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悉鬼门关 他没学过军事，但他是伟大的军事家。对战争的敏感，对战役的敏锐，对战斗的敏捷，千年无出其右者，真是千年等一回，千年他一人。在中华民族百年屈辱之后诞生这样一位伟人，真是民族之大幸。 “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打仗啊！”电视连续剧《历史的转折》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面对20多位红军最高领导人的一致决定，毛泽东非常气愤地拂袖而去，“前敌政委我不干了！” 有争论、争议、争吵，正常，太正常。周末郊游，一家三口人，可能就有三个甚至N个方案。对于打仗，还是大仗，有不同看法，完全正常，也完全理解。 这年，主席42岁。30而立，40而不惑，可42岁的主席惑了：攻打打鼓新场，可能面临十面埋伏，红军老本儿可能被打光。面对如此形势，怎么可能以身犯险呢？ 透过历史文献，欣赏历史细节   第五次反围剿，被李德等人错误军事指挥所困，红军几乎全军覆没。幸好遵义会议迎来历史的转折，毛泽东回到了军事指挥重要岗位，他带领红军一渡赤水，再渡赤水，刚打完桐遵战役，敌周浑元纵队近4个师就赶到贵州。 为了扫清建立黔北根据地的障碍，1935年3月4日18时，军委致电各部：“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红军长征·文献》，第280页】 朱德比毛泽东大7岁，快50了。朱毛不分家，同心同德，但一定也有不同意见。 3月5日23时30分，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周浑元部）肖、谢两师的部署》：“明六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师作战。”电文最后还命令：“通讯联络除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规定烧火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红军长征·文献》，第281-282页】 此时此刻，毛泽东显然也已经隐隐有所不安，因为蒋介石在3月5日深夜电令周浑元部，六日必须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等待大部队的结集，以免被毛泽东的运动战各个击破。 这就是说，当毛泽东估计敌军六日将继续前进，因此发布命令准备伏击之际，蒋介石也在同时发布了命令，要求周部六日必须固守待命。这样一来，红军的伏击计划就未能实现。 为了引诱敌军出战，红军一连几天在长干山附近徘徊，然而敌军依然按兵不动，时间显然对敌军有利。 敌人不动我就动，但是却不能盲动。 3月9日，蒋介石又令周部前进，抵达鲁班场一带，依然安营扎寨，企图用稳扎稳打的办法，既能拖住红军，又能保证安全，以等待合围。 就在大战将临之际，红军领导层又起争论。 3月10日1时，“一军团林、聂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我'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周恩来回忆说：“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周恩来自述》，第176页】 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第47页】 对于这次争论，张培森等人撰文说：“张闻天1943年整风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情况。笔记说，自他负责中央后开始有一段时间是由他主持'经常开会讨论军事行动’的，到二占遵义之后，因为看到毛泽东领导战争比较有把握，故曾'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但当毛泽东到前方后，对于毛泽东的指挥在中央领导人中即有一些不同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不久在中央一次讨论打鼓新场战役问题的会议上，发生大多数人主张打，而毛泽东坚持不打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并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祝下，有人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结果他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了结论，就这样又一时重新'取消了毛的职务’。”【张培森、程中原、李安葆：《张闻天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中共党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39-40页】 还有文章说，当时由于大家在军事决策会议上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认为：“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李镜：《新写长征图文档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好，我不干！’毛泽东急乎乎地走了。”【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接下去的会议决定进攻打鼓新场，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取代毛泽东代理前敌总指挥。 据周恩来回忆，毛泽东当天“半夜里又提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自述》，第176页】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当晚，毛主席又同周恩来、朱德商量，在恩来、朱德支持下，说服大家，结果还是没有进攻打鼓新场。”【《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于是毛泽东又恢复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并与朱德一起指挥了随后发生的鲁班场之战。 打鼓新场风波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错误军事路线是一种思潮，人们的认识也有个改变的过程，显然不是靠一次遵义会议和撤换一个李德就能完全解决。