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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师提出“为保持本师生命的延续，清除左倾分子”的口号，搜捕、枪杀进步分子。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取营救措施未果 “二·一七”事件标志着111师在政治上逆转，反动势力向革命力量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为保持本师生命的延续，清除左倾分子:”按照事先拟好的名单，展开搜捕和追杀进步人员的活动。  扣押我的当天，常恩多的手枪排排长扣押了中共111师工委书记张苏平、工委委员曹健华。电台台长李政宣夫妇也被收押。 “九·二二”以后来到111师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抗演第6队，是郭沫若在武汉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组建的进步团体之一，也是我党领导的一支宣传队，建有党的支部，1940年6月来111师演出，遂留在师部，党的关系由工委领导。“二·一七”后，111师派骑兵押送他们去战区总部，被周复强行遣散。 常恩多亲手建立的111师战地服务团被拘留后，反动分子木打算将其与抗演6队一起押往总部，服务团党支部领导大家坚决反对并进行绝食斗争，他们大唱抗战歌曲，驻地群众无不同情，反共顽固派被迫中止上送，仅少数人经他们审查后留下来，大多数人被就地遣散。 中层军官受株连的有666团中校团附彭景文，665团中校团附管松涛(党员)被迫撤离。孙焕彩诬陷661团中校团附李鸿德要刺杀他，报常师长请求批准枪毙，幸得讲武堂同学关靖寰等上书求情，经常恩多指示改为撤职。 667团调来的上士排附胡铁男(民先队员)，因对扣押我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即被扣上“万毅亲信”的罪名被刘晋武押送师部，遭杀害。我的警卫员李福海和661团中尉副官宋穆成也惨遭杀害。 333旅军士队被强行解散，队长杜荣民被扣。旅部特务排被缴械，排长刘准(地下党员)被关押。 2月18日，333旅参谋主任董凤岐到666团打听情况，刘晋武立即把常恩多任命他为333旅旅长的委任令出示给董看。 “二·一七”事件发生后，引起我党中央的密切关注。194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山东分局负责人朱瑞、陈光、罗荣桓:(一)请将常师中我们组织此次遭受破坏详情电告。(二)望设法调查万毅及其他被扣的同志及进步分子之下落，并尽力设法营救他们。(三)将常师中还有的组织调查清楚，将已暴露的同志及进步分子紧急撤退，并收容他们到我军工作。 山东分局接到中央电报后，即派分局秘书主任谷牧，带了一个连靠近111师驻地，积极设法营救，但因不得其门而入，营救未能成功。 焦急等待常师长营救，却不见音信。111师倒行逆施，袭击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策反朱信斋部 我被扣押后，焦急地等待着常恩多师长来营救我。因为在我被扣的二十几天前，我去找他谈反动派要扣我时，他曾说:“有我在。他们不敢，他们扣你，还要我不!”他很恳切地说:“你不能走一定要干下去，你走了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现在，我真的被扣了，我想常师长绝不会袖手旁观。他是个有主见有魄力的人，虽然生病，但还主事，在111师他说了话还是管用的，我深信他一定会想办法营救我。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常师长一直没有见我，也不见他派人给我传送消息。我充分考虑到他的病情和环境，所以直到他去世，我对他一直很敬重、很怀念。他去世后，我在《常故师长纪念册》中写了《痛失凭依》的文章。不过，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系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在我被扣押之前，孙焕彩在常师长的耳边说了些什么? 常师长对淮发那么大的火?我在狱中反复想这件事，却百思不得其解。 1983年2月，曾在111师工作过的孙学仁、徐泽生和我的秘书罗学怡等同志，去特赦释放后居住北京的孙焕彩家，问起这件事，据孙说，他当时告诉常师长，八路军向驻圣宫山附近的111师部队进攻了，才引起常师长那样发火。 在中共日照县党史大事记中，对这件事有这样的记载:'1941年1月，滨海区顽固派李衍修、许树声、尹鼎武及万仙会的反共气焰甚嚣尘上，南越营日公路，侵人日照1,2,3,6,7,9区。23日，日照县武装将李、尹等部包围于邵瞳、山子河一带。战斗正激烈时，国民党111师331旅旅长孙焕彩部，从侧后向日照县武装袭击，县武装牺牲30余人。” 在此后不久的3月2日，111师又在日照策反了我山纵2支队所属独立营朱信斋部，杀害了我派到该部的营教导员董振彩同志等9个干部及7,9两区的地方干部近百人(称为“黄墩事件”)，使我损失了2个区、9个乡的政权和区中队，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日照抗日根据地进一步缩小。