，财政困难，还是集资筹款建起屋宇20余间。 （二）筹措院田。朱熹筹集了一部分资金购置学田，认为这是维持书院的“久远之计”。 （三）聚书。朱熹曾发文各地征集图书。并将一部分诗、贴或模写，或重书入石。 （四）立师。朱熹从外地延请名儒掌教未果，只得自煎洞主，自为导师，亲自讲学，同时还邀请几个朱门弟子执教。 （五）聚徒。朱熹发榜招生，远近诸生闻风而至。与朱熹有书信联系的门人有200多人。 （六）订学规。朱熹在总结前人办学所订规制和禅林清规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为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一教育方针当时为全国书院普遍遵行，至今仍为中外教育家所重视和研究。 （七）立课程。朱熹将《四书》作为生徒的基本课程，同时也要学习《五经》等书以及古代诗文。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包括“升堂讲学”、“互相切磋”、“质疑问难”、“展礼”等，而以学徒认真读书、自行理会为主要形式。朱熹对学生读书方法有许多精辟的指导，后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看学用力”、“居敬持志”。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每有闲暇而与学生优游于山石林泉之间，寓讲解、启迪、点化于其中。正因此，朱熹在书院周围修建了许多供游息赏景的亭榭，开凿了许多风景点，让师生把修身、讲学与适当的休息和旅游结合起来，活跃文娱生活，增进身心健康，认为这是造就德才的良好途径。 正当朱熹忙于书院的讲学和建制工作时，南宋理学另一大学派的首领陆象生（九渊）带着他的徒友从金陵来到南康访问朱熹。淳熙3年（1176），他俩曾在鹅湖之会上就“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问题开展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谁也未能说服谁。这次，陆和渊来访，朱熹分外高兴，与他泛舟落星湖，共游康王谷，并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述了《孟子》中“义利”一章。陆九渊对孔子所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和发挥。课堂上学生“至有流涕者”。朱熹认为陆九渊所讲“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并请求陆九渊手书其讲义，聘人刻于石上，表示永久为后人所遵循。体现了朱熹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和他所倡导的书院内外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 转战江州 眷恋庐山
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千百年来，民间家喻户晓，众口称颂。 岳飞在十多年的抗金戎马生活中，征战范围极广，曾率领岳家军五次到达江州，或作战，或戍守，或守母孝，与江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江州是他的第二故乡。旧时，江州城里建有岳王祠，塑岳飞像，春秋二祭，岁岁不绝。 建炎4年（1130）秋，金兵南侵，因南宋抗战派的坚决抵抗而暂时北撤，战事一度沉寂。南宋朝廷便利用这一喘息的时机，整饬内部，消灭江南的游寇。 当时，窜扰在江南的游寇主要的李成、张用、曹成等率领的各股。其中最使朝廷头疼的是李成为首的一支。李成，河北雄州人氏，当过弓手，惯舞双刀，彪悍异常，集众数万，趁金兵北撤之机，占据了江淮之间六、七个州部，妄图席卷东南，成为一代枭雄。 岁末，宋廷命江淮路招讨使张俊指挥江淮地区的宋军，包括驻扎在江阴境内的岳飞的部队在内，负责征讨李成。当张俊的大军奉命启程时，李成又攻陷了江州，张俊不得不前往营救江西的首府洪州（南昌）。张俊到达洪州后，李成的副都统领马进也连营于赣江两岸的西山与宋军对峙。张俊畏惧敌人的兵众势盛，整月不敢出战。岳飞于三月初到达江州后才改变了这种消极防守的局面。 岳飞向张俊建议，由洪州赣江上游生米渡绕出敌后，攻其不意，并且自愿担任先峰。七日，岳飞身披重铠，带头跃马泅渡，大军依次过江，双方在玉龙观进行大会战。岳家军首先突击马进的右翼，大败敌人。马进逃遁，岳飞率几十骑追逐。由于土桥被马踩塌，马进挥兵反扑。岳飞一箭射死敌方的先锋将，指挥几十名骑士奋通苦战。马进大败，向北逃窜，寻求李成救援。岳飞连夜率领将士衔枚急行军，赶到马进前面，在武宁县的朱家山伏奇兵，斩杀马进部将赵万。李成不甘失败，留马进守江州，亲自提兵反扑，又在奉新的楼子庄遭到惨败。张俊和岳飞兵分两路，张俊从东北方向收复江州，岳飞往西北方向收复李成。李成逃至武宁，恰好修江暴涨；岳家军如神兵天降，匪徒们来不及渡河，只得沿江溃逃，武宁百姓因此而免遭涂炭。岳飞率部挥师东进，与张俊会师江州，乘胜北渡长江穷追逃窜至黄梅县的李成。李成匪徒在石幢坡占据山险，投木石阻击官兵。宋军实行强攻，追杀马进、孙建等头目。李成势力尽，逃奔伪齐，投降了金朝“子皇帝”刘豫。 绍兴元年（1131）元月，岳飞基本讨平李成后，张俊又命岳飞前往江州招降流窜在瑞昌和修水一带的张用。张用本是河南汤阴县的一名弓手，趁乱起事。聚众数十万，劫掠州县，不服朝廷节制。建炎三年（1129）正月，岳飞在东京南薰门外，以二千之众杀败张用数万人马。为此岳飞致信张用：“吾与你同县，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尔所患，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张用考虑到岳家军的实力今非昔比，遂率五万人马归降。八月八日，张俊在瑞昌丁家州检阅张用人马。并安排了张用的官职。岳飞也以功提升为神武右付军统制。 岳飞在江州征讨游寇时留下不少遗迹。朱家山下有“马嘶垅”，相传因岳飞骑马过垅马声嘶叫而得名。岳飞曾在朱家山刀斩赵万，乡民曾在古战场发掘一处古墓，内出头骨大如斗，腿骨长二尺，乡人皆谓此巨髅即为岳飞所斩的赵万遗骸。绍兴元年（1135），岳飞南下平李成时，取道武宁，饮马于山岗，俗呼“骤马岗”，《南昌府志》载有岳飞写的《骤马岗》诗一首，诗云： 立马林岗豁战眸，阵云开处一溪流。 机舂水沚犹传晋，黍秀宫廷热悯周。 南服只今歼小丑，北辕何日返神州。 誓将七尺酬明圣，怒指天涯旧不收。 绍兴二年（1132）七月，发生了蕲、黄镇抚使孔彦舟判降伪齐的事件，宋廷急令岳飞屯戍江州，巩固江防，以防伪齐南侵。 在驻屯江州的日子里，岳家军约有二万三、四千人，这支战功赫赫的铁军，军纪严格，索有“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美誉。在岳家军中，如发生践踏民间禾稼，买商品压低价格等现象，都必斩不赦。这次屯驻江州，因供应匮乏，全军一度处于“杀马、翦发、卖妻、 鬻子”，以“博易米斛”的窘境，亦未发生掠夺事件。后将部分军马移屯外州就粮，才渡过难关。岳家军行经乡村一般都露宿在民户门外，百姓开门接纳，兵士也不敢进屋。早晨起程时，民家屋外堆放的草苇依然如旧。有个士兵向湖口县人项某买些薪草，项某自愿少收二文钱，这个士兵一定不肯，并说：“我可以用二文钱换我的脑袋吗？——” 在驻屯江州期间，岳飞与将士同甘共苦，以身作则。“一钱不私藏”。他平日与下等军士共餐，酒肉一定均分部属，如果酒少就搀水共啜。行军时逢军士露宿，自己不入馆舍。出征时，命妻子李娃遍访将士家属，嘘寒问暖。战斗时，常“自为旗头，身先士卒”。伤病者则亲自慰问，亲手调药。战死者吊唁尽哀，抚育孤寡。正因此，全军合力同心，每战必胜，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 岳飞屯戎江州半年多的时间里，了解了江州的灵山秀水，风俗民情。他喜爱这个地方，决心把江州作为第二故乡，打算将来抗金功成身退之日，不再北回汤阴，留在这里养老，安度余年。此时，汤阴的岳代宗族因不能忍受女真贵族的奴役，纷纷南逃，投奔岳飞。岳飞当时的职务是五品中卫大夫，武安军承宣使，每月料钱三百贯，公用钱数千贯，收入比较丰裕。他用这些钱在庐山西南购置田7顷88亩，地11顷96田，水磨五所；还盖造和购买房廊、草屋和瓦屋498间，供岳氏宗族耕种和居住，形成了人烟稠密的岳家市。据《周必大后录》记载：“出石门涧，由官路稍前有岳家市。”可见南宋的岳家市在现今庐山区距石门涧五里的赛阳乡境内。 岳飞在战场上是个英勇善战的英雄，与当时的士大夫一样，对佛教却有几分虔诚。在江州他结识了晋建东林寺慧海和尚，并赋《寄浮屠慧海》诗一首，表达了他对匡山湓水的无限依恋，抒发了他抗金复国的壮志豪情，和功成身退的思想感情，诗云：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征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作赤松游。 殷勤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绍兴六年（1136）二月，岳飞屯驻襄阳，作直捣中原之计。不料老母于三月二十六日病死鄂州军营。岳母姚氏，深明大义，教子有方。曾在岳飞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勉励儿子效忠宗室，抗击外侮，收复中原，被世人尊为千古母范。母死后，岳飞立即奏报朝廷，不等朝廷回报，自解军职，携带着眷属，跣脚徒步，扶护灵柩，送往庐山安葬，使老母忠魂与庐山相伴长存。丧葬完毕，岳飞就在墓侧结庐，为老母守孝，按照当时的惯例，岳飞必须“丁忧”三年，方可起复为官。岳飞看透了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本质，不愿意继续为官，连表乞“终别”，打算在庐山终生为母守孝。但由于金兵大举南侵，朝廷多次诏令“ 起复”，并派官员至庐山敦请，岳飞被迫“移孝”作忠，由夫人李娃代为守孝，复又回到鄂州军中。 岳飞热爱江州，眷恋岳家市，葬母之后至少两次来到江州为亡母“持余服”和探望岳氏宗族，并多次抗诏，不愿归军。朝廷遂严令宣抚司参议官李若虚和统制官王贵登门苦谏，岳飞方于绍兴七年（1137）六月下旬赴建康向高宗请罪，回到军中。 由于岳飞与秦桧在战、和问题上势不两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在秦桧的怂恿下，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将岳飞诓至临安，投入大理寺狱，以“莫须有”罪名将岳飞杀害。 岳飞被害后，江州民众将其圣像供奉于家中。岳王祠遍及城乡。江州人民为了宣泄对奸相秦桧的憎恨，请名厨师烹出一道名菜——“杂烩”。九江话“炸”与“杂”，“烩”与“桧”谐音，意为“炸桧”，就是要把杀害岳飞的元凶秦桧的肉放在锅里油炸方解心头之恨。这就是九江名菜“杂烩”的由来。 岳飞遇害后，他在江州的家属被流放，财产被藉没。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廷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才诏释岳飞的家属回到江州。李夫人于1175年在江州病逝，并葬于太阳山，与母墓相伴，至今墓塚完好。 文记游踪 诗写愁肠 从崎岖的山路攀登庐山，可以尽情地揽结险峰，悬崖，惊壑，深渊种种奇幻峻峭的风光，这是“身在此山中”的人们所领略过的；如果乘舟自长江逆水而进，或漫游于鄱湖之上，“身在此山外”，远望庐山及其四周，将是怎样的一幅湖光山色呢？想不到八百年前，我们的一位古人，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就饱享过这样的眼福呢。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夏秋之交的八月，陆游在赴四川夔州就任途中，从山阴启程，沿长江抵江州，不但在船上亲睹了庐山心脏长江， 鄱湖的风采，并且上岸前往庐山，在一些名胜地盘桓数日。庐山的远景和近影第一次映入了诗人的心田，他感到无限惊异，神驰意畅，立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丰富的感受写入了著名的日记体游记——《入蜀记》之中。 我们按照诗人描述的顺序，先来进行一番水上的旅游吧。 八月一日，陆游的船已进入江西境内，他惊喜地看到了彭浪矶与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特别是小孤山，是名扬天下的江中独山----金山、焦山、落星等所不能可比的。