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杰刁文伟 | 江苏江阴发现南宋窖藏银器——兼论窖藏银器的相关问题

睫毛上的风尘 2024-06-18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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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江苏江阴警方缴获了一批银器。据警方提供资料，这批银器于2003年在工地施工时发现，其埋藏地点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利港街道陈墅路南、利港河东、申泰路西、福星路北。银器原藏于一陶瓮内，陶瓮已被施工损坏，银器具体放置情况及数量不明，发现后即被哄抢。本次江阴警方共追回银器27件，并由南京博物院组织人员进行了鉴定。现将这批器物情况介绍如下，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　器物介绍

（一）鎏金银器

1.七出菱花口盘

10件。形制、大小、主题纹饰、制作工艺、铭文均相同，唯铺地花卉纹饰不一。七出菱花形口，折沿，浅腹，腹壁斜直并随口沿作七出菱花形，平底。内底对称排列双螭，两首相对。螭面似虎，有上下两唇，口衔花枝。额心有涡卷纹，双耳竖立，脑后有半圆形鬃毛，双耳后一缕束发披至脊背，细长单角延伸至腰部，顶端勾曲。螭短颈，耸肩，脊背宽厚，以錾刻阴线表现脊柱。螭身呈逆时针蜿蜒，细长扭曲，身有圆形斑纹。尾部有多股分叉，呈枝蔓形弯曲延伸。爪为三爪，两前爪攀附在一根花枝上，后爪一前一后，前者弯曲如蹬，后者伸展。肘后有肘毛。双螭所衔折枝花卉满铺盘底，枝叶弯曲。内底外侧边缘顺应盘壁形状亦有一周七出菱花形边饰，边饰一侧均有一竖列铭文“泽光盪巷顾壹郎”。口沿、内底外缘边饰、双螭及花叶皆鎏金。外口径22.5、底径20、高1.3厘米。标本JLJ:1，内底以两株折枝荷花铺地（图一:1、二、四）。标本JLJ:2，内底以两株折枝山茶花铺地（图一:2、三、五）。标本JLJ:3，内底以两株折枝芍药铺地。标本JLJ:4，内底以两株折枝栀子花铺地（封面）。标本JLJ:5，内底以两株折枝梅花铺地（图六），标本JLJ:6，内底以两株折枝菊花铺地。标本JLJ:7，内底以两株折枝牡丹铺地。标本JLJ:8，内底以两株折枝杜鹃花铺地。标本JLJ:9，内底以两株折枝海棠铺地（图七）。标本JLJ:10，内底以两株折枝百合花铺地。

图— 江阴窖藏银器

图二　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JLJ:1）

封面

图三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JLJ:2）

图四　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JLJ:1）铭文

图五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JLJ:2）铭文

图六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JLJ:5）

图七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JLJ:9）

2.六出菱花口盘

1件（JLJ:16）。六出菱花形口，折沿，唇口，浅腹，腹壁斜直并随口沿作六出菱花形，平底。内底中心为一束莲纹。花叶鎏金。外口径15.2、底径 9.5、高 1.8 厘米（图八）。

图八鎏金六出菱花口银盘（JLJ:16）

3.圆盘

4件。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异。两两纹饰、大小一致。折沿，圆唇，浅腹，腹壁斜直，平底内凹。标本JLJ:11，折沿细密条形地纹上饰缠枝瓜果纹。内底细密条形地纹上饰双螭衔枝纹，双螭形态与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基本相同。双螭所衔为两株折枝瓜果，瓜棱内饰由细密圆点组成的卷草纹，金钱纹瓜脐。内底外侧边缘有一周由细密莲瓣状纹饰组成的边饰，边饰一侧有一处未錾刻莲瓣纹，上有一竖列铭文“光盪巷顾壹郎渗银造”，圆唇、沿部纹饰、内底外缘边饰、双螭及瓜果枝蔓皆鎏金。口径16.8、底径14.3、高0.8厘米（图一:4、九、一〇）。标本JLJ:13，折沿细密条形地纹上饰缠枝花卉纹。内底细密条形地纹上饰双螭衔枝纹，双螭形态与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基本相同。双螭所衔为两株折枝莲花。内底外侧边缘有一周由细密莲瓣状纹饰组成的边饰，边饰一侧有一处未錾刻莲瓣纹，上有一竖列铭文“泽顾壹郎光盪巷”。圆唇、沿部纹饰、内底外缘边饰、双螭及莲纹枝蔓皆鎏金。口径15.6、底径13.3、高0.7厘米（图一一）。

