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谢本书：论滇军

滇史 2024-06-21 发布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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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滇军——特指民国时期云南的军队

进入近代，云南历史发展在祖国历史发展中的分量加重了。到了民国时期，云南历史发展多次走到了祖国历史发展的前沿，反袁护国战争和反蒋“一二·一”运动，都是云南带的头；抗日战争和西南的解放，云南所起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到西南联合大学，从文教事业到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民国时期的云南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一切是由历史的、社会的许多原因造成的。然而，我们这里要说的是，“滇军”——这个民国时期云南的“特产”，一支值得注意的劲旅，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其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滇军在民国时期有其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滇军，这是云南军队的名称。云南简称“滇”，故以“滇军”之名称呼云南军队。不过，作为专有名词的“滇军”，并不是泛指任何时代的云南军队，而是特指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由云南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和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这支军队，不仅在于它的指挥官和士兵基本上是滇籍人士，而且它直接受命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领导和指挥。这支军队既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柱，又是云南地方实力派敢于和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这支军队是民国时期云南的一大特色，是云南之所以成为相对独立的云南的一个重要条件。

虽然这支军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立足于维护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利益，这自然难免有其局限性；然而这并不是说，它只顾地方实力派的利益，而不顾全民族的利益。事实是，当大敌当前或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它就会挺身而出，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英勇的战斗，为民族立下丰功伟业。辛亥起义、护国首义、抗日战争、云南解放，都一再显现了滇军为民族生存和富强而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自己在民国时期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滇军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清末新式陆军（新军）的组建，而云南陆军讲武堂则是滇军军官的摇篮。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新的地方政权的建立，相对独立的滇军开始正式形成。在民国时期，担任云南军政一把手的主要有四个人，这就是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蔡、唐、龙、卢四人是不同时期滇军的主要统帅，滇军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功过，与这四位主要统帅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功过密切相关，难以分割。

在民国时期，滇军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时期，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1]之说；抗日战争时期亦有“滇军素质已成为全国之冠”[2]的赞誉，被视为“国之劲旅”；解放战争时期，滇军成了国共两党重点争夺的对象；滇军的最后转向，更使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丧失支撑，而不得不退往台湾。云南的解放，使滇军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遗憾的是，在民国时期，饶有兴味而又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和重要作用的滇军，至今尚无一本著作或论文全面地加以论说，有的只是一些回忆文字或对某个和某些问题的论述。作者不揣冒昧，试图扼要地进行论述，以求抛砖引玉。

二

民国初年，“滇军精锐，冠于全国”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都十分严重，清朝政府不得不以“新政”为名，实施某些改良，其中之一就是在“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口号下，组建新军。清政府决定在全国建立36镇（师）新军，地处祖国边疆的云南因国防需要，计划建立新军两镇，但直至辛亥革命前只编成一镇，被命名为陆军第十九镇。第十九镇以及云南全省巡防营（62个营）官兵约3.5万人，这在清末各省中，是一个军事力量较强的省区。辛亥革命以后，云南的新军和巡防营的结合和改编，最终演化为由云南地方实力派控制的相对独立的“滇军”。

为适应新军发展的需要，以培养军事人才，各种军事学校先后兴办。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不仅在云南各军事学校中成绩突出，而且在全国的军事学校中亦具有重要地位。它成了培养大批民主革命战士的军事学校，不仅出现了像朱德、叶剑英这样杰出的军事家、共和国元帅，还为滇军培育了一大批骨干。蔡锷、唐继尧曾在讲武堂上过课，龙云、卢汉则是讲武堂（后改为讲武学校）的学员，他们后来都是云南的实际统治者，滇军统帅、上将。所以有人说：“云南讲武堂之声誉昭著，不亚于日本之士官、保定之军官学校。”[3]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云南民主革命的摇篮，更是滇军军官的摇篮，所以朱德称云南陆军讲武堂为“革命熔炉”[4]。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不久，云南腾越和昆明于10月27日及10月30日，先后响应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并于11月1日建立了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军都督府）。云南军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云南实现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也使民国初年的云南成为全国最安定的省份之一。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然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100天，就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所替代，从此建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地处边陲的云南，北洋军阀鞭长莫及，云南军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因而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云南新军，开始被人们称为“滇军”。这就是说，滇军是由云南新军演化而来，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副产品。