它远远看去，“碧峰独立，孤起上干云霄，愈近愈秀，冬夏睛雨，姿态万变”；再看彭浪矶，“三面临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胜”，这时身临其境，陆游对彭浪矶命名的由来有了切身感受，他觉得船行至这里时。“虽亦无风亦浪涌”，彭浪矶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得名的。当天傍晚，他们停泊在离小孤山只有一里远的地方，又驾着小船，登上小孤山，游小孤山庙，“南望彭泽，都昌诸山，烟雨空蒙，鸥鹭灭没”。当他立在庙门一侧时，看到一群俊鹘搏击着水禽，掠过江面向南奋飞，觉得甚是壮观，不禁为这样洋溢着活力的江上暮色所陶醉。 八月二日，一早就碰上了一个多变的天气，当船离岸已近二十里时，忽然江面是风云腾涌，使得船工急忙收缆不敢前行。说来奇怪，不过一会儿，风消云散，船又继续扬帆西上，船行至鄱阳湖口，“四望无际”，浩浩荡荡，才真正体会到李白诗句“开帆入天境”的精妙。在这里，庐山和大孤山已经可以望见，大孤山不象小孤山好样四周布满沙洲，芦苇，而是有如四根柱梁浮立水面，四边都“涉弥皆水”。有趣的是，江水自湖口分为二支，长江水浊浪翻滚，鄱湖水碧波荡澜二水汇合处好像一条“引绳”划开，真是泾渭分明，一清二楚。这天直到天黑，陆游一行才抵达长江南岸的重镇，文化名城---江州。 八月三日至六日，陆游几乎遍访江州的名胜。他为了实地考察白居易当年送客和听琵琶女弹唱的地言，特意将船移泊当阳江边的琵琶亭下，他好像回到了产生《琵琶行》这样伟大诗篇的年代，白居易吟诵诗作的情景好像浮现在眼前。八月五日，江州官员在庾亮楼为他举行了一次宴会，这座楼阁是以曾经镇守武昌的东晋名将庾亮命名的。陆游对于这类官场应酬并无举，却倾心于欣赏这座庾亮楼阁的壮丽景色，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楼南对庐山，“北临长江，气象雄丽。自京口(今镇江)以西，登临之地多矣，无出庾楼右者。楼不甚高。而觉江山烟云皆在几席间，真绝景也”！他还前往李白吟诗的天庆观即浔阳紫极宫。这时的天庆观，由于连年的战火已大多毁坏，李白《题浔阳紫极宫》的诗刻已不复存在，太清殿也只剩下一座唐人塑造的老君像和唐明皇的金铜像。这座倒是主持 冷落破败的寺庙没有引起陆游多大兴趣。倒是主持寺院的寺主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位道人原有一个小康之家，后遇战乱弃家修道，他说岳飞曾给他一份"度牒"，为了感念岳大将军的情谊，他一直供奉着岳飞你子的画像。陆游想不到一个出家之人，还会对抗金名将这样敬重和怀念，真是人心不可违，所以对这件事专门在日记上写了一笔。 在江州，无论是庾亮楼，还是天庆观，陆游都不只一次地翘首观望离得越来越近的庐山，他亲访庐山的心情也越来越急切了。 八月七日，陆游往游庐山太平宫，东林寺。从江州到太平宫有三十里路，走了一半便在新桥市休息。在这里时，只见一路上车马驰骋，行人憧憧不绝，一打听，原来八月一日至七日，正值当地的白莲会，人们都去太平宫赴会焚香，今天是一年一度盛会的最后一天，虔诚的信徒要抓紧这难得的时间前去表示自己的心意，所以来往的人也就特别多。这种民间风俗，使得陆游感到新鲜，好奇，觉得别有一番情趣。 八月八日，陆游来到太平宫。看到宫前两座高达十余太的三层钟楼，全部用砖石砌成而不用一根木头，钟楼栏桷齐飞，非常壮观，他对工匠的精湛技艺赞叹不已，觉得高明的木匠也不过如此。而这位诗人从太平宫来到东林寺，看到虎溪用砖砌了一条小沟，却觉得十分不快，认为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使得本是山中小涧的虎溪，“无复古趣”，他建议寺主把砖头拆掉。这天，陆游还到了白居易草堂遗址，晚上就在东林寺下榻。 八月九日，陆游游兴更增，上午瞻仰了慧远法师祠堂及神运殿，下午参拜了西林寺，晚上取道从原路返回，又到新桥小憩。他来到三国神医董奉汲水的井旁，痛快地喝了一顿井水，觉得水味甜美。次日，陆游从地方志上得知庐山康王谷的谷帘泉水“甘腴清冷，备具众美”，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日记里写道：“前辈或斥水品以为不可信，水固不必尽当，然谷帘卓然，非惠山所，则亦不可诬也”，但由于公务在身，未能前往康王谷，亲口尝尝“天下第一泉”。这天直到天黑他才回到江州船上。一连几天在山中，微寒袭人，需要烤火取暖，江畔船上却仍然很闷热，竟要挥扇不止，山里山外，真是两个天地。 陆游就是这样匆匆忙忙地结束了他在庐山的第一次游览。当他的官船要启锚离开江州，还一直久久凝望着庐山，人虽走了，心却紧贴着她。陆游即将奔赴接近搞金前线的川陕一带，他带着以身许国的豪情，继续漫长的航程，他盼望有一天会带着抗击外犯的捷报，再来游览这座祖国的名山。 陆游第二次来庐山是在八年后，应诏东归的途中。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对前线战局的关注，这种复杂的感情，在诗人的心中交织着，他用百感交集的诗作，抒发自己的情怀： 从军忆在梁州日，心拟西征草捷书。铁马但思经太华，布帆何意拂匡庐。 计谋落落知谁许，功业悠悠定已疏。尚喜东林寻旧社，月明清露湿芙蕖。 陆游这次到庐山，沿着初游时的路线，重游了山北的几处胜迹，很快就前往临安去了。六月十四日，诗人在东林寺信了一宿，留下了一首七律《宿东林寺》诗。 为了实现拯救祖国的宏图大志，陆游两度来到庐山，都是来去匆匆。可是，这位对祖国怀有一片丹心的诗人，直到临终也是“但悲不见九州同”，他的“报国虽死无战场”的遗恨，永远留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也留在千古匡庐的灵山秀水之间。 鏖战鄱湖 遗迹庐山
元朝末年，群雄逐鹿，争夺天下，各路兴师之军互相吞并，最后只剩下两支势均力敌的部队：一支是以陈友谅为首的队伍，占据着以江州（九江）为中心的湖广、江西等广大区域，国号大汉；另一支是以朱元璋为首的部队，占据着以集庆（今南京）为中心的江苏、安徽一带的广大地域，国号西吴。两支队伍为了争夺天下，在长江中下游多次进行过交战。 元代至正24年（1364）4月1日，陈友谅亲率60万人马乘艨艟巨舰围攻洪都（南昌），朱元璋亲率20万军队前来解围。陈友谅操转船头迎战朱元璋，两军相遇于鄱阳湖上的康郎山，一场震撼古今的鏖战展开了。 两军兵力悬殊。陈友谅兵多舰巨，他指挥的五千艘艨艟巨大无比，船楼分上中下三层，中间置走马棚，船楼上下的人说话互相听不见，每层船楼有无数房舱，如同大厅。船身铁皮包裹，红漆涂饰，远远看去，犹如一片红色的城廓。朱元璋不仅人马少40万，而且战船多是小舢板，声势不壮。 朱元璋率部在康郎山驻扎已毕，亲率诸将观察敌阵，见陈友谅战舰首尾衔接，桅樯林立，冷笑一声说：“陈友谅在军事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当年曹操在赤壁就吃了这个大亏，你们看，他们战舰首尾相接，我若用火攻，顷刻之间，叫他们化为一片火海。”众将都说主公言之有理。 第二天，朱元璋将队伍分成11支小分队，每船满载火器弓驽，向三江口的汉军发起攻击。朱元璋在这里也有失误，时值盛暑七月，风平浪息，纵用火攻，没有风助火威，不能发挥火攻的作用。况且汉军战舰在山西南，须得东北风相助才能奏效，诸葛亮不能再世，此时哪来东北风呢？果然，开战以后，两军胶着一起，不但火攻发挥不了作用，而且朱军因船小，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别是朱元璋乘坐的指挥船比一般战舰要大，白色桅杆非常醒目，陈友谅的骁将张定边率船队专攻这艘指挥船。汉军鼓噪呐喊：“乘白桅船的是朱元璋呀！别跑了朱和尚！” 这一喊。汉军的大小船只将朱元璋指挥的小分队围困个水泄不通。大将常遇春、俞通海等人率领的船队也被汉军冲散了。朱元璋身边只有左副指挥韩成和一些谋士及少量将士。 韩成当机立断，下令分队各船，将备用的石灰包打开，用水调和，将各船桅杆统纫刷白，白杆林立，分散了汉军的注意力。两军混战一阵。汉军又一阵呐喊：“穿红袍的是朱元璋，别跑了朱和尚！”汉军的船只又向朱元璋乘坐的指挥船围拢。 此时，朱元璋乘坐的指挥船被激浪推上了浅滩，无法开动，兵士下船，手推肩扛，无奈船体太大，推拉不动，眼看汉军不要掩杀上来。朱元璋仰天长叹：“真乃天亡我呀！”话音刚落，韩成将朱元璋拖进船仓，扒下红袍，穿在自己身上，向朱元璋拱手道：“主公保重，韩成我去了！”韩成威风凛凛站在船头，将陈友谅臭骂了一顿，投水而死。这时，汉军一片欢腾：“朱和尚死了，我们胜利了！” 汉军大将张定边正在船头洋洋得意，不料吴军大将常遇春从右边杀上前来，一箭将他射伤。主将受伤，汉军纷纷溃退，直到朱元璋重新站在船头指挥时，汉军才知刚才跳下去的是替死鬼。 尽管诸将拼死保住了朱元璋一条命，但吴军死伤惨重。仅将官就死了30多员。他登基以后，在康郎山建忠臣庙，塑供36位将军神像。市郊新港乡就有韩成庙，供韩成像，地方官府春秋二祭，此是后话不提。 朱元璋退回康郎山后，汉军尾后弃舟登山，象潮水般涌上山来，活捉朱元璋。此时，朱元璋已脱下红袍，换上绿袍。汉军中又一阵呐喊：“穿绿袍的是朱元璋，别跑了朱和尚。” 时值黄昏，朱元璋精疲力竭，躺在一棵古槐树下喘息。汉军的箭翎飒飒地从他耳边射过。他迅速把绿袍脱下，披在槐树上，身穿卒服，混在乱军中逃命。第二天，陈友谅派人到槐树下，收拾朱元璋的尸首，只见一件绿袍被无数只箭钉在古槐上。陈友谅命士兵将古槐砍去一截，以雪愤恨。朱元璋登基后则封这棵救命槐为“将军槐”，民间称为“槐树将军”。 第二天，朱元璋又出现在指挥船上，陈友谅大惊，不仅朱元璋未死，反伤了大将张定边，不禁长叹一声：“常遇春一出，我军将无能与之相敌也！”他的胞弟陈友仁大叫说：“哥哥，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待小弟将常遇春捉来献大哥！” 陈友仁亲麾五百只艨艟巨舰围攻常遇春。常遇春将船队化整为零，分头进击，并派20名敢死队分乘七只小船，船内装满硫磺、火药、船头尾置数位身戴盔甲的稻草人，快速向陈友仁船队推进。陈友仁的战舰太大，又以铁索相连，加之时值秋季，湖水落浅，洲滩众多，尾大不掉，行动不便，貌似排水倒海，实际处于被动挨打地步。当常遇春派出的七只小船向汉军战舰推进时，汉军箭如飞蝗，稻草人安然不动，待小船靠近巨舰时，20名敢死队员潜出水面，跳进船仓，将点燃的火把和硫磺、火药向巨舰掷抛，霎时，陈友仁巨舰连环连成了一片火海。常遇春麾师掩杀，汉军被焚死溺死不计其数。陈友仁亦被活活烧死，半个鄱阳湖被血水染红。 船焚弟亡，陈友谅不胜悲悼，退保康山，坚守不出。忽报吴军行枢密院同知丁普郎带领随从来降。这个丁普郎原是陈友谅的部将，1360年朱元璋进军江州路过小孤山时，他投奔朱元璋，参加了鄱阳湖大战。陈友谅怒道：“反复无常之人，要他何用，将他射死。”张定边劝道“问明情况再杀不迟。”丁普郎进帐叩头说：“臣死不足惜，有紧急军情请陛下提防。水域天堑，硬攻不入，今夜常遇春将由梅溪嘴登陆，从后边劫寨。”陈友谅半信半疑，亲自部署兵力，向梅溪嘴包抄。二更时分，湖州苇丛中人影绰绰，鼓声大作，似有伏军。汉军一阵呐喊杀将过去，苇中却无一人，只有几十面旗帜在苇中飘扬，陈友谅发觉中了疑兵计，正要退兵，忽然后营起火，朱元璋大队人马从矶山杀来，陈友谅又一次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次日，朱元璋指挥舰队强攻康山水寨，7只熊熊燃烧的船只象游龙般向汉军巨舰冲去，当火药船接近陈友谅的船队时，风助火威，火仗风势，烈焰腾空，湖水尽赤，陈友谅的巨舰成了一片火海，60万人马损失大半，不得不由康山退守鞋山，又因缺少粮草，准备回到武昌，整饬人马，伺机再战。当陈友谅率领残兵败将行至安徽省宿松县的江口，见追兵渐远，不禁长吁一口气说：“刘基这牛鼻子老道倘若在此伏下一支队伍，我们就完蛋了。”语犹未了，一声炮响，从芦苇丛中驶出两只船队，朱元璋的两位部将郭英和廖永忠已持枪挺立船头。已成惊弓之鸟的陈友谅此时吓出一身冷汗，暗暗叫苦：“天亡我也”！当他从船舱内伸出头来准备指挥百十号船突围时，一支硬箭从他的左眼穿进，一直贯穿脑颅，当场毙命。张定边拼死护着陈友谅的尸体和陈友谅的次子陈理，突破重围，逃往武昌。至此，相持两个多月的鄱阳湖水战，以汉军60万人马全军覆没，陈友谅中流矢身亡而告终。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为了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诸神相助，他在庐山建立了御碑亭、访仙亭，重建了天池寺，编造了周颠随军相助于海口、赤脚僧人送药至南京等神话传说。 文武奇才 纪功刻碑
