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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博、许向群  殷会利近照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基本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以开放融合的视野和样态去审视与推进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时代不仅是时间的更迭和身份的变化，也是认知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更是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变革。在新时代探索中国画民族性、时代性、精神性的进程中，拓展中国画的审美意蕴、风格样式和笔墨语言，在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多维叙事中，呈现时代新貌，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画家时刻关注和直面的现实责任与创作课题。殷会利的焦墨艺术以独特的品质与新颖的面貌回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他在主题性创作方面的坚持与投入，在民族题材创作方面的醉心与专注，在语言建构运用方面的执着与探求，构成了他黑白相宜的艺术天地和独具一格的艺术境界。  殷会利 黎明 纸本焦墨 195×260厘米 2015 一、心连广宇的国家叙事 殷会利的主题性美术创作，能够站在时代视域的高度，从现实社会和历史记忆中，选择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价值的题材进行图像叙事，既拥有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人民福祉相关联的宏大叙事框架，又葆有深入的个人体验与浓烈的情感输出，在精神内涵和绘画语汇的有机结合中，呈现出具有鲜明特征的时代旋律和审美追求，具有典型的国家叙事的特征。他属于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成长的一代画家，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学术背景，使他对主题性创作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深刻的领悟力。红色经典的熟悉记忆，“红光亮”的类型化格套，碰撞转型的沉寂复苏……这些积淀为殷会利的主题性创作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使他在诠释主题和表现内容时能够保持清醒和敏锐。近年来，他创作了《俺答封贡》（2016，合作）、《延安大生产运动》（2020）、《黎明》（2015）、《同舟共济》（2022）等备受关注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觉语言和精神元素展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气象，显现出心连广宇的家国情怀和继往开来的艺术追求。  殷会利 瓦窑堡会议 纸本焦墨 240×700厘米 2020 殷会利受领创作的《瓦窑堡会议》（2019）是一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果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党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那么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他以“图像撰史”的严谨态度拉开了创作序幕，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广泛搜集各种素材，做了扎实的案头准备工作；同时，他不断地推敲草图、打磨细节，试图通过重构历史原境，来实现对事件的历史书写和审美表达。全山石曾深有体会地说：“历史画画的是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单纯的真实的历史。”殷会利选择以群像的方式来定格与见证这个载入史册的历史“瞬间”，显然遵循的是历史真实的原则，而非彼时彼地的复刻式情景再现。这个“瞬间”是一个经过取舍与综合的再造瞬间，比如被扩展后的窑洞空间、精心构思的人物组合和巧妙设计的疏密关系等，均是画家超越真实细节描写的主观想象和艺术加工。他准确把握并塑造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等历史人物，既具有形神兼备的形象特征，又符合当时的人物身份并兼顾未来的发展，显现出作者解读历史的诚实审慎和刻画人物的深厚功力。简陋朴素的环境和庄重严肃的氛围，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对比和呼应，显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高瞻远瞩与大义担当。殷会利通过合力追寻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在精神塑造、艺术表现和情境叙事等层面深度揭示了瓦窑堡会议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  殷会利 延安大生产运动 纸本焦墨 248×520厘米 2020 殷会利的《众志成城》（2020）是一幅表现军民团结的国家主题叙事作品。素材源自“人民楷模”“最美奋斗者”——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护边员布茹玛汗·毛勒朵。殷会利曾领衔主创了连环画《毛勒朵》（2022），将布茹玛汗一生奉献祖国守边事业的故事用二十余幅作品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精彩的描绘。由于他具有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故在构思时能够从新疆地区“大边防”“大团结”的繁荣景象中汲取创作灵感，通过戍边战士和当地居民踏雪巡边的场景，反映军民团结、共筑边疆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明确的主题构思、丰富的生活积累，使作品能够以军民鱼水情深为情感纽带，共同守护为事业目标，构建了一幅军民同心协力、携手共建安宁稳固边疆的生动画卷。