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关键的一票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后，在这里召开的一场重要会议，是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时刻。 此时，毛主席受到排挤，被隔离在领导班子之外，而为了终止李德、博古等人严重的左倾错误，周总理和朱德等人意识到必须做些什么，于是便有了这场极其重要的会议。  图：遵义会议会址 这场会议上，拥有最终投票权的人有7位，其中有一人投出了最为关键的一票，力挽狂澜，使得原本处境堪忧的毛主席重新获得了领导地位，也使得党中央和红军在危急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每想起，毛主席总会情不自禁地感慨：“遵义会议上，少了他是不行的，他投了最关键的一票。” 那么，这个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最关键一票的人究竟是谁呢？ “中国的问题”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成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前，经历过很多次大起大落。而这其中最惨的“一落”，就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前，从1931年底持续到1935年初，长达3年的时间。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夕，毛主席还是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是他几乎被完全孤立了，其他的职务都被撤掉，没有人上门找他，更没有人询问他的作战想法。毛主席后来提起那段日子，曾不无感慨地说他当时的任务就是吃饭和睡觉。 而在此之前，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后，在从井冈山上下来，又带领革命同志在瑞金一带创立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3次以弱胜强，打破了蒋介石的“围剿”企图。  这3次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的巨大胜利，给蒋介石气得够呛，同时也足以看出毛主席优秀的作战指挥能力。 按理说，毛主席能取得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成就，组织上原本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才是，但事实却恰好相反，因为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从苏联留学回来了。 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一些在1927年底时，在莫斯科求学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松散团体，说是“二十八个半”，实际上是29个人。这其中就包括了王明、博古，以及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 他们这群人由于在苏联留学的经历，回国后在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坚持主张走俄国革命道路，即先夺取中心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这也就意味着，像毛主席这样认为应当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同志，就被看作了“异类”。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其实就已经有些端倪了。当时共产国际为中共的前期发展提供了不小的助理，因此在最初中共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也几乎是完全照搬已有且成功的苏联共产主义的经验。 这样做自然有的一面，也就有坏的一面。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曾拒绝参加中共六大，因为这次大会是在苏联举行的。陈独秀对此不满也不解，还疑惑道：“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 此时陈独秀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革命想要顺利实现，必须是由真正了解中国实际国情的中国人来领导才行。  陈独秀 而这也是毛主席所坚信。他坚持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认为应当《反对本本主义》。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高瞻远瞩，他的坚持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当时却因此迎来连续不断的打击。 后来在蒋介石发起第五次“围剿”时，已经被各种免职的毛主席放心不下，再次站出来出谋划策，但是无论是李德还是王明，依然不肯听他的劝说，甚至还嘲笑他是农民暴动出身，搞不懂苏联红军的战术。 不过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击垮毛主席。他后来在延安的时候曾告诉曾志：“我当时就想，既然如此，那我就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什么都不怕。” 而正是毛主席的这份坚持，让他等到了转机。 支持毛主席的第一人那些留学归国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也并非所有人都一成不变地坚信苏联的经验。其中典型代表的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与王明是老乡，后来还一起留学苏联。由于深深受到王明的影响，王稼祥在刚回国的时候，也有很浓厚的“教条主义”作风。  王稼祥 不过相比起其他从苏联回来的归国留学生，王稼祥显得谦逊很多。王稼祥虽然在作风上存在“教条主义”，却没有让它在自己的思想深处扎根。王稼祥在坚持苏联成功经验的同时，却也能看到中国的实际国情。 在别人眼中，王稼祥平时话不多，最喜欢的事是埋头苦读，不爱跟人拉帮结派，也不会盲目跟从错误的意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也正是这份能力和性格，决定了王稼祥最终成为了支持毛主席的第一人。 