十七到十八世纪，美国有个叫具克莱的大主教曾提出“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被称为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在我国，早在明代中期，就有一个思想家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命题，人们把他与西方的具克莱相比，这就是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又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所创立的心学，在明代中后期曾风靡一时，一度几乎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我国思想界一百年，并影响到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他的思想在日本等地有广泛的影响。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是明王朝由稳定走向危机和衰败的时期，正德十四年（1519）明王朝的宗室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起兵谋反，这是明王室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当时王阳明正奉命去福建，他得到消息后，一面向朝廷报告，一面返回吉安，调兵遣将，出其不意地攻下了叛军老巢南昌。在朝廷没有发出征讨命令的情况下，王阳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扑灭了叛乱部队，在鄱阳湖生擒了宁王朱宸濠，表现了机智的智谋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巩固岌岌可危的明王朝立了一大功。他将这次平叛的经过，勒石立碑于庐山开先寺后。 “正德已卯六月乙亥，宁藩宸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是时，天子闻变赫然，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於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敦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以嘉靖我邦国。” 王阳明还算聪明，在纪功碑上，将平叛之功归之于“事后诸葛亮”的明武宗的“皇威神武”，“亲统六师临讨”。尽管如此，他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嘉奖，反而招来宦官势力的嫉妒和陷害，连武宗也一度怀疑他参与了宁王的叛乱，要不是他急中生智，连夜赶到钱塘，将宸濠交给太监张永，同时按照武宗的旨意，重新报捷，将平版的胜利归功于武宗的“指示方略”，顾了皇帝的面子，才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王阳明在羁滞庐山候朝命期间，寄情山水，登临择胜，咏诗述怀。从文学创作中寻求安慰，排解愁怀。他游览了庐山的开先寺、东林寺、天池寺、太平宫、湖口的石钟山，并讲学白鹿洞书院，涉足之处，无不赋诗撰文，以纪其行，留下了许多山水诗篇和奇闻轶事。 王阳明怀着虔诚的心情，择吉拜谒了东林寺，并拜读了慧远的佛学著作《法性论》，联系到自己宦海失意，坎坷人生，佛老思想在他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共鸣，题诗两首于寺壁。其一为《东林次邵二泉韵》： 昨游开先殊草草，今日东林游始好。 手持青竹拨层云，直上青天招五老。 万壑笙竿松籁哀，千峰掩映芙蕖开。 坐俯西崖归落日，风吹孤月江东来。 莫向人间空白首，富贵何如一杯酒。 种莲采菊两荒凉，慧远陶潜骨同朽。 乘风我欲还金庭，三洲溺水连沙汀。 他年海上望庐嶽，烟际浮萍一点青。 他在诗中发出“种莲采菊两荒凉”，“慧远陶潜骨同朽”的慨叹，认为“富贵何如一杯酒”，奉劝世人“莫向人间空白首”，只有进入醉乡，才能忘记自己的忧愁。消极遁世之情溢于诗行。 这首诗现嵌于东林寺念佛堂的北壁，碑高丈余，是庐山现存珍贵的石碑之一。 接着，王阳明又瞻仰了庐山天池峰上明太祖朱元璋赐名的护国寺。因寺前有天池，又称天池寺，池中之水，大旱不竭。传说文殊菩萨见灵山缺少秀水，引来圣水，注为双池，因称神泉。此泉有一神奇之处，水泛气泡，山起层云，十分灵验。天池的这种种神异现象，是因为泉水中含有气体，天晴时，气压较高，能溶于水，不会冒泡。一旦气压降低，天将阴雨，水中容纳不了较多的气体，就会形成气泡，冒到水面来。王阳明在游天池诗中描写了这种景象。 天池之水近无主，木魅山妖竞偷取。 公然又盗岩头云，却向人间作风雨。 王阳明借天池翻云作雨的怪异现象将陷害他的宦官集团含沙射影地骂了一顿。 当天晚，王阳明借宿于天池寺，信步走到寺侧的文殊台，意外看到一个奇异现象，黑沉沉的山谷间，突然涌出数十点荧荧火光，闪烁离合，或远山，或近岭，高者天半，低者掠地，势如群星洒落，灿若天灯高悬，或青或白，变幻莫定，这便是自古闻名的“天池佛灯”，传说是文殊菩萨化身现光。 王阳明走南闯北，见过许多奇异现象，但从未见过“佛灯”，惊异之余，作《文殊台夜观佛灯》，诗曰： 老夫高卧文殊台，柱杖夜撞青天开。 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 次日，王阳明沿天池寺东南行，见一石岩拔地千尺，下临绝壑，横空出世，宛如苍龙昂首，就是著名的龙首崖。因崖临深渊，怒石纵横，一旦失足，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所以又称“舍身崖”。千百年来无人敢登岩前沿观景。史载王阳明曾躬身徐步直至崖端，俯视绝涧，继而转身返回，依然心情平静，成为古代佳话，体现了王阳明作为军事家所具有的胆略和探险精神。 庐山民间还流传王阳明与村妇联诗的佳话。那是在正德十五年（1520）一个春雨过后的傍晚，王阳明屯兵鄱阳湖边，与宁王朱宸濠作战之隙，他沿着湖堤，走到安仁铺，仰首北望，见五老峰下有一石山状如卧牛，遂口占一绝：“安仁铺内倚栏杆，遥望孤牛俯在山。”他转头问身后的随从：“谁联此诗的下句？”随从面面相觑，不知所答。 此时，一路过的村妇郭氏闻听此言，若有所悟。王阳明见而问道：“大嫂，你能对得上我这首诗吗？”郭氏轻轻点头，随口吟咏道：“任是牧童鞭不起，田园荒芜至于闲。”她用通俗的诗句，描写了战争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困苦景象。 王阳明佩服郭氏的胆略和见识，命士兵拿些银两奖给郭氏，命她继续以石牛山为题，再吟诗一首。郭氏泰然吟咏道： 怪石崔巍号石牛，江边独立几千秋。 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洗浑身有汗流。 嫩草平喉难下嘴，长鞭任打不回头。 至今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 在鄱阳湖边偶遇的村妇，也能与这位大学者联诗，这就不能不使王阳明感到惊异了。他热爱九江这片土地和这里淳朴的人民，他曾在此浴血奋战和讲学授徒，他把九江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希望能常来此游览和讲学。他在临别时将自己在九江和庐山游览的感受写在诗中。 九江真实是奇观，更有庐山亦耐看。 幽胜未穷三日具，风尘已觉再来难。 眼余五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积翠寒。 却怪寺僧能好事，直来城市索诗刊。 攀崖涉涧 阅尽佳景
徐宏祖（1568—1641），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与游记作家。明朝末年，政治腐败，他无意仕途，献身旅游，不仅为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作地质科学考察，因而在地理学上有不少重要的发现。他在旅途中所写的《游记》被后人誉为“奇人、奇事、奇文”之作。他从22岁开始旅游，34年来游历了江、浙、鲁、皖等14省，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两次被盗，三次绝粮，仍百折不回，勇往直前。他于万历46年8月18日至23日游览庐山，在有关庐山的文字记载中，他是唯一的通过石门涧后的百丈梯到达大天池的游客，表现了旅行家的不畏艰险的勇敢精神。徐霞客游庐山是从九江龙开河舍舟登陆，步行5里，从东林寺开始的。 他发现东林寺背山面溪，寺很宏伟。他在东林寺住了一宿，次日沿溪东行。在雨中向乡人问路，得知由此东上是到大天池的大路，向南转登石门，是到大天池的小路，小路奇险，人莫能上，他听说石门奇胜，非去不可，乃请乡人当向导，开始了艰苦的行程。 他跋涉了两道溪涧，经过报国寺，从绿色的丛林和冷翠扑面的云雾中走了五里山路，仰头看到浓雾中有双石高耸，这就是他盼望已久的石门。他与向导沿小路从石隙进去。山路弯曲，他俯视绝涧中众山峰，都从涧底向上高耸，近隔咫尺，簇立如笋，争高竞美，高高低低层层叠叠，绿树满崖，光照空中，色彩斑斓。谷底涧水，色似喷雪，响如奔雷，在空中震荡，这种壮观的景象，使他“耳目为之狂喜”。在石门内，面峰倚壁建造了一层层的佛舍，有个名叫容成的和尚在此修行。从佛舍后的小路过去，进了一重石门，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石崖。他俩在石崖上攀蹑上下，石级没有了，就挽葛援往上爬，藤也没有了，将随行带来的木梯架起来往上爬。这样走走爬爬，大概有两里多路就到了怪石重叠的狮子岩。就在这样奇绝的地方，居然也有僧人在岩下结庐修行，可见这些佛教徒也是能吃苦的。从狮子岩翻过一道岭，路渐平，前走一里，就是从九江到大天池的大道。他们沿着石级一步步攀登，终于来到了明太祖失元璋敕建的天池护国寺。寺是毁后新建的，崇楼峻阁，朱栏画栋，气象非凡。由于朱元璋在鄱阳湖水战中打败了对手陈友谅，认为是庐山周巅仙人出了力，因而封庐山为“庐岳”，并敕追了这座寺院。徐霞客游览了大天池附近的聚仙亭、文殊台、白鹿升仙台、佛手岩和访仙台等旧址。台后石上写着“竹林寺”三个字，有石刻而无寺庙。徐霞客认为，竹林寺是庐山虚幻的境界，可望而不可接近，因这里在风雨中好像能听到寺院的钟声和诵经声，所以设想了这座竹林寺。此时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三山”，更不用说虚幻中的竹林寺了。 次日晨，徐霞客从天池寺出发，去文殊台，俯视铁船峰。此时雾散天晴，一望无际。万丈深崖中的文殊台，它的位置和高度，可比巨人攀登万仞峭壁时的踏脚。庐山北面伏倒的众山，好像蚂蚁聚集在一起。匡湖大水洋洋，长江象一条玉带一样围绕在庐山的北麓，一直延伸到天边。这景色开阔极了。兴之所至，徐霞客再次作石门游。 于是，他与向导经过昨天的种种险境，到达石门精舍，住持容成和尚被这位勇敢的旅行家所感动，手捧佛经，出门相迎。容成和尚引导徐霞客遍游了附近诸峰。他们先到龙宫，涧水奔流如雷鸣。阳光映照，松竹掩蔽，一片幽深静寂的境界。再游金竹坪，众山把金竹坪隐蔽围护在深处，到处都是松荫，这里比大天池更幽静，但不如天池空旷。 徐霞客辞别容成，越岭东行数里来到仰天坪，想一览庐山最高峰汉阳峰的风采。在仰天坪，徐霞客观察了这里的山脉水道分合源流。在仰天坪的北面，水都向北流，归九江；仰天坪的南面，水向南流，归南康（今星子县）。仰天坪成了庐山的分水岭。徐霞客的判断，符合现代科学仪器的实测。 徐霞客估计到了仰天坪离汉阳峰应当远了。此时已夕阳西斜，应当问问路。仰天坪也有佛寺，是庐山佛教建筑最高处。寺僧告诉他说：从仰天坪到汉阳峰，中间隔着桃花峰，尚有十里之遥。徐霞客沿着桃花峰向东转，经晒谷石翻岭南下，见汉阳峰耸立天幕。此时，晚霞满天，暮霭四合。徐霞客路遇一僧，说汉阳峰顶无客宿之处，可投宿于慧灯的寺舍。徐霞客越过重重山岭，在茂密的竹林中找到了慧灯的寺舍——竹影寺。 21日，徐霞客告别慧灯，从石室后的小路直奔汉阳峰。一路上，他攀茅草，拉荆棘，涉溪流，穿林莽，登上了峰顶，向南俯看鄱阳湖，湖水浩荡，水天相连；向东望湖口，朝西见建昌州，群山历历在目。庐山诸山峰在汉阳峰前没有一座山不低头的，只有北边的桃花峰，舒舒然与汉阳峰比肩。 徐霞客听说五老峰比汉阳峰更奇险。两峰相距30里，徐霞客绕过犁头尖登上了五老峰。见这里“风高水绝，寂无居者。”于是，他遍游五老，看到五老峰的北面，山冈过绵相属；南面的山恋截然剖开，分为五枝，下面是万丈深谷。五峰排列一起，彼此相望，但有所掩盖，不能一览五老全貌。登上一峰，两旁都是无底深渊，各峰都奇，互不相让。徐霞客在游记中赞叹说：“真雄旷之极观也。” 五老峰旧有方广寺，寺僧向徐霞客介绍三叠泉雄瀑居庐山第一，但路很难走。徐霞客欲见三叠泉真面目，登危崖，历绝壁，辟荒榛，穿竹莽，一路观赏风光。愈进入山谷，景致愈美。随后，涧旁的小路没有了，只得从涧中乱石上走。不久来到一个绿水潭，激流从山崖上倾泻于潭上，流动的水像雪花喷射，积存的水呈碧绿色。