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3｜夏商考古：弼成五服，从之与之？小大百邦，臣哉邻哉？

2023年夏商纪年范围内的考古工作成果斐然。中原大地围绕早期夏文化和夏商王朝都邑的综合研究稳步推进。中原地区外围新发现了若干同时期王朝“边地”或者王朝地方基层经略管控体系中的中心聚落，突破甚至是颠覆了既往对夏商王朝地方青铜文明的呆板认知。在更遥远的“半月形地带”之外，从西北到西南的广袤大地上，夏商纪年范围内的一系列发现也可圈可点，不但丰富了早期青铜时代多元格局的认知，更填补了当地地方性知识的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院继续联合组队，按既定计划进行了陶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主要围绕1号夯土基址西侧的2号夯土基址和沟西手工业作坊区的窑址群开展工作。

陶寺遗址2号建筑基址

经过发掘，可知2号夯土基址在陶寺文化早期始建，延续使用至中期，在晚期废弃。基址平面大体为圆角长方形，面积近600平方米，夯土基础明显为挖基槽夯筑。在基址使用时期，有填埋完整人骨及狗骨的祭祀坑和近方形的大蓄水坑或取土坑。蓄水坑或取土坑废弃后，又被作为陶窑的操作间。这一系列发现再一次表明，宫城确实在陶寺文化早期既已存在，并在其内有大型建筑基址，至陶寺晚期2号等大型基址相继彻底废弃，成为普通生产生活区。在2号基址西北角以外发现的一组小型晚期墓葬更为重要。虽然陶寺晚期墓葬多无随葬品，但晋南地区特殊的黄土条件，完好保存的人骨将为陶寺晚期人群来源、绝对纪年甚至墓葬间的人群组织关系，提供关键材料，弥补上世纪80年代因为科技条件限制而不能深入开展多学科研究的遗憾。遗址西南沟西村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残窑4座、操作坑2个。陶窑在操作坑的生土壁上挖设，窑废弃后两次将周边弃置不用陶窑的捣毁窑壁倾倒于操作坑中。这组窑址也是目前首次发掘的陶寺文化早期至中期延续使用的窑群。

陶寺遗址二号基址祭祀坑

在中原，新密古城寨遗址在中断工作多年后重启发掘。最近连续三年围绕以往城内著名的F1与F4周边进行工作。2023年发现的1号夯土台基，位于原F1与F4建筑群的东北部，平面呈西北-东南向长方形，面积约1800平方米。夯土台基表面发现数排规律分布的柱洞，整体应是南北对称排房建筑，中部庭院，东西带回廊的结构。结合F1、F4与本次发现的1号台基及东部的夯土遗迹的相对位置关系考虑，如果上述遗迹是共时存在，那这一组夯土基址似乎可在平面布局上构成四合院式的建筑群，那将是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最晚阶段大型宫室建筑布局研究的突破性发现，将中原宫室建筑的院落布局设计时代再次提前。同时，新发现的1号建筑基址也位于城内中部偏东区域，这说明古城寨城址的核心区可能就在城内中部偏东。这对研究古城寨遗址宫室建筑的选址甚至是否存在宫城，颇值得玩味。

古城寨遗址1号夯土台基

2023年，登封王城岗的工作集中在大城，确认大城内存在跨新砦期、二里头一至四期、二里头至二里岗过渡期等阶段的遗存。按照目前已刊布的消息可知，城内有“十字交叉的路沟、与路沟平行的墙垣和沟渠、奠基儿童的房屋和带散水设施的房屋，陶窑、制石作坊等生产设施以及祭祀坑、朱砂葬、墓地等遗迹”。虽然现在不知道这些道路（沟）、与道路平行的墙垣的方向、年代，但上述对相关发现的描述必然让人直接联系到二里头的“网格式”布局。虽然不确定王城岗的新发现年代早于二里头还是与之相当，但设计理念当属同源，是统一城邑营建布局理念的产物。王城岗遗址2023年还发现有二里头时期的铜爵（残）、绿松石蝉、兽面纹陶小方鼎、（漆）觚（陶）爵盉簋的随葬品组合、石钺、石璧、卜骨以及刻符陶器等遗物。说明从王湾三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王城岗遗址始终是颍河流域有一定地位的聚落。发掘者提出遗址核心区可能有自东小城向西小城，再向西小城以东，最后到大城中北部的自东向西布局变迁过程。但这种变迁是遗址本身的中心迁移还是遗址的不断扩建过程，却需要甄别。如果是前者，则遗址的核心区在转移，遗址本身可能在缩小；如是后者，则是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的中心变迁，大城与中心区的设计关系就需要重新蠡定。

