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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来，我将研究主题定位为重读马克思，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围绕这一研究主题，我从哲学——哲学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当代实际这三个维度或三条路径，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精神，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关注之情，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使命意识，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本体论，其独特的存在方式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 我的职业、专业、事业乃至信仰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众多的哲学体系中，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实际上，哲学并不等于科学，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成为“多余”的了[1]，而无论是从哲学史上看，还是从科学史上看，都不存在所谓“唯一”科学的哲学。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凡是以“唯一”科学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看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感受到一种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这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见物不见人”。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150年，已经“过时”。这同样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真理性。“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阿基米德原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如果违背这一原理，那么，造出的船无论多么“现代”，也将必沉无疑。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由于所关注和解答的问题契合着当代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具有内在的当代意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研究主题，那就是重读马克思，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围绕这一研究主题，我从哲学——哲学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当代实际这三个维度或三条路径，展开了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在我看来，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了；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去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和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当代不可超越的视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补课”。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的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英国古典经济学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它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它所揭示的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它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等等，都超出传统经济学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哲学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批判资本的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可以被总结如下：首先，他通过哲学批判了宗教；然后，他通过政治批判了宗教和哲学；最后，他通过经济学批判了宗教、哲学、政治和所有其他意识形态。”[2]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又关注着当代实际，力图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马克思不是把哲学课题化的职业哲学家，马克思既是哲学家，又是革命家，是二者完美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又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是二者完美的统一，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仅仅从文本到文本，从哲学到哲学史，从理论到理论，重要的，是从理论到现实，再从现实到理论。哲学的论证方式是抽象的，哲学的问题却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绝对不能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若有其事地念着谁也听不懂的咒语”。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高度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实践，以一种自觉的哲学意识、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彻底的批判精神，深入现实、超越现实并引导现实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 在这样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英雄雕像群，我深深地体验到哲学家们追求真理和信念的悲壮之美；我的脑海映现出一个作为哲学家和革命家完美结合的马克思，作为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通过哲学——哲学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当代实际这三条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性变革，是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而这一革命性变革又是同形而上学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如果说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关注的是“世界何以可能”，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关注的则是“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要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就必须首先把握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在利用工具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的。因此，实践成为人的生命之根和立命之本，构成了人类特殊的生命形式，即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同时，人通过实践使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社会的自然”，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人类世界。实践是自在世界与属人世界分化和统一的根本途径，是人类世界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并在人类世界的运动中具有导向作用，即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重建世界。因此，实践又构成了人类世界得以存在的本体。这就是说，实践既是人的生存的本体，又是人类世界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本体论。 正因为实践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不仅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且“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更重要的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3]。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不是所谓的世界的终极存在，而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人的世界和人的存在何以异化为这样的状态。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与传统本体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传统本体论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而实践本体论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从人的存在即社会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没有论述过本体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世界观而不是本体论。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本体论，至少有“本体论承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有自己的本体论。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提出过本体论问题，论述了“本体论的证明”和“本体论的规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本体论的肯定的问题”，认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合乎人性的实现”[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集中论述了人的存在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本体论问题。卢卡奇正确指出，马克思没有写过专门的本体论著作，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都纯粹是本体论的”[5]。 马克思对本体论的重建是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6]“形而上学是包含人类认识所把握的东西之最基本根据的科学”[7]。海德格尔的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形而上学形成之初，研究的就是“存在的存在”，力图把握的就是“最基本的事物”和“不动变的本体”。这就是说，形而上学一开始就与本体论密切相关，或者说，作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本体论“就是抽象的形而上学”[8]。 从历史上看，形而上学在对世界终极存在的探究中确立一种严格的逻辑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的形成。然而，哲学家们又把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引向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无论是近代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还是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的“抽象物质”，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无关的抽象的本体。因此，到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形而上学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于是，西方掀起了反对形而上学的浪潮。孔德和马克思同时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大旗，马克思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9]。 孔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在时代性上是一致的，但在指向性上又有本质的不同：孔德认为，批判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趋向自然科学，并把哲学局限于现象、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力图用实证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哲学；马克思则认为，批判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趋向人的世界和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给予深切关注，建构一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10]，从而使哲学“为历史服务”，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和人类解放的“头脑”[11]。 这样，马克思便“颠倒”了形而上学，使哲学的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和人类世界的本体，从重在“认识世界何以可能”转向“改变世界何以可能”。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而是将这种批判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那里，形而上学批判是与意识形态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意识形态表现为自在的存在、“独立性的外观”而言，它是虚假的；就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必然关联性而言，它又是真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政治功能，从而为统治阶级政治统治辩护和服务的。所以，马克思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2]。 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因为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统治”具有同一性。“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3]“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4]这就说明，现实社会中抽象关系的统治与形而上学中抽象存在的统治具有必然关联性及其同一性。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同一性原则不仅对应，而且同源，正是在商品交换中，同一性原则获得了它的社会形式，离开了同一性原则这种社会形式便不能存在。所以，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发挥其政治功能。 “哲学只有通过作用于现存的一整套矛盾着的意识形态之上，并通过它们作用于全部社会实践及其取向之上，作用于阶级斗争及其历史能动性的背景之上，才能获得自我满足。”[15]阿尔都塞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哲学总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现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形而上学批判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在这种双重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客观认知某种规律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应从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双重批判的视野，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新的实践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留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介入的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终结。”[16]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又是与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还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都应延伸到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这是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17]。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首先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即资本批判。这是其一。 其二，历史已经过去，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无法直接面对认识客体；同时，历史中的各种关系又以“遗物”、“残片”、“萎缩”或“发展”的形式存在现实社会中。所以，认识历史应该也只能“从事后开始”，即“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18]。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9]因此，要真正认识历史，把握人类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即对资本展开批判。“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20]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21]。这就是说，资本不是物本身，但又是通过物并在物中而存在的。同时，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赋予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和“伟大的文明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物，它自在自为地运动着，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2]”。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仅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一种内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23]。资本是一个不断自我建构和自我扩张的自组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雇佣工人只是资本自我增值的工具；资本不仅改变了与人相关的自然界的存在属性，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创造了“社会因素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24]这就是说，正是资本使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了。由此可见，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就是现代社会的根本规定、存在形式和建构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 因此，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的本体论重建、形而上学批判是通过资本批判实现的。正是在这种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秘密，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化方式而存在的秘密，并由此透视出人的自我异化的逻辑，从而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并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起来了，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证明。 这表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边界，越过了政治学的领土，而到达了哲学的“首府”——存在论或本体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不仅存在着哲学的维度，而且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哲学)概念的产生”[2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反之，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更大的概念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6]在我看来，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融为一体，这是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存在方式。 “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27]。当代的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都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观点的真理性及其深刻性、超前性，并表明我们仍处在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在当代，无论是对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分析，还是对个人存在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国际交往方式的分析，都必须明白资本仍然是当代社会的基本建制，必须领会资本的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否则，任何理论“创新”都会成为无根的浮萍。这一方面标志着以资本批判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又昭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必须立足当代实际，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理论主题，以实践本体论为理论基础，以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为理论形式。在我看来，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唯一正确道路。另谋“出路”是没有出路的。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正是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批判”、“德国社会主义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一系列批判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真正批判的世界观”[28]的，正是这一“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德里达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明确指出：“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只要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不论是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与知识的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籍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29]。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以实践本体说为理论基础，以资本批判为核心范畴，以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为理论形式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会“洛阳纸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的一个重要话题。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 作者单位：杨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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