图九鎏金银圆盘（JLJ:11）

图一〇鎏金银圆盘（JLJ:11）铭文

图一一鎏金银圆盘（JLJ:13）

4.盏

1件（JLJ:24）。四出花口，弧腹，内腹四条出筋，平底，底部形状与口部一致。内外口部下均有两周宽带纹，其间錾刻细密地纹，上饰一周缠枝花卉纹。内底外侧边缘有一周宽带边饰，其内錾刻细密地纹，上饰一团螭纹。内底边饰两侧分别有铭文“泽渗银造”“顾壹郎”。口沿、口下纹饰、内底外缘边饰及内底纹饰皆鎏金。口径7.6、底径5、高2.9厘米（图一:5、一二、一三）。

图一二鎏金银盏（JLJ:24）

图一三鎏金银盏（JLJ:24）内底

5.把杯

3件。形制、大小相同，内底纹饰有异。敞口，斜直腹，平底。一侧有单把。内外口部下均有两周宽带纹，其间錾刻细密地纹，上饰一周缠枝花卉纹。内底外侧边缘有一周宽带边饰，其内錾刻细密地纹，上饰团螭纹或凤纹等。口沿、口下纹饰、内底外缘边饰、内底纹饰及把手处皆鎏金。口径7.4、底径4.4、高2.7厘米。标本JLJ:21，内底纹饰为团螭纹。内底边缘、外底中间各有一处铭文，为单字“泽”；腹部与把手连接处有一横列铭文“顾壹郎”（图一:6、一四、一五）。标本JLJ:22，把手缺失，脱落处可见有焊药痕迹。内底纹饰为凤纹（图一六）。标本JLJ:23，把手缺失，脱落处可见有焊药痕迹。内底纹饰为团螭纹。腹部与把手连接处有一横列铭文“顾壹郎”。

图一四鎏金银把杯（JLJ:21）

图一五鎏金银把杯（JLJ:21）内底

图一六鎏金银把杯（JLJ:22）

6.器座

1件（JLJ:25）。十四棱圆台形，上小下大近喇叭形。十四棱圆台侧面由七组莲花瓣组成，每瓣中有两长方形开光，中饰高浮雕折枝花卉纹。外壁折枝花卉及开光外皆鎏金。上径15.2、底径 14~15、高 2.6厘米（图一七）。

图一七鎏金银器座（JLJ:25）

7.螭首

1件（JLJ:27）。面部呈虎形，凸目，双耳卷曲呈涡形，双耳后各有一束毛发向后飘扬。器表鎏金。残长3.7厘米（图一八）。

图一八鎏金银螭首（JLJ:27）

（二）银器

1.圆盘

1件（JLJ:15）。形制与鎏金银圆盘相同。素面无纹饰。口径15.6、底径12.3、高1厘米。

2.圈足盘

4件。形制、大小相同。标本JLJ:17，敞口，小平沿，弧腹，底微圜，圈足，足墙微外撇。外足墙上有一横列铭文“泽光盪巷顾壹郎渗银造”。口径14.8、足径11.1、高2.8厘米（图一:3、一九）。

图一九银圈足盘（JLJ:17）

3.瓶

1件（JLJ:26）。口沿残缺，粗短颈，鼓腹，圈足缺失。颈、腹部有宽带纹，其间饰饕餮纹。外底有一竖列铭文“杨千四郎”。残高 12.5 厘米（图二〇）。

图二〇银瓶（JLJ:26）

二　器物年代

由于没有纪年文字材料，这批银器的年代只能根据器物造型及纹饰进行推测。

首先，关于器形。这批银器中，把杯为斜腹、平底、一侧带把手，器形较为少见，与江苏金坛西榭村南宋银器窖藏出土的一件银杯器形相近，唯单把下部弧度略有差异[1]。这类器物，有学者考证为文献记载的“屈卮”[2]。鎏金六出菱花口银盘，器形与江西星子县陆家山出土的南宋银盘类似，但后者为八出菱花形，且尖瓣较缓和[3]。湖南攸县凉江村元代窖藏出土的数件八出菱花口银碟亦与此相似，瓣尖顶端均较尖利[4]。