刘英回忆说：“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71页】 吸取土城失利教训，突出重围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1935年2月，蒋介石连续调集多股力量集结重兵，除了贵州的王家烈以外，还有周浑元、孙渡、薛岳等，企图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毛泽东有着近乎神一般的洞察力，对蒋介石的用兵企图了如指掌，率领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在川黔滇一带神出鬼没、飘忽不定，让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头疼不已，根本无法捕捉中央红军的踪迹，他们的部队反倒一直被“影子部队”中央红军牵着鼻子走而处处挨打。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国之大幸。毛泽东似乎天生就是个军事家，只要一打仗，他就浑身是劲，精力充沛，思维和身体每个细胞都高度活跃。他本来长期患有慢性便秘，往往一个星期才能解一次大便，但奇怪的是，只要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直到后来在延安时仍然如此，只要大家一听说“主席解了大便了”，大家都要欢呼，这潜台词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又要打胜仗了！ 1935年1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内容丰富，其中，就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于是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加紧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作了重新部署，除分别以湘鄂、川陕敌军各一部对付红2、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外，集中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一部共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妄图将中央红军37000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临危受命的毛泽东，急欲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 他力主放弃原定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北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主张，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领部队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江北上。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2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2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1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3军团3个师，占领土城东北5公里的607.5至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以红5军团2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 1月28日凌晨，细雨蒙蒙，寒风刺骨。红3、5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土城镇外水狮坝分两路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实为6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痛心疾首、刻骨铭心，但从来都不墨守成规的他，迅速从不利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急令红1军团红2师火速返回增援，以求变被动为主动。在增援部队尚未赶到的两、三个小时内，敌军的反攻更加凶猛，阵地一度被攻破。敌人抢占部分山头后，步步进逼，甚至打到了位于大埂上东南方向一个叫“漏风垭”的地方，而那正是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无险可守，战局于我十分不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发起反冲锋。临危受命的干部团猛打猛冲，打得敌人失了神，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毛泽东在白马山上用望远镜看到这个情景，兴奋地对身边人员说：“打得好，打得好！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红2师返回后，中革军委认真分析了形势，重新调整了进攻部署，决定再次向青杠坡敌军发起总攻。战事危急，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统一指挥，指战员备受鼓舞，士气大增。下午2点，总攻开始，一场殊死搏斗在青杠坡山梁及两翼峡谷展开。红2师担任正面作战，主攻青杠坡山腰川军指挥所永安寺。川军凭借有利地形，布置了3层防卫火力，红军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红2师从两翼发起猛烈攻击，正面佯作后退之势，诱敌转向两侧防卫。红2师5团突击队一跃而起，直扑永安寺，经一场白刃战，终于将永安寺占领。此时，大量占据着临时工事的敌军依然负隅顽抗，且敌后援部队独立第3旅迅速增援上来，教导师第2旅由古蔺向土城方面迂回堵截，赤水的第5师2个旅及第1师第3旅第7团也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其余增援部队还源源而至。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 土城战役失利后，毛泽东当机立断，迅速从错误和失败中警醒过来，及时调整战略，果断采取措施进行补救——立即停止与敌郭勋祺部纠缠，带着部队轻装从土城、赤水西进，到扎西待机。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调整战略，蒋介石也立即手忙脚乱地调整他们的战略部署：命何键、刘建绪对付红二、六军团；命龙云和薛岳（这一路包含滇军和黔军）对付中央红军；命朱绍良和杨虎城对付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五军。 