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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敏｜文  王伯群、保志宁夫妇与子女合影 1908年，23岁的王伯群与兴义县乡绅周绍虞的次女周光帼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人生三大不幸事：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王伯群都遭遇到了。他18岁时，父亲因病辞世。他42岁时，17的儿子不治身亡。他43岁时，45岁的妻子撒手西去，这一年他身任政府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公务缠身，即使万分悲痛，也只能独自承受，既不能耽误国事，也不能影响学校发展。 子亡妻故后，母亲对他没有后嗣深感忧虑，希望儿子抓紧时间娶妻生子，延续香火。最好娶个贵州女子，即便西南女子也行，不料最终娶进门的却是个有蒙古血统的儿媳。 两人相识于上海大夏大学的开学典礼。这所大学1924年创办时，王伯群曾慷慨捐款赞助，被公推为董事长。 1929年春，学校发展到学生逾千人，租房不能容纳，王伯群于是自出白银7万两，贷款三十多万元，于次年建成占地三百余亩的校舍，包括教学大楼、群贤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落，以及一条蜿蜒秀丽的校河。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 新校舍落成，全体师生员工迁入，自然要庆祝一番。按开学典礼程序，校长讲话之后，学生要上台献花。  保志宁（前排右）与社会学系师生合影 选谁合适呢？大家看来看去，女生中只有保志宁最漂亮了，非她莫属。 献花那天，保志宁走上台去，令王伯群眼前一亮，这活生生一个美人，比鲜花还要美丽。 王伯群当时就被吸引住了。庆祝会一结束，他就找人打听保志宁的情况，很快就了解到，保志宁的三叔是上海教育局的局长，与副校长欧元怀两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 说起来彼此都认识，但提亲这种事，还得找人牵线搭桥，所以中间人就由欧元怀来担当了。 但真要牵线搭桥，还得稳重而行，毕竟保志宁的身世背景非同一般。 保志宁是蒙古后裔，她家祖辈如果要往上翻的话，据称是元朝蒙古宰相脱脱氏的后代。因为家庭条件不错，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17岁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考入了上海沪江大学。 一年后，转学到大夏大学二年级社会系就读。 读书期间，保志宁亲眼看见这所学校由一千多人扩大到两千多人，一跃而为上海非常著名的学校。不能不对校长的魄力深感钦佩。  大夏大学1930年代的群贤堂 因为事情涉及到婚姻大事，不能草率，所以这牵线搭桥，也费了一段时间。等到学校放暑假了，这才搭好。 此时，保志宁已经回南通度假去了。三叔于是写信给她，让她赶紧回上海，有要事商量。见到三叔后，保志宁才知道王伯群看上她了，找人上门提亲。 三叔对这桩婚事是同意的，就看保志宁的态度如何了。为慎重起见，三叔早从欧元怀处了解到，王伯群有一妻二妾，妻子两年前去世了，其中一妾已经离家，给了一笔离散费。眼下身边只有一个小妾。 更主要的，是王伯群自从唯一的儿子死后，没有后代，母亲催他续弦，找的就是正室。 于是双方决定见上一面。欧元怀是牵线搭桥的中间人，所以由他做东，将保志宁和三婶请到家里吃饭，王伯群也同时到场。 第一次见面后，来往就渐渐密切了。通过交流，双方对彼此都有了深入了解。 趁着这个机会，三叔又从侧面调查了一下王伯群，对之前的信息做了一个核对，看看了解的情况是否和实际一致。免得有欺瞒的事情发生，否则到结婚时再冒出来，那就麻烦了。 至于说家里还有一个小妾，王伯群答应给她一笔钱，好说好散，和平了结。 剩下的最后一道关口，是保志宁父亲的态度。保父因为是加拿大温哥华的总领事，长年在外，所以女儿的婚事，主要看家里人的意见。但他特别提醒说，两个人的年龄差距，一个46岁，一个22岁，会不会产生代差？ 他担心这样的婚姻走不到头，难免中途分手，所以他的态度是不赞成。不过这位开明的父亲也说，只要女儿愿意，他也绝不阻拦。 在年龄问题上，保志宁的三婶是个美国人，对年龄这样的差距，并不怎样看重，她通过观察，倒是很赞成双方的结合。 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1931年，保志宁从大夏大学毕业之后，双方就确定了结婚的日期。  王伯群保志宁夫妇 消息一传开，整个上海都沸腾了，无论大报还是小报，成天都是王保二人的新闻。毕竟这个时候，王伯群还兼着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职务，这可是各类报纸的新闻热点。 小报更是突发奇想，编造了什么威逼利诱，聘金十万，戒指两万，各种想当然的新闻都出来了。一时间，真真假假的消息搞得满天飞。 