辛亥革命以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以云南人为主体的，地方财政支撑，并直接受命于地方实力派的这支军队，被赋予“滇军”的称号。不过，“滇军”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称呼，它在官方的记录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如“护国军”“靖国军”“建国军”“国民革命军”等。然而，不管它的官方名称怎样变化，辛亥以后这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云南军队，一直被看做一支特殊的部队——“滇军”。云南辛亥起义，奠定了滇军的基础，也促成了滇军的形成。

滇军形成以后，除了在1927—1929年间，唐继尧下台后的两三年内，滇军内部发生了火拼事件外，在整个民国时期，滇军内部基本上是统一的。滇军内部没有明显的派系之分，这与当时许多省区派系林立的状况相比，是很不相同的，这是滇军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滇军内部较为统一，不存在明显的派系之分，这就构成了云南社会在民国时期较为稳定的重要原因，也使滇军在民国时期能够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舞台上，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滇军形成以后，首次亮相并大显身手的是1911～1912年间的援川、援黔、援藏三次军事行动。如何评价这三次军事行动，特别是如何评价滇军援黔的军事行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滇军的这三次军事行动大体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显示出了良好的训练和纪律，又掌握着较为先进的武器，因而有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国人关注的一支新型军队。曾经参与滇军援川的朱德，曾在诗中描绘了援川军的情况说：“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弟兄。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5]对滇军援川的歌颂，是不言自明的。而滇军援藏抗击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入侵，更是高风亮节，凯歌高奏，“抵御英人侵略，平定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其功绩是不可抹杀的”[6]。

滇军的再次亮相和大显身手，则是1915—1916年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护国战争的历史地位，仅次于辛亥革命，所谓“辛亥首义，民国建立；护国讨袁，共和再现”[7]的表述，肯定了护国战争的历史功绩。

护国战争不仅首先爆发于云南，而且护国军的主力——滇军，抗击着数倍于己的袁世凯北洋军，英勇顽强，最终取得了护国战争的胜利，并导致袁世凯帝制的崩塌、袁氏的死亡和战争的结束。由于滇军在发动和推进护国战争年代所起的重要作用，立下了赫赫功勋，因而护国战争成了滇军的骄傲，滇军也成了护国战争的旗帜。

从辛亥到护国，滇军的两次亮相，都大显了身手，所以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滇军精锐，冠于全国”。此言不虚，既为民初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也为滇军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塑造了形象。

三

军阀混战时期，滇军一度称霸西南

反袁护国战争结束以后，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出现了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当时的军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集团，即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北洋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统治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西南军阀则是北洋军阀势力尚未达到或尚未完全达到的西南六省区（川、滇、黔、桂、粤、湘），逐渐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分成若干派系的地方军阀。西南各省军阀，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势力最大。滇系唐继尧不仅控制了云南、贵州，而且力图向四川扩张；桂系陆荣廷不仅控制了广西、广东，而且湖南也在其势力影响之下。以军事实力作后盾的滇系和桂系，不仅一度称霸西南，而且对当时全国政局的发展也曾发生重要影响[8]。

就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来说，既为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所关注，更为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所重视。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曾于1918年和1924年推举唐继尧为“元帅”和“副元帅”，并对唐继尧抱有很大的希望，只是唐继尧另有打算，两次拒绝了广州政府的推举。

以唐继尧为首的滇军，曾多次发动对四川、贵州和广西的战争。虽然在这些战争中有胜有败，然而唐继尧的桂冠却愈戴愈大，先有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的头衔，再有川滇黔三省、川滇黔鄂豫五省以至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的头衔以及川滇黔粤桂湘鄂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的头衔等，并试图问鼎中原。唐继尧俨然以“西南王”“东大陆主人”自居了[9]。

唐继尧在穷兵黩武的过程中，还别出心裁地实行了调兵虎符制度。从战国开始，我国就实行凭印玺、兵符任将发兵作战的制度。兵符一般作虎形，故称虎符，以铜制成，左右两半对称，刻有相关命令的铭文，由国君和出征将领各持一半，作为调遣的凭证。云南历史上多次战争，却未见有虎符遗存，而唐继尧在1923年前后，却实行了调兵虎符制度。云南省博物馆藏有1923年唐继尧对滇军调兵的虎符一对，这对虎符质地、尺寸及纹饰基本上相同，均为铜质，长14厘米，宽3.5厘米，厚0.8厘米，上端分别是两只左右对称的威武的老虎图案，作蹲踞状。正面由上而下的篆文为“云南省长唐检点证”和“云南省长唐检点副证”，背面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七月二号制”字样，并有“唐继尧印”字样，合缝处为铭文“军字第二三号”和“令出推行”。从其“二三号”的编码来看，唐继尧的调兵虎符至少不下于23对[10]。