其次，关于纹饰。这批银器中的银瓶，虽瓶口缺损，圈足缺失，但主体尚存，同类器见于湖南临澧柏枝乡南宋银器窖藏[5]，二者纹饰风格一致，均为在颈肩之间有一装饰带，形式为宽带纹间饰主题纹饰。

鎏金银圆盘主题纹饰之一为双螭衔枝瓜果纹，瓜棱内有由錾刻圆点组成的卷草纹，纹饰特征与四川彭州南宋金银器窖藏中瓜形金盏瓜棱内的卷草纹一致。据原报告，该批金银器的年代在南宋中晚期[6]。鎏金六出菱花口银盘内底饰一束莲纹，其构图、细部刻画均与湖南临澧柏枝乡南宋银器窖藏出土银盘上的装饰图案如出一辙[7]。

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中，标本JLJ:1内底以两株荷花铺地，纹饰繁满，正面荷叶形状多样，侧面荷叶卷曲，茎部弯曲缠绕，与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的银殿模型柱上的莲荷纹风格极为相似。该银殿模型上有铭文，且有“绍兴十四二月十五”的纪年[8]。

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与鎏金银圆盘上的双螭纹，造型基本一致。战国以来出现的螭纹形象，在汉代普遍流行于玉器装饰上。此后的数百年间，这种纹饰渐趋衰落，甚至一度沉寂。到了宋代，在工艺美术上，复古、仿古之风盛行，尤其在玉器上，螭纹形象又日渐流行，但与汉代形象有所区别，此后的元明清螭纹装饰长盛不衰。江阴这批窖藏银器上，螭的尾部有多股分叉，形成卷曲的枝蔓形，这样的螭尾在宋之前未见。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杨价夫人墓中发现的金盘、金盏上螭纹的螭尾形状与其极为相似（图二一、二二）[9]。同时，杨价夫人墓出土金盏螭纹身上的斑纹，是以若干錾刻的小点组成小圆圈，与江阴窖藏银器所饰螭纹身上的斑纹一致；螭上亦有一根单角从头部延伸至背部，尾端勾曲，唯长度较江阴窖藏银器上的螭角短。杨价夫人墓墓室中出土的银烛台有“乙卯田都统司公用”铭文[10]。从之前出土的《杨文神道碑》可知杨价卒年在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11]，据此可知其夫人墓葬年代当在宝祐三年（1255年）或此后不久。此外，螭纹耳后的毛发形状也是断代的重要特征。江阴这批银器的螭纹，除双耳边呈半圆弧形的毛发外，在耳后另有一缕束发形的鬃毛，披至脊背，且以阴刻线条表现鬃毛细节，这种形式不见于宋以前的出土实物，而在南宋时期玉器的螭纹上可觅踪迹，如上海松江西林塔地宫中出土的南宋玉璧，其螭纹鬃毛的刻画就与之极为相似[12]。到了元代，螭纹鬃毛类似这种束发后披的形式逐渐盛行。此外，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上作为铺地纹饰的各式细密的花卉，如折枝山茶花、栀子花、芍药、海棠、荷花等，多见于南宋金银器[13]。

图二一杨价夫人墓出土金盘

图二二杨价夫人墓出土金盏

图二三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JLJ:4）局部

综上所述，江阴这批窖藏银器以南宋的时代特征为主，兼有少量元代风格，其生产制作的年代下限应为南宋晚期。

三　制作工艺

宋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文献记载较少，对于当时制作工艺的探究，更多地依靠出土实物资料。现就江阴出土这批窖藏银器中部分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简要探讨与研究。