王城岗遗址二里头四期朱砂奠基坑

深受全国学者关注的二里头遗址，2023年在遗址区内多点开花，发掘区域分布于“祭祀区”西侧网格北侧道路的西段、“祭祀区”—宫殿区东侧约270米南北向灰沟和南北向道路、墙垣，以及宫殿区中部5号基址以西区域。

在“祭祀区”—宫殿区东侧约270米处，发现与宫城区东侧南北向道路大致平行的南北向灰沟、道路和墙垣。灰沟已知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10余米，深约4米。沟底有水锈，填土较纯净，表明这条沟经较长时间空置而导致降水浸泡，但并非垃圾填埋场所。发掘者认为灰沟形成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废弃并被填平之后，在其东西两端开始修建东西宽近2米的南北向夯土墙垣。在夯土墙垣之间，踩踏形成了东西宽13米余的南北向道路，南端与宫城区北侧的东西向道路相交，十字路口的西北拐角内侧发现有拐折的夯土墙。这段道路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在宫城区以东隔一个方格的东侧发现平行于宫城东侧南北向路的道路，说明宫城区以东至少存在平行的两个网格街区，且并不等大。更令我兴奋的，是这条新发现的沟。沟与道路方向相同，上下叠压，沟的年代更早，十分宽阔，年代又是关键的二里头文化二期，很可能是一条与五号、三号建筑基址同时兴建的，位于宫殿区东侧的壕沟，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阶段遗址的外围防御设施。甚至大胆假设，它就是二里头早期环壕东部部分。这一发现再次暗示，二里头遗址必然存在与遗址等级相匹配的防护设施，也就是必然存在“城”或“壕”。

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道路与墙垣

在“祭祀区”以西区域的西北方向，发现与宫城区北侧东西向道路平行的道路。道路南侧发现有疑似红褐色夯土墙，道路北侧发现有陶窑和数个灰坑。发掘者判断陶窑的废弃时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在陶窑附近的灰坑中出土有泥料、泥坯、烧土块、陶器半成品以及膨胀变形的陶器残片。这是二里头遗址相对集中发现的制陶遗存，不排除该区域存在陶器加工作坊的可能。

二里头遗址的负责人推测“祭祀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祭祀区”、宫殿区以东的则至少各存在两个分区。如此，二里头遗址网格状街区至少已经确认10个，全遗址复原至少有12个。各街区外侧应当都有围墙间隔或其他防护设施。这些街区是同时兴建，还是有不断扩增的发展历程，既往并不清楚。结合从新发现的宫城区东侧的灰沟来看，我以为很可能靠近遗址外围的街区，是在“井字格”出现后新扩建出的。如果后续的工作能证实这一推想，则二里头布局的扩建认识甚至外围的“城”、“壕”则可能不止一重。

与二里头遗址密切相关的，是偃师古城村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壕沟。该遗址位于正对着二里头遗址的今洛河以北。2023年的工作确认了三道壕沟和一道夯土墙基。这些壕沟和夯土墙整体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北方向。最靠南的一道，略偏西北-东南向，其余两道则略偏西南-东北向，其中中间一道壕沟的南侧，有一道平行的夯土墙。北侧两道沟，东西长约1700米，在其东北拐角向南拐折约300米。壕沟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灰沟近似，填土较为纯净，陶片稀少，但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四期晚段。目前壕沟和墙基与二里头遗址的道路、建筑的方向不完全相同，如目前能看到的示意图位置准确，似乎这三道壕沟整体上在东、北方向上对二里头遗址有合围之势。它们是二里头遗址以北最外侧的壕沟和墙垣，还是一个与二里头平行的次级环壕聚落，甚或是个新的多网格街区的一部分，尚待更多材料证实。

