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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虽然没有到过云南，然而除了他的学说，他的精神，他的革命行动对云南产生深刻的影响以外，他对云南革命青年的关怀，对云南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支持，对云南地区铁路建设的设想，对驻粤滇军的关怀，对云南当权者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感人至深的，对云南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里，分别从几个方面加以阐述和说明。 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曾两次接见留日的云南革命青年，给予关怀和鼓励。第一次是同盟会成立前夕的1905年7月，当孙中山自法国乘轮船到达日本横滨后，“东京学生往来京滨之间者甚多，孙公礼贤下士，复留餐宿，自捧面盆盥客”。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李根源、罗佩金亦到横滨会见了孙中山，倾吐革命志向，孙中山勉励他们说：“革命是艰苦事，要卖命。”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第二次是同盟会成立之后的1906年初，孙中山、黄兴在日本东京召集杨振鸿、吕志伊、赵伸、罗佩金、李根源等五位云南留日学生，商量创办《云南》杂志问题。孙、黄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励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正是在孙中山的鼓励和支持下，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赵伸、李根源等数十人（有人认为多达二三百人）加入了同盟会，吕志伊被推举为同盟会云南支部长兼同盟会总部评议部评议。李根源等人在接受孙中山、黄兴创办《云南》杂志的指示后，立即进行筹备。在留日学生、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下，1906年4月，《云南》杂志社宣告成立，同年10月创刊出版，直到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停刊，长达5年之久，共发行23期及特刊1期。《云南》杂志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各省以省的名称命名的杂志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对云南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云南》杂志创刊之际，孙中山还题词：“振我民气。”加以肯定和鼓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以后，从1906年到1911年间，曾发动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很重视云南地区的革命活动，寄希望于在这里进行武装起义。他曾说：“沿海岸各省区决不能作根据地，否则打起仗来成为背水之战。又中原地带四面受敌，只有云南形势地处边远，高山峻岭，天然屏障。且与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缅甸接壤，与国际交通并无阻碍。”因此，孙中山曾派人于1908年4月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还一度派遣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同年底，同盟会员又在云南永昌（今保山）发动了永昌起义。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教育了云南各族人民。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不久，云南腾越（今腾冲）、昆明先后于10月27日、10月30日爆发起义，云南旋即光复，建立了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改革。无论腾越起义或昆明起义，都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是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取得的胜利。孙中山对云南起义及其建立的云南军政府都给予了声援和支持，在与蔡锷的来往文电中，关怀之心，洋溢于纸上。蔡锷对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亦很关心，曾推荐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谋总长或其他军事职务。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以后，实行独裁统治，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全国各地掀起了反袁斗争高潮。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即以扫除专制、建设民国、进行“三次革命”为目标；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孙中山曾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揭露袁世凯的种种罪行，号召爱国豪杰“戮此民贼，以拯吾民”。