唐继尧统治云南的后期，曾使滇军一度称霸西南，并影响了全国政局的发展，偏僻的云南成了政客们趋炎附势的一个热点。然而由于唐继尧后期的倒行逆施，鼓吹“民治”与“国家主义”为“救国真铨”[11]，反共讨赤，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26年2月6日云南发生了“二六”政变，唐继尧被赶下了台，结束了他对云南的14年统治，随即去世。

唐继尧去世后，云南的实权派、原唐继尧的将领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三军，为争夺对云南的统治，进行了近三年的混战，最终以龙云的胜利和统一云南而结束。此后，滇军内部再未发生过较大的军事冲突和派系斗争。

龙云控制了云南，虽然倒向了南京蒋介石政权的一边，实行了“清党”政策，破坏了中共云南地下组织，也曾发起过对广西的战争，然而他却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建设“新云南”的立脚点上，以重振滇军的雄风。到1936年，滇军编成6个步兵旅（每旅下辖2个团）、2个直属大队、6个直属团、4个独立营、1个航空处，兵力约3.6万人[12]。

滇军士兵的来源，厉行征兵制，而且滇军无论在军事、人事、编制、教育训练、征调补充等方面，都由龙云完全自主，所有武器装备和军需饷项，也由云南地方自给。这时的滇军名义上接受蒋介石的中央认可，实际上是一支地方性的带有割据色彩的部队。经过精良训练，又有较好武器装备的滇军，大有“人强马壮”之势，比起蒋介石中央军似乎略胜一筹，所以，抗日战争开始之初，滇军出兵抗战，路过湖南，中央军将领杜聿明亲眼见到滇军的阵营，大为感慨地说：滇军“拥有法式军火装备，军容之盛，中央军为之逊色”[13]。龙云自己也说，滇军“一枪一弹，都来自云南人民，以全省人力物力贡献国家”[14]。经过整顿和改编以后的滇军又重振了雄风。

四

抗战时期，滇军为“国之劲旅”

抗日战争时期为滇军提供了再度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举国一致抗日气氛的感染下，龙云的爱国主义精神萌发了，他深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所感动，毅然表示：“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15]在1937年8月南京的“国防会议”上，龙云允诺出兵20万，支援全国抗战。

1937年9月，龙云将滇军6个旅12个团组编成1个军，番号为陆军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3个师，计4万人，先行出师抗战。1938年4月，六十军奉命开往台儿庄前线，以35123人投入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六十军在徐州会战第二阶段中，特别是在坚守禹王山的20多天的战斗中，粉碎了敌人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敌人伤亡甚大。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16]。在战斗中，六十军官兵英勇顽强，伤亡旅长陈钟书以下18844人，超过投入战斗人数的1/2，营连长亦伤亡过半，旅团长伤亡在10人以上。六十军密切配合徐州战区长官部的战役组织，不仅粉碎了敌人由台儿庄直下徐州的企图，牵制着敌军的精锐师团，也掩护了我军主力部队的机动转移，为我军数十万人的大部队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禹王山——徐州会战第二阶段的中心，显示了滇军英勇奋战所体现的是一场艰苦困难的战斗，是滇军战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随后的徐州突围、武汉外围保卫战中，滇军也显示了自己的威力，并改编为三十军团、第一集团军，又新编了第五十八军、新三军投入战斗。尽管，曾有过崇阳失利，然而从总体上说，抗战初期，滇军在前线作战，英勇奋斗，在国民党系统的军事力量和地方武装力量中，仍然是很突出的，故而有滇军素质已为“全国之冠”，乃“国之劲旅”之说。朱德给龙云的信中，也热情地肯定说：“近年来，云南在吾兄领导下已有不少进步。抗战军兴，滇省输送20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并希望他在动员西南、西北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方面做出更大贡献[17]。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先后出兵约40万人，伤亡人数在10万人以上，为抗日战争，为全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主要由滇省健儿组成的陆军第三军（又称老三军，以区别于张冲曾任军长的新编第三军），在中条山战斗中，再次显示了滇军的威风、志气和抗战到底的决心。老三军虽属“中央军”系列，然官兵仍以云南人为主，是由护国第二军演化而来的，故亦可看成是另一种“滇军”。从1938年7月该军奉命调往山西南部之中条山，到1941年4月的近3年中，粉碎敌人13次大规模进攻。以云南江川人唐淮源为军长的第三军官兵，在敌我力量悬殊甚大的情况下，仍英勇战斗，决不退让。在最后的关头，唐淮源为保持人格、国格，宁死不当俘虏，自杀身亡。接着，第三军所部师长、云南腾冲人寸性奇，血战身受重伤，亦宁死不当俘虏，自杀身亡。当时国民政府发布文告，也称唐淮源、寸性奇的精神，是发扬了“公忠体国不骄不怯的云南精神”[18]。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滇军出现了像卢汉、张冲这样的抗日名将，也出现了像唐淮源、寸性奇、陈钟书这样的抗日烈士，却没有出现过投降将军，更没有出现过伪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崇高的民族情操，是滇军的骄傲，也是云南人民的光荣。这就是“滇军精神”，也是“云南精神”。