又走了一里光景，是一个比前潭大一倍的绿水潭，水势到这里将要下坠，呈现各种怒态。潭前的峭壁纷乱地耸起，互相比逼矗立，下视渊深无底，只听到轰轰如雷鸣般的峡水倒泻声，使人心悸眼花，看不清泉水从何处坠落。 此时，涧水中的路亦没有了，徐霞客乃登上附近的山峰。峰前有石台，像鹊雀的尾巴一样翘起，奇险万状，阴森森的层层岩壁将三叠泉遮住。徐霞客又沿着山冈，从北向东走了二里，立于三叠泉对面的岩壁向下俯瞰，三级瀑布一览无遗。徐霞客注意到，山坞一壁有两洞为门，僧人告诉他说，这也是竹影寺的门。 顷刻间，山谷风起，不胜其寒。徐霞客返回归路，至绿水潭避风。僧人将他引入一石洞中避风，告诉他这也是竹影寺三扇门之一。洞中有十字路，南北通岭，洞穴幽深，似乎没有底。现在的三叠泉一带没有发现石洞，徐霞客留下的《游庐山日记》说明372年前三叠泉附近有石洞，洞延数里，洞洞相通。 借酒装疯 画藏真情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明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与沈周、文征明、雠英合称“明四家”。善书法、能诗文，尤长于绘画。最擅山水，兼精仕女、人物，偶作水墨花鸟，在吴县一带颇有名气，官宦巨贾，向他求画的不绝于途。 明正德9年（1514），时唐寅44岁，忽有江西南昌宁王朱宸濠派使者携带礼物聘请唐寅与文征明到宁王府作画。文征明推病不往。唐寅正想就此机会到江西游览名胜，遂欣然前往。宁王盛情接待了他，命他歇息几天就吟诗作画，作王府的幕宾，为宁王歌功颂德。 唐寅在南昌游览期间，听到街谈巷议，宁王在招兵买马，网罗党羽，图谋作乱。唐寅这才明白，宁王所以重礼相聘，是想借重自己的名声，培植个人的势力，为篡夺皇位结党营私。唐寅由此而想起14年前曾因别人科场舞弊而受到株连，在官场摔了一跤，现又成为宁王掌中之物，万一东窗事发，这附逆作乱是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唐寅愈想愈怕，寻思脱身之计，只有学古人于急难时装疯卖傻，掩人耳目。此时他荒诞不羁，故作胡言乱语，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赤身露体，不知羞耻。 这一招果然有效。宁王见他这般丑态，弄得哭笑不得，以为他真的疯了，留在王府有伤体统，赏了些银子，打发他回乡。唐寅这才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挣脱出来，登舟从南昌经鄱阳湖回苏州老家，中途登临了慕名已久的庐山。 唐寅这次游览庐山，与以往游览名山大川的心情有所不同，他是在一场惊吓之后，带着心有余悸的心情登上这座千古名山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敞开心扉，尽情地游览了庐山的险峰峻岭，飞瀑流泉，让大自然的美景消除胸中的块垒，忘却近日的不快。他发现匡庐的山水与家乡小桥流水的园林风光相比，别有一种雄浑刚阳之美。他急于把自己在庐山所见所感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从庐山下来，途经安徽，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濡墨 挥毫，精心绘制了这幅《庐山图》。
唐寅的这幅《庐山图》描绘的是庐山南麓三峡桥（即观音桥）一带的景色。三峡桥在庐山汉阳峰与五老峰夹峙的三峡涧上。涧外诸峰峥嵘兀立，涧中流水奔腾咆哮，涧边古树荫蔽数里，涧上石桥雄伟壮观。此间景色为山南一绝。 唐寅属于明代中期最有影响的吴门画派。他的山水画集工笔与写意于一体，画风秀润、缜密。《庐山图》上的景物有三个层次，前景是嵯峨的岩石上，挺立着几棵枝桠交错的古树，在朔风中落叶纷飞，老枝纷披。中景是一段玉带似的白云，横亘山腰，白云中隐现出一道瀑布，从山垭间喷礴而出，顺着山势，几经曲折，化为一泓碧水，荡漾在山脚下。远景是一排险峭的山峰，如戟似剑，直刺苍穹。《庐山图》的精妙处在于唐寅在画的右下端画了一道横跨山涧的山桥，桥上一童子正在奋力挥鞭，驱赶着两匹负重的瘦驴过桥。那瘦驴可能是被瀑布的巨响所惊吓，弯蹄低头，不肯过桥，人与驴在桥上呈僵持状态。使《庐山图》静中有动，境界活跃起来。 乍一看，唐寅的《庐山图》是他在游览时所见的山间小景，实际上作者已寓情于画，借物抒情，倾吐胸中真情。唐寅只能寓情于画，借画隐晦曲折地抒发自己的不满情绪。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满腹有文难骂鬼，措身无地反忧天。”《庐山图》呈现给观众的是萧索、压抑、沉重的情感色彩。这种自然物象的色彩，隐现了诗人心理情绪的色彩。“所言非所画，其意在画外”。唐寅在借画讽世、表达意蕴上可谓用心良苦。 诗画结合，画上题诗，是我国绘画艺术特有的一种民族风格。唐寅在《庐山图》上也题了一首诗。诗曰： 匡庐山前三峡桥，悬流溅扑鱼龙跳。 羸骖强策不肯度，古木惨淡风萧萧。 此诗的前两句描写了三峡桥的地理位置和山水胜景，第四句描写了此间朔风阵阵、落木萧萧的气氛，第三句“赢骖强策不肯度”诉说了内心难以排解的隐痛和有志难伸的悲愤，唐寅《庐山图》的题画诗，是对画境的补充和发展，倾吐了胸中的一片真情。 唐寅这次游庐山，还写了一首七律《登庐山》。诗曰： 匡庐山高高几重，山雨山烟浓复浓。 移家欲住屏风叠，骑驴来看香炉峰。 江上乌帽谁度水，岩际白衣人采松。 古句摩崖留岁月，读之漫灭为修容。 唐寅的这首诗不仅描绘了庐山高峰插云、烟云迷漫、佛道出没的情景，也表达了自己愿步李白的后尘，隐居屏风叠的愿望，反映了他厌恶和逃避现实的心情，并流露出他对匡庐胜境的无限眷恋之情。读这首诗也有助于我们对唐寅《庐山图》的理解和欣赏。 变法失败 名山抒怀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在青年时期就重视“经世致用”，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民情的良好学风。当时，欧美各国实行变法，国力强盛，竞向东侵，妄图瓜分中国。而号称“天朝大国”的中国，思想守旧，政治腐败，割地赔款，有面临亡国的危险。他潜心研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各国政治制度，主张学习和推广西方的治国法度，变法图强。 1888年，他趁顺天乡试之机，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治国三策，认为再不变法，必将外亡于列强瓜分，内湮于人民革命。此书因顽固派作梗未能呈上，但他并未畏缩，就在这次南归故里的途中，他专程游览了庐山。 这次，他游览了庐山“五大丛林”之一的海会寺。该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由西来和尚兴建。寺院背靠五老峰，面对鄱阳湖，佛殿巍峨，景象壮观。“海会”二字取“百川汇海”之意，数百年来，它以雄奇高峻的姿态和丰富的藏经招徕了南来北往的香客和登临览胜的游人。当时，海会寺的主持至善和尚，原籍江苏东台，因慕东晋慧远高僧的遗风，在此刻苦修持四十多年，先后跟随他学习佛法的有四、五千人。虽然说出家人不谈国事，但至善长老对这位拯救民族、变法图强的青年学子深怀敬意，将他视为贵宾在寺留宿。 至善拿出寺内珍藏的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书写的佛教经典《华严经》请康有为欣赏。《华严经》是佛教的主要经籍，它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主要宣说“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形”、“圆证”等“顿入佛地”的思想，阐明世界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等关系。书写经书的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秦王德芳之后。蒙古族入主中原，由程钜夫的推荐，他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他的书、诗、画皆自成家。书法道丽圆转，人称“赵体”。后人因其为宋室后裔屈膝事元，鄙薄其人，亦贬抑其书。思想开放的康有为没有因人废书。他被赵孟頫端庄工整，妩媚流丽的书法吸引，反复观摩，爱不释手，至善和尚见康有为如此喜爱书画，索性将正月和尚手镌五百罗汉图拓本给他看。康有为一页页翻看，为正月大师手镌的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五百罗汉而钦佩不已，为了表示对至善的谢忱，特意将自己游览海会寺的观感赋诗相赠。 开士诛茅五老峰，手植匡山百万松。 荡云尽吸明湖水，招月来听海会钟。 初地雨花驯白牯，阴崖石气郁苍龙。 读书无处归来晚，桂树幽幽烟雾重。 至善和尚把康有为这首诗镶挂在壁上，向来寺的游客介绍康有为游海会寺的情况，为海会寺增色不少。十几年后，在他弥留之际，一再叮嘱门徒将其妥为保管。 康有为这次登庐山，还游览了我国佛教净土宗发祥地一晋建东林寺。此时，东林寺已呈现衰败状态，佛殿萧索，碑碣倒塌。说来也怪，独具慧眼的康有为竟发现斋堂地下垫着一块唐代书法家柳公权书写的“复东林寺碑。” 这块石碑刻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是庐山现有碑石中年代较早的一块。碑文由江州刺史崔黯撰文，柳公权书写。柳公权（778—865）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他的正楷体势劲媚，自成一家，与唐代另一大书法家颜真卿并称“颜柳”。宋代旅行家陈舜俞在《游庐山记》中记载：这块碑是江州刺史“崔黯为捐私钱以偈，施者缙绅从者数百人”崔黯撰文清丽流畅，柳体俊逸刚健，可谓碑文与书法珠联合，相得益彰。此碑原立于虎溪桥畔，后因东林寺几经战乱，石碑被损多块。清康熙年间曾将此碑嵌入内庭，仅留一块放置寺中。及至光绪年间，这块残碑亦不知下落，直至这次被康有为无意中发现，方重见天日。康有为和东林寺僧人将残碑搬到虎溪，用水将泥土擦洗干净，逐行细看，碑上依稀可辨的有48字，只见字形，辨认不清的有8字，合计56字。这块珍贵的残碑嵌在东林寺三笑堂壁间。 1918年康有为二上庐山。此时距他一上庐山已有29个春秋。当年血气方刚的青年，已变成两鬓花白的老人。在近30年的时间内，他汇集梁启超等一大批朝野有识之士，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103天的戊戌变法，由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破坏和镇压，维新运动失败，他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 这次康有为来到庐山，重游海会寺，觅昔日游踪，问故人下落，山川依旧，自己写的《夜宿海会寺赠至善上人》的诗还悬挂在原处，而热情好客的至善和尚已离开人世，康有为睹物思人，倍生感触。寺主持慕西和尚接待了康有为，并告诉他当时庐山佛界一件惊人之举。康有为上次来寺见过的至善之徒普超，为表示对佛教的虔诚，曾划破手指，用自己的鲜血抄写《华严经》，他历时15年，终于用自己的鲜血抄写了一部八十卷的《华严经》。普超因失血过多，身体衰弱，45岁便溘然去世。慕西说完，从净室端出一个存放血书的白果木盆，取来血经给康有为看，康有为翻开血经，见一行行书字迹端秀，血色暗红的经书，不禁肃然起敬，感慨万端。刺血写经，成此巨帙，非有极伟大的宗教热忱，蜀克臻此。他立即提笔挥毫，为血经补写了一段跋文。跋中要求后人对这部血经要“尊之、敬之、护之、保之”。 康有为回想30年来他发起变法维新的种种经历，对照普超为自己信奉的宗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献身精神，不禁怅然若失，愁绪满怀，他又提笔在海会寺写了一首寺，体现了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五老排云待我回，似曾相识客重来。 莲社远公圆塔山，只园须达化城开。 山色湖光尚清净，竹林松径再徘徊。 追思三十年前事，旧黑笼纱只自哀。 这一次，康有为曾出资在山南的温泉买了一片土地，田租捐给海会寺长老，作为香火田，使海会寺供养僧人、维修庙宇有一定的经济来源。 八年之后，也就是1926年，康有为第三次游历庐山。当他来到东林寺，见自己发现的那块柳碑依然镶嵌在殿廊，而庙宇却破败不堪时，感人生之多难，叹世事之沧桑，写了一首七律《东林寺柳碑记》： 虎溪久塞已无桥，坏殿颓垣太寂寥。 无复白莲思旧社，尚存铜塔依高标。 华严初译见楼阁，陶谢同游想汉霄。 三十八年重到此，重摩柳碑认前朝。 康有为三次游庐山，并游览了山南的归宗寺。归宗寺始追于东晋咸康之年（430），此东林寺尚早44年。相传，晋代书圣王羲之任浔阳郡守时，因眷恋这里的山水，曾在此建宅读书练字，后又舍宅为寺。 归宗寺的后山金轮峥上有一座舍利铁塔，建于东吴赤鸟七年（244），是庐山最古老的一座铁塔。原为石塔，明万历年间寺僧果清、修慈兄弟捐募巨金，购铁数万斤，迫请工匠将石塔改建为十三层铁塔。在重开塔藏时，发现地宫有“舍利升许，五色宝光，炫耀人目，瞻者敬礼，无不感慨”，因而又名舍利铁塔。康有为第二次游归宗时，远望这座直矗霄汉的铁塔写了这首《金轮铁塔诗》： 千年铁塔抗金轮，云气光明护化城。 风雷万劫不动转，烟霄百丈矗飞惊。 墨池犹在风流远，栗里为邻基址平。 只有鸾溪清净水，卅年又复听泉声。 考据成癖 洞察趋势
