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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尔—马汉大辩论： 一战前夕国际关系再审视  作者：Seán Molloy 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他的研究方向为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康德与国际关系理论。 来源：Seán Molloy，“Angell versus Mahan: revisi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Relation，2024。 https:///10.1177/00471178241231729 导读 1912年，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之间爆发了一场辩论：国家行为的动机是追求利益还是追求道德？战争在国际关系中应得到重视还是被摒弃？裁军行动能否付诸实践？这些问题都在辩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在这场辩论中，”作为二十世纪许多外交和国家政策的理论基础的一系列国际关系思想” 在这场辩论中首次得到阐明，对理论界影响深远。如今，这场辩论中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观点已被学界所疏远，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旧生活在马汉和安吉尔所描绘的世界，一个文明冲突的相互竞争的世界，一个依靠贸易和法治似乎会带来和平的世界。 引言：安吉尔—马汉之争的理论价值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和美国的国际思想大致分为以下两个对立的阵营：“战士”和“和平主义者”。战士们“强调战争和帝国扩张”，他们通常被理解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原始现实主义者”；与之相反，和平主义者重点考察政治经济学，质疑战争的作用，并且经常与国内进步和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和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于一战前夕的一场辩论，充分展现出这两个阵营的立场与观点。 安吉尔-马汉之争具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代表着一战前夕——此时国际关系尚未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国际思想的典范。在这场辩论中，“作为二十世纪许多外交和帝国政策的知识支柱的一系列国际思想”首次得到阐明。安吉尔和马汉的理论影响了彼时外交政策的精英。安吉尔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一书被英国著名贵族埃舍尔子爵（Viscount Esher）视为“划时代的”，埃舍尔子爵随即向英国保守党领袖巴尔福（A.J.Balfour）分享并讨论了这本书。埃舍尔对安杰尔的“福音”充满热忱，他向全欧各地政要分发了200 多册安吉尔的著作。马汉作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一书的作者而享誉美国，该书于1890年首次出版，到1910年已成为检验总统、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的试金石。这场辩论在学科史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安吉尔这一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同时也是地缘政治与战略关键人物马汉的华丽谢幕。 这场辩论被广泛引用，但并未形成详细、批判性研究的主题。托比约恩·克努森（Torbjørn Knutsen）将安吉尔和马汉之间的激烈交锋视为现实主义者和相互依存理论者的第一次大辩论，这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两位学者都意识到他们分属于国际关系的两个理论流派。它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两个流派就已经建立，并且国际关系的学术“经典”已经存在。 马汉与安吉尔的理论极大影响了政治实践。在美国，马汉的思想构成了“美国二十世纪安全政策的起源”，也是其“二十世纪初全球战略”的基础，该战略“对总统、国务卿、立法者和普通公民产生了深远而令人振奋的影响”。参议员亨利·卡博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and Theodore Roosevelt）和时任海军部长助理西奥多·罗斯福均是马汉的忠实信徒。在德国，威廉二世和海军上将提尔皮茨深受马汉海权论影响。其随后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汉概述的原则。在英国和日本，马汉的著述被印制为手册和教科书，在海军系统广为流传。安吉尔的理论在英美精英圈层中极具影响力，并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共性：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 马汉和安吉尔的作品都未能摆脱时代的束缚，落入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窠臼。