而且派人到各地发动反袁斗争，通过黄兴等人与反袁领导人蔡锷取得联系。孙中山是反袁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在孙中山等的鼓励下，蔡锷于1915年12月19日经过艰难曲折回到昆明，与云南人民及各地来昆爱国人士共同发起了反袁护国战争，最后推倒了袁世凯复辟的帝制，取得了重大胜利。孙中山除多次接见云南革命青年，多方努力鼓励以外，对云南革命青年的热情关怀，也是令人感动的。这里我们举杨振鸿、刀安仁两人的事例来作说明。 杨振鸿，云南昆明人，是云南留日青年中最早参加同盟会的人员之一，深受孙中山的影响。杨振鸿曾对李根源说：“我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教导，找到革命前途的道路了。”1908年4月河口起义爆发，杨振鸿等人受同盟会云南支部派遣，携巨款由日本回国，支援河口起义。但杨振鸿一行到香港后获悉，河口起义已经失败，遂带少数人员秘密进入云南，回云南途中专程去新加坡向孙中山汇报前往滇西策动起义计划。孙中山甚表赞同，并设宴饯行说：“你们进滇西去做革命事业，我有《革命方略》一册，可以遵照办理，决不致错误。”杨振鸿进入滇西后，与同盟会员刀安仁、张成清等人密切联系，共商起义；孙中山还特派胡汉民、汪精卫到缅甸，具体进行帮助。经过一系列准备后，决定1908年12月23日凌晨起义，但风声走漏，起义失败。杨振鸿劳累过度，又染上疟疾，于1909年1月2日病逝，年仅35岁。杨振鸿被誉为“云南辛亥第一人”。为表彰杨振鸿为革命而牺牲的精神，辛亥革命后公葬杨振鸿于永昌（保山）太保山，蔡锷题碑为“云南光复首倡杨忠毅公墓”，孙中山则以大总统名义明令追赠杨振鸿为“佐将军”。 刀安仁，又名郗安仁，字佩生，云南干崖（今盈江）人，傣族，是干崖第24代宣抚使（傣族土司）。为了追求真理，1906年刀安仁将土司职交给三弟刀安善代理，变卖官租官田，到日本留学。刀安仁到日本进了东京政治大学学习，并与孙中山相识。不久，由云南籍同盟会员吕志伊介绍，孙中山主盟，刀安仁加入了同盟会。刀安仁加入同盟会后，积极活动，并将家乡官租变卖，一次即向同盟会捐资2万银元。这一时期，刀安仁与孙中山来往密切，并深受教诲，甚至刀安仁家人病了还曾请孙中山开处方吃药。刀的家人尊称孙中山为“波哏”（傣语，直译为家父，意译为家长）。1908年刀安仁回到滇西，筹备滇西起义。1910年刀安仁再赴日本，向孙中山汇报滇西起义的准备情况。孙中山多方勉励，希望再接再厉，指出“只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才能更好地发展实业”，希望首先集中全力筹办滇西起义。刀安仁回国后又曾赴缅甸，与黄兴讨论滇西起义计划。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同盟会员张文光、刀安仁的领导下，于10月27日爆发了滇西腾越起义，这是云南辛亥时期响应起义最早的地区。起义成功后成立了滇西军都督府，推举张文光为第一都督，刀安仁为第二都督。但是不久即有传言，刀安仁及其弟刀安文“煽动各土司许其独立”，甚至“兴夷灭汉，帝制自为”。滇西军都督府不敢隐瞒，乃向昆明、南京报告，并以“公推”刀安仁去南京，向南京临时政府报告滇西起义情况为名，将他“送”走。刀安仁去南京不久，孙中山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刀安仁兄弟即遭逮捕拘禁，却又无人审理。由于政府北迁，刀安仁兄弟亦被解往北京关押，由北京司法部审理。然而此时政坛纷乱，此案未经审理即拖了下来。刀安仁心情抑郁，在狱中曾用傣文写下了《狱中记事》二卷，可惜至今未能见到。1912年8月，孙中山到北京与袁世凯会商“国是”，刀安文夫人得知后，即设法告知孙中山关于刀安仁兄弟被关押在北京的事。孙中山闻后大为震惊，立即设法营救、保释，刀安仁兄弟这才获得自由。刀安仁获释后，袁世凯授予中将衔陆军部咨议官，但由于身体受到摧残，于1913年3月病逝于北京，年仅41岁。刀安仁去世后，孙中山甚为痛心，曾送挽联：“边塞伟男，辛亥举义冠遇春；中华精英，癸丑同恸悲屈子。”孙中山对刀安仁的评价是很高的。在叙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谈一谈在1997年底通车的南昆铁路。南昆铁路东起广西南宁，西至云南昆明，北接贵州红果，全长899.7公里。南昆铁路所经地区被称为“地质博览，地下迷宫”，地质情况十分复杂，地形非常险峻，比被称为“筑路禁区”的成昆铁路地质条件更复杂，施工更艰险。全线共修建隧道263座，总长195.4公里；共修建桥梁461座，总长70.5公里；桥隧总长占线路总长的30%。南昆铁路的开通，对于促进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西南地区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几代人的热切企盼，这里也包含着孙中山先生的企盼在内。当南昆铁路建成之日，我们不能不想到孙中山振兴中国经济、建设中国铁路的热切愿望。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描绘了中国近代化建设的美好蓝图，其中关于交通运输、铁路建设的计划，不仅是计划的重点，考虑也是比较宏大、细致的。云南的铁路建设，在孙中山的计划中也考虑到，并摆在了重要地位。 孙中山在其一生中，正如他自己所说，奔走革命数十年，“从事破坏，然亦时时研究建设”。孙中山所说的建设，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几乎涉及他倡导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各个方面。仅就经济建设而言，在其所著《建国方略》之二的《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所涉及的“国民经济之大政策”，也是方方面面的。孙中山对实业、对经济建设关注的重点在交通，尤其在铁路建设，他认为铁路是振兴实业之母。