也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滇军、各族人民，在保卫家乡，建设后方，以支援前线，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仅用8个月时间，即修建了长达900多公里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滇缅公路；先后派出数百万民工支援修建公路、机场，以及支援滇西抗战的斗争；高举抗日救亡与民主运动的旗帜，支持了抗日战争的推进。

而在日寇于1942年5月之后占领怒江以西的滇西国土以后，滇军和云南各族人民，配合“国军”，开展了艰苦不屈的滇西抗战，并于1944年5月开始了全面大反攻，直到1945年1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反攻，终于把日寇全部赶出了滇西国土。抗战时期，“收复失地，实滇省为最早”[19]。滇西抗战的胜利，乃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先声，最后胜利的日子即将来到了”[20]。它既为中国人民反击日寇、夺取胜利树立了榜样，也直接促成了盟军缅北反攻的胜利，对全国抗战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巨大的支援。

五

解放战争时期，滇军走上了光明之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指使杜聿明，于1945年10月3日在昆明发动政变，解决云南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解决相对独立的滇军问题。蒋介石政变的命令概括起来就是，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未完成任务前，省主席由民政厅厅长李宗黄兼代[21]。龙云反抗未遂，被迫飞往重庆，旋即为蒋介石所控制。

蒋介石为什么要发动昆明政变？龙云的回忆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龙云说：“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大不了只是政治主张的不同。蒋介石搞中央集权，我主张地方均权；蒋介石要独裁，我主张民主。抗战期间，昆明号称民主堡垒。哪里料到抗战一胜利，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来对付我。中外古今哪有用军事突袭方式改组一个地方政府的，真是贻笑外人了，真可恨又可笑。'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枪。’本来嘛!连我都容不下，蒋介石还容得下共产党吗？”[22]从此，龙云对蒋介石完全失望了。

李宗黄虽是云南人，却是追随蒋介石的中央势力的，与地方实力派没有关系。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后，趾高气扬，一意孤行，首先清算了以龙云、卢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消灭“滇军”势力，抓的抓，撤的撤，并实行以“统一思想”为中心的愚民政策，要把中央和地方完全变成“一个人”[23]。结果把云南搞得社会秩序混乱，鸡犬不宁，蒋介石也感到李宗黄在云南搞得“不洽人意”[24]，才又不得已把在越南的卢汉调回云南，出任省政府主席。

然而，卢汉回任省主席后却是一个“光杆司令”，滇军主力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后，随即被改编为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2个军6个师，全部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第六十军184师师长潘朔端，1946年5月30日率部于东北海城起义。滇军184师海城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战术兵团起义的开始，也是滇军最终走上光明道路的一个新的起点。到1948年10月17日，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于长春起义。长春起义是海城起义的继续，影响更大，对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起了促进作用。而滇军九十三军，则在长春起义前两日（10月15日）全军覆没，原军长卢浚泉及盛家兴当了俘虏。滇军的新生，事实上在东北战场上已开始了。

