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一人之颜情，以一人治天下，是亡国之政

专制体制君王并不一定要独裁

独裁君王一定是专制体制

既专制又独裁，那就是极权暴君

文｜一粒青盐   图｜pexels

唐太宗李世民说：“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皇帝乾刚独断，以一人治天下，朝廷上下阿谀奉承，将所有诏旨无论对错皆奉为“金玉良言”，无一反对驳斥，无一人提出不同意见，势必陷万民百姓于深患之境，这是亡国之政。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皇帝李世民何出此言呢？既然是专制集权，何以还得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不能独裁“顺一人之颜情”呢？

其实，“专制”与“独裁”还是有区别的。专制是政权的把控，不能落旁人之手；独裁是权力不受约束，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专制是体制问题，独裁是机制问题，专制体制君王并不一定要独裁，独裁君王一定是专制体制，既专制又独裁，那就是“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的极权暴君。

专制皇帝也很清楚“独裁”并不是那么可靠，明智的皇帝也会对“不同的声音”加以尊重与重视，以免自己“一人专政”考虑不周而犯下大错，进而殃及皇位。也只有能听得进批评意见的皇帝，才能更长久地巩固专制皇权。

所以，就算是极力主张君主专制独裁的韩非也认为，君王必须是“以国视为视”“以国听为听”。

智者李世民就开创了“封驳制度”来提醒与约束皇帝的独裁，进而发展为专制王朝一项特有的行政机制。

何谓“封驳”呢？

即为“封还诏书、驳正违失”，大臣对皇帝的“圣旨”进行审查，如发现有不符合规定之处，就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可以驳回去要求重拟。在这套政务运转机制之下，皇帝诏书必须经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查通过并签字副署同意后，才能生效。

当然，李世民本是一位不愿受法律约束的专制主义君王，他也未必完全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民主。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大唐专制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本人却主动提出了“封驳”，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谨慎为政、接受批评的意识，从而避免专制皇权执政犯下大错。

李世民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设置中书、门下两省是为了相互“检察”，中书起草诏敕“或有差失”，门下应当“驳正”。各人见解“互有不同”反复磋商，是为了“务求至当”。但在制度执行过程中，中书、门下相互“检察”却流于形式，李世民于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诏敕有不妥当处，都应讨论，现在却只看到照办“顺从”，听不到不同意见，这样“行文书”，谁都可以做，要你们还有什么用呢？

李世民以隋仅有的二帝为鉴，他说:“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炀帝杨广“愎谏自贤”，虞世基“阿谀顺旨”，结果炀帝被弑，虞世基身亡，“诏事炀帝以保富贵”的群臣也落了空。所以，隋炀帝那样“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是“亡国之政”。而文帝杨坚“事皆自决，不任群臣”“不明而喜察”，也不足取。

皇帝日理万机，即使“劳神苦形”也不会事事处理得好。何况,“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皇帝不信任群臣，群臣一切都按旨意办，即使皇帝的主张错了，也“莫敢谏争”，这便是隋二世而亡的原因。

“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天下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朝政千头万绪，一个人怎么能事必躬亲，全部抓在手上呢？在李世民看来，必须要放权，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尤其是要依靠宰相进行决策，才能把事情做好。

“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怎么能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身上呢？作出的正确决策固然很好，可那些错误的决策只能让百姓去承担代价，日积月累，终将酿成大错。

“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皇帝在保留最终决定权之下，把政务交给宰相带领百官去打理，坚持依法理政，依法治国，明镜高悬，还有谁敢胡作非为呢？ 

“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李世明要求各部门接到诏敕圣旨，若发现于法不合、于事不便之处，必须及时提出修改意见，不能简单地直接下发执行。

杨坚杨广父子的共同缺憾就是不重视纳谏和进谏，李世民要汲取这个教训。所以，就出现了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魏征为首的言官谏臣确实敢于对李世民提出不同意见，有时君臣之间几乎是当面辩驳和顶撞，而李世民最终也接纳了一些不同意见。

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不解佩刀入东上阁”，触刑，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人,罚铜二十斤”。李世民同意此判。而大理少卿戴胄反驳说:“校尉不觉与无忌带人,同为误耳。”为什么一个处以死刑,一个罚铜呢?李世民只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在戴胄的坚持下，校尉得以免死。

从专制皇帝嘴里说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确实难得。

其实，对皇帝的进谏与监察古来有之，负责监督与上谏的言官制度源远流长，从舜帝、商汤王、周文王、春秋、秦汉，至唐宋明清，都有言官的设置，也不乏“逆鳞”之诤臣，对防止国家政策走入歧途、保证朝政平衡起到了巨大作用。

以唐“封驳制度”而言，凡“纳谏进谏”制度得以执行，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心归附，皇权帝位与王朝国家皆都稳如磐石。太宗贞观、玄宗开元、宪宗元和前期皆都如此，王朝事业风生水起、高歌猛进。

但到后来，武则天将诤臣刘祎之“赐死于家”，“封驳”终究没有制约到专制皇权的野心，“纳谏进谏”制度被破坏，皇帝乾刚独断，以一人治天下，政治昏聩、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王朝事业从繁荣走向衰落，皇权帝位岌岌可危。玄宗天宝年间、德宗时期、宪宗元和后期皆是印证。 

如果皇帝身边没几个“谏臣”“诤臣”在你耳边说些个“不中听”的话让你保持清醒，满朝却尽是“皇上圣明”“吾皇万岁”奉迎“淫歌”让你昏聩，那这个皇上离倒台也就不远了。更而甚者，习惯了听好话的皇帝把“谏臣”“诤臣”统统杀掉，那就正合了那些成天说你“圣明”“万岁”谄媚奸臣之用意，不要说“万岁”了，他们很快就会陷你于死地，亡国也便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