在这幅作品中，布茹玛汗·毛勒朵从一个具体的人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代表和象征。她与士兵们一同指向的远方，是“风景这边独好”的国之边境；她与领队军人的对话关系，既是对军民互助的图像阐释，又有接续嘱托的深刻含义。士兵的形象从气质到装备，均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刚劲有力的造型展示出边防战士卫国戍边的坚强信念和昂扬风貌。总之，殷会利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探索了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在重大题材中的结合与应用，发掘出具有历史、现实必然性和时代代表性的主题，凸显出深刻的文化属性与恰切的现实语境。 二、守望相助的民族抒写 毋庸置疑，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在现代中国美术生态中占据着相当的比重。民族地区的悠久历史与人文景观为近现代中国美术提供了丰富的美术资源，也催生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名家和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使民族美术在汇聚团结各民族力量、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殷会利长期投身于民族美术教育和创作实践领域，他的民族题材创作以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令人瞩目。他善于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营养，通过对“民族”和“地域”问题的深入探寻与研究，挖掘出生活景观背后发人深省的人文本质，超越了风俗风情的传递表达，而上升到民族性、精神性的情感解读和形式突破；他用深邃而开放的眼光去审视并把握民族文化的渊源与发展，通过感同身受的多元抒写，揭示出中华大地多民族之间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家园意识和时代风貌。  殷会利 整装待发 纸本焦墨 241×200厘米 2019 殷会利在民族美术教育岗位上辛勤耕耘多年，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和采风写生，既是他教学的重要内容，又为他提供了深入体验民族地区人文特色的有利机会；另外，中国美术家协会民族艺术委员会主任的学术身份，也促使他从全局的视野和高度来观照民族题材美术现状。循循善诱的教书育人、高屋建瓴的统筹规划与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之间的不断转换，使他对民族美术的认识与自我创作的要求有了更高的标准。他深刻地认识到：“对民族美术的整理与研究，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美术形态的梳理与保护，同时也是对当代文化体系的整合与推动。”基于这样的认知，他在创作中十分注重通过笔墨及形象来传递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时代气息。比如《祥光大巴扎》《巴扎百态》等反映新疆地区民族风俗和生活场景的作品，民俗细节和服饰特征虽然在画中随处可见，但他聚焦的重点显然是人物气质和精神状态，通过形象来揭示民族地区市井烟火中所蕴涵的民生变化、文化习俗以及生存况味。像《几代人》（2012）、《七彩云贵》（2013）等作品，均以返璞归真的朴素语言，抛弃了色彩的诱惑而直抵人物内心世界和生命状态。前者通过老中青哈尼族妇女的形象组合，巧妙地将时间的线索和岁月的痕迹统摄在一个有机的画面里；后者通过一个热闹的赶圩场景，将今日哈尼人的自在光景展现得充满温情和温度。值得一提的是，智能手机作为道具，经常十分自然地出现在他的一些民族题材画面中。手机既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标签”，更是一个记录美好生活的“工具”。作者将自我的体验和记录与画中人物的记录情节合为一体，构成了和谐安宁的温馨场景，智慧细腻的共情表述令人难忘。  殷会利 几代人 纸本焦墨 230×210厘米 2012 殷会利对近年来民族美术创作越来越盛装化、节日化和符号化的倾向葆有高度的警觉，这种带有消费时代典型特征的流行画风，概念化、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他对那种表象化、碎片化的肤浅罗列深恶痛绝，并以鲜明的态度和充满说服力的作品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坚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体验民族地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现状，以至诚的人文情怀去贴近、理解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人情的深刻内涵，在地域特色和多元审美中挖掘富有人性深度和语言新意的表达方式。比如《待发》（2019）关注了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通过描绘哈尼族长辈送子女上学的场景，来展现日常样态中生活的本质和美好。上学是人生新旅程的开启，无论是离别的不舍，还是出发的欢欣，都承载着族群和家人的殷殷嘱托和期许憧憬。《驶入鄂温克的新生活》（2012）从文化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和谐话题切入画面，将摩托车元素引入以游牧为生的鄂温克族人的生活，这种现代科技与传统习俗的碰撞和交融，显现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国家政策，给民族地区带来的深层次的转变和发展。《吉庆》（2017）是关乎风俗信仰的现实表达，作者通过多人物的动态组合，徐徐展开了佤族人庆祝丰收和祈求来年好运的欢快场景，队列踏歌而行，收获的喜悦写在人们的脸上，劳动的双手奏起了笛子、敲响了锣鼓，肩扛怀抱的美酒芳香四溢……殷会利对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民族文化成分处理得十分精当，他对空洞的形式铺陈或“炫技”毫无兴趣，像服饰、道具、图案等元素的运用，均是从保留传承文化记忆、彰显民族特质的角度摄入画面，是精心归纳与提炼后的自然融合，在作品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点睛”作用。总之，殷会利的民族题材创作以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面貌书写见证了我国民族地区的民生变迁与时代发展，为当代中国民族美术提供了一种具有创造价值和启发意义的崭新样式。  