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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有朋像 在上文：甲午战争：伊藤博文的胜利中聊到了日本军队的三不统一：政治和军事不统一、军政和军令不统一、陆军和海军不统一。 那么这种畸形的状态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得从日本陆军的建军开始讲起了。 日本近代陆军一般认为是起源于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从萨摩、长州、土佐这三藩献给天皇的 6300 名“御亲兵”开始的。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明治天皇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因此这些 “御亲兵”们当时非常忙碌，忙着镇压各地藩主士族的反叛。1877年(明治十年)一场大规模的反叛-“西南战争”爆发。在内讧中被轰下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西乡隆盛带了7个大队13000 名士兵从鹿儿岛北上，和九州的士族们会师成一支30000士兵的队伍，包围了熊本，并放话还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
西乡隆盛像 明治政府慌乱中赶紧组织力量镇压。为首的征讨总督是文官炽仁亲王，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为参军，三人带着一大堆老兵新兵和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征讨兵力不够，拿来凑数)前去“讨贼”。 这一仗打了七个月，官军赢了，西乡隆盛自杀。官军能赢自在情理中。首先，反叛军是所谓“贼军”，道义上就输了。其次，反叛军的口号是“有话要对政府说”，可到最后要说啥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再次嘛，官军有法国制的野山炮、步枪，反叛军没有。官军军费4160万元，反叛军军费只有30万元，怎么看都没有胜算。 但是，双方实力悬殊这么大，为何还拖拖拉拉打了七个月呢?战后的几次总结会总结出两条：一是文官掌了统帅权。文官不是武将，不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延误了战机。二是参谋们的水平太差。 这边总结会正开着，那边又发生了兵变。西南战争结束后论功行赏，可这功劳全是当官的，小兵们没有。而且这一仗劳民伤财，把政府也给打穷了，军饷都发不出。关键拿不到军饷的不是普通步兵，是炮兵。那时候炮兵的地位和现在的火箭军差不多。几个小兵一商量，反正活不下去了，反了吧。1878年8月，200多名炮兵在竹桥兵营发动兵变。大炮一架，就瞄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家打，让你克扣老子们的军饷。他们还觉得不过瘾，掉转炮口，对着皇宫也要轰两下。虽然兵变最终被镇压了下去，但高层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募兵制找来的兵和原来的私兵不一样，他们会造反。加上那时形势又特别紧张，马上要实行议会制了，西乡隆盛虽死，可他的支持者们也知道武力造反是行不通的，纷纷改行玩政治。如果届时议会被他们把持了，指挥军队打回来怎么办? 就这样在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这个大道理下，军队的统帅权就从议会、政府那儿给独立了出来，直接交给天皇。看似很正确，深究一下，其实也是胡扯。除了竹桥兵变外，所有的叛乱用的都是私兵，没人指挥得了国家军队去叛乱。 说到底其实只是当时身为陆军卿(后来叫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的个人野心。山县有朋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日本军国主义的体系，后来的战争罪行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找到他头上。 除了当过军事官僚外，山县有朋还当过两任首相(第三届和第九届)。在任期间他镇压自由民权不遗余力，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就是他弄出来的，可以说是坏事做绝。 山县有朋死于1922年，国葬，参加葬礼的除了军人就是警察，再没别人，可见其人气之低。同为明治维新的功臣、都当过首相、几乎同时去世、还不是国葬的大隈重信，去告别的人却络绎不绝。 大正天皇很讨厌山县，看着他腻味。可他的儿子昭和天皇却很喜欢他，夸他是“真正的军人”。这也难怪，东京审判的漏网之鱼，别看后来的裕仁就是个病病歪歪小老头，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人物。皇姑屯事件中，他对当时的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大发雷霆，居然把田中给活活吓死了。他那么有能耐的爷爷明治天皇也没能做到过。 话说山县有朋的主张并不算隐蔽，可为何没人看破并阻止呢。主要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正为巩固统治基础而焦头烂额，天天有叛乱的消息传来，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政府军勾结起来。现如今军队自己说不参与政治，那是求之不得，看破山县的野心那又怎样?所谓“饮鸩止渴”，就连当时担任内务卿(后来叫内务大臣)的伊藤博文也大力支持他的主张。 基础有了，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统帅权独立”呢? 1878年(明治十一年)12月5日，原来只是陆军省一个局的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了出来，改为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只要在参谋本部的协助下，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而直掌军队了。自然，首任参谋总长是山县有朋。 成立参谋本部的理由是：西南战争时参谋局行动不便，受的制约相当多，而主管军令的参谋局很重要，且欧洲各国的总参谋局体量都很庞大，局长的权限和国防部长的权限一样，所以参谋局长的地位应该等同于陆军卿。 这倒也没错。参谋局的日常工作是挺重要的，国防政策制定和作战计划的准备，战时战争和作战的辅助。而西南战争中的军令流向是：天皇→太政大臣→陆军卿→参谋局长，也确实有问题。 可解决那些问题，只要强化一下参谋局的功能就行了，根本不能作为参谋局从政府独立出来的理由。独立就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严重一点(就像后来的事态发展一样)意味着政治和军事的分离。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局的独立就是一种倒行逆施。 这样的倒行逆施能够推进并执行，除了上文所述的“饮鸩止渴”外，还有一个更让人啼笑皆非的理由：因为它倒行逆施。当时明治政府的重镇全是藩阀出身的土豪劣绅，明面上都敬着天皇，心里根本没当回事。这群土豪们作威一方惯了，只有他们不想要的，没有想要而要不回来的。他们的自信使他们看不到组织和系统的重要性。可任何事物，只要开一个坏头，再想要好的结果就不可能了。 伊藤博文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即所谓《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明确“天皇统帅陆海军”，注意，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后世有人评论伊藤：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开了个多么大的口子。而这个口子后来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而当时根本没有被伊藤们放在眼里的山县有朋，则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参谋本部开张了，参谋们又从哪出呢？下一回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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