蒋介石的战略调整，很快就被毛泽东洞察了他的用兵企图，在这些力量中，毛泽东认为只有滇军的3个旅在孙渡的率领下进驻了有利的战略位置，做到了“进可攻，退可守”，算是颇懂得用兵之道。中央红军此时要穿过云南，渡过金沙江才能摆脱数十万追兵，但这就必须和已经占据有利地形且以逸待劳的滇军作战，这种硬拼向来是毛泽东所反对的战法。 那川南呢？川军大部已经云集川南，其余各路正奉命向川南集结，中央红军要想北渡长江也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呢？在这种危急时刻，再次体现了毛泽东神一般的洞察力，他把眼光投向了贵州：黔军分散且力量薄弱、战备松懈，尤其是其领导人王家烈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带着中央红军出其不意地回师向东，经川南一角东回贵州，先打王家烈，再设法调出云南的孙渡，乘虚伺机过云南。 毛泽东这一手可谓绝妙：回师贵州打王家烈，这就是他惯用的兵法——避实打虚，既可以避免同孙渡的滇军硬碰硬，又可以把强大的川军甩在川南地区，让国民党在长江沿岸精心构筑的碉堡毫无用处。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种“先打弱敌”的绝妙战法提炼为十大军事原则之首：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而这一次，王家烈就是毛泽东选中的弱敌。 1935年2月11日，在初春的寒风冷雨中，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出发了，于2月18、19日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红军队伍里很多人搞不懂毛泽东这种飘忽不定的战法目的到底是什么，至于蒋介石则更加如坠云里雾里，一直弄不清楚中央红军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怎么也没料到，毛泽东会在这时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遵义，挺进黔北。他把重兵多集结在扎西附近，要想调兵拦截红军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趁敌人来不及调兵时，迅速冲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次攻占遵义，以争取主动。 1935年2月24日，中央红军占领桐梓，中央红军突然返回黔北，使坐镇贵阳的薛岳大感意外、不知所措，赶紧一面电告蒋介石，一面匆忙调兵遣将。蒋介石获悉后，判断中央红军向东重返贵州的目的是要继续东进，然后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即急电要湘军在川黔湘边界迎击红军，又电令王家烈北上攻击桐梓。 王家烈认为蒋介石是要借追剿红军的机会吞并贵州，于是为了保存实力，他决定扼险固守。中央红军攻克桐梓的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最终决定把攻打娄山关的这场硬仗交给彭德怀，因为此战关系到遵义之战的成败。娄山关地势险要，王家烈以4个团的兵力扼守要冲，居高临下，尽占“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优势。 1935年2月25日凌晨，霜风凄紧，红军将士虽然疲惫不堪，但仍士气高涨，一路急行军抢在敌人援兵赶到之前抵达娄山关，在彭德怀和杨尚昆的指挥下迂回包抄猛攻娄山关。最终红军拿下了娄山关，歼灭敌军4个团，残敌逃回遵义。2月28日凌晨，红军一鼓作气全面攻占遵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主力全被歼灭。 娄山关之战还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提前在酝酿和部署后面要进行的战斗了，攻占遵义后不久，一直跟在后面追击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吴奇伟的2个师，星夜兼程直扑遵义，把指挥所设立在距离遵义10多里地的忠庄铺。吴奇伟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嫡系，非常骄横，毛泽东命干部团配合三军团正面阻击吴奇伟部，命一军团一部绕至敌侧翼，一部直插吴奇伟指挥部所在的忠庄铺，成功反击，迅速瓦解了吴奇伟2个师。 吴奇伟见势不妙，赶紧撒开两腿逃命，毛泽东命红一、三军团乘胜追击逃敌，力争将残敌全部消灭。吴奇伟逃到乌江边，不顾薛岳“不得撤回乌江南岸”的命令，在少数侍从的保护下匆匆逃至南岸，吴奇伟其他还没来得及过河的1800多名部下被红军追到乌江边无路可去，只好全部缴械投降。从2月24日至3月1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接连攻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敌2个师又8个团，缴获步枪1000余支、子弹10多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毛泽东在指挥这次战斗中，安排了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作为奇兵，故意在良村和温水一带虚张声势，有效拖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3个旅兵力，等到他们发现这支队伍不是红军主力，转而再去追击红军主力时，娄山关和遵义已经被红军攻克了。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显示他出神入化的用兵艺术，在他的指挥下，部队轻松自如地迂回穿插于大股敌军之间，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完全牵着蒋介石部队的鼻子走，蒋军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处处挨打。 一直犹如置身于云里雾里的蒋介石，这时急得团团转，只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下一步围追堵截：命郭勋祺3个旅和黔军向遵义东北进攻，周浑元纵队3个师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吴奇伟纵队主力为策应周浑元部而集结于刀坝水地区，同时在乌江沿岸也作了周密部署，因为蒋介石预判中央红军仍有可能东渡乌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面对蒋介石的部署，毛泽东命主力部队在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伺机迎击周浑元部。 