殷会利 驶入鄂温克的新生活 纸本焦墨 192×530厘米 2012 三、独立自洽的语言自觉 殷会利曾在创作谈中引用过王朝闻的一段话：“创作个性就是一个艺术家区别于其他艺术家的主观方面各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明显特征的总和，它是在一定的生活领域、世界观和艺术修养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经验、思想情感、个人气质、审美理想以及创作才能的结晶。”殷会利长期致力于焦墨艺术语言的探索，独特的语汇建构和鲜明的辨识度，不仅印证了他对这段话的深刻理解，而且找到了与自己精神气质相契合的语言表达方式。他由设计进入水墨的独特路径，既有长期的创作实践积累作为支撑，又有显著的探索意识和独立自洽的语言自觉。诚如邵大箴所言：“在殷会利的焦墨人物画中，我们读到的是现代水墨画强调的画面的现代意识和构成意识、笔墨的抽象性、个性化的艺术感受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绘画语言是对个人气质秉赋、审美品位、精神内涵的内在外化和综合展示。殷会利对生活中的潜在美异常敏感，故乡北国边城鹤岗的雪与煤的成长记忆，奠定了他认识黑白关系的情感底色和形式基础；设计专业的思维训练，标志创作中正负形的虚实互补及黑白阴阳关系构成等手法，启发了他对焦墨的选择和探索。他认为“黑，抛弃了华丽的外表，更加接近世界的本真；白，执着于纯粹的自我，更接近人的本性”，以最具人性的表达方式来揭示世界的本质，构成了他黑白相宜的艺术世界。从最初的以设计理念来建构表现语言的独特性，到后来结合中国哲学、写意精神和焦墨传统的梳理、研究和融合，逐步完善为既具有显著个性特征又具备独特审美价值的完整话语系统，殷会利经历了上下求索的漫长过程。他早期的课堂示范和写生练习，其观察角度、塑造语言都来源于学院造型和设计理念，抛开了传统的虚拟空间，完全以黑白对比来反映客观对象。比如肖像《蒋兆和》（2005），运用焦墨的“虚”“实”来呼应人物黑白形的比较关系，画面的结构、疏密、节奏均有精心设计的痕迹。而2021年以画坛名宿为主体的同类创作《黄宾虹》，则更注重人物精神气质的攫取，淋漓简约的写意转换，灵动雄强的意象书写，精准含蓄的形神捕捉，显得更自由、更有韵致，实现了心灵、情感与题旨的高度融合。从单人形象塑造到多人物场面组合，不难看出殷会利不断前行的探索轨迹。他将焦墨技法引入人体教学中，通过“人体写生”系列作品对黑白布局统筹和人体骨骼结构进行扎实的训练研究，逐步积累了把控秩序、调度画面的经验和方法，为眷注现实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学术准备。《金珠玛米修的路》（2011）、《八月》（2023）等作品，均以民生关切为视点，践行了由英雄性向人民性转变的时代表述，以丰富、精确的语言传递出独特的审美体验和鲜活的生命状态。  殷会利 黄宾虹 纸本焦墨 248×129厘米 2021 焦墨是中国画的一种古老画法，从文脉传承来看，它既是一种纯素简远、大道至简的独特技法，更是一种承载着人文精神和审美诉求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在焦墨艺术由古典向现代演进与转换的道路上，运用焦墨手法从事山水画创作的不在少数，而耽于人物画领域探索者却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殷会利的焦墨人物画创作，显然具有了领风气之先、拓研究之域的意义。小说大家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长期的艺术教学和实践，使殷会利充分认识到语言的本体价值及其重要性。阅历与修养赋予了他宏阔的器局、高远的站位和语言的自觉，并催生他踏上了语言革新的实验探索之路。处理好造型与笔墨的关系是当代水墨人物画创作的焦点问题之一，殷会利取焦墨的黑白之妙走进人物丰盈的心灵，显现出不拘一格的胆魄和独具慧眼的见地。他在东西方艺术比较的新坐标中重新开掘拓展表现空间，通过运用焦墨、重墨、浓墨、渴墨、亮墨来塑造人物形象并扩展领域边界，在强化整体视觉感受的基础上直追形象特征和精神内美，将设计的迁想妙得与雕塑的“团块美”、木刻的“力之美”、书法的“韵律美”等多种元素杂糅在意象造型的笔墨趣味之中，形成了一种浑然质朴的整体感和凝练强劲的冲击力。如《大路》（2015）、《牧归》（2016）、《亲溪》（2019）等作品，均是在植根中国精神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意识与民族主题，借助语言建构实现了当代性的探索与转化。焦墨之于殷会利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焦墨语汇作为其艺术的标志和基础，那么，上述的主题性创作和民族题材创作都将大打折扣或难以成立。焦墨的表现形式和手段是其艺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集纯粹性与极致性于一体的语言样式，在当代水墨写实人物的创新发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殷会利 大路 纸本焦墨 243×192厘米 2014 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自觉和人文关怀，给当下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殷会利从焦墨艺术切入当代中国画创作实践的思考与探索，将“焦墨”这种深具传统文化基因的媒介接续延展到当代语境之中，努力从精神层面去把握中国社会的时代脉搏与审美律动，激活了中国画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他的作品以极具情感的多元视角，从历史记忆和国家叙事的层面彰显了作为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在探求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当代表达中，建构了新的审美风格与语言特征，通过宏大叙事与民生关切的集体观照与个人书写来完成精神塑造，展现了焦墨语汇的巨大能量和无限力量。期待殷会利的焦墨艺术在不断前行中为中国画坛贡献更多的优秀作品。 张博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许向群 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副主任、编审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4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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