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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辛亥革命的硝烟已经散去五年， 大清的龙旗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争权夺利，把个华夏大地搅得乌烟瘴气。 湖南长沙城里，一个年轻人给他的老师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未来的迷茫。 这个年轻人名叫毛泽东，他的老师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历史老师——黎锦熙。  1890年，黎锦熙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清朝的贡生，相当于现在能保送北大清华的学霸。 黎锦熙15岁考中秀才，17岁就考入了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毕业时更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技惊四座。1914年，他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员，一腔热血都倾注在了教育改革上。 他不但积极推动新式教育，还亲自编写教材，创办了“宏文图书编译社”，专门编写湖南中小学教材。为了方便办公，他租下了长沙城南书香巷的李氏芋园。 黎锦熙经常在这里组织学生们开展各种学习活动，比如组建哲学研究小组，一起讨论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先进刊物和读书心得。 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因为就读师范学校和家里闹翻了，父亲断了他的经济来源，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学习，反而对各种新思想如饥似渴，他尤其喜欢阅读当时的一本进步刊物——《公言》，这本杂志内容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引发了毛泽东对国内外时局的强烈兴趣。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新思想，毛泽东经常跑到李氏芋园去，一来二去，就和黎锦熙熟络起来。 黎锦熙非常欣赏毛泽东的勤奋好学，经常和他促膝长谈，从国内局势聊到国际风云，从哲学思想聊到历史文化。  黎锦熙 毛泽东虽然勤奋，却有着严重的偏科问题，尤其是对数学，因为他信奉“实用主义”。 有一次，数学老师王立庵发现毛泽东上课走神，便叫他起来回答问题，结果自然是答非所问，惹得王老师哭笑不得。 下课后，王老师把毛泽东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润之啊，我知道你志向远大，但也不能忽视基础学科啊！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啊。” 黎锦熙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批评毛泽东，而是耐心地开导他，他告诉毛泽东学习要全面发展，不能只顾眼前，更要着眼未来。 他说：“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要先打好基础，才能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要学习新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旧知识！” 黎锦熙还给毛泽东讲授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方法，那就是从宏观到微观，先了解整体，再深入细节。 他以学习历史为例，告诉毛泽东要先了解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然后再深入研究具体的事件和人物。这种学习方法让毛泽东茅塞顿开，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学习方法过于片面。 在黎锦熙的谆谆教诲下，毛泽东开始尝试改变自己偏科的问题，他主动去找王立庵老师补习数学，虽然过程十分痛苦，但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那封写于1917年8月的信，正是毛泽东在思想迷茫时期写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倾诉了自己的困惑和迷茫，也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其实，黎锦熙对毛泽东的帮助，远不止于思想上的启蒙，他知道毛泽东家境不好，便想方设法地帮助他。那时候黎锦熙在湖南公报社兼职，便介绍毛泽东去那里工作，这份收入虽然不多，却也解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 师生二人，亦师亦友，经常书信往来。  1915年9月，黎锦熙被调往北京任职，不得不离开了他心爱的讲台，临行前他鼓励毛泽东坚持学习，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并承诺会一直关注他的成长。 黎锦熙走后，毛泽东更加刻苦学习，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成为了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0年，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毅然决然地离开湖南，北上寻求革命道路。当时的北京政治环境复杂，生活成本高昂，毛泽东人生地不熟，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生活十分窘迫。 就在这时，他收到了黎锦熙的来信，黎锦熙得知毛泽东来到北京，非常高兴，立即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居住。 黎锦熙不仅在精神上鼓励他，还为他提供生活费，甚至还把自己最爱的“大炮台”香烟拿出来招待他。 