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不错过每篇推送，请将“牛墨王说书”设为星标 ☆ 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放大临摹琐谈 当下书家所面临的碑帖范本选择的现实情形是：一方面，因为印刷出版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碑帖奔赴书家的眼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甚至滥竽充数的状况。各种粗制滥造的碑帖，不管是翻刻还是翻印，势必会造成一种误读。如果说流毒匪浅，也绝非危言耸听，极大地影响了书家临创水准的发挥和提高。“法乎上者得其中，法乎中者得其下”，如何最有效地在难以计数的历代碑帖中撷取经典，供广大书法爱好者直接有效选用，是一个迫切亦长远的目标，涉及到太多的人，而且并非只是眼前之需，需要坚守。代代相传的碑帖，始终是书家关注的核心。在时下，太多的经典碑帖不断重复出版，如何在“好拓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精选——你无我有，你有我精，最大程度上再现经典原貌，做到尽善尽美，从而有利于取法者产生新的灵感和兴趣，无疑是重中之重。再者，碑帖出版作为传统文化传播和传承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功能，堪称一种文化使命。在时下的字帖出版中，几乎穷尽了各种方式，有整拓出版的，可以窥原貌，极其震撼，也有直接影印出版，精气神一览无余。这其中，放大出版无疑是一种常见而又的方法。
但要注意，并非所有的碑帖都适合放大。比如小楷，会因为放大而变得面目全非。小楷的“小”，早已从几何尺寸的约定演化为字体方面的规矩和法度。晋唐人的一些行草书乃至各种刻帖，其中的字形本身不大。放大来临摹，难度会增大，需要个人具备一定创造力，同样也需要谨慎进行。然而，得益于现代科技的恩惠，目前针对放大本可以有很多的尝试和探索，使得书家在读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个人的潜质和能力。 因为字形的放大，改变了书家的审美角度，最典型的就是汉简。当仅有厘米之内字迹的简书放大至数厘米，甚至十数厘米，便会产生一种“奇迹”，秀气之极的字迹变得雄阔率意，令人耳目一新。书家的审美意识被激活，一瞬间产生强烈的取法学习的欲望和冲动，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甚至几个时代的书风。除了汉简之外，金文也常被放大。原大字迹通常只有厘米见方甚至不足厘米，像《墙盘》一张整拓片，不过盈尺左右，《散氏盘》不超过两平尺，通过放大，显露出极强的气势，产生强烈的震撼力。甲骨文放大之后，可以看到更多的行刀痕迹，现在出版古印，也特别注重放大印痕，使细节高清呈现。但真正的启示作用，还有待书家的挖掘。不管如何，书家的视野可以随着放大本看到更多原本不为关注的细节，思路愈加宽广，拓展了取法层面和创造层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魏碑、行书、楷书等也逐步地有了各类放大本。这是古人未曾有过的福祉，可以在一种“高清”的情境下去了解古人的用笔细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发现了褚遂良《大雁塔圣教序》的修改痕迹，那些原本无法一探究竟的笔法真谛也因此真相大白，一览无余，使得今人能够站在古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如果说，刻帖是古人法帖流传和传播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放大本”无疑是可以媲美古人的一种现代传播方式，得见更多的笔法细节，使得书家在临摹过程中有“无师自通”的效果，从而增加了自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不仅如此，因为字形放大，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其实“放大”并非今人专利，更非今人之独门创造。书写无疑与社会生活方式分不开，晋宋人的手札，唐人的刻碑，明清时期的高堂大轴，乃是不同时代的产物。这当中，得益于“放大”而能自成一家的典范便是王铎。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将二王手札拓而为大，加上“涨墨法”的充分运用，开创了自我风标。当代书法愈加侧重艺术化，书写成为一种自觉，放大无疑也是扩展艺术表现力的途径之一，在酣畅淋漓的挥写中一抒胸臆。有鉴于此，书家要明确一点，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优势，关键是能把握时代的潮流。
当然，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不能单纯地追求视觉效应，应该具备足够的文化含金量。所以说，“放大”的意义绝不是仅仅是单纯的字形之大。如前所述，“放大”的结果，一是改变了审美角度，带来了全新的艺术感受，二是可以看到更逼真、更细致的笔法效果，两方面相互支撑。“放大”必须以审美拓展为前提，注重将适合放大者放大。因为书体差异，所谓的“放大”并非整齐划一。唐碑的字较之魏碑要大，颜柳的碑字尤其大，一开始可以稍微放大一些临写。魏碑就更需要放大。隶书、行草书和楷书，注重适可而止。 一般说来，临摹时必然要面临写大或写小的问题。但通常只有原大临摹和放大临摹，没有缩小临摹。碑帖临习习惯遵从原大的宗旨，籍以吸收结体和章法的精华。与此同时，有意识地适当放大，有利于锻炼个人眼力。也就是说，放大不仅仅是一种审美，一种技法，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临摹方法。放大临摹适用于大多数情况，真草篆隶行都有必须放大临写之时。《笔阵图》有言：“初学先大书，不得从小”。对于初学者而言，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此时对于毛笔的驾驭和把控能力尚有限，放大之后，字形中的特点更明显，更容易把握。另外，在书写时，一笔之中有更多喘气的机会。到了一定的时候，则需要写小的功夫。高度熟练以后，随意缩放，游刃有余，相得益彰。