1928年4月7日，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的胡适，带着儿子祖望，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高梦旦、东南大学校长蒋维乔、光华大学教授沈昆三结伴来到庐山，下榻于胡金芳旅社（现云天饭店）。 胡金芳旅社在当时是比较上档次的旅社，胡适一行下榻的又是旅社中最漂亮的一栋别墅。这栋典型的英式别墅，娇巧玲珑，犹如一件艺术精品。别墅为石构一层，主立面由两个六边形亭子和一个阳台构成。屋顶由双亭的两个尖顶和一个四坡水组成，在两个尖顶的中间位置，又竖立着一个极为精致的石砌烟囱，使屋顶显得极为丰富生动。双亭和主间方窗的窗楣都装饰着精美图案，再加上阳台前一棵造型别致的梅树，使主立面充满艺术的魅力。 胡适一行在这栋精美的别墅内住了三天，山上山下遍览景点，有“考证癖”的胡适尤其注重各人文景观。他来庐山时，随身携带了清康熙七年由吴伟编撰的《庐山志》，在海会寺又买了康熙五十九年由毛德琦编撰的《庐山新志》，对庐山诸多古迹详尽考证。不管白天多么劳累，晚上都要写笔记，将收获和疑点一一记录下来。 胡适早就对庐山东林寺神往已久，来到庐山的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东林寺参观，东林寺是晋朝名僧慧远所创建，他将佛教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糅合，使中国的士人和平民都乐于接受。慧远在东林寺译经、讲经三十六年，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佛教在中国成了与儒、道并举共存的宗教。胡适对慧远十分钦佩，对寺中的古迹仔细观摩，不时加以赞赏。 胡适对白鹿洞书院也赞不绝口，但却讥笑明朝南康守王溱开山作洞、凿一石鹿置洞中的举止不明智，说他是“大笨伯”。因为白鹿洞四面环山，形成了一天然洞府，你真的去凿个石洞，岂不把大自然的杰作变成了平庸的实指。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胡适还对牯岭别墅群颇有赞誉。他在美国留学多年，对西方的建筑及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庐山遍布峰谷、洋溢着西方情调的别墅令他倍感惊奇和亲切。当他在别墅聚集的黄金地段长冲河畔漫步时，他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庐山已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笼罩下的“世外桃源”，而是中西方文化交汇、风土人情开放，文明、进步的乐土。这种状况，在中国其他地方还很少见。 胡适早就从《四库全书》中的一千余条有关庐山的论述中，领略到“匡庐文明的播扬翻腾”，三天的实地考察，又使他切身感受到庐山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其中，最能体现庐山文化精髓的要点是什么呢？4月10日晚，在胡金芳旅馆的这栋漂亮别墅里，胡适苦思冥想，从千头万绪中慢慢梳理，目光渐渐集中到东林寺、白鹿洞书院和牯岭别墅群上。他敏锐地感到，这几处人文景观，在历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将会越来越被后人所认识和重视。胡适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在当晚的笔记中写下了重要的一段话：“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庐山之行，胡适颇感满意，终于身体力行地感知了一回庐山。“在山仅三日，成就万言书”，庐山令他妙思泉涌，滔滔不绝。而他关于庐山“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的评价，也以包容宗教、理学、东西方文化的宏大气韵奠定了庐山在中国宗教史、教育史、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促进了后人对庐山文化的深入研究。 胡适1937年夏季还来过庐山，是应邀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商讨抗日国事的“庐山谈话会”，这次他住在仙岩旅馆。在谈话会上，他多次发言，主张积极对日作战。曾有与会者写打油诗调侃他：“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堪道，慷慨陈词又一回。”胡适也戏答一首云：“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这也算是胡适留在庐山的一段趣闻。 相关链接： 庐岳清话——胡适的《庐山游记》 胡适的新风格的游记出来，便务去古典的习气，而表现着白话散文明了、平易的作风，也把他“不摹仿古人”的文学改良的口号落实到创作上。在这篇《庐山游记》中，一座千古的匡庐给他写来，不去循着古人登览寄慨的旧格，指陈故史，也不深藏什么典据，只是随记着山行的零札，似无用心而游山之乐却久含在字句里。体式的一新，使得读而易解，文章面目、笔墨滋味，在千百年游记中是首辟了蹊径的。 胡适以为，成功的文学“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明畅的文字、创异的文体最可显示形式上的开新，文学革命当于此着眼。就是访过匡庐的古迹，下笔，亦不避俗字俗语而毋用典。 书院和佛寺，为庐山文化的两大宗，也正是胡先生在文章中最用力的地方。笔笔皆从浅处写来，把中国书院的源流和禅家的大略说得简要明白。不入艰深，在他这样一位鸿儒看，自有道理。身临风景，他的兴味多在满山满谷的杜鹃花，深峡间的瀑布水。 到了庐山这样的胜处，忆古和追史都不可免。能以清简而得要的文字述出，确属好手段。胡先生写白鹿洞书院一段，削繁叶而存茁干，有平易素淡之美。若换一位有獭祭之瘾的冬烘先生来写，不知会占去几页纸呢！文曰：“白鹿洞在历史上占一个特殊地位，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一个书院。南唐元中（937—942）建为庐山国学，置田聚徒，以李善道为洞主。宋初因置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为书院的四个祖宗。第二，因为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明定学规，遂成后世几百年'讲学式’的书院的规模。宋末以至清初的书院皆属于这一种。到乾隆以后，朴学之风气已成，方才有一种新式的书院起来；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可算是这种新式书院的代表。南宋的书院祀北宋周邵程诸先生；元明的书院祀程朱；晚明的书院多祀阳明；王学衰后，书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后的书院乃不祀理学家而改祀许慎郑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这两大派书院的根本不同。”如宣讲书院史略而要言不烦。这般概说，完全出诸平白的直叙，不发一点议论、不抒一点情在里面，真见出胡先生在学问上的功夫。只这疏淡自然的几笔就可详明，何劳多费字句呢？这种学者式的叙写状态，偏重的是知识，而非世人习见的理与情，或是看似精彩的比喻和形容，很可以透出一种从容的风致。 山中的万杉寺、秀峰寺、归宗寺，大约是胡先生在一日间游到的。古樟、废址，同旧寺相关的人与史，在他这里，虽博通，也只是略说而已，并无心纠缠，足见胡氏一番清幽的襟怀。倒是柴桑桥近处的渊明醉石和朱子的长跋，颇涉遐想。我那年过庐山时，未暇去马回岭寻访陶潜故里，读至此处，犹与数十年前的胡先生同感也。他说得对，“不如阙疑为止”。他在这里的一句议论也发得妙：“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聊博一叹。 “晚上在归宗寺过夜”这句话，成了文章的煞尾。有一点散淡，有一点幽寂，却又是去游这座佛山应抱的情致。唐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胡氏仿若入山的隐者，连文字也不落什么迹象了，风概略近解绶归田的陶翁。 放歌五老 关注石工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庐山石工歌》也许算不上引人注目的一首。然而每次诵读它时，耳畔总萦绕着《伏尔加船夫曲》深厚凝重的歌音。而每当聆听伏尔加纤夫低沉而悲怆的哦吟，则又情不自禁地想起《庐山石工歌》。 1924年夏，送走了尊崇的大诗人泰戈尔，告别了追慕已久而终不可得的美丽少女林徽因（她与未婚夫梁思成一起，远走美国留学），徐志摩带着一颗怅惘而伤痛的心，来到庐山。他住在小天池，背靠壮美的五老峰，面对浩淼的鄱阳湖。他想借大自然的山色水光，来洗涤感情的伤口，冷却发烫的头脑，求得心灵的片刻宁静。 然而，在庐山，撞击他灵府的，不是眼前的美景奇境，也不是忧郁的如烟往事；而是每当黎明黄昏时分，朝雾暮霭般弥漫回荡在千山万壑之间的石工号子声。那是开山劈石的庐山石工，在搬移扛运沉重巨石时，抬脚一哼，挪步一呼，从肺腑胸臆深处喷迸出来的对苦难生活的呼号。那喊叫声时缓时急，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凄迷而不哀伤，悲凉而不颓丧。诗人凝神谛听，一遍一遍。他的心被撼动了，陷入深深的沉思：“这是痛苦人间的呼吁，还是自己灵魂的悲声？”耳际一阵又一阵苍凉雄浑的号子声是那么熟悉，仿佛在什么地方听到过似地。他不由想起了夏里亚宾，那个蜚声寰宇的俄国低音歌者，他的《伏尔加船夫曲》，其情调与韵致，与四周这动人魂魄的庐山石工号子，有着多么一致的貌合与神似在石工号子和纤夫曲之间，他似乎找到了契合点，于是拿起笔，写下了这首咏叹庐山石工的歌词。 正如《伏尔加船夫曲》是在“哎哟嗬”和“哎嗒嗒哎嗒”等一连串衬词的烘染下，运用纤夫号子的形式，唱出了“齐心协力把纤拉，沿着伏尔加母亲河；踏破人间不平路，对着太阳唱起歌”的主题词，《庐山石工歌》也大量重叠地采用“唉浩，唉浩”和“浩唉，浩唉”的帮腔衬词，复沓回环，反复诵咏，衬托出它的主题词： 我们早起，看东方晓 鄱阳湖低，庐山高 我们早起，看白云飞 天气好，上山去 太阳好，太阳焦 赛如火烧 大风起，白云铺地 当心脚底 闪电飞，大雨暴 天昏地黑，天雷到 上山去，上山去 鄱阳湖低，五老峰高 对自己这首《庐山石工歌》，徐志摩可谓情有独钟，抱有很高的期望值。诗一写成，他立刻交给当时北京《晨报副刊》的主编刘勉己。１９２５年３月当欧游途中车过西伯利亚大地时，他又特地给刘写信，表示在发表之前，想给这首诗“加上几句注解”。他在信里详尽陈述了石工歌的创作动因和经过。信的最后说： ……Chaliapin，俄国著名歌者，有一支歌，叫做《鄂尔加河上的舟人歌》Volga Boatmen's Song，是用回返重复的低音，仿佛鄂尔加沉着的涛声，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我当时听了庐山石工的叫声，就想起他的音乐，这三段石工歌便是从那个经验里化成的。我不懂得音乐，制歌不敢自信，但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当这首诗在《晨报副刊》发表以及后来辑入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时，这封信也就附录在诗末，成为解读该诗的一把钥匙。然而，与徐志摩期望形成鲜明对照，在《庐山石工歌》问世以后以至今日的七十余年中，它始终默默无闻，很少有人提起它，当然更谈不上作曲家为它谱曲。 其实，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徐志摩的诗曾经屡屡被谱成歌曲，谱曲者中就包括像黄自、赵元任那样有名的音乐家。