但这一发现无论如何，都是极为重要的线索，它的发现说明，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外围，还当有更为复杂的设施或“卫星城”存在。

古城村遗址夯土墙基和壕沟位置示意图

走出王畿区，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在多个方向上展现出了扩张态势。在鲁山邓寨和方城八里桥，两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地方聚落发现可圈可点。

鲁山邓寨遗址地处沙河一级阶地，西、南两侧为伏牛山余脉。遗址北部分布的大量鹅卵石说明其北侧毗邻古河道，大致呈南北向长条状向沙河延伸。2023年发掘了7座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墓葬虽遭破坏，但形制和规模基本一致。说明遗址的等级和人群差别不大。随葬品中出土有白陶爵、盉、鬶、绿松石等高规格器物。

邓寨遗址M9

方城八里桥地处方城垭口，是中原腹心地区进入南阳盆地乃至江汉平原的咽喉。该遗址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小规模的发掘工作，发现过玉钺、卜骨等高等级遗存。2023年的工作，新发现了夯土建筑基址、墙垣、环壕等遗迹，出土有玉器、绿松石嵌片，甚至还有疑似铸铜或冶炼的遗存。虽然现在信息发布不多，但仍令人振奋。

联系八里桥与邓寨遗址的发现，结合汝州李楼、宝丰小店、邓州穰东、淅川下王岗等遗址的发现，乃至既往襄阳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令人相对清晰地看到自嵩山以南，沿外方山、伏牛山东麓南下，自汝州、宝丰至鲁山而方城，可进入南阳盆地腹地，再经南襄通道、随枣走廊进入江汉平原的交通线，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仍然通畅。襄阳谷城马铃沟2023年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陶器，当沿此路线南下。相关发现，再次证明了李维明二十余年前的推断，这条路线是二里头文化在今京广线驻马店、信阳至“义阳三关”、桐柏孔道而越大别山南下之外的另一条南下主通道。

与二里头文化同时，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有三支，一为西北方向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一为北方的下七垣文化，一为东方的岳石文化。三支考古学文化可能对应了夏人的山西盟友、商人和夷人，但也都存在年代下限、分布空间的共性问题。2023年，这三支考古学文化恰好都有可圈可点的新发现。

在二里头文化分布核心区以北的古黄河北岸太行山与王屋山一带，龙山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有一系列新的发现。

在孟州赵和镇的西小仇遗址，郑州大学考古系对其进行了系统勘探，发现该遗址存在内侧城墙和壕沟、中壕、外壕三重壕沟，其中内城壕的年代不晚于龙山时代晚期，中壕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该遗址位于老蟒河支流的王屋山余脉前缘，再向西北即可到达济源轵关陉。联系前两年济源新峡遗址刊布的资料，二里头文化向垣曲盆地的扩张又补上了空间上的一环，在这个交通线上当存在多个区域性的中心。

在中条山南麓，2023年也有填补空白的发现。山西省同仁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对平陆县良庄遗址随工清理，发现了盆形鼎、三足皿、花边罐、平口瓮等具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器，还有类似绿松石、小型铜器等具有一定等级的遗物，其文化面貌与中条山北麓的东下冯类型遗存差别明显，时代可早至二里头二期。良庄遗址所在的平陆、芮城一带，南依黄河、地处运城盆地以南，地处虞坂古道要塞，但既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相对匮乏。过去张立东曾敏锐地指出垣曲盆地是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而这次发现又证明在平陆芮城的中条山南麓也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这一发现不但填补了学术认知空白，更会促进对东下冯类型分布范围的延伸思考。