常恩多在朱信斋叛变后亲自接见了他，朱讲了他叛变八路军的经过，常说他“像个书生”，“不像惯匪”。并保荐他当上了鲁苏战区直属第一支队上校支队长。 111师还在其驻地搜捕我抗日政权干部和地下党员，滕家河村党员臧券等被捕杀。 同年4月14日， 111师向浮棚山一线我军进攻被击退。4月17日，331旅旅长孙焕彩、333旅旅长刘晋武向常师长谎报说，日照县民主政府不让民众送给养，是对111师策反朱信斋部的报复。 常说:“可以派队去催。”于是孙、刘指挥所部，并纠集国民党保安16团千余人，于25日偷袭我驻沟洼的日照县委和县府机关，兰瑞生等8名同志牺牲，县大队第四中队全体人员被俘(称为沟注事件)。此后又连续进攻我山纵2旅6团，大修碉堡，并写上“安内攘外”字样，派兵四出抓丁抢粮。至此，111师完全退到了1936年2月王以哲和李克农洛川会谈前东北军与我军尖锐对立的状态，有的部分如后方师部与伪军流淦一气，走得更远，同缪澂流在“九·二二”前的行径相差无几。 “二·一七”之后，111师反动势力向革命力量进行猖狂的进攻，革命同志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扣押，有的被遣散。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这时常师长的态度十分暖昧。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花绕身边风徐来，清新空气开我怀， 放眼苍苍自然界，无限宝藏在里栽。 这首诗刊载在《常故师长纪念册》中，题为《在病中杂写》，写于6月12日。 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革命力量遭到摧残的时候，面对这种局势和氛围，怎么能写出“花绕身边风徐来，清新空气开我怀”的诗句呢?“二·一七”事件是111师的一次反动，当时，常师长虽然生病，但他还是师长，也没有离开111师。对于“二·一七”之后111师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他是有责任的。对我个人来说，也有很大的教训。我对党的地下工作斗争特点认识不够，缺乏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既积极开展工作又能长期隐蔽的经验，对111师内部两种力量搏斗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关键时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致使敌人乘机下了毒手，使组织遭到破坏，我被扣押，一些同志被害，损失是极其严重的。 被扣押后的囚徒生活。两次协助部队从日寇包围圈中突围。于学忠说:“什么共产党，我看他(万毅)不像!” 孙焕彩扣押我后，过了三天，通知我随副师长刘宗颜去111师后方驻地五莲山老君堂。当时随我去的是我的勤务员贺庆祥(离休前在广西南宁工作)，负责照料我的生活。在后方驻地有专人看守我，但允许我走动，看书，听留声机。刘宗颜有时还让我陪他。不久，刘骑马摔伤，就派662团2营营长阎普率部来五莲山老君堂，把我押回张家石旺看管。阎普是常师长的老部下，常任团长时，他任常团第12连连长。他为人心地宽厚，对我照顾得还好。大约6,7月在张家石旺被看管期间，我曾利用空隙给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和政务处长郭维城各写过一封信，申诉我无辜被扣的问题，托一个卖纸烟的人捎去。但是后来听郭维城说，他没有收到此信。我在111师被扣押9个月，这期间我一直未见到常师长，他也没有派人传给我任何消息。 1941年12月间，111师突然派662团1营押送我去于总部。 当时我还往好处想，以为于学忠和郭维城收到了我的信，可能是找我去谈谈，哪知去后是正式监禁我。行前，陶景奎曾派人来索要我那架心爱的望远镜。这架望远镜是我个人购买的，察看阵地、燎望敌情极为便利，伴随我南征北战，我爱之如自己的眼睛。我对来人说:“这是我个人的，不给!”他缓和了口气说:“万旅长，价拨不行吗?’’我气愤地说:“你干脆死了这份心，你回去告诉他，如果非逼着要，我宁肯砸碎了也不给!” 到了总部，于学忠的副官长陈伯符对我说:“于总让你去特务营第4连，于老板心眼好，别说你，真正的共产党他都没有杀过，放心吧。”我住的增山后监狱，房子是利用牛棚改装的。我住一间，隔壁是被扣押的八路军代表彭亮。没过几天，彭亮就和哨兵吵了起来，他大声责问:“我是115师友军的代表，到你们111师做联络工作，你们凭什么捆我，押我?”这时，我才知道彭亮是共产党人。 1942年2月初，日军调动了两万余人，向临朐、潍坊一带进行全面“扫荡”，驻沂水七区圈里的鲁苏战区总部遭日军突然包围。2月7日，于学忠见51军救援部队迟迟不到，被迫率总部机关和警卫部队，由圈里突围。这天夜里，突然闯进几个人，把我房间的蜡烛拿走了。这时隔壁传来彭亮的大呼声:“你们要........?”后来便听不到声音了。第二天行军途中，我看到看守监狱的一个班长穿着彭亮的大衣，知道敌人已将彭亮杀害。看押我的孙排长告诉我，彭亮是被堵上嘴后，拉到院子里用刺刀捅死的。彭亮就这样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月8日，战区总部在台(儿庄)潍(县)公路北的圆河村再次遭日军包围，激战半日，于学忠仅带一部分骑兵冲了出去。整个总部机关和警卫部队，拥挤在圆河村小坪子里一筹莫展，由总部参谋长王静轩指挥。