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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不走极端,不唱高调

 老庄友华 2024-06-22 发布于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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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庸的解释,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我们去读《论语》,读《礼记》的《中庸》,都可以读到很多的注解,学术界也把它讲得很复杂。

我却觉得,中庸其实很简单,简单得可以总结为这样两句话: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


1

什么是“中”


我们先讲“中”。

还是举一个反面典型。孟子讲,人当中有一种,叫作圣人。他们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也就是道德品质最优秀、最高尚的人,比如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夫子。这四个,是圣人的代表,也是四个典型。

伯夷叫“圣之清者”,就是圣人当中最清高的;
伊尹叫“圣之任者”,就是圣人当中最负责任的;
柳下惠叫“圣之和者”,就是圣人当中最随和的;
孔子呢?叫“圣之时者”,时间的时,时尚的时,时髦的时。

什么意思?鲁迅先生说,大概只能翻译为“摩登圣人”。而且鲁迅先生还说,除了这个,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翻译。我想,搁在今天,大约也可以翻译为“文化超男”。

当然,这不是孟子的原意。孟子的原意,所谓“圣之时者”,就是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这四个圣人的代表,孟子认为,有两个是不可以学习的,有两个是应该学习的。哪两个是不可以学习的呢?一个是伯夷,一个是柳下惠。

伯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一点。兄弟两个,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齐,两个都是殷商王朝大大的忠臣。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叔齐去反对,说殷是君,周是臣,以臣弑君,你这是犯上作乱,不可以的!周武王没听他的,去把殷纣王灭了。于是伯夷、叔齐,就跑到首阳山上住着,说是饿死也不吃你们周朝的米。

结果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跟他俩讨论这个问题。这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宴会厅的小米,固然是周天子的;首阳山上的野菜,难道就不是?这哥儿俩一想,也是,这野菜也吃不得啊!结果就饿死了。

其实,在《孟子·公孙丑上》和《孟子·万章下》中,孟子对伯夷的清高都有描述。

大体上说,此人的特点和原则,是不好不道德的东西不看,叫作“目不视恶色”。不好不道德的言论不听,叫作“耳不听恶声”。不是合格的君主他不侍奉,叫作“非其君不事”。不是合格的民众他不领导,叫作“非其民不使”。如果政府里面有坏人,他不去做官,羞与同列,叫作“不立于恶人之朝”。也不跟坏人说话,叫作“不与恶人言”

如果某个人,他认为是个坏人,或者道德品质不好,或者有污点,不干净,哪怕是他的老乡,也躲得远远的,避之唯恐不及,就像躲麻风病人。所以,伯夷是圣人当中最清高的。

柳下惠呢?相反。哪怕那君主是个昏君、暴君,他也去做官,不以被这样的混蛋领导为耻辱,叫作“不羞污君”。给他的官位再小,也去做,叫作“不卑小官”。和乡亲们在一起,哪怕这些人都是道德品质低下的,都是有道德污点的,他也不离开,他跟你笑眯眯的(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

在柳下惠看来,他是他,我是我。他有毛病,不等于我也有啊!难道他的恶劣的品质,会像麻风病、梅毒一样传染到我吗?不会的。那我干嘛不跟他们在一起?我跟谁都可以在一起,好人坏人我都来往。没关系嘛!
 
孟子说,这两个,影响大呀!什么影响呢?和伯夷在一起,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变得勇敢,叫作“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为什么呢?因为伯夷实在太高尚,太清高了。他是宁肯饿死,都不吃嗟来之食的。在这样一个人面前,你还会起贪婪之心吗?在这样一个死都不怕的人面前,你还会胆小怕事吗?不会。

柳下惠呢,则能使狭隘的人变得宽容,刻薄的人变得敦厚,叫作“鄙夫宽,薄夫敦”。因为他什么人都能包容啊!品位再低下,品质再恶劣,他都跟你笑,都跟你来往。在这样的人面前,你都不好意思狭隘了,你都不好意思刻薄了吧?所以,这两个都是圣人,都能起道德表率作用。

然而,孟子还是说“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什么意思呢?君子不向他们学习。为什么?走极端。孟子说,伯夷的问题,是太清高了。柳下惠呢?又太随和。他们的清高和随和,都过了头。由此可见,中庸就是不走极端。

那么,怎样才叫不走极端呢?

所谓不走极端,其实包括两个方面: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既不过头,也不掉队。

据《论语·先进》,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说“师与商也孰贤”。师,就是孔子的学生颛孙师,字子张;商,就是孔子的学生卜商,字子夏。子贡的意思,是问子张和子夏这两个学生,老师觉得哪个更优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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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与商也孰贤?
师也过,商也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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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意思是子张这个人走过头,子夏这个人跟不上。于是子贡就问孔子,那么是不是阿师(子张)比阿商(子夏)强一点呢?孔子显然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了非常重要的四个字:

过犹不及。

什么意思呢?走过头等于跟不上。为什么?不“中”。比如我们从广州到武汉,你走到长沙就不走了,这叫作“不及”。一口气跑郑州去了,这叫“过”。结果一样,都没到你要去的地方,所以说“过犹不及”。

显然,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就是恰到好处。《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的话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什么叫质?什么叫文?质,本意是原材料,质材。转过来引申为什么呢?质朴、质直,本来面目。文呢?装饰、精加工。转意是什么呢?华丽、文雅、修饰。

那么,孔子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质朴,同时又应该有修养。

如果过于质朴,一点修养都没有,或者质朴过了头,就会粗鄙、粗俗、粗鲁。这就叫“质胜文则野”相反,如果太讲究修饰,一举一动都中规中矩,每句话都挑不出毛病来,这样的人就虚伪。因为他永远在说正确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会错,这得用多深的心计啊!这样的人,我是不敢交朋友的,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这就叫“文胜质则史”