马汉的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观点为美国在加勒比和太平洋的扩张提供认可的同时，也为一战前德国与二战前日本的扩张政策埋下隐患。马汉的“种族主义情节”深深嵌入美国外交政策话语之中，使后者将全球政治描述为“文明西方”与 “野蛮东方”之间的斗争。马汉在亚历山大·巴德（Alexander Barder）所说的“全球种族想象”（global racial imaginary）的诞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为19世纪的帝国主义武力扩张提供辩护，并促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简言之，马汉之所以声名显赫，是因为他为帝国主义实践提供了种族沙文主义的正当化论证。 安杰尔的作品“使用种族主义意象作为修辞手段”，并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温和的呈现，他将这些殖民者殖民活动宣称为对野蛮人的征服，因为这些“野蛮人”由于落后的制度而无法正确使用他们的土地。安杰尔还认为，“当代发展水平可以大致由一个人的肤色决定”。因此，基于这些有关种族和帝国的论述，安杰尔不能与马汉区分开来。考虑到马汉尚且拒绝了基于肤色的种族优越感，可以说马汉反而在某些方面不如安吉尔那么偏执。 安吉尔与马汉的交锋 （一）：在《大幻想》中对马汉的批驳 安杰尔在其著作《大幻象》中开启了争论的第一枪。在第三次修订的美国版本《大幻象》中，马汉多次被安吉尔认为是军国主义精神的代表人物，这种精神宣扬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战争对战胜国是有利的。“大幻想”指“一种集体持有的认知观点，由一种过时的术语支撑，阻止政治家和学者看到世界的真实面貌”，而马汉被视为大幻想的来源之一。安吉尔认为在当时的世界，经济合作正在加强，战争不再服务于任何理性的目的，因为它不利于全球贸易。 安吉尔对马汉的观点进行有选择的截取、呈现。安吉尔罗列出马汉军国主义观点的几段话，并将它们摆在读者面前，就好像检察官在法庭上展示的证物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将马汉描述为“战争能带来国家活力与文明进步”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例如，安杰尔从马汉的《回顾与展望》（Retrospect and prospect）中引用了一句话，其中马汉公开表明他对国家的“使命”（mission）有着近乎精神而非物质的理解，换言之，国家致力于实现比商业或经济利益更大的目标。马汉认为，“将国家权威扩展到其领域之外，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导基调”，它“使国内公民更有尊严”。安吉尔在《大幻象》中对此评论为“蠢话，无稽之谈”，他认为将国家扩张视为一个有价值的目标的想法是荒谬的。国家大小并不重要，没有一个公民会因为他的国家扩张而从中受益。安吉尔对此举例论证到，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并没有让俄罗斯人更加有尊严；也没有人因为俄罗斯是领土最广袤的国家，就对俄罗斯农奴给予尊重。同样，也没有人会鄙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Ibsen），仅仅因为挪威是欧洲领土最小的几个国家之一。 安吉尔也驳斥了马汉有关海权的观点。安杰尔认为，如果马汉是正确的，海权为拥有海权的国家带来了经济和政治优势，那么当英国只有4000万人口时，为何德国作为陆上强国和拥有6000万人口的国家却不追求海权，从而摆脱英国的“监护”（tutelage）呢？德国继续接受现状，或者英国接受德国的挑战在安杰尔看来均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可供选项是军备竞赛或协议裁军，安杰尔更倾向后者。但他也清楚，只有当两国的普遍相信裁军是安全的，且对切身利益没有风险时，裁军才能发生。因此，他支持英国同德国的反战政党进行合作。 （二）马汉的回应：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作为回应，马汉认为安吉尔的“大幻象”本身就是一种幻想：实际根本不存在，是安吉尔的杜撰。他认为安吉尔自由主义法治学说并不能作为使用外交和武力的有效替代方案，因为法律不能事先系统化，以涵盖在不可预测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所有情况。并且，法律发展缓慢，往往落后于时代条件。在变化的政治环境中，试图通过法律做出决定将造成实质的不公正，因为最初创设法律的力量已不再发挥作用。相反，在国际政治中，通常以武力威胁为支撑的政治行动实际上维持了权利。法律本身只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追求权力是国家的动机——国家的目标是为其人民争取最大的优势。 同时，马汉反对安吉尔对战争的纯经济学解释，即国家发动战争是由于战争符合经济利益。他认为但战争的动因不仅在于追求利益，战争的动机多种多样，可以基于情感、反抗压迫甚至追求进步。例如，在美国内战、德国统一战争以及1877年第十次俄土战争中，战争的主要动因是情绪，而非简单的利益计算或优势比较。 进一步，马汉反对安吉尔对法律和裁军的支持。法律不能代替战争的作用，并且还通过批准过时的条件或不适用的原则来延续不公正。与此同时，裁军意味着该文明的垮台。马汉在1913年的一次演说中提到，军备是对武力的组织化与神圣化，是维护正义、秩序与和平的一个因素，是文明中武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创造并维系社会，使立法机关或法院的声明或法律生效。 