黄昏，日军步步紧逼，在西南方向逼得更凶猛。夜里，他们又四面点起髯火。看来日军似乎要等待别的部队到来后再发起进攻。远远望去，一团团簧火似一簇簇鬼火忽隐忽现，偶尔传来敌人的吃喝声，双方对峙着。已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依然没有动静。犹豫不决乃指挥官之大忌，此时再不果断突围，待天亮就没有机会了。想到这里，我再也按捺不住，便问第4连连长金万普:“部队为什么现在还不突围?”金说:“好像在等王参谋长的命令，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我一听更急了，说:“你能不能带我去见王参谋长?”他说:“行啊!”金万普也没有请示特务营长，径直带我去见王静轩。 我在东北讲武堂第9期学习时，王是第二总队曾任队长，师生情谊不错，危难中相见，王对我十分客气我顾不得客套，便单刀直入地问:“老师，情况怎样，为什么还不走啊?”他说:’'现在情况不明，等情报。”我说:“还等什么情报，敌人就在旁边点篝火，待天亮就走不脱了。”王又说:“可现在没有向导。”我说:“这一带我熟，老师若信得过我万毅，我为你们带路!”王颇为激动地说:“那好，那好:”随即命令金万普:“转告你们营长，让他率队跟万旅长走，万旅长路线熟。”我回去和金万普商量了一下，打开地图，选择离小窑近的地方穿过台潍路。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里离日军近，又是汉奸头子“万仙会”于经武的防区，敌人的指挥部设在小窑村，日军对于经武是放心的，他们不会想到我们能从这里悄悄溜出去。 我沿着这条路带部队通过台潍路.天明时脱离了敌包围圈，进入日营公路以北的山区。这里是国民党专员张里元的防区。天亮时，后卫部队与日军有轻度交火，没有受什么损失，整个突围行动十分成功。两天后，王静轩率总部机关官兵，继续越过日营公路南进，安全抵达甲子山区111师防地。而我重新沦为囚徒，随总部特务营(欠一个连)留在日营公路以北，仍由第4连看守我，驻于家凤台。 2月中旬，日军第二期“扫荡”开始，主力在沂水山区分进合击，另一部跟踪追赶于学忠总部。农历正月初四早晨，我所住的农家的房东是个屠夫，正在杀猪。突然于家风台的东北方向枪声大作，接着正东方向也响起枪声。在日军突如其来的袭击下，缺乏实战经验的特务营营长米如云慌了手脚，只顾往村西方向跑，部队也一窝蜂般地往村外窜。看守我的排长拉起我就跑，还一边嚷嚷:“旅长，快跑!”我们冲过于家风台村西的河滩，日军的机关枪已经跟着屁股猛扫过来。营长米如云吓坏了，他又胖又笨，两个勤务兵架着都跨不上战马。这时有两个连跟着冲一了出来。我对米营长说:“咱们得抓紧收拢队伍、恢复建制，否则敌人再追上来，我们就没法跑了。”他一迭连声地说:“那好，请你帮忙。”我帮助整理了第4连。连长金万普已带几个人临阵脱逃。我对中尉排长张政训说:“你赶快组织各班恢复建制。”又对米营长说:“你赶快让部队抢占驼儿山，控制制高点。”米如云这时也镇静下来，忙着收拢部队、放出警戒，从早到晚，整整忙了一天，除金万普等人外，部队((3个连)全部收拢，很快转移出去，傍晚下了驼儿山，进到中坪头村。 那个临阵脱逃的金万普，以后到北平参加了傅作义的部队，解放战争后期，随傅部接受了北平和平改编。1956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大会上，金万普谎称是他在西安事变时捉到蒋介石的。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只是临时参加了捉蒋行动，而首先发现并捉到蒋介石的是一位下士叫陈智孝。陈捉到蒋后交给了孙铭久。在这次会上我认出了金万普。我对统战部副部长于毅夫同志说:“这不是临阵脱逃的金万普吗?怎么是他捉的蒋介石呢?!” 从1941年春至1942年7月，战事比较平静。我在情况危急时，协助总部和特务营脱险，特务营的官兵对我的临危不惧和精神品格有了较深的了解，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伙食改善了，看守也不那么紧了，一些官兵还主动接近我。有一次，米如云从日营公路南出差回来，高兴地对我说:“于总司令讲了，万毅对这一带地形熟，又有作战经验，有情况多找他研究。于总还说:'什么共产党，我看他不像。”，米如云是清封老毅军米镇标的孙子，于学忠早年投身毅军，就在米镇标手下当差，所以这个米如云是于学忠的亲信，颇有些来头。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不得而知。他本人对我很好，以后改善了对我的待遇却是事实。他在小河边给我单独找了间房子，白天哨兵离我较远，我可以在村子里走走，勤务员贺庆祥跟着我。后又让我搬到一位老乡家。房东是个老头，中农，儿子是贩纸烟的。我们相处得很好。1连长单郁文，有点近视，人特别聪明，很有正义感。2连长侯宜禄是山东人。我会吹口琴，他们两人也爱吹口琴，他们常来和我一块合吹口琴，还古今中外地随便交谈。处于软禁中的我，被剥夺了指挥权，有兵不能带，有仗不能扫一，空怀抗日报国志，却无报国之门，一卜分孤寂苦闷，也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并把这视为一大乐趣，日子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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