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就一直是最高级的学问。浩瀚的哲学史,满地智慧,使西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爱智文明”。 在东方,哲学似乎一直很稀缺。以至于,大哲学家黑格尔,乃至很多国人,都断言“中国没有哲学”。事实上,没有哪个成熟的文明没有哲学。古代中国或许没有“哲学”这个学科概念,但是先贤们和哲学有关的思辨、讨论,绝对和中国历史一样久远。只不过,中国哲学的四大特征,确实迥异于西方。哲学是思维、行动的底层,认清这四个特征,对理解中国历史与当下,至关重要。尚德却普遍伪善 中国是个早熟的文明,在远古时就形成了严密的血缘氏族。所以中国古代哲人,都富有人文关怀,重视人际关系,把“人伦道德”抬到极高地位。 如周公强调“敬德保民”,成为天子“以德治国”的灵感来源;儒家提倡“五伦与五德”,确立了两千年的礼教准则;就连逍遥的道家、避世的佛家,也都难逃脱“个人何去何从”的道德叙事。 这种“以道德统领个人、国家乃至天地”的哲学观,塑造了国人爱人、爱家、爱国的道德追求。在危难关头,总能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 但是,国人也因此常常夸大和滥用道德,热衷于树标兵、立楷模,使之成为伪善和强制。统治者也常以道德口号施行“人治”,替代讲究原则的“法治”。而在西方哲学中,对“人生”的讨论普遍复杂、深刻,视野遍及人性、知识、自然、灵魂等等。比如希腊哲学重在逻辑与科学,宗教哲学重在信仰与道德,二者维持着紧张的平衡,因此西方人一直主张以制度、契约防范人性的恶。因此,中国哲学的第一个特征是,人生观高尚却普遍伪善。 务实却普遍功利 中国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且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编户齐民的统治。绝大多数人祖祖辈辈都被束缚在乡村,视野容易狭窄。即便是上层阶级,社会关系也很单一,不外乎亲族、学校、军队和官场。因此,中国人社会观总是趋于保守、务实。大部分哲学思考都立足当下,解决现实问题,很少追求彼岸救赎、至高神明。 如儒家倡导“修齐治平”;道家主张“小国寡民”;禅宗讲究“明心见性”;而法家是赤裸裸的阴谋暴力。说来说去,都是此岸的社会生活。这种保守务实的精神传统,催生了中国人敦厚勤恳、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但也导致很多人急功近利、缺乏远见。反观西方哲学,总是在追根究底,追问世界的本质,向往超验的彼岸。所以哲学家苗力田说:西方哲学学以致知,中国哲学学以致用。因此,中国哲学的第二大特征是,社会观务实却短视。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对气候环境的知识需求巨大。所以,中国哲人对世界的思考,大多与自然界相互比附,追求“天人合一”。比如《周易》用自然规律,演绎人事亨通;“五行生克”的说法,和人体器官、王朝更迭一一对应;道家思想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使中国人展现出亲近自然、爱好和平的特性。但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世界观更多是某种“巫术思维”:不能区别主体与客体、表象与本质,很容易使人陷入混沌、迷信的泥沼。反观西方哲学,一直存在着二元论世界观,主张世界存在着客观的、不变的本质规律,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来认识世界。这是科学的必备精神。因此,中国哲学的第三大特征是,世界观和谐而混沌。 比如《论语》是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庄子》是用寓言故事讲世界观;《老子》用哲理诗表达了对人生的看法;《四书集注》、《水经注》,是对前人思考的注解。形式多样,意味着表达多样,可能性巨大。这当然是优点。但也导致中国哲学术语凌乱,不成体系。历代的哲学家总是在旧概念上叠床架屋,重复发明轮子、阐释概念。比如“道”、“无极”、“太极”这些概念,儒释道法、先秦、两汉、唐宋、明清各派哲学家、各时代的哲学思想,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 而西方哲学始终把逻辑、定义、概念放在第一位,严密逻辑推演,形成学术体系是所有哲学家的毕生追求,也奠定了“理性至上”的哲学传统。因此,学术体系多样而缺乏体系,是中国哲学的第四个特征。一个族群的哲学观,是它对自身、社会、世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又会促使人们采取相应的行动。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今天,了解中国哲学其实是认知中国、认知传统思维方式最重要的途径。这对于每一位想要看懂中外文化冲突,想拥有全球视野的现代人来说,尤为重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各大高校必读数目,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书中许多发现成为承前启后的不刊之论,是畅销近百年的哲学经典。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论述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问题,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启发性。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如庖丁解牛般将上下数千年中国哲学的內涵,深入浅出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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