卢汉上任的第一天，恰巧是1945年12月1日“一二·一”昆明惨案发生之日，是巧合，还是李宗黄等人别有所谋？卢汉已无暇顾及，不过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可以从处理这件事入手，重建滇军实力。因此他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场阴谋不是针对学生的，而是针对我（卢汉）的”[25]。于是他采取的办法是，既同情于学生，又不得罪于蒋介石，这样似乎双方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在强大的压力下，继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停职议处后，蒋介石又于12月25日让李宗黄“奉召赴渝”。李宗黄在滇当民政厅厅长兼代省主席不到60天，就灰溜溜地走了。卢汉在滇的主要对手，不击而败，这使卢汉很快掌握了实权。

卢汉抛出的治滇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且首先是“安定”[26]。卢汉求安定的第一任务就是抓兵权，重建武装。1946年初，卢汉筹建了云南省保安司令部，自兼司令，下设4个保安大队，1个独立大队，相当于5个正规团的兵力。1948年初，保安大队改编为6个团，年底扩大为18个团。1949年初，卢汉便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将保安团队改编成了3个保安旅，下辖10个分团，又在滇西重建184师，这样卢汉的地方武装已有1师3旅，共21个团。1949年夏，蒋介石为了利用卢汉建立后方反共基地，允许卢汉在1师3旅的基础上，将保安团队扩充为两个军（番号为七十四军和九十三军），拨给两个军的武器装备和经费、粮秣供给。“新型滇军”至此完全形成。

卢汉正是依靠这支“新型滇军”，来整治吏治，推行“新政”，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镇压革命，又对抗蒋介石的中央政权，维持其以地方实力派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半独立状态。卢汉由舍军从政，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便走上了由政兼军，由政统军，政军统一的道路了；由一个光杆司令，变成了统领数万“新型滇军”的统帅了。

卢汉正是利用这支滇军，得以挥洒自如，既能应付蒋介石，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龙云的关系，还与中共地下组织、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尽管卢汉以谨慎著称，然而在夹缝中生存，为了自身及地方实力派的利益，他又免不了干了一些蠢事，如同意滇军去东北参加内战，以及1949年初出现的“南屏街血案”（杀害无辜群众21人）、同年9月发生的“九九整肃”（逮捕400余人）等。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云南人民游击战争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地方组织的教育和争取，卢汉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终于在1949年12月9日率领滇军七十四军、九十三军及全省保安团，以及云南省、昆明市政府脱离国民党阵营，宣布云南起义，归向人民民主阵营。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指出卢汉率部起义，必将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27]。不久，云南全省获得了解放，滇军走上了光明的道路，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自辛亥革命以后近40年间滇军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云南起义不久，1949年12月25日卢汉在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宴请滇军连以上军官，对各级滇军军官的拥戴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宴会上卢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时代天翻地覆，个人脱胎换骨。现在我把大家带上了路，各位以后的路就要自己走了！”[28]这是卢汉对滇军军官的最后一次讲话，也是相对独立的滇军的最后一次活动。

六

结束语

从古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现代的伊拉克战争，都说明了武装力量军队的重要性。研究任何一个政权的活动，都离不开研究支撑它的实力——武装力量，即军队。研究民国时期的云南，也离不开研究支撑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力量——滇军。当深入研究滇军的活动及其作用时，地处西南边陲、经济并不算发达地区的云南，滇军却有许多不为人知或不为人注意的特色。诸如，在民国初年，滇军精锐，冠于全国；军阀混战时期，滇军曾一度称霸西南，影响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滇军为国之劲旅，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现了众多的抗日名将和抗日烈士，就是没有出现过投降将军和伪军；解放战争时期，滇军最终走上了光明的道路，从而完成自己的光荣历史使命。

滇军在历史上活动近40年，常以民族气节和“云南精神”鞭策自己，这是滇军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最终走向光明道路的重要的文化内涵。滇军，值得让人们回忆、思索和研究。

注释

[1] 赵钟奇：《护国运动的回忆》，《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25页。

[2]《缪云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3] 东南编译社：《唐继尧》，上海震亚图书局1925年版，第14页。

[4] 马继孔等著:《云南陆军讲武堂史》扉页图片，康克清题词及说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 朱德：《辛亥革命杂咏》，见《辛亥革命回忆录》扉页图片，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6] 殷英、杨建红：《护国上将殷承琳》，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7] 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8] 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1卷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9] 唐继尧自称“东大陆主人”，有其文告和自刻图章为证。他倡导创办的云南第一所大学，最早的名称叫“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前身），也来自“东大陆主人”这个称号。

[10] 王永胜：《唐继尧的调兵虎符》，《云南日报》200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