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亲情在儒家的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建构方面毫无疑问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我们同样需要注意血缘亲情在儒学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的内在机理与作用方式。换言之，重视亲情伦理何以成为一种“儒家传统”，其实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这既涉及对于“传统”的理解，亦关乎对其现代意义的评断。大体而言，可以从道德的情感生成机制和宗法纽带的社会制度两个方面来理解血缘亲情之于儒学的意义。就道德的生成机制而言，儒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将人内心天然的情感萌动作为道德建构的起点。不同于墨家讲“兼爱”、基督教讲“博爱”，儒家以血亲之间的自然的感情流动作为普遍道德情感的重要来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人爱自己以外的人的这种感情，也就是仁的萌芽，首先从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感情中露出端倪。不过这种情感一开始仅限于与自己有血缘关联的小范围的人，故而有必要将其逐步外推，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打破人我之间的差别。把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心推至极致，就能够达到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博爱之仁的境界。
儒家高度重视血缘亲情在道德伦理建构中的意义，“孝悌”与“亲亲”构成了仁道的重要根基。孔子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孟子讲“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孝悌”“亲亲”发自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相亲相爱的天性，是自然、本真、不加修饰的良知良能，且人人皆有。“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将亲亲之仁充盈扩大，推己及人，就能放乎四海而建立起普遍的伦理秩序。作为普遍之爱的仁，正可由天然的孝悌之爱推衍而来。
再看宗法纽带的社会制度。宗法制度的出现较儒学为早，西周时已经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依照血缘远近区分亲疏的宗法分封制度，以嫡长为宗主，按大宗小宗划定政治身份。由于周秦之变，政治上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但宗法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社会层面，构成了儒学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五服制度就是其中典型。五服制度是规定中国古代亲属关系的等级规范，其核心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确定家族成员之间的义务关系，集中呈现在丧服制度。宗亲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依序确定其应尽的服丧义务，包括服丧时间的长短、丧服形制等。今日民间所谓“出五服”，就是指亲戚关系疏远到无须服丧。在宗法制度所呈现的儒学形态中，社会伦理关系是以家族关系为主轴展开的，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血缘的远近。回到讨论的主题，我们可以思考：年轻人的“断亲”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消解了儒家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大量人口脱离相对静态的农业文明与乡土社会，拥抱高度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不再完全由血缘所决定。传统宗法制度及其所衍生的宗族意识，在现代社会中即便仍然存在，其作用功能也必然趋于淡化。所谓“断亲”正是这一状况的反映。在“断亲”的讨论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绝大多数比例的“断亲”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核心家庭与大家族或其中的某些旁系亲族不再往来，并非针对核心家庭内部。也就是说，“断亲”的冲击基本未波及儒家视作道德根据的“自然亲爱”的亲子情感本身。由此可见，如果说“断亲”对儒学传统造成了冲击，那么它所冲击的主要是作为儒学观念制度化产物的传统宗法制度及其现代遗存，而非更加根源性的作为儒家道德生成基础的孝悌亲情。以上分析了儒学传统中的血缘亲情在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作用方式，下面我们再从儒家人伦观念的视角展开讨论。儒家重视人伦，将人理解为人伦关系中的存在结点，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构成了五种最为重要的人伦关系，是为五伦。《中庸》言：“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孟子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年轻人“断亲”的讨论中，“断亲”的对象不仅包括家族中的旁系长辈，很大一部分也指向年龄、辈分相仿的表兄弟姐妹。从儒家五伦的视角看，这一意义上的“断亲”反映出当代社会中兄弟一伦的弱化和朋友一伦的凸显。在儒家五伦中，朋友一伦最为特殊，表现为关系的平等性、选择性和开放性。传统五伦中的其他四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都具有上下尊卑之分，父子、兄弟源于天然的血缘序列，君臣代表政治的等级序列，夫妇代表阴阳的天地序列。唯独朋友一伦建立在平等关系之上，因志同道合而交往，体现自主选择，具有双向对等的互动意义。在古代，五伦多以父子、君臣为重，朋友往往被视为五伦之末，甚至被质疑进入五伦的合理性。如清初颜元指出：“某尝疑：朋友者，天性不如父母、兄弟，情谊不如夫妻，义势联属不如君臣，而得与四者列而为伦，何也？”不过，从动态的眼光看，自晚明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自由讲学之风的兴盛，友伦在儒家五伦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如何心隐基于阳明学“万物一体”的观念而抬升友伦，认为通过友伦可以促进五伦的整体实现。顾大韶认为，朋友一伦“以心相属”，应置于五伦之首，“朋友者，五伦之纲也”。晚清以来，学者反思儒学传统之弊病，对君臣、父子乃至夫妇之伦批评甚力，唯独对友伦称赞有加。谭嗣同认为，唯有友伦建立在朋友间自由、平等人格之基础上，主张建立“朋友一伦论”，以友伦为核心重建伦理秩序，“夫惟朋友之伦独尊，然后彼四伦不废自废”。由此可见，友伦在五伦中的地位抬升，正与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趋势相适应。现代社会中朋友一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其平等性、选择性、开放性特质，主导了人际关系构建的基本模式。传统五伦之中，朋友之伦与兄弟之伦颇多近似之处，所谓好友如兄弟，这种“友伦的兄弟拟制”是古往今来人们所熟悉的，而在“断亲”现象中，我们又看到了一种“兄弟友伦化”的趋势，即以朋友的标准来重新衡量、定义、选择同龄同辈的堂（表）兄弟姐妹关系。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昆弟众多的大家庭成为过去，“80后”“90后”“00后”少有机会拥有同胞兄弟姐妹，他们对于同龄人的感情需求空档，主要依靠同学、朋友关系来填补，而非分属不同核心家庭的堂（表）兄弟姐妹。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与前者相处、交往的时间要远多于后者，久而久之，自然更习惯于和同学、朋友建立一种更加亲近、深厚的关系。反过来，当他们在面对堂（表）兄弟姐妹时，也就习惯于用朋友的标准来衡量、定义彼此关系的远近，这就促成了兄弟一伦的友伦化转向。朋友一伦重要性的凸显与兄弟一伦的弱化互为表里，两者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