在归国后，王稼祥无意中被卷入政治纷争中，遭到了降职处分，因此消沉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迅速振作起来，主动向组织请求调去前线，积累珍贵的经验。组织答应了王稼祥的请求，将他派往前线。王稼祥也因此与毛主席相遇了。  王稼祥 他在龙岗地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就感觉这个人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特别，与他在中国和俄国所遇到的其他领导人都不相同。 在来到苏区后，王稼祥先后几次在重要的军事会议中，旁听了毛主席深入浅出的讲解。毛主席所说的道理总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却又十分具有说服力，这让王稼祥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获益颇多。 尤其是毛主席指挥红军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为见证者的王稼祥心中油然生出了一种深深的佩服，于是主动找到毛主席，与他彻夜长谈，聊起中国革命实践。 在毛主席的感染下，王稼祥渐渐意识到了自己思想中的错误之处，开始在之后的革命道路上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并开始在重大问题上支持毛主席。 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不幸遭遇空袭，身负重伤，无法行动。在养伤中，王稼祥听说等到10月份又要开始长征了，但他因为环境比较差，伤势愈合很慢，有些担心自己会跟不上长征的脚步。 但在红军正式启程时，中央军委给王稼祥送来了担架和马匹，还有专门的医疗人员相随，这才让王稼祥跟上了大部队的进程，没有被抛在后面。而王稼祥在很久之后才得知，这一切竟是毛主席安排的。  图：长征时的毛主席和王稼祥 毛主席此时也在养病，能够理解王稼祥心中的不安，于是特意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王稼祥就在之后时常与毛主席，以及同样意识到“教条主义”错误的张闻天一起赶路。三个人一边走，一边聊着各自的革命理念。毛主席虽然没了实权，却依然关心着红军的前景，在赶路中将自己的想法与担忧都说给了王稼祥与张闻天两人听。 毛主席已经意识到前方可能有敌人设下的圈套，他认为红军的转折点应该在贵州，想要提醒博古等人，但一直不被他们重视。 随着话题越聊越深，王稼祥看着毛主席，忍不住说：“现在很多同志都是赞成你的意见的，过几天我会继续跟他们交流。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了。” 伟大的转折王稼祥就是最早提出要召开遵义会议的创议人。他在与毛主席交换了意见后，就开始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动员。 张闻天是王稼祥找到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表示支持的人。之后，王稼祥还找到了聂荣臻，两人经过一番商谈，发现彼此间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应当请毛主席出来领导。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找到了周总理和朱德等人，向他们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于是在1935年的1月，决定着中共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会议一开始，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试图将失败原因归结到客观因素上。这样的想法令在场一部分对博古和李德等人还心存希望的人，感到十分的失望。大家意识到，中共最高领导的确是该换个人了。 之后张闻天和周总理站起来发言时，都明确地指出了错误原因是“左”倾机会主义。其中，周总理在做副报告时主动指出了“三人团”的指挥错误，并做了自我检讨：“我们这次失败，有不可否认的客观原因，但是军事上，的确是我们犯了错误。” 此时，博古等人的脸色就已经不大好看了。 之后，毛主席也站起来发言，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实质十分直接地指了出来。随后，他还将先后五次反“围剿”所用的战术都仔仔细细、清清楚楚地讲了一遍，点明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错在哪里。  大家听得深以为然，连连点头。而一再受到批评的博古，默默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闷头不停地抽着烟。 此时，整个会议室内陷入了一阵安静当中，大家都已经明白需要在此刻重新选择一条最适合红军的路。这场会议有20多人参加，但真正起决定意义只有7个人。只是由谁来做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大家还有些犹豫。 王稼祥左右看了看，十分坦然，也十分果断地站了起来，旗帜鲜明都表达了对毛主席的赞同：“我认为红军的领导权应该交给毛泽东同志！” 他的发言打破了沉默，也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毛主席，在场的其他人纷纷进行响应。  图：1938 年 9 月，王稼祥（左三）与毛泽东（左一）、周恩来（右一）、朱德（左五）等的合影。 等到1月17日会议结束时，毛主席被选为了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毛主席，周总理以及朱德组成了中央军事小组，共同指挥全军，与此同时，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下来。 几十年后，每每想起此事，毛主席总会告诉别人，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是不行的，是他投出了那最关键的一票，从而协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做出正确判断。 而这次会议也成功地挽救了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确定了一位领袖，某种程度上说，也把中国人民从灾难中救了出来，王稼祥功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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