良庄遗址发现的盆形鼎和三足皿

翻过中条山，东下冯遗址东南部2023年的主动性工作中，也有新的收获。该遗址2023年在发掘区西南部发现一处较完整的“地坑式”窑洞院落，由5座窑洞、2座储藏室、1眼水井及室外灶组成。院落整体坐北朝南，出入口位于南部，与院子中部水井及北部最大的窑洞构成院落的南北向轴线。“地坑式”窑洞院落使用时期为东下冯三期，废弃于四期。在“地坑院”废弃堆积内，发现众多遗存，甚至包括原始瓷片、卜骨、散乱的绿松石嵌片和3000余件以铜矿石、铜炼渣、草拌泥炉壁为主的与冶铜相关的遗物，其中也有少量陶范残块。这说明，在院落废弃前，遗址某处存在铜器甚至是绿松石加工生产活动。这一现象指向的线索至关重要，相信读者必然拭目以待发现相应的原生堆积。规整切割的绿松石嵌片暗示，类似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镶嵌铜器，无论是牌饰还是几何、动物形的仪仗器物，如果未来出现在本地的考古发现中，当不会太令人意外。而这有进一步暗示，东下冯类型的意识形态乃至信仰，是更加二里头化的。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进一步确证，缩小在中条山以北的运城盆地，而从高等级器物的流通，甚至反映意识形态信仰材料的发现，表现出其与二里头文化更为接近。这似乎进一步说明这支考古学文化，没有想象中的广袤分布地域，高层更是与二里头文化相契合，更像是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

东下冯遗址的地坑院

东下冯遗址发现的绿松石嵌片和陶范残块

再向东北，绛县西吴壁由数条灰沟和遗址东部冲沟围合起两处封闭区域，两处区域不但有冶铸遗物，还发现了泥坯，甚至还有一座包含多具人骨和兽骨的大型祭祀坑。虽然不知道泥坯是为制陶还是制范还是建筑材料准备，但该区域在夏时期和手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当是必然。相关陶范与石范的发现，证明西吴壁可以制造一定体量的铜容器，这对该遗址生产产品的认知是一大突破。同时，在IE5区发现了冶、铸铜一体的一处活动面，也进一步说明，该遗址在精炼生产之外，是兼具一定铸造生产能力的。

西吴壁夏时期灰坑中人、兽骨

沿汾河向北穿过阳曲到忻定盆地，2023年在原平大营和忻州尹村遗址都发现了夏时期的遗存。在大营遗址发现了青铜素柄舌刀与蛇纹鬲、铜渣共出的迹象。这一发现暗示，小规模的铜器生产，在夏时期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更为普遍，技术壁垒可能更多集中于形体较大且有花纹的铜容器之上。

忻定盆地而东穿越太行山，是下七垣文化保北型的分布区。为配合雄安新区的建设，容城东牛与午方遗址继续发掘，所获保北型遗存的测年结果却已进入早商纪年范围，这对测年数据稀缺的下七垣文化研究，尤其是其年代下限的判断至关重要。

在夏时期，与下七垣文化隔黄河相对的古黄河以东，是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2023年，山东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在胶东半岛东部的高密前冢子头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该遗址核心区约4.7万平方米，大致呈方形，四周被两重环壕（局部三重）包围，环壕间有疑似“坝子”分隔，南、北、东三面有疑似通道。该聚落自大汶口文化以降、断续沿用至东周时期。壕沟始挖年代均在龙山时期，环壕体系构建成后，其内壕与中壕一直沿用至周代，且各期都有疏浚。该遗址是胶河流域首次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存，填补了该区域的空白。但较为奇怪的是，遗址内未发现珍珠门文化遗存，似乎在晚商阶段无人居住。

上述五处新发现在东下冯类型、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分布空间上给予既往研究以调整的空间，但测年带来的年代下限后移，却是未来研究必须关注的焦点问题。