（一）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的制作工艺

成形工艺。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最难的工艺在于成形。菱花形的器物，唐代也较流行，多见于铜镜，以六出、八出菱花形为主。宋代以来，亦是如此，七出菱花形的盘相对少见，其对于工艺设计上的要求更为复杂。在这类盘的内底中心均可见一凹陷的圆点，其作用在于以此为圆心，根据相应的尺寸为半径，切割一个圆形的银片。这样的圆心点，可称为定位点，也称为下料点。这种工艺痕迹在四川彭州窖藏金银器上也可看到[14]，同时，七出菱花瓣的瓣尖上沿，可见七个圆点，以双螭衔枝荷花纹盘（JLJ:1）上最为清晰，有的圆点位于瓣尖下沿，如双螭衔枝栀子花纹盘（JLJ:4），有的则已不见，可能进行了修整。这七个圆点，是为七出菱花口制作设计的定位点。这样的工艺痕迹，亦见于江西星子县陆家山出土的六出菱花口银盘[15]。定位后，用相应的模具将银片捶揲成形，并将口沿进行翻折。在银盘的内壁向外凸出的各个瓣尖处，可见挤压锤凿形成的痕迹，应是根据瓣尖的定位点，进行了进一步整修，使得菱花口更为规整与标准。此后，再对器物边缘按照菱花口的形状进行修整。

打磨工艺。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内底纹饰间有一些细小的磨痕，这些磨痕呈多条平行长线状，且只在银白色的平面上可见，在鎏金的纹饰之外，围绕鎏金纹饰的轮廓并按纹饰方向伸展，有规律地分布（图二三）。这些痕迹，往往不见于錾刻纹饰的轮廓线内，且部分磨痕的沟槽中有鎏金的现象。由此可以推知这些鎏金银盘的工艺顺序。首先，在盘成形后，先根据设计画稿錾刻纹样，在纹样轮廓外的银面上用磨石或细砂进行细心打磨，因需打磨的空间较为局促，故应是利用细小的工具进行。这样的工序，一是为了平整银盘，二是为了使银白色的部分去除氧化，更为光亮。其次，在錾刻的纹饰内鎏金，使得纹饰对比更为清晰，器物更为华美。在磨痕上，还可以看到有一层较为细润的光泽，这应是采用了砑光工艺，在鎏金层及纹饰外的银面上，砑光使得鎏金层与银结合紧密，并使银表面不易氧化。过去传统砑光的工具往往为玛瑙。

铭文压印工艺。鎏金七出菱花口银盘上的铭文排列，可以很清楚地分为三组，即“泽”“光盪巷”“顾壹郎”，部分盘上的“光盪巷”“顾壹郎”存在笔画缺失的现象。通过观察，可以确认缺笔并不是后期的磨损，部分字体存在左部清晰、右部缺省的情形。此外，每组字体的笔画、结构基本一致。故可推知，铭文是由金属字模压印形成的，由于受力不均而造成了笔画缺失。所以，银盘上的铭文是三组字模压印形成的。此外，其他器物上的上述铭文，存在字体风格不一致的情况，说明铭文的字模不止一套。

（二）“渗银造”的工艺考察

“渗银”，是指银的成色。在宋代银铤的戳记中，标明成色的有“真花银”“细渗”“真渗”“正渗”“花银”“肥花银”“十分银”等[16]。关于银成色的分类，元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有：“金漆花银（一百分足），浓调花银（九十九分九厘），茶花银（九十九分八厘），大胡花银（九十九分七厘），薄花银（九十九分六厘），薄花细渗（九十九分五厘），纸灰花银（九十九分四厘），细渗银（九十九分三厘），粗渗银（九十九分一厘），断渗银（九十八分五厘），无渗银（九十七分五厘）。”[17]银器上的各类“渗银”铭文，一来标明银的成色，二来是为了宣传产品质量。为了考证“渗银”铭器物的成色，笔者选取了几件带有“渗银造”铭文的器物用手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XRF）进行了无损检测（设备名称：天瑞EXPLORER 5000），因器物内底有鎏金，所以选取了器物外底无铜锈处作为检测点（表一）。经检测，这几件带“渗银”铭文器物银的含量为97.5%~99.1%，与文献中的各类“渗银”相合，可谓货真价实。铭文中的“渗银”，更多地应是表达产品质量的宣传语。