多年后，当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感慨万千，他说：“黎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没有他，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  每当从报纸或广播中听到毛泽东的消息，黎锦熙都会放下手中的书卷，默默地为毛泽东祈祷。 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保存与共产党人有关的任何东西都无异于自寻死路，但黎锦熙却将与毛泽东来往的六封书信和一些珍贵文献视若珍宝，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它们妥善收藏。 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未散去，黎锦熙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许德珩等人在山城重庆创建了九三学社，团结了一批有识之士，共同为和平而战。 他们深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只有毛泽东才能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 内战的爆发让黎锦熙心急如焚，他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为解放军的每一次胜利而欢欣鼓舞，也为战事的胶着而忧心忡忡。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率领着共产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汤藻贞的信，信中提到黎锦熙正在北京，生活清贫，但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 毛泽东看后激动万分，立即安排人去接黎锦熙，师生二人再次相见，恍如隔世。毛泽东紧紧握着黎锦熙的手，激动地说：“先生，您老人家还好吗？学生来看您了！” 黎锦熙看着眼前这位曾经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为了新中国的领袖，心中感慨万千，他颤巍巍地站起来，想要向毛泽东行礼，却被毛泽东一把扶住。 “先生，您是长辈，怎么能让您给我行礼呢？”毛泽东说着，亲自扶着黎锦熙走到座位上，并为他倒了一杯酒，“先生，这杯酒，我敬您！” 席间，师生二人回忆起当年在长沙城里的点点滴滴，感慨万分，毛泽东无意中提起，当年写给黎锦熙的那些信，不知道还在不在？ 黎锦熙听后，微微一笑，说道：“你当年写给我的信，我一直珍藏着呢！”说着，他从书房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打开后，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六封信，正是当年毛泽东写给他的。 毛泽东接过信，仔细翻阅着，他万万没想到，黎锦熙竟然把这些信保存了这么多年，这份情谊，让他感动不已。 简单的寒暄过后，黎锦熙的夫人汤藻贞提出要回家做些腊肉招待毛泽东，却被毛泽东笑着拒绝了。“当年我在这里蹭你们的饭，如今不难了，该我给你们请客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派人邀请黎锦熙到中南海家中吃饭叙旧，黎锦熙继续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将自己一生收藏的书籍和文献，全部捐赠给了图书馆，只留下与毛泽东来往的六封信，作为永久的纪念。  中国注音字母之父上世纪初，当时的中国文言文盛行，老百姓识字率低得可怜。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黎锦熙在教育研究时，发现当时的汉字不但晦涩难懂，对于普通人更十分不友好。 1918年，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黎锦熙大胆地向教育部提交了一套包含39个字母的注音方案。保守势力的阻挠如同铜墙铁壁，他的方案石沉大海。 但黎锦熙并没有气馁！1920年，他开始在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自己独创的“国语文法”，将注音字母融入其中。 四年时间，他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终于在1924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新著国语文法》。这本书如同平地一声雷，系统阐释了白话文的语法规律和拼音方法，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各大学校的必备教材！ 由于各地方言差异巨大，拼音方案也争论不休，如同群雄逐鹿，谁也不服谁。关键时刻黎锦熙力排众议，联合语言学家赵元任、钱玄同等人，在1926年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上，一锤定音：将北京语音确立为国语标准音！ 从此，普通话横空出世，中国语言的面貌焕然一新！ 但这仅仅是黎锦熙宏伟蓝图的第一步，汉字笔画繁多，书写困难，怎么办？1932年，他又拉拢了14位文化名人，组成“汉字简体委员会”，开启了汉字简化运动。 经过三年努力，第一批300多个简化汉字问世，为后来新中国的汉字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黎锦熙早在抗战胜利前就预见了台湾回归后的文化融合问题，他高瞻远瞩地指出，要让台湾同胞认同大陆，必须从语言入手！ 于是他从1944年开始，在多所师范院校开设国语专修课，秘密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国语教师，为台湾的“语言回归”做好了充足准备。 1949年后，这些“播种者”跨越海峡，将普通话的种子播撒到台湾的每个角落，为两岸的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1962年，黎锦熙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临终前他嘱咐家人，将与毛泽东的六封信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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