写大字或小字，是检验书写者水平的一个标尺。字形大小不仅仅只是数字单位，而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汉代师宜官能够做到“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毫无疑问，放大之后更有利于细致地审读，从大到小，从小到大，如此反复，熟练掌握，从而具备必要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 在难以计数的历代碑帖中，总有很多经典范本令人难以忘怀，百观不厌，历久弥新。“经典”二字拆开来看，“经”就是经纬脉络，呈现一种方向感，“典”就是典范、典型、个案等。作为范本，魅力不可小觑。经典可以粗分为两类，一是世所公认的经典，是临摹某一类书体时必然要经过的，如《散氏盘》《毛公鼎》《石门颂》《西峡颂》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书家。另一种是个人心目中的经典，或者从现实需要出发必须要涉猎的，有的甚至成为一辈子的依靠，这部分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终有一种几种不同碑帖被大多数人选择，就可以成为新的经典。但必须要知道，经典是历代书家不断选择的结果。从某个角度来说，书家必须能够胜任“选家”的角色，选老师、选范本、选毛笔、选纸张等等。如是，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去了解经典和体会经典，直至再现经典和创造经典。与此同时，经典与书家之间也存在相互选择。书家选碑帖，碑帖也选书家。很多人遇到某种碑帖，往往有遭遇知音之感，甚至觉得是为自己而生，相见恨晚，一发而不可收，从而激发个人的创造力。这种艺术感觉殊为珍贵，可以在短时间内寻找到突破口，建立自己的风格。有鉴于此，书家要确立自我审美意识和自我经典意识，前者是一种标准，需要具备一种广度，后者则是一种发现能力，决定了选择的高度。二者兼备，从而可以在琳琅满目的碑帖世界中寻获自己所想要的。
优秀的版本无疑是一个前提，然解读也很重要。“放大”无疑是解读的角度之一。通过放大本，可以看出视觉效果的改变：《散氏盘》变得愈加雄浑博大，《毛公鼎》呈现凌厉一切的气势，《三坟记》变得疏宕宽阔，《石门颂》纵横开张，罕有其匹，《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更加大气，摄人心魄。凡此种种，带来全新的感受和体验。对于经典的理解需要更加深入，挖掘更多的细节。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关键不单纯地在于广度，更在于敏锐度和深度。毫无疑问，放大本可以提供一种全新的思维角度。 如果说，“放大”是对经典本身的内在解读，此次所搜集的近世书家的诸多临摹之作，则是从不同角度来对经典进行外在解读。前贤的化裁演绎，乃是极为重要的参照，或实临，或意临，或节临，或通临，尽情发挥，不一而足，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解。这些临本在可资借鉴之时，也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每一种经典碑帖，前人反复咀嚼，使得后人的探索变得愈加艰难。
如前所述，“放大”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并不是所有的碑帖都适合放大，更不是一经放大，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放大”只是一种审视和理解角度的改变，可以视为一种“特殊手段”。原大还是放大来临，需要看处于何种学习阶段，而且要看具体情况。毕竟大字有大字的规律，小字有小字的要求。大小变化所引发的，不仅仅只是几何尺寸的问题。在临习的过程中，通常会强调观摩原拓和原石，注重的是原迹原大，原汁原味，对于整体感加以把握。放大本恰恰关注的是局部，是单个字，甚至是某几个笔画。存在的问题是，容易字字独立，全篇之中的字与字之间关系不强烈，尤其是讲究连绵的行草书，加上需要一定的书写速度，字太大而行笔过程变长，很难贯气。书法毕竟需要整体感，不是某一笔、某一字过关，而是整个布局谋篇。过度关注局部难免会变得支离琐碎。所以，放大可以更好地观察细节，审视局部，最终要回到整体，书家才能胸有成竹，实现“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
放大是对原大技法分解籍以强化理解的过程，但无法替代原大临摹。在原大临摹过程中，整个运笔过程与书写心境更为接近原帖状态。相对而言，古典法帖中小字居多，尤其是晋、唐、宋时期，明、清开始大字渐多。从原理上来说，大、中、小字的写法不同、要求不同。如果临帖过程中一味强调放大，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合乎笔法原理的状况，损失最大的是原帖韵味。坚持原大临摹练习，获取有效的临写经验，可以提高用笔的精确细腻程度。再辅之以“放大”手段，适度分解笔法关键点，综合体会经典范本的技巧精华。
总之，记住一句话，不是为了放大而放大，明白何时该放大，领悟对自己有益的放大步骤，实现最佳程度的放大。
薛元明， 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提倡原创，转发即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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