他的《海韵》多年来一直是被传唱的名歌。而那首作为话剧《卞昆冈》插曲、题名《偶然》的小诗：“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也曾搭着音符的翼翅，征服过不少观众的心。特别是诗人的传世名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以及“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等等，更是一再被戏剧电影谱上曲子，不胫而走。既然如此，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上述作品能引起作曲家如此眷顾青睐，而诗人以澎湃激情喷薄而出的《庐山石工歌》，却遭到漠视与冷遇，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应和这位大诗人的吁求恳请是因为诗写得不好吗不尽然。这是一首表现石工在日晒、风吹、雨打、电闪雷鸣中艰辛劳作的劳工之歌。词义浅显平易，节奏平缓沉凝，最适于谱曲制歌。笔者认为，这首诗之所以未被谱曲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诗歌与歌词之间各自不同特征的错位。正如前面所说，石工歌效仿《伏尔加船夫曲》，大量运用衬词帮腔。衬词帮腔是歌曲中不可或缺的特质，在演唱中既可烘托气氛，渲染情绪，又能助长声势，强化主题。但是一首未经配曲的歌词，如果仅仅当作一首诗来赏析阅读，那麻麻密密、层层叠架的衬字虚词，反而成了阅读的障碍和累赘。就以这首石工歌来说，全文3段41行，共281个字，其中“唉浩”“浩唉”占去了18行158个字，行行都有这两个字。这样，歌词中短短几行的主题词就被淹没在衬字虚词的汪洋大海之中，读者必须花费很大的剔挑剥褪的功夫，如扒笋皮，如沙里淘金，才能露出主题词的真相原貌。经此周折，读者已是诗意阑珊，兴味索然。这也许就是《庐山石工歌》常年待字闺中的主要原因。 附带说一句，这虽然是一首很不错的劳工赞歌，但歌中缺少一种人们通常说的“诗眼”，亦即像“踏平人间不平路，对着太阳唱起歌”那样气势恢宏而又富含哲理的隽言睿语，因而读起来略嫌词意平淡单薄，浅露质直，缺乏深厚的蕴涵和阔大的包容。这也许是这首歌词未能被人看中的另一个原因。 如果从作曲家的角度加以推究，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是以胡适、 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与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派对峙最为激烈尖锐的时代。这时，处于两种文化搏斗风口浪尖的徐志摩，已被定位于中国布尔乔亚“末代的诗人”，成为左翼文化的众矢之的，他的作品包括《庐山石工歌》在内想要左翼作曲家谱曲配歌，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另一些政治色彩较淡的非左翼自由派艺术家，如萧友梅、黄自、黎锦晖、赵元任等等，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又只是诗人那些晶莹圆润、剔透玲珑的抒情短章和爱情咏叹。如此看来，既难容于左翼音乐，又不被自由派作曲家看好，《庐山石工歌》受冷落遭搁置的缘由，就很容易理解了。 《庐山石工歌》未能谱曲流传，还有不少类似题材的作品没有受到重视，就使人们难以看到徐志摩的另一面。 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相继发表。他们提出的崇尚劳工、尊重平民的民主思想，撼动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而此时的徐志摩正在北大攻读法学和政治学，准备出洋留学，“劳工神圣”的思潮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事实上，此后三四年在美英的留学生涯中，在研修西方人文科学时，劳工问题一直是他研习的主要课题之一。他曾在《南行杂记》一文中回忆当年留学生活时说：“到了美国，我对劳工的同情益发分明了……劳工，多么响亮，多么神圣的名词”1922年回国后，他对眼前半封建半中国的黑暗现状痛心疾首，特别是对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更是抱着同情和关注的态度。 1926年他回到浙江海宁老家，有过一次亲身接触产业工人的机会。在参观父亲经营的丝厂时，看到一百多名女工其中包括许多7—13岁的、头面上长着暑疮热疖的童工，冒着高温酷暑，在滚烫的汤盆前缫丝捞茧，他心中着实不忍，禁不住责问道：“一群猪羊似的工人们，关在牢狱似的厂房里，拼了血汗替自己家里赚几个小钱，替出资本办厂的财主赚大钱，”这“实在太不人道，太近剥削” 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厂工做工。看过了心里觉着一种难受。那么大热的天在那么热的屋子里连做着将近十二个小时的工，外面的账房计算给我们听，从买进生茧到卖出生丝的层层周折，抛去开销，每丝可以赚多少钱。呒，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这不是剥削工人们的劳力？”他把这些见闻感想全部写进《南行杂记》之二《劳资问题》一文中。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像徐志摩这样的文人来说，这种尊崇劳工、同情平民的态度，还是难能可贵的。也许正是这种思想的支配，他的创作须角也不时伸向下层社会，去捕捉遭凌辱受歧视的悲苦人生。他的小说《老李》写农村小学校长活活被封建宗法家族制度杀死的惨剧；《家德》则讲述一个善良勤劳忠诚的老仆人卑微的一生。类似题材的作品在他的诗歌中数量更多。在《灰色的人生》一诗中他说： 来，我邀你们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弱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劳苦大众悲惨的人生图景和痛苦呼号，不时映入他的眼帘，敲击他的耳膜。《先生，先生……》描绘在冰冷的北风中，“一个单布褂的女孩颤动着呼声”，向“车里戴着大皮帽的先生”乞讨；《盖上几张油纸》写贫苦农妇在风雪交加中哀哭刚刚冻死的三岁儿子；《一条金色光痕》通过为死于饥寒的孤苦老太婆募化棺木的悲剧，诅咒人间的不公不平。《一小幅的穷乐图》展示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画：穷人们和狗一起在垃圾堆中争抢着富贵人家倾倒的残羹剩饭……。徐志摩所处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苦难时代。诗人就亲身历受了直奉战争和江浙战争之苦。他的某些诗章如《太平景象》、《大帅》、《“人变兽”》、《毒药》……等等，都较有切肤感受地反映了战祸兵灾带来的深重灾难。总之，在残忍、恶浊、暗无天日和贫富悬殊对立的畸形社会环境中，徐志摩不可能整日躲在象牙塔内吟哦缪斯和爱神。在他多情的琴弦上，有时免不了要弹拨出一声声社会不公不平的音符旋律。在这其中，《庐山石工歌》无疑是最有代表性、最好的一篇。它是劳工神圣思潮在一个正直知识分子身上的投影。如果能把这样一首劳工颂歌谱曲成歌，那么它一定会像徐志摩期待的那样，唱出中华民族血赤的心声，传达出中国人民伟大沉默的悲哀。 徐志摩生前死后，对他的臧否褒贬可谓大起大落。最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爆炒徐志摩的绯闻艳史，愈演愈烈。除了原有的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位女性之外，最近加盟的外籍女士赛珍珠，势头更劲；发掘与这位洋女的隐私罗曼史，更是不遗余力。近期，上海、北京相继播映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的后人对电视剧提出严正批评，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徐志摩热。 我们并不反对描摹作家的私生活及其感情历程的演进，但这必须与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有关，必须是真实的、可靠的、可信的，而决不是凭空捏造的有损传主形象的胡诌八扯。爱情仅仅只是徐志摩人生中的一部分，他还有与爱情同样重要甚至于更为重要的思想上、创作上的其他方面。比如，对他政治上反共、反苏、反列宁的实事求是的定性与辨正；创作上对他的爱情诗、平民诗、政治诗以及绍介译西方文学的恰如其分的评估等等。在对诗人艳史倾注过多注意力的同时，能否对他创作思想中关注社会、直面人生的积极进取的一面，稍加观照审视即以诗人作品谱曲而言，在听惯了缠绵悱恻、曼声低徊的爱情咏叹之外，能否在舞台银幕荧屏上，领略一下诸如石工歌之类粗犷、高亢、激越的劳动号子声。 附：徐志摩的《五老峰》 五 老 峰 徐志摩 不可摇撼的神奇， 不容注视的威严， 这耸峙，这横蟠， 这不可攀援的峻险！ 看！那巉岩缺处， 透露著天，窈远的苍天， 在无限广博的怀抱间， 这磅礴的伟象显现！ 是谁的意境，是谁的想象？ 是谁的工程与抟造的手痕？ 在这亘古的空灵中， 陵慢着天风，天体与天氛！ 有时朵朵明媚的彩云， 轻颤的，妆缀著老人们的苍鬓， 像一树虬干的古梅在月下 吐露了艳色鲜葩的清芬！ 山麓前伐木的村童， 在山涧的清流中洗濯，呼啸， 认识老人们的嗔颦， 迷雾海沫似的喷涌，铺罩， 淹没了谷内的青林， 隔绝了鄱阳的水色袅渺， 陡壁前闪亮著火电，听呀！ 五老们在渺茫的雾海外狂笑！ 朝霞照他们的前胸， 晚霞戏逗著他们赤秃的头颅； 黄昏时，听异鸟的欢呼， 在他们鸠盘的肩旁怯怯的透露 不昧的明星光与月彩： 柔波里，缓泛着的小艇与轻舸； 听呀！在海会静穆的钟声里， 有朝山人在落叶林中过路！ 更无有人事的虚荣， 更无有尘世的仓促与噩梦， 灵魂！记起这从容与伟大， 在五老峰前饱啜自由的山风！ 这不是山峰，这是古圣人的祈祷 凝聚这“冻乐”似的建筑神工， 给人间一个不朽的凭证—— 一个“崛强的疑问” 在无极的蓝空！ 沟通东西 凝望大地
1938年，美国作家赛珍珠描写中国人纯朴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在瑞典科学院大厅诺贝尔奖讲坛上，热情洋溢地说道：“假如我也不为中国人讲话，我就是不忠实于自己。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第二个祖国———中国，在心灵上有许多地方相似，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自由、美满、幸福的共同热爱和强烈追求。” 赛珍珠出生3个月便来到了中国，直到1936年她43岁时回美国，其间除了1910年至1914年返美读大学，她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很多时间是在庐山度过。《大地》的构思与写作均在庐山完成。 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是个虔诚的传教士，1883年来到中国，在江苏镇江一带传教布施。赛兆祥不愿意在租界与富人住在一起，而坚持要同穷人共同生活，因此，赛珍珠是在中国的不富裕人的圈子里长大的，了解和熟悉中国平民的艰辛和心态。但镇江夏季实在是太热了，赛珍珠上面的3个兄姐相继死于无法躲避的“热病”。于是，在庐山大规模开发的第二年———1897年，赛兆祥就上庐山购地建房，让一家人躲避“热病”的威胁。 赛兆祥别墅建筑面积为140平方米，属较小的一类，但它的整个布局很合理、紧凑，利用率很高，别墅的平面格局依山就势，没有刻意做成长方体、正方体或矩形，而是非规范性的多面体。客厅在西北角，为突出主墙体的六边形。敞开式外廊则在西南角，门、窗都是长方形和四方形，未加任何装饰。屋顶为常见的四坡水。整栋别墅显得十分朴素。 “每年6月，当秧苗从旱地秧田移到水田的时候，也就是去牯岭的时候了。”“距我家不远处，有一眼山泉，泉水晶莹透彻，可以直接饮用，简直成了我们的高级饮料。”赛珍珠曾经这样回忆她的童年。她在庐山消夏的快乐中，一年年地长大了。1922年8月，赛珍珠在庐山开始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这年她已经30岁了。她的第一篇作品《也说中国》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从此，赛珍珠来庐山，写作便成为主要的工作。 