表一　江阴窖藏银器成分分析表

四　关于苏作金银器的考察

据上文所述，江阴新发现的这批窖藏银器多带有铭文，且内容多类同。

“光盪巷”为地名。《正德姑苏志》有“光盪巷”条，记其位置为“黄土塔桥南”[18]，关于此地名，绍定《吴郡志》记：“丁晋公（丁谓），儿童时尝从老郁先生学，郁居光盪巷。”[19]丁谓生于乾德四年（966年），所以该地名在北宋初即已存在。关于黄土塔桥的位置，绍定《吴郡志》载有“宝积教院，在黄土塔桥之东”[20]。宝积教院即苏州宝积寺，其旧址在现苏州市姑苏区塔倪巷。《民国吴县志》“光盪巷”条下有注文，“考《平江图》（光盪巷）当在糜都兵巷南，琵琶桥西”[21]。查阅宋《平江图》，有黄土塔桥，宝积寺在其东北，与文献记载相应。另从1914年《新测苏州城厢明细全图》可以看到，这一区域与宋代《平江图》所示的格局变化不大，黄土塔桥作“黄都带乔”，在大井巷和宜多宾巷（即糜都兵巷）之北、塔倪巷西口之南的人民路上。《民国〈吴县志校补》记：“光盪巷，今卧龙街大井巷口，耆老犹称是巷为光盪子巷。”[22]卧龙街，即现苏州人民路。王謇在《宋平江城坊考》中记述光盪巷，“今废。卢、王二《志》均著录，《姑苏志》：'黄土塔桥南。’考本图，在古琵琶桥西。今糜都兵巷、孙织纱巷间有窒弄一，是其遗址，土人云俗称光盪子巷。以许蕴子巷、显子巷例之，或古名也”[23]。《民国〈吴县志〉校补》所记“卧龙街大井巷口”，位于人民路与大井巷交叉路口。结合《宋平江城坊考》所记光盪巷位置，也可知该巷就在人民路与大井巷口附近不远处。结合宋《平江图》、民国时地图及方志所记“黄土塔桥南”的地理位置，“光盪巷”现应即东起人民路和宜多宾巷以南、嘉馀坊北呈东西走向的巷子。因此，江阴这批具“光盪巷”铭银器的产地应在苏州，其是目前发现的宋代苏作金银器的唯一实物资料。

五代、宋以来的苏州，逐渐成为全国手工业制造的中心之一，“苏工”“苏作”的声誉渐隆，金银器就是其中的一个品种。过去数十年以来，苏州及邻近地区出土的唐、宋、元时期的金银器皿、金银首饰不在少数，但都缺乏作为“苏作”的直接证据，而江阴发现的这批银器为研究宋代乃至以后一段时间内的苏作金银器提供了一组标准器。

由江阴发现的这批银器可知，南宋晚期的苏作金银器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故可推知在北宋甚至在唐的一段时间里，苏州的金银器制作已然有一定的基础，对此也可以从相关文献中得到线索。如《纂异记》就记载了唐代苏州金银行率诸业户祭祀吴泰伯之事。“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侍婢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24]可知最迟在唐代晚期苏州的金银行业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北宋晚期，苏杭二州置造作局。《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载，“（宣和三年）罢苏杭造作局”，下有注文，“先是（苏、杭）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尽其巧，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诸色匠人，日役数千”[25]。此后，崇宁四年（1105年）又在苏州设应奉局。“遂取吴中水窠以进，并以工巧之物输上方，就平江为应奉局，百工技艺皆役之。间以金珠为器，分遗后宫，宫人皆德之，誉言日闻。”[26]南宋时期，一些金银行业相对集中，形成街巷。如《宋平江城坊考》一书中就列举了金银巷、碎银巷、碎金巷、翦金桥、翦金桥巷等地名[27]，也可从侧面看到苏州金银制作的繁盛。元代，一些能工巧匠逐渐为人称道，为世人所追捧。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辍耕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浙西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有声者，屈指不多数也。（嘉兴魏塘）朱碧山，（平江）谢君余、谢君和，（松江）唐俊卿。”[28]所以，在前代的基础上，元代苏州金银器手工业又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批代表性人物。

江阴发现的这批窖藏银器，产地清晰可考，器物成组，制作工艺高超，纹饰设计精美，螭纹穿花图案虽有时代特征但也较为特殊，是近年来南宋窖藏金银器的重要发现。对于其埋藏原因，结合时代风格推测，很可能与宋元战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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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省博物馆《中兴纪胜——南宋风物观止》，第317页，中国书店，2015年。

[2]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宋元明金银器皿》，第71、72页，中华书局，2011年。

[3]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文物精华》，第 177页，文物出版社，2007 年。

[4]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第228 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5]同[4]，第29页。

[6]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第6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7]同[4]，第 27 页。

[8]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第6期。

[9]同[1]，第337页。

[10]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