马汉承认，一国的经济优势往往伴随着武力的使用，例如英国工业和金融霸权是由于击败拿破仑以及其海上军事优势，德国工业快速发展是由于夺去了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但是，国家使用武力并非由于他们希望获得经济优势，而主要是对存在争议的世界未开发地区的声索。马汉强调，当前时代战争的煽动原因是道德的，并围绕着权利的主张，而非经济利益。例如美西战争可以从道德或不道德的角度来讨论，但不能严肃地认为它是出于自身利益的启发，正是公众舆论迫使一个本身试图避免战争的政府出手。 安吉尔对此指责马汉前后不一，在某个场合使用自利的解释，在另一个场合使用道德冲动的解释。然而马汉认为，这种“不一致”并不在于论证，而是要处理的复杂对象人性，其动机本质上是多方面的。安吉尔将一切行为动机归于利益支配，而对其他动机，诸如野心、自尊、对不公的怨恨等视而不见。马汉的国际冲突逻辑则更为客观：各国都充分意识到战争本身是无利可图的。但在国际交往中对是非的不同看法可能会引起冲突，而唯一的保障就是军备。 （三）安吉尔的回复：“野蛮的教义” 安吉尔对马汉的回应再次印证了他功利主义的世界观。他反对马汉将利益与道德区分的观点，因为道德具备促进利益的要求，并增进利益本身，例如减少贫困，提供食物与住房、提供教育，就是一项道德议程。同时，安吉尔对外交的分析依然采用利益计算的方式：通讯和运输的革命减少了对殖民地的需求，在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德国从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例如加拿大）的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比它“拥有”加拿大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并支付其管理费用更大。他认为德国对法国的任何直接行动都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尽管这是一个有效的观点，但它与马汉提出的案例无关，马汉关注的是世界“不发达”地区的殖民和商业竞争，而不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直接对抗。 此外，他的回应还预示了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观点。他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国家的经济统一。安杰尔声称兰开夏郡在经济上更像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部分，是外国的一部分，而不是英国的一部分。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在知识和道德领域也是如此，“国家不再是道德和智力的单元”。 他对马汉的批驳本质是为了他纯粹的经济理性和献祭政治与历史事实。他认为如果历史上的欧洲能贯彻反对武力的政策，其在工商业的发展比现在更繁荣，而且各相邻国的安全也会更有保障。 （四）马汉最后的回应： 马汉反对了安吉尔有关通信和交通革命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本质的观点，他认为武力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探索未被占领领土的能力必然导致对这片领土的竞争性主张。马汉承认，安吉尔的观点，即突尼斯可能会成为法国经济上的负担，但与突尼斯毗邻的阿尔及利亚经历了经济繁荣，并受益于法国人进行的2000英里高质量道路建设。如果事实像安格尔所说，突尼斯成为法国的财政负担，那法国人为何不放弃他们的非洲殖民地？他们没有这样做，表明他们还有更多的考虑，即在推动世界进步中的民族自豪与雄心壮志。换言之，履行比经济利益更大的“道德”使命是法国对其殖民地行为的根源。 此外，针对安吉尔提出社会主义将削弱民族主义的的观点，马汉也表示反对。他指出这种“趋势”可能存在，但其结果并不像安吉尔所暗示的那样迫在眉睫。民族主义运动来之不易，不会很快被淘汰。同时，马汉比塞缪尔·亨廷顿早80年预测欧美和亚洲之间将发生“文明冲突”。 结语 仅从逻辑论证而非内容来看，马汉做的更好。因为安吉尔采取的是“画靶射箭”的方式，歪曲马汉的理论并加以批判，从而推进自己的观点。马汉轻松地处理了安吉尔对其的歪曲和误解，捍卫并重新调整了他的立场，同时对安杰尔的论点进行了精准的批判。 从内容的角度，通过审视这次“战士”与“和平主义者”的大辩论，国际关系学科可以重新洞察其历史和理论发展。安吉尔与马汉时代的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已经逐渐褪去。但是，彼时理论与当代理论的联系依然紧密，因为前者已经渗透进一代代学者的理论和实践中。如今的自由制度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及文明冲突，都是对有关“战士”与“和平主义者”的辩论的呼应。 词汇积累 Transnationalism 跨国主义 pusillanimous 怯懦 scattergun 杂乱无章 译者：王伟逸，国政学人编译员，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校对 | 周子喻 赵逸然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吕依萌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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