赛珍珠努力在作品中展示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心态，但她总感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毕竟有限，很想结识一位能熟练地运用英文写作的本土作家。一次，她在庐山巧遇著名学者、作家林语堂，林语堂也正想用英文写本书，向外国介绍中国。两人一拍即合。两年后，林语堂将《吾国吾民》书稿交到赛珍珠手中。赛珍珠看后大为赞赏，马上推荐到美国出版，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赛珍珠不但和庐山的外国人及学者名流来往，和当地居民也处得很熟。 她受到父亲乐善好施的影响，也做了不少好事，她还曾帮助一对青年战胜挫折，建立了美满的家庭。 这是1924年的事。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的32岁的赛珍珠请了长假，来庐山写作。她发现住在她家偏房的姑娘熊招娣每天清晨背个大木桶匆匆而去，快8点时才满头大汗地归来。赛珍珠询问后得知与熊招娣有婚约的男友考取了上海震旦大学，但昂贵的学费使他不能当年入学，想干一年石工攒够了学费再去。谁知在一次事故中，男友一条腿被压残了。熊招娣并不嫌弃他，他却不愿拖累招娣，干脆进了黄龙寺当和尚。熊招娣一次次苦劝他回来，他被逼急了，竟指着寺外一棵久已枯萎的松树，说你能每天从黄龙潭背来一桶圣水浇树，待枯木逢春，我就回去。熊招娣真的每天去背水浇枯树。她告诉赛珍珠，她不是浇树，而是“浇心”，她不相信她的痴情挽救不了一颗万念俱灰的心。赛珍珠大为感动，竟也每天背个小桶和熊招娣一起去背水“浇心”，终于使男友回心转意，重新入世。后两人结为夫妻，生活美满。 看来赛珍珠能写出《大地》这样的小说也不是偶然的，1974年她在美国去世时，尼克松总统称赞她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赛珍珠在庐山生活了这么多年，她的父亲还葬在庐山，庐山在她心中，应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她在庐山的史册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登高望远 庐山情深
其一 “匡庐奇秀甲天下”。风光旖旎的庐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风景秀丽的庐山，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三次登临，前后居住达100多个日日夜夜，与庐山人民结下了浓厚的感情。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作为政治家、诗人、书法家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后写下了诗句，可见他对庐山心仪已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经常书写历史上名人写庐山的诗句。如李白《庐山谣》、苏轼《题西林壁》等，庐山在他的心中是难以化解的山水情结。 195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于6月29日清晨登上庐山，下榻在以“美庐”著称，当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庐山避暑住所的河东路180别墅。毛泽东同志与蒋介石先生生死交手几十年，当他走进这栋别墅时，风趣地说“久违了，蒋先生”，此时他心中的感慨如庐山云海松涛一样汹涌澎湃。 “下马伊始问志书”。毛泽东同志在庐山图书馆借阅《庐山志》、《庐山续志稿》等古今地方文献阅读、眉批。伟人风范和睿智，行文于他的《登庐山》诗中。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诗前有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诗言志。从序言的诗本身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心情愉快，轻松自如，豪情满怀。庐山的山水之间，留下了毛泽东同志气宇轩昂的身影。 7月5日，毛泽东同志一行在省委书记杨尚奎、庐山党委书记楼绍明陪同下参观游览了花径、仙人洞。在仙人洞内，毛泽东同志仔细地观看了嵌在石壁上的石刻，看见洞内的清澈泉水，问身边的楼绍明同志：“这水能喝吗？”楼绍明说：“老百姓常喝，我们最好莫喝，主要含矿物质较多”。毛泽东拿起竹勺子舀起水就喝起来，说：“这水真甜”。毛泽东以平常人的举动诠释着伟人的品格。 8月7日，毛泽东同志穿过“湖光”、“山色”含鄱口石坊登上含鄱亭。高天平湖，雄峰巨壑，突入眼帘，他环视、眺望，久久凝视伫立。他走到亭侧，在长方形石凳上坐下来。他微笑着，眼光凝望着远方;白色的长袖衬衫束在灰色的裤腰里;魁梧的身后，是雄峻苍绿的山体;远方，鄱湖湖湾、湖滨的田园依稀可辨;蓝天、白云、阳光照射……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和谐中又透着一种壮阔博大的气度。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与工作人员结下了浓厚的感情，回北京后在百忙之中亲自回信给保健护士邢韵声，解释《登庐山》诗意。并数次写信以“父女”相称，鼓励她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相夫教子，从此，毛主席生活中有了一位江西的“女儿”。由于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上庐山对庐山留下美好的印象，8月19日，他在离开庐山之前，对前来送行的江西省委、九江地委、庐山党委负责同志说：“过两年我还会再来的”。 1961年7月17日，毛泽东同志登上了夜色朦胧的庐山，下榻于芦林一号别墅。从当年与周恩来同志一起在芦林一号别墅门口留下的历史照片中，不难看出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两位领袖的衣着是何等的简朴。从8月23日至9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走出低谷，作了又一次努力。史书上通称为第二次庐山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通称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通称工业七十条），为国民经济走向振兴奠定了 基础。9月16日，应庐山管理局之邀，毛泽东同志在庐山欣然手书了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四句诗：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李白的这首庐山诗，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显示出一种狂放、豪迈的风格。毛泽东同志亦将这首诗在庐山书录送给了长媳刘松林，慰藉其失夫之痛。毛泽东同志借这首诗的意境，抒发了他热爱祖国、藐视困难，对国家前途满怀信心之情。从9月9日他题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就看出他的思绪：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按郭沫若的解释，“主席在这样时候，题诗赞扬'暮色苍茫’中的'劲松’，赞扬它在'乱云飞渡’中的'从容’，显示了在冷峻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困境下，毛泽东的傲岸信心”。 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虽然工作、读书繁忙，但心情愉快。一天，他在同卫士张仙朋聊天时谈到他的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毛泽东同志还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三大志愿”是毛泽东同志的内心自白，也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建设艰辛探索中的肺腑之言。他的这部书也终究没有写成。但是，一座清纯秀美的庐山、一座风云际会的庐山，竟能使一位历史伟人感到一种关于自己、关于人生的感慨，也就不能不使我们也感到他的伟大了。 9月18日，毛泽东同志离开庐山。主席这次居住达2个月，是三次庐山之行最长的一次。 毛泽东念念不忘庐山。当年在芦林一号给毛泽东当服务员的阳光说，九届二中全会前的一个多月，她曾到北京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告诉她：“我们又要去庐山开会。有的同志喜欢北戴河，说去北戴河开，我说到庐山去开，我最喜欢庐山”。 1970年8月18日至9月9日，他再次登临庐山。这年，他已是77岁高龄的老人。他来庐山是要亲自主持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全会于9月6日闭幕。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等文件。这次全会以林彪集团的失败而告终。 9月9日下午2时50分。庐山细雨濛濛。毛泽东同志下山了。 他身着银灰色风衣，从芦林一号上车，到牯岭饭店门前下车。工作人员赶忙给毛泽东同志撑伞。他示意工作人员收起雨伞。他缓缓步行到日照峰隧道。走廊两边挤满了送行的庐山群众、机关干部、参与全会的服务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几千人欢呼雀跃，毛泽东同志不时地向两侧的人群招手…… 毛泽东主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庐山。庐山人民热爱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 山高人为峰。五老峰这被庐山人民称为领袖峰的地方，不正是伟大领袖身影化作的人格高峰？它永远相伴着庐山人民，寄寓着领袖深深的庐山情。 其二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自然造化赋予大山一副顶天立地的庄严，给人以奋力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兼容诗人的洒脱奔放与政治家的刚毅睿智，使毛泽东对大山有着独特的理解与偏爱。这首作于“长征”途中的“十六字令”，天降大任的豪迈、百折不回的斗志，跃然纸上。然而，大山对人们形象思维的启发，也因形而异，同时还受着感情变化的牵引。崛起于扬子江与鄱阳湖之间的庐山，历来因云遮雾锁而面容难识。可是，毛泽东却先后三次登临，想必是在探寻庐山真面的过程中，悟到了耐人寻味的内容。 倘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前的革命岁月能够登临庐山，会发何等感慨呢？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早就在历代文人墨客的妙笔中与庐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且民国政府视庐山为“夏都”，曾建起“剿共”的大本营，“南昌起义”的策划，“国共抗战协定”的签订……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在这里有着许多影响深远的折点，到了新中国建立10周年时，66岁的毛泽东，才有了亲晤庐山真面的机会。 1959年7月1日，为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首次登临庐山。此时，这个苍翠欲滴、傲然雄峙的巨大实体，才真实地展现在他的眼前。那千回百转的登山公路，好似一条巨龙，蜿蜒缠绕于氤氲葱郁的峰岭之间，上汲苍穹银河，下饮浩渺平湖。驰车而登，仿佛乘龙畅游，腾云驾雾，极目天地之间。待登上峰巅，含鄱口的旷达与梦幻、牯牛岭的清凉与闲适、锦绣谷的幽深与绮丽……一幕幕美妙的风景，在危石断崖、飞瀑流泉、紫云红霞的烘托中，营造了一个色彩斑斓、雄浑伟岸的境界。一段时期来，始终处于激烈思考之中的毛泽东，目睹此景，按捺不住飞扬的思绪，写下了如下诗篇：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激扬而升华的思绪与大山的神韵交融复合，咸集于这首《登庐山》气势磅礴的诗文之中。