如同去年所提及的那样，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心地区到临近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的共性现象提醒我们，除了不同城邑中皆有仓储设施外，环壕、街区制、小型铸铜生产活动，在不同遗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材料在缓慢积累，认识在不断沉潜，夏王朝阶段不同聚落的社会发展共性必会有清晰的面貌展现。

2023年的商代考古突出成就，可以简要概括为都邑的持续进展和地方商代青铜文明的突破。

郑州商城的突出成果可以商城内城东南部的创新街小学北区和书院街地点为代表。前者首次确认了内城中存在手工业作坊，且制骨生产与铸铜生产共存一处。后者则在持续工作的基础上将既往两年发现的白家庄期平行壕沟围合，壕沟目前已发现3个出入口。在壕沟的围合空间东北部存在分布有序的南北向白家庄期墓葬，而在南部确认了6组夯土建筑基址，结构为长方形多间排房式及四合院式，年代自二里岗下层一期延续至白家庄期。在书院街还发现了人牲坑、狗坑、猪坑、牛角坑等和祭祀有关的遗迹。

书院街墓地通道Ⅱ、Ⅲ柱洞遗存

将书院街环壕与创新街小学、塔湾西街、文庙东和书院街地点发现的纵横交错的水网结构相结合，这一现象再次说明，郑州商城内应该存在多个以沟渠、环壕为界格分割的社区空间。这与二里头的多网格式布局实际是相同的空间布局理念。而兼具空间分割和给排水功能的沟渠，是不是专属的墓地围沟，而可以被称为“兆沟”，是需要学者警惕和慎重的。对概念使用的不严谨，往往会带来对城市功能和在共时性尺度下的布局研究错误。

郑州商城内城东南部发现的商代沟渠左上、上中、右上、左下依次为创新街小学、塔湾西街、文庙东、书院街）

塔湾西街发现的石砌挡水墙

偃师商城2023年度的田野收获有三。一是Ⅲ号基址群的发掘证实了基址群外围没有围垣。基址群包括均匀分布的南北5行，每行15-16座建筑基址。基址群始建于商城3段，废弃于5段，为一次规划一次建设，当也属府库性质建筑群。通过对宫城东、南、西两侧排水系统的发掘确认，在宫城东部，雨水汇入其东侧的南北向排水沟渠；在宫城西部，雨水排入了宫城西侧的排水沟。宫城南部3号和5号基址的雨水可能排入宫城南侧路沟。宫城南侧的东西向主干道，贯穿小（大）城东西。同时，在道路西端的大城墙上新发现1座城门，可能涵盖小城和大城两个阶段。以新发现的道路、排水沟和建筑基址等城市空间要素的分布状况，可以确认偃师商城小城区域已经具备与二里头遗址相似的网格状城市布局。

偃师商城宫城周边排水系统

洹北商城的工作集中于宫城一号基址（F1）东庑和郭城东南角。宫城一号基址是宫城中最大的一处夯土建筑基址。但2001-2002年的发掘因为机场占压原因，只揭露了西庑的全部、主殿和南庑的大部分，本次发掘明确了主殿东端、东耳庑、东庑北部台基范围和柱网结构，明确了东耳庑上南北通道形式，在内偏西侧开南北向通道，与西耳庑的通道基本对称，结构相似。但东庑为外侧双柱墙单面廊结构，与西庑无柱的平台式建筑截然不同。同时，颇令人意外的是，在F1的东侧，新发现F3，为一处地面建筑，这对于洹北商城宫城区的平面布局和历时性变化都提出了新的问题。