他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路为重要。”这就是说：“民欲兴其国，必先修其路。”为此，孙中山提出拟建五大铁路系统计划（即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网），纵横南北，横通东西、西南，打通云贵高原，西北连贯青藏高原与新疆，建立东北铁路新网络，以开发东北资源等。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的第三部“建设中国西南铁路系统”的计划中，特别说明西南地区资源丰富，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大有开发铁路之机会。他的计划是，由广州起，向各重要城市、矿产地引铁路线，成为扇形之铁路网，使各地与南方大港相连接。以广州为起点，可以建设七条铁路线。这七条铁路线，涉及云南的有两条，即“广州云南大理腾越线，至缅甸边界为止”和“广州思茅线”。关于广州大理腾越线，此线长1300英里，由广州、肇庆、梧州、大湟、迁江、东兰、兴义、罗平、陆凉（陆良）、昆明，再经楚雄至大理，最后经永昌（保山）、腾越（腾冲）以达缅甸边界。此线由东而西，经粤、桂、黔、滇四省，至缅甸与仰光、八莫一线相接。“此即自印度至中国最捷之路也”，“将来国际上必见重要”。此外，沿线尚可接支线若干条，其中包括于广西之东兰，近贵州边界处，接一支线，循北盘江流域，上至可渡河、威宁、昭通，以入四川凉山、宁远等地。广州思茅线，至缅甸边界止，约长1100英里，由广州经佛山、官山、三州墟、高明、新兴、罗定、平河、容县、贵县、南宁、百色、剥隘、阿迷（开远）、临安（建水）、石屏、元江、普洱以达思茅，然后至缅甸边境。“此线穿入云南、广西之南部锡、银、锑三种矿产最富之地，同时沿线又有煤铁矿田至多，复有多地产出金、铜、水银、铅。论其农产，则米与花生均极丰饶，加以樟脑、桂油、蔗糖、烟叶、各种果类。”此外，沿线亦可修筑若干支线。孙中山计划的这两条铁路线所经之地，其主要地段与今日刚完工通车之“南昆铁路线”，以及正在修建之“广（云南广通）大（理）线”甚是“巧合”，因此可以认为孙中山的计划是“南昆线”、“广大线”最早的蓝图。可见，孙中山是颇有远见的，对云南也有相当的了解。今天的南昆铁路建成，也使孙中山梦想之一变成了现实。我们还要提到，在民国元年、二年（1912年、1913年）间，云南都督蔡锷多次通电，倡议修筑“滇邕铁路”（实际上就是今天之“南昆铁路”）。电文说：“滇界缅越，通外强邻，自滇越路成，危机日迫，不惟滇缅铁路屡被要求，即滇蜀铁路亦有垂涎之象，前经滇省设立公司亟图自办，而路长款绌，乞无端倪。滇中五金矿产之盛甲于各行省，只以运输未能捷速，无人投资开采，间有集股试办者，每于销路不畅、成本过巨，多所亏折，即各已办各矿：个旧之锡虽著有成效，但运送至港仍须假道越南，路权在彼，动招挟持；东川之铜则须陆运至蜀，始能改由水运，艰险万状，窒碍孔多。故目下存铜至数十万，行销极滞，皆由铁路不通、交通不便之故。然熟审边地情形，滇蜀一线尚可缓图，滇桂一线尤为切要。其线路以由曲靖经兴义、百色达南宁。”蔡锷计划的线路，与今之“南昆线”几乎完全吻合。这一通电，得到西南各省的响应。孙中山获悉后，立即通电赞成，并要求北京政府从速办理。电报说：“蔡都督冬电，从地理、国势上说明滇桂铁路之必要，真知灼见，殊深蒽佩。滇桂一线关系西南边陲，殊属重要，此路果成，滇黔桂粤衔接加戎，不惟有利于军事、实业、交通，尤资利益，事关国力伸缩，鄙人深为赞成，应请从速核议建筑。”孙中山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这不仅出于对云南的关心，更出于对整个“国力”的考虑。滇军驻粤在民国初年，曾有过两次。第一次是1916年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率领入粤的护国军；第二次是1923年杨希闵率领入粤助孙（中山）讨逆（陈炯明）的滇军。护国战争爆发后，李烈钧出任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率张开儒、方声涛两梯团（相当于混成旅）东下，在滇、桂边境击溃龙觐光军以后，即经广西进入广东。护国战争结束以后，这支部队留在广东。该部将领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等，革命旗帜鲜明，所部官兵为民主革命精神所熏陶，成为孙中山在1917年进行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的护法战争的主要支持者。北方谍报消息也承认，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护法军政府，“所持陆军势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及林虎一旅”，“实仅张、方两师可资号召”。这表明，驻粤滇军成为孙中山最初成立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基本军事力量。孙中山也承认：“滇军在粤，方部讨龙（济光），张部保卫军府。”为此，孙中山任命滇军梯团长（后为第三师师长、第三军军长）张开儒为广州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的秘书长、滇军将领崔文藻被任命为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等。张开儒随即通电声明，支持孙中山，并说：“开儒即以国会之所在即民国正统之所在，故屯兵于此，以资保护。”可见，驻粤滇军得到孙中山的关怀，而驻粤滇军也支持了孙中山的护法战争，并立下了功勋。桂系军阀等反对孙中山的势力无可奈何，只有向滇系首领唐继尧告张开儒的状，说什么张开儒“自任军政府陆军总长以来，举动莫测”。正因为以张开儒为代表的驻粤滇军支持孙中山，遭到了桂系军阀的忌妒和打击。1918年5月4日，桂系莫荣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强行夺取了张开儒的兵权；随后又派人拘捕了张开儒和其秘书长崔文藻，并将崔文藻杀害于广州东郊燕塘地方。