力避鬼门关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再次证明毛泽东的洞察力有多强，也让全体红军将士对毛泽东彻底服气了。 1935年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致电前敌司令部建议攻打黔北重镇打鼓新场，因为只有王家烈的残部在这里镇守。 张闻天召集20多人开会讨论，遵义会议后，每逢重大作战行动，张闻天都要召集20多人开会讨论决定。除了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毛泽东反对，几乎所有人全部同意林彪的建议，就连朱毛不分家的朱老总都投了赞成票。 毛泽东反对的理由是：打鼓新场打不得，滇军主力正在向打鼓新场一带推进，如果红军执意攻打，不但将面对滇军和黔军，而且周浑元、吴奇伟、孙渡、郭勋祺等部也会迅速合力杀过来，红军必定会陷入重围。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攻打打鼓新场的巨大风险，但大家还是没被说服，毛泽东情急之下说，如果你们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那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干了！撂下这句话，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毛泽东这赌气一走，事情反而更加恶化了：与会者竟然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还迅速拟定给林彪的电报，同意了林彪的作战方案！ 但毛泽东不愧是伟人，伟人就有伟人的胸怀和气度，他回去后越想越不放心，觉得这样会出大事，在贺子珍的劝说下，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要周恩来还是仔细考虑一下，暂缓发出给林彪的作战命令。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被委托为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他的态度在党内和军内都有举足轻重，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访成功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在会上又说服了大家。周恩来意见的转变，终于促使大多数人也跟着转变，由此，中央军委发出指令，收回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攻打鼓新场”这个军事行动虽然还只是停留在建议和方案的阶段，并没有付诸真正的军事行动，但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这无形中是让中央红军在鬼门关一来一回地走了一遭，如果不是毛泽东以神一般的敏锐洞察力，超前预判出“攻打打鼓新场”这个军事行动蕴含的巨大风险；如果不是毛泽东态度坚决地反对和阻止“攻打打鼓新场”这个决定，等待中央红军的几乎是毫无悬念的灭顶之灾。 此后，全体红军将士对毛泽东终于彻底服气了，但毛泽东从这场风波中又极其敏锐地洞察出中央红军存在的问题：眼下天天都处于军情紧急的战事之中，每当重大军事行动就要召集20多人来讨论决定，哪有时间整天争来争去呢？他向周恩来和张闻天提议重组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以便高效行使战争中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更有利于作战。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同意，1935年3月12日，宣告成立新的“三人团”，以毛泽东为首，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这就标志着从此毛泽东不再是“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军主帅，军事指挥上的最高首长，也是红军的最高首长。从这以后，毛泽东如同下山的猛虎和出海的蛟龙，终于可以在军事指挥上完全放开手脚，施展他那神鬼莫测、光芒万丈的军事才华了。 电视连续剧《历史的转折》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但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还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1959年，毛泽东在讲到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时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孙子兵法·谋攻》中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孙子的这句话。他在《论持久战》说：“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的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历史评论毛主席 钱学森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会完蛋。 司马南说，带着仇恨控诉毛泽东，只能证明你是个坏人。 李敖说，只有毛主席值得我喊万岁，其他人都不配。他还说，毛主席满门忠烈，你们满屋黄金，有什么资格和脸面对毛主席评头论足？文章比不上他，诗词比不上他，书法比不上他，潇洒比不上他，胸襟比不上他、思想比不上他、哲学比不上他、军事比不上他、奉献比不上他，为民造福比不上他，你们凭啥诋毁他？ 黄克诚说，如果有人说，他比毛泽东高明，他就拿历史开玩笑。毛主席多次在危机中挽救革命，这是在我们党内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朱德说，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王震说，毛主席高瞻远嘱，比我们这些人都要多看五十年。 聂荣臻说，在自己的心中，毛主席永远排在第一位。 尼克松说，毛泽东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无论人们对他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定不了他是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战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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