洹北商城一号宫殿东北角发掘区

郭城东南拐角是洹北商城现存唯一未被现在建筑叠压的城角，2023年的发掘确认该处存在城壕。城壕之上有一条与城壕方向相同的道路叠压，并被殷墟三期的一条祭祀沟打破。初步判断L2为城壕废弃后在城壕之上形成的道路，而殷墟时期的祭祀沟内遍布人、马、牛等牺牲，其种类、规模、数量与祭祀方式皆为殷墟此前发掘所未见。既往在洹北商城范围内罕见殷墟阶段的遗存，以至于有学者甚至怀疑洹北商城所在空间在殷墟时期的性质如何，这一发现无疑将为该问题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在洹北商城以西，王陵区在很小的发掘面积中，清理了大量遗迹。在第四地点的40座南北向长方形祭祀坑中埋有人、狗、羊和猪等，其中狗的数量最多，一坑中最多有26只。埋藏物品有青铜器、玉器、陶器、骨质器、彩绘织物以及海贝、绿松石、蚌片和螺蛳等。据青铜容器、陶器可知，有关祭祀坑的年代均与小屯M5（妇好墓）年代相当。同时，清理第二地点人头骨祭祀坑7座、墓葬12座，地层关系显示后者打破前者。墓葬年代多为殷墟四期，人头祭祀坑的头骨数量多为10个一组。在第五地点还清理了动物祭祀坑9座，其中5座在1978年被清理过；新清理的长方形坑有鹿坑、圣水牛坑两种；新发现的大型方形口马坑与1978年发掘的马坑的大小、形状相似。本年度的考古工作为研究殷墟王陵区围沟年代、商代祭祀形式提供了新资料。这次发掘基本上确认了王陵西区东围沟南部先有祭祀坑后建围沟，因此围沟在南端转圜。同时，确认了王陵区除了各类祭祀坑外应当存在陪葬墓。

王陵区新发现的祭祀坑

在洹河以南，殷墟南部外围区域的基建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多个聚落点，其中文峰大道与华祥路交叉口东北角，铁西殡仪馆南侧的大坡遗址是继辛店遗址、陶家营遗址、宗村遗址和郑家村遗址之后又发现的一处晚商聚落遗址。2023年清理了殷墟时期的墓葬27座、车马坑1座、祭祀坑5座。三座“中”字形墓葬，皆有殉人。大型墓周边分布有殉人坑、殉马坑、殉牛坑及车马坑等祭祀遗存。中型墓M19东、西壁竖立6杆铜矛，较为特殊。殷墟外围近年来多次发现殷墟阶段的聚落，往往存在殷墟晚期的带墓道大墓和夯土建筑。

安阳大坡遗址中型墓M19

新材料的积累必将带来问题的细化。这些聚落与殷墟的核心区是何关系，有无空间分割的设施，甚至是否在这些聚落以外存在殷墟的外围壕、墙设施，都值得进一步仔细寻找。而晚期带墓道大墓在殷墟外围遍地开花，似乎说明了殷墟晚期的等级制度松弛。

在殷墟以外，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新发现中，涞水富位、清涧寨沟的发现尤为重要。

富位遗址2023年重启工作，新发现了11座商代竖穴土坑墓。这批墓葬的墓向皆近东-西向，排列有序，普遍随葬典型大坨头文化风格的彩绘陶器，同时也发现了大坨头文化彩绘陶与二里冈上层文化因素的陶簋、柄形器同出，与包含洹北阶段商式器物的遗迹存在相互打破的地层关系。这批墓葬葬俗复杂，二次葬、碎器葬、殉牲亦有发现。这些发现皆填补了大坨头文化内涵的空白。富位遗址还发现了一夯土建筑，被大坨头文化墓葬和早商偏晚阶段的灰坑打破。这对于了解大坨头文化年代下限，商代北方地区葬俗传统都有重要学术意义。

2023年周边地区青铜文明的考古工作中，寨沟无疑是石破天惊的，虽然出土器物有限，但其意义绝不亚于三星堆。

寨沟遗址的发现内容因其入选“六大”、“十大”发现，为公众所知。该发现的意义，除了发掘者所总结的之外，北大曹大志也围绕黄土丘陵地带的社会复杂化有数点总结。他认为，黄土丘陵的中心聚落（表现为大型建筑、大型墓葬）数量多、密度高，可能是因为政体的规模较小，反映当地还没有兼并出大型政体，处在社会复杂化的较早阶段；当地大型建筑和墓葬需要调集的人力资源较多，很可能是利用了宗教的号召力；当地仿效了商文明的墓葬形制和统治者彰显身份的方式，同时也可能是早期车马输入的关键节点；当地的铸造遗物数量都不大，对应的铸造产品不会很多，说明当地的铸造作坊还不能长期稳定地生产、还没有成规模的产量，大部分青铜容器还是安阳的输入品。