尤其是《申报》不嫌事大，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与王伯群和保志宁的婚礼做对比，说王保婚礼的奢华胜过了蒋宋。 另有一个口实，就是王伯群为了这场婚礼，新建了一栋豪华别墅，造价达到五十万元（也有说四十万的），而且还建在租界。 举办婚礼这天，来了二三百人，外宾有几十人。宾客中黑白两道都有，三大亨中，杜月笙、张啸林都赶来贺喜。 也因为办得如此张扬，王伯群受到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弹劾。弹劾的依据来自坊间传说，保志宁嫁与王伯群之前提出过三个条件：其一，需赠嫁妆十万元；其二，婚后供其出洋留学；其三，为其购置一幢花园别墅。这三个条件被《生活周刊》等媒体报道后，经《大公报》大肆演绎，众口铄金，推定王伯群有贪腐行为。迫于舆论压力，监察委员提起弹劾，王伯群权衡利弊，在1931年年底辞去交通部长职务。当时有人戏称王是“娶了一个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丢了一个官职”。 但据华师大档案馆汤涛先生的考证，报上所言许多都是无稽之谈。 但不管怎样，这栋为婚礼建造的豪宅，确实非同一般。 几年后，抗战爆发，王伯群、保志宁夫妇不得不离开上海，王公馆被随后进入的汪精卫侵占，用来做了行辕。 王伯群率领大夏大学西迁贵阳，一路艰辛，克服重重困难。在极短时间内，建起了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宿舍、办公室无一不备。1940年，他多方募款，择定贵阳城郊2000余亩土地作为固定校址。这样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可谓一枝独秀。 在贵阳期间，王伯群还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当年，大夏是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一所大学。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办学8年，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迁入贵州时仅有300余名师生，离开时师生达到1800余人。
在长期的操劳中，王伯群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于1944年12月20日，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59岁。 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旧址。与王伯群共事20年，后来继任大夏大学校长的欧元怀说：“伯群校长后半生是牺牲自我，功成不居！” 他给妻儿留下的就只有那栋愚园路1136弄31号花园洋房。保志宁回到上海后，通过王伯群的妹夫何应钦的关系，把房子收了回来。 因为王伯群没给保志宁留下多少遗产，为解决生活问题，保志宁就把宅子租给了黄慕兰夫妇，自己留了一部分使用。 黄慕兰喜好交际，经常利用宽敞的洋房、客厅和美丽的花园举行聚会，招待各界朋友。1946年2月，黄慕兰小儿子满双月时，举行汤饼宴，盛邀文化界名人田汉、阳翰笙、翦伯赞、熊佛西、冒辟疆、梅兰芳等100多人前来聚会。当天，一伙人又唱又跳，好不热闹。 这样的聚会多了，令保志宁不胜其扰。有次黄慕兰举办宴会款待来客，保志宁的仆人故意剪断电线，并出言不逊，声称他家的花园并未出租，不留情面地驱赶客人，搞得宾客不欢而散。黄慕兰夫妇和保志宁因此发生了纠纷，黄慕兰觉得保志宁做法过分，但站在保志宁的角度，原本说好的出租房子，并不包括花园部分，自己也留了一部分居住。想不到热情好客的黄慕兰却把这里完全变成了公共空间，三教九流频繁出入，对于喜欢安静的保志宁来说，实在难以忍受，不能不出面阻止了。 好日子总是过得快。才三两年，就到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保志宁不敢怠慢，立刻跟随何应钦夫妇去了台湾，再后来定居美国，进入商校学习会计，毕业后她应聘到一家服装公司工作，独自一人抚养五个子女。令她欣慰的是，五个孩子都顺利长大成人，各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1981年，72岁的保志宁回大陆探亲，去重庆培修和祭扫了王伯群的墓地。她可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和他仅仅生活了13年，却替他养大了五个孩子；35岁守寡，但从此没有再婚。 1985年，保志宁再次回到大陆，特意去了上海愚园路，在故居前拍照留念。虽然房子是要不回来了，但拍照纪念总是可以的吧。  1980年代，保志宁在故居前留影 《这幢特别的建筑里，为何会发生这么多轰动上海的离奇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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