孔子认为,这两种,都不对。正确的是“文质彬彬”。什么叫“彬彬”呢?根据东汉学者包咸的注释,彬彬就是“相半之貌”。也就是文一半,质一半,既质朴,又有修养和文采。而且,文雅的程度和质朴的程度,是刚好相等的。这样的人,才是君子。

由此可见,一个人,太狭隘了不好,太随便了也不好;做不到不好,做过头也不好;太质朴不好,太修饰也不好。怎样才好?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最好。这就叫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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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李华摄影


2

什么是“庸”

 
下面说“庸”。

什么是“庸”呢?我刚才说是不唱高调。为什么呢?因为庸这个字,有“常”的意思,平常的常。所以,庸就是庸常,也叫平庸。平庸是什么呢?普普通通。另外,庸,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用”。一个庸常,一个使用,这两个意思加起来,就是“常用”。也就是说,经常用得到的这个普普通通的“道”,就是中庸之道。

既然是“常用”,那就不能唱高调。孔子不唱高调吗?不唱。

《论语·宪问》说,有一次,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就是说,别人对我很坏,我却用好心和恩德去回报,您老人家觉得怎么样?如果是现在,可能很多人会说,好啊!以德报怨,这多高尚啊!孔子却不以为然。

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就是你拿恩德去回报了仇怨,请问又拿什么去回报恩德?你的恩德不是回报仇怨去了吗?或许有人会说,也可以“以德报德”嘛!那好,那我问你,恩德用恩德回报,仇怨也用恩德回报,对于恩德来说,公平吗?

所以,以德报怨,其实是可以讨论的。那应该怎么样呢?孔子说了八个字: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后面四个字好理解,就是用恩德回报恩德。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肯定是对的。问题是什么叫“以直报怨”?这个话的解释,学术界争论得一塌糊涂,各种观点都有。

我最赞成康有为的解释。康有为怎么说呢?他的《论语注》说:



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为大道,孔子即不言之矣。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以德报怨”啊,确实是很高的道德境界。孔夫子他老人家,难道就不能提出这样一个高标准吗?能啊!那他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孔子意识到,这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就算有人做得到,那也就是三两个人而已。既然如此,就不能作为一个标准提出来。

道,或者说,伦理道德,它在哪里?就在我们当中,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实行的。道不远人,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实行,这种道德就肯定行不通。行不通,又要提倡,结果是什么呢?只能造就伪君子。

所以,道德不能唱高调。不唱高调又怎么办?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现在我们看,恩德和仇怨,无非是四种关系,对不对?

以德报德,没有问题,所有人都会赞成,不必讨论。

以怨报德,肯定不行。这是小人行径,甚至简直就是坏人,也不必讨论。

以德报怨呢?刚才讨论过了,大多数人做不到。剩下可以讨论的,就只有“以怨报怨”了。可惜这个,也不能提倡。

以怨报怨,今天你给我一耳光,明天我给你一拳头,后天你再给我一脚,大后天我再给你一刀,这怨怨相报何时了?所以学术界有些人说,孔子的以直报怨就是以怨报怨,我就不赞成。我认为孔子不会提倡这个。

以德报德理所应当,以怨报德必须否定,以德报怨要求太高,以怨报怨不宜提倡,这就是我们分析下来的结果。结论是什么呢?报德好说,报怨难办。以德报怨,以怨报怨,两个选项,都不合适。怎么办呢?

这就必须有第三种方案,一个既合乎正道又能为普通人实行的方案。于是孔子提出,既不报之以怨,又不报之以德,而是报之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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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李华摄影

问题是,什么叫“以直报怨”?

我认为,用最土的话来翻译,就是三个字——看着办。如果再展开来解释,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是参照了孟子对圣人的那个讨论。孟子说,圣人的四个代表,有两个是不可学习的,有两个是应该学习的。不可以学习的,是伯夷和柳下惠,因为他们都走极端。

值得学习的是谁呢?一个伊尹,一个孔子。伊尹是怎么样的呢?前面讲过,伯夷是“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伊尹的说法,却是“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君主不是君主?什么样的人民不是人民?换成现在的话说,什么样的领导不是领导?什么样的下级不是下级?

关键不在于人家是什么人,在于你是什么人嘛!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什么样的领导下面都能工作,什么样的下级也都能领导。这是伊尹的观点。孟子认为这是对的,就该这么做。

孔子呢?孟子给出的说法,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什么意思?就是可以马上走就马上走,可以继续干就继续干,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做官就做官,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一切都看可不可以。这,不就是“看着办”,不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吗?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不以为然。以为这个“以直报怨”,难道就是随心所欲,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没原则啊?当然不是。前面说过,孔子是讲原则的,而且中庸本身,就是最高原则,怎么会没有原则呢?如果没原则,孔子就不会说“以直报怨”了。直,就是原则嘛!

其实,这里的关键,是“可以”二字。所谓“可以”,也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应该,二是能够。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同时也是我能够做的,我就去做。这就叫“直”。

具体到本案,就是我觉得应该怎么回报,也能够怎么回报,我就这么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以德报怨,也可能是以怨报怨,还可能是不报。不报当然也是报,但不属于“以德报”,也不属于“以怨报”。

至于是哪一种,全看应不应该、能不能够。这就是“看着办”。显然,它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并非“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就叫“以直报怨”。

我觉得,孔子的这个说法,很实在,也很高明,还很正确。

为什么实在?因为不唱高调,谁都做得到。
为什么高明?因为有多种选择,并不拘泥于德或怨。
为什么正确?因为既解决了问题,又坚持了原则。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不是很有道理?

 

——本文选自易中天《中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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