寨塬盖顶下沉式院落建筑

瓦窑沟M8

上述认识无疑是基于他对黄土丘陵地区长期研究得出的敏锐结论。但我仍想强调，在安阳的影响之外，当地有绵长的生计方式和聚落选址传统。使用陶器和身体装饰品的选择，也能看出与长城沿线东部地区的广泛交流和共性选择。但当地文化传统和彰显权力、财富方式的巨变，却始自二里冈文化进入河套和退出河套地区以后。商王朝在南流黄河与河套地区留下了什么和遇到什么，以及为什么退出上述地区，是后续应该持续关注的。更遥远的可以使用马车制造马车的人群从何而来，与当地自龙山时期以来的人群是否属于不同时代的同一人群，目前无法确认。同时，殷墟以西北岗王陵M1136-1137为代表的最早的车马坑中采用的车马器甚至纹样风格，为何与浮山桥北以及寨沟接近，似乎也不能单纯用安阳的反向影响来解读。虽然寨沟墓葬中的殉车测年不是殷墟最早阶段，但马车的原始样态、车器纹饰的早期风格暗示了他们才更有可能是殷墟车器装饰风格的源头。而带墓道墓葬的葬俗、大墓墓道的朝向等问题，如果联系西北地区大型墓葬墓道传统、殷墟突然出现的大型墓道葬俗，似乎也不宜将殷墟的影响过分夸大。

瓦窑沟M8葬车

无论如何，寨沟的发现展现了在长城沿线，存在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体，社会发展程度超过既往的想象。寨沟展现的黄河西岸图景，在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太行山东西的冀北、忻定盆地乃至滦河流域，很可能也有类似的表现形式，甚至相当的方国。对此，应当充满信心。

在传统意义的商王朝控制和直接影响范围以外的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2023年也有亮眼的发现。

在长江下游，毘山遗址经过多年工作，迎来了聚落考古的突破。遗址沿毘山山体发现一圈壕沟，其主体使用年代为后马桥文化时期。壕沟内部的麻雀田地点发现了一批集中分布的建筑遗存，且有东区为基槽式小型房址区，西区为干栏式大型建筑基址区的区分，大型建筑甚至有较明显的历时性变化。毘山大型建筑干栏式与高台式建筑相结合，是目前晚商时期中国南方地区所见同类型建筑遗存中最大的一处。毘山遗址堆积层位明确，出土陶器特征鲜明，且在碳14测年数据集中于1250-1000BC能具备分期条件，这对于当地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认知无疑是最具价值的。

在闽浙皖闽四省交界的衢州，浙江省的同仁确认了浙西地区第一座商周时期的古城址。作为衢州地区继衢江孟姜村土墩墓群后又一项重要的考古发掘，衢江区石角山古城年代上限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中期。发掘确认，城址的核心范围包括南侧的1号台地（也可称为城）及北侧的“小城”，面积约7万平方米，很可能有两道环壕，极可能存在外围的“大城”。城址以外的衢江沿线有较多土墩墓群，石角山城址的发现，或许能为这些墓葬找到归属。

在长江中游，汨罗黑鱼岭墓地持续发掘，共发掘商代墓葬98座，经过两年的工作，大体了解了墓地的布局。该墓地商代墓葬以南北向为主，少量为东西向。随葬陶器以本地费家河文化为主，但也有很多能得到殷墟同类器物的器型印证，据此可以卡定该墓地的大体年代，弥补因为人骨无存无法进行碳十四测定的遗憾。