唐继尧获悉后，不仅称赞莫荣新“处理甚为适当”，而且要求把张开儒押送回滇，“依法处办”。由于滇桂系军阀相互勾结，使孙中山失去了驻粤滇军的支持，孙中山的第一次护法战争就只能以失败告终。1922年底，杨希闵等率滇军响应孙中山讨逆的号召，向广东进发。滇军在1923年1月中旬攻克广州，驱逐了陈炯明。孙中山于同年2月返回广州，重组大元帅府，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杨希闵等率领的1.5万名滇军。孙中山对杨希闵抱有很大希望，除委他为滇桂讨贼联军总司令、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外，还任命他为广州卫戍司令等职。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期间，杨希闵被推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2月，广州政府第一次东征时，又任命杨希闵为东征联军总司令。尽管杨希闵后来与北洋政府勾结，背叛广州政府，遭到广州政府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滇军朱培德汇集的部队又成为从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主力之一，朱培德被任命为北伐第三军军长，为北伐战争做出了贡献。虽然，驻粤滇军的历史有其复杂性，然而就其主要方面来讲，确乎是孙中山关怀了驻粤滇军，驻粤滇军也支持了孙中山。唐继尧，云南会泽人，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中都有过重要功绩。然而，护国战争以后，唐继尧担任云南督军，野心膨胀，逐渐堕落为滇系军阀的头子，自称“东大陆主人”。1917年秋，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独裁统治而掀起了护法运动，为此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推举云南唐继尧、广西陆荣廷为元帅。然而，唐、陆为拆孙中山的台，拒绝就职。唐继尧复电孙中山表面上说：“元帅一职，虽承国会推举，自维才望无似，不欲冒君子上人之戒；又惧蒙世俗权利之嫌，故已沥诚奉辞，非敢矫激鸣高，实欲循分见志。”而骨子里却是：“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则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之利益，故此间虽辞元帅，未言其他，以免内部太形纷歧，反授人以隙也。”广州非常国会和孙中山一再诚恳电邀，唐继尧仍拒绝就职。孙中山特派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为劳军使，携带元帅印到昆明劝驾，唐仍不置可否。孙中山表示加委唐继尧为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唐仍不表示合作。最后，唐继尧、陆荣廷相互勾结，强行改组了军政府，使军政府由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剥夺了孙中山的权利。这时唐继尧却又以“匹夫有责”为名，立即宣布就职了。孙中山气愤之余，发表《辞大元帅通电》，指责“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唐继尧竟在孙中山电文上批道：“一片胡说”、“无耻已极”。当1921年唐继尧被部下顾品珍驱逐出昆明、流落香港时，孙中山向唐继尧再度伸出友谊之手，欢迎唐继尧到广州来，继续合作。孙中山致欢迎词说：“军政府中乃得唐公来规划一切，此西南之成功也。”唐继尧因流落他乡，一时难有作为，遂表示愿意共同协商，维护护法大业。然而，当广州军政府准备北伐时，唐又反对北伐，再度背离孙中山。唐继尧一心一意要重组力量，打回云南去。孙中山劝阻无效，曾发布“制止令”，要“严行制止”。唐坚决不买账，于1922年3月重新打回云南。唐继尧“二次回滇”与孙中山的距离又拉大了。1924年9月，孙中山最后争取唐继尧，召集在广州的政务军事联合会议，推举唐继尧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府副元帅，并电促唐就职，率师北伐。孙中山同时任命唐继尧以副元帅兼建国军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令其主持三省北伐军事。但是，唐继尧再次拒绝。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昆明，唐继尧一反常态，于3月19日发出通电，声明已于3月18日在滇就任副元帅职。唐继尧企图以副元帅递补大元帅的缺位，然而却错过了时机。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州政府的拒绝，广州政府为此发出通电，讨伐唐继尧。唐继尧的最后命运就这样注定了。由上述多方面的叙述可见，孙中山一生的革命生涯，与云南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并对云南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这不仅可以从云南山区的富源县建有引人注目的规模较大的“孙中山纪念堂”中看出；而且云南的著名革命家施溪，早在1928年即用英文写出了《孙中山评传》一书，也是一个重要证明。这本书是有关孙中山最早的较为详细的学术传记之一。只是此书直到1996年才翻译成中文出版。（原载《云南学术探索》1998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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