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庐山好似从天边飞来，赫然突兀于江湖之间。脚踏峰峦，俯视苍茫大地，云来雾去之后，呈现眼前的是葳蕤广袤、钟灵毓秀的自然奇景，他好像感到一种坚如磐石的稳健与一种超越时空的崇高。大山经历过无数次狂风暴雨的洗礼，在恶劣的气候面前，也会泰然自若。这是毛泽东处在国内外两股急流的冲击中，从容大度之气魄的写照。他认为自己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事业，正是在建设陶渊明所奢望的“桃花源”。毛泽东曾叹息康有为设想了“大同”的世界，却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道路。而今他相信自己找到了这条路，并且是捷径。原因是，他所指引的路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响应。善于发动群众，是毛泽东的人格优势。群众如大山之基，是立业之本，毛泽东因此有了蔑视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信心。 毛泽东这首诗的原文中，后两句本为“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说明他对陶潜遁避世间纷争的隐逸思想是持批评态度的，表现出一种“改造山河”的强烈追求和斗争精神。陶渊明，名潜，是东晋时人，生于庐山，长于庐山，隐于庐山，终于庐山的著名田园诗人。可见，毛泽东关注的不仅是庐山的自然风光，这里的人文积淀，也给他以深刻印象。诗文在公开发表时，经周小舟等人的斟酌，建议毛泽东作了修改，但这并不影响他真实情感的抒发。 毛泽东此次庐山之行，下榻于长冲河畔的“美庐”别墅。这里曾经是蒋介石的“官邸”。虽然是有意安排，却使这栋房子因此而成为国共两党党首均居住过的地方，其价值陡增。20多年前，蒋介石在这栋房子里，遥控着数十万大军，对井冈山进行“围剿”，逼着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险恶进行了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在这所房子里，周恩来与蒋介石颇费周折地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涉，为促成国共一致抗日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如今物是而人非，毛泽东以主人的身份进入别墅，他不认为仅仅是“天意”二字可以解释。如果说是“天意”，那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初次面对与自己逐鹿中原，一度耀武扬威的对手所留下的这幢精巧别致的小楼，毛泽东显露出胜利者特有的微笑。这微笑中，不难读到后来他在诗文中所表达的内容。 不知是自然界的运动与人类社会进程的某种默契，还是社会发展本身的巧合，毛泽东来到风云变幻的庐山所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众所周知，竟也历经了从晴天到多云再到暴风骤雨的过程。或许正是这个过程，使得毛泽东更加欣赏唐代诗人李白那首脍炙人口的《庐山谣》： ……………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 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对诗中关于庐山神韵“彩绘”的赞许和认同，挥毫书录，赠与“庐山党委诸同志”。 首次登临，因会议进程意外的不顺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全面认知庐山的雅兴。但是，他对这里仍是一见倾心。事隔两年之后，1961年8月，原定于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改在庐山举行。为主持会议，毛泽东再次光临庐山。 毛泽东这一次下榻芦林湖畔一栋新建的别墅内，这是为接待此次中共工作会议而专门营建的。因为是供毛泽东使用，故而被称作“芦林一号”。别墅傍临波光旖旎的芦林湖，有山峰三面合围，形成一处相对独立而隐蔽的环境。整座建筑占地3000平方米。主楼是一幢“四合院”的改形体建筑，与毛泽东“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维十分吻合。烟灰色的主楼四周，我国特有的孑遗植物金钱松、原产于印度北部的雪松、从美国飘洋渡海而来的花旗松、还有那虬枝屈铁的黄山松、群枝伸臂的五针松、依地匍生的龙柏……可谓松柏荟萃，枝丫参差，芳草馨香。主楼内毛泽东的居室布置与他在其它地方的居室布置，风格基本相同。宽大的床，宽大的书桌，宽大的躺椅，格调清新，注重实用。这座神秘了多年的房子，在中国大地劲吹开放之风的时候，也打开了紧闭的大门，将其辟为庐山博物馆。并将原庐山博物馆珍藏的唐寅、吴道子、郑板桥、许从龙、徐悲鸿的立轴画辐；王羲之、颜真卿、米芾、林则徐的珍贵手迹；毛泽东、胡志明、刘海粟等的潇洒题词，还有妙趣横生的古玩、工艺考究的名瓷，陈列于此，供游人参观，当年毛泽东居住在这里，自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圈点不疲”，笔耕不止。就是在这里，他将再登庐山的感受，作了一番新的表达：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时而如万马奔腾，时而如平湖静谧；时而有飞瀑咆哮，时而有仙女轻舞的庐山云，是大自然孕育的精灵。毛泽东每当看到庐山云，都有一种“读懂它”的喜悦。但他更对呼啸流云之中，迎风而立的劲松投以青睐。仙人洞旁，“蟾蜍石”上，那株在不毛之地，破石而出，昂然而生的石松，诠释着一个倔强的生命。年近古稀的毛泽东，将自喻面对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形势和国际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表现出的镇定与平静，隐于诗中，“松中有人，人中有松”。通过庐山自然奇观所展示的沉稳刚健的力度与云开云合间蕴含的无限遐思，毛泽东似乎窥见了一个敢于接受挑战和征服挑战的自我。挺拔的松柏、嵯峨的峰峦、料峭的岩石，甚至仿佛整个山体，到处都有“自我”的身影。追求险峰之巅的壮观与瑰丽，与建设“桃花源”的美好理想一脉相承。不过，此时的毛泽东，已抛弃了不少“快马加鞭实现理想社会”的主观构想，多了几份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反思。美好的风光是在历经坎坷与险阻之后才能得以观赏，这与毛泽东主张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社会发展观是相照应的。作为诗人，毛泽东似乎更愿意用暗喻的办法来表白自己的心绪。 静如仙翁坐禅，动似雷霆万钧的巍巍庐山，像一位颇具个性魅力的智者，既有若谷虚怀，又有铮铮铁骨；充满着清秀妩媚的柔情，偶尔也有突兀怪仄的狂暴。喜欢到汹涌澎湃的大海中去遨游的毛泽东，在庐山找到了一种与大海形不同而神相似的氛围。不过这里除了有浩瀚苍茫的感受之外，更有一种直指霄汉的超越。云追雾绕的朦胧中，是更为丰满的人格化景观。毛泽东有时漫步于林间幽径，有时畅游在高山平湖，有时驻足山梁，有时雾中徜徉，他忘情地吮吸着大山的滋养。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且不说毛泽东为庐山迷人的景致所折服，但他确实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深爱。二上庐山之后，尤感此山韵味无穷，百看不厌。于是，又有了九年之后的第三次登临。如果不是等到66岁才有第一次庐山之行，或许毛泽东会第四次、第五次……登临这座吞江含湖的大山。毛泽东爱山，更爱庐山。 传递友谊 领袖襟怀
专机飞庐山 1959年，在庐山会议紧张的气氛中，谁也想不到庐山竟接待了一位外国贵宾———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胡志明是率越南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听陈毅说毛泽东等同志都在庐山开会，并且还要开好多天。胡志明执意亲往庐山来见好朋友毛泽东，获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代表团其他成员范文同等人留在了北京。 毛泽东180别墅设宴 两辆吉姆车向庐山奔驰。杨尚昆、胡志明乘坐第一辆，由江西省委车队的李瑞生开车。汪东兴、程先喜和越南翻译乘坐第二辆。小车刚过威家，倾盆大雨迎面哗啦啦地下了起来。“庐山这天”，杨尚昆笑着向胡志明解释：“上个月盼下雨，一直不下，搞了几场人工雨。这场雨是老天爷专门欢迎胡主席的。” 拜访刘少奇 第二天一清早，程先喜来到394别墅，大叫奇怪。胡志明找不到，翻译找不到，连警卫员也找不到了。正当他心急火燎地拿起电话，翻译被司机送了回来，说胡主席要过一会儿才回来，请不要着急。胡志明一清早到底到哪里去了？翻译的这句中国话说得非常标准：“暂时保密”。 撒糖和看戏 8月11日，胡志明依然起得很早。他对天未亮就来到394别墅的程先喜抱歉一笑，商量着说：“我们今天可以到庐山中小学看一看，好吗？”程先喜早就听说胡志明特别喜欢小孩，当然愿意陪同，8月各个学校早已放假，到学校去看什么呢？程先喜如实地向胡志明作了汇报，胡志明笑着说：“学校放假了，我们随便走走。到处都有孩子嘛。”胡志明指了指桌上的糖果。庐山为了照顾好外宾，特地每天为胡志明配给了一些糖果和点心，胡志明舍不得吃，省下来叫程先喜带上，路上只要一遇上小孩子，胡志明喜欢抱一抱，亲一亲，送上几颗糖。程先喜这时装上满满一衣袋糖果。 名文 渔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康孙缅为寻阳太守,落日逍遥渚际,见一轻舟陵波隐显.俄而,渔父至,神韵萧洒,垂纶长啸.缅甚异之,乃问："有鱼卖乎?"渔父笑而答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邪?"缅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谓曰："窃观先生有道者也,终朝鼓枻,良亦劳止.吾闻黄金白璧,重利也；驷马高盖,荣势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隐鳞之士,靡然向风.子胡不赞缉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渔父曰："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贱贫,无论荣贵."乃歌曰："竹竿籊々,河水浟々.相忘为乐,贪饵吞钩.非夷非惠,聊以忘忧."于是悠然鼓棹而去.缅,字伯绪,太子仆兴曾之子也.有学义,宋明帝甚知之.位尚书左丞,东中郎司马. 有个渔夫,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南朝宋代的时候),太康人孙缅任寻阳太守.一天黄昏的时候,孙缅在江边闲游,忽然看见一叶小舟在江波中忽隐忽现.不一会儿见到一个渔父摇着船飘然而至,只见他神态潇洒,一边垂钓,一边大笑.孙缅觉得这个渔父很奇怪,就问道：“请问老翁,有没有鱼卖?”渔父笑着回答说：“我的钓钩不是用来钓鱼的,哪里有鱼可卖呢?”于是他拉起衣裳光着脚走入水中,对渔父说：“我私下里看先生是一位有道德有学问的高人.现在朝廷政通人和,隐居的高士都纷纷望风来投.您何不出山来辅佐光明盛世,何必像这样隐藏自己的才华?” 渔父回答说：“我只是一个山水间的狂人,不晓得世间的事情,也分不清楚什么是贫困和低贱,更不用说荣华富贵了.”说罢,老人高歌一曲：“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为乐,贪饵吞钩.非夷非惠,聊以忘忧.”（大致意思是,细细长长的竹竿啊,潺潺流淌的小河.我与名利相忘于江湖啊,那是何等的快乐.贪食饵料的鱼儿啊,必定会有吞钩之祸.我既没有伯夷那样清高脱俗啊,也不似柳下惠那么坦然处浊.凡事可轻可重、可有可无啊,这样就可以忘忧而乐.）唱完了,渔父就怡然自得地摇着桨飘然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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