黑鱼岭墓地M95随葬器物组合

在横断山区腹地的澜沧江与吉岔河的交汇口，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共乐村，发现了一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聚落，发现8座石构建筑，建筑的柱网结构比较复杂，分为内、外两重，此外还有数十座半地穴建筑。遗址比较意外的发现是9座地穴式熔炉，有明显的鼓风口，推测为冶炼、熔铸用炉。53座墓葬虽然均为婴幼儿墓，但类型复杂，有象征性石棺墓、竖穴土坑墓、瓮棺墓之别。从能看到的报导可知该遗址年代跨度大，从距今3800年可持续至战国时期。虽然不确定房址、墓葬的人群或者文化是否有变更，但无论如何，该地的冶铸遗存是近年来除金平县龙脖河以外的一个重要线索。

沿横断山北上，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可以作为2023年度夏商时期考古发现回顾旅行的终点。这个坐落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的遗址，地理环境封闭，自然条件恶劣，但哈图河分割的两个台地，却明确地具备功能分区意义。西北侧面积8万余平方米的台地为单纯墓葬区；东南台地是面积更大的居址。除两个台地外，似乎遗址还有外围的居址和墓地。该遗址的居址区堆积最厚可达3米，有内圈石城（墙）、土坯墙、木构圈栏、房址、铜冶铸遗存等，以及众多灰坑、灰沟、火塘等遗迹；墓葬区3片墓地共勘探发现3000余座墓葬，既有竖穴土坑双重棺椁墓，也有石椁墓，盛行二次扰乱葬。这个遗址的发现，对于面貌并不清晰的诺木洪文化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的石墙

2023年的夏商时期考古，目不暇给的惊喜新发现令人会生出“生有涯而知无涯”的一丝悲哀。但也再一次带来了诸多需要注意的学术前景或者问题：

首先，年代仍然是任何新发现学术意义的积淀。年代在夏商考古的表现，或许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方面，既往匮乏测年结果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在近年来尤其是2023年补足了不少新数据，这对于中国青铜文化格局的相互关系判定，无疑有太多需要调整的研究空间。类似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大坨头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等夏商时期关键青铜文化的年代框架，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重新构建。另一方面，在同一遗址中的不同遗迹，如果不在相对最小的尺度下进行共时性研究，对遗址的功能区判定和布局研究，都将只能是空谈。后一个维度，尤需要学者警醒。

其次，对遗存面貌的辨识和判定，是基于比较和沉淀的。任何概念先行的假设如果不经过遗存的实践检验，出错的概率会增大。以赛亚·柏林说“所有原创性理论的作者都倾向于夸张”，但对于物质文化遗存的规律性总结和理论化凝练，却由不得夸张。甚至于，过分的强调，都会影响田野操作时的判断。任何先入为主或者模型优先的考量，在新发现面前只会是过眼繁华。回到材料本身，重视迹象本身，分析遗物本身，对不同遗址间近似现象的宏观历时性梳理与共时性比较，对于理论的凝练，或许更有价值。

其三，地域性青铜文明的发展程度及其与更“外域”的文明体间的交流，需要有清醒的估计。在已经形成了王朝的夏商阶段，各地理单元中存在众多国族，幅员辽阔之间有的人群世居其间，有的窜于山河往来不定。在同一个时间剖面下，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交叉纵横关系，也甚至有跨区域的流动和互动，甚至可能存在利奇提出的“高地政治体”或者斯科特提出的主动远离中心避入山林以逃避国家治理范围的山民部落。不同地理环境有不同的生业经济，造就了不同的人群共同体，他们需要或者不需要产生集权政治权威或政体组织形式，都会有偶然和必然的辩证统一。以中原王朝的模式去审视千差万别的地方性知识，往往会产生阐释的误差。王明珂对于“边缘”的强调，虽有“过头”的倾向和材料上的瑕疵，但如何理解不同文化或文明体的共时性互动与历时性传承，当是未来夏商、两周考古具有巨大研究前景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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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