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月11日，王笛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侯欣颖 /摄）初夏5月，北京的阳光亮得刺眼，熙熙攘攘的街头，王笛快步走进咖啡厅。 即便久坐书斋，这位历史学家的身材依然笔挺有型，银灰短发搭配灰黑遮光眼镜，风采利落，丝毫看不出已是67岁的年纪。 相比咖啡厅，王笛大概更想找间街角的茶铺，一屁股坐到藤椅上，喊堂倌上碗“三花”，听街边小贩招徕生意，看戏曲票友打起围鼓…… 这是上世纪的老成都，也是他研究了大半辈子的故乡。 最开始，他写辛亥革命前封闭的巴蜀大地，被学界视为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典之作；美国读博时，他洞察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成都街头的博弈；后来越写越小，拿显微镜窥探袍哥们的秘密江湖，透过茶汤回味老成都的人间烟火。这些作品不仅成为学界典范，更是大众讨论不休的爆款书目。 “如今的成都和我记忆中，早不一样了。”王笛感慨，学历史的人往往悲观，眼见古城消失，人走茶凉，却搁不下笔，固执地循着“历史的微声”，把报章小说里的鸡零狗碎，磨成历史长河中的定海神针。
王笛写成都，有“三部曲”——两本《茶馆》、一本《街头文化》，宗旨都是“为民众写史”。 “街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成都街头，小商小贩、工匠苦力、善男信女游走其间，遇到精英士绅、警察官员、军阀土豪，冲突不断发生，各方角力下，如何兼顾民众利益，建构起城市公共空间，是王笛抛出的问题。 “茶馆”则是无意间闯入的。 1997年夏天，在成都市档案馆翻资料，王笛发现了关于茶铺的记载，从铺子的开张、经营、征税到发生在这里的赌博、走私、仇杀，纸页像胶片一样在他脑子里转起来，历史仿佛过电影，他兴奋极了。 那时，档案馆没装空调，阅览室里，空空荡荡，王笛一个人埋头整理材料，常常汗流浃背。在档案里泡完，又去茶馆里做田野调查。 2008年，王笛的论文“出汤”了。《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由斯坦福大学出版，成为西方出版的第一本关于中国茶馆的专著。10年之后，第二本《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姗姗来迟。自此，一部成都茶馆的百年史完成。 拿着历史的显微镜，2018年，王笛又写了《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袍哥，四川帮会组织，与青帮、洪门号称旧中国三大帮派。袍哥“副舵把子”雷明远，当众枪杀了自己的女儿和她所谓的“情夫”。 王笛由此惊悚一幕拨开了复杂隐秘的袍哥江湖。2019年，这本纯学术著作获得首届吕梁文学奖非虚构类作品奖，王笛和莫言、梁晓声等文学大家同台领奖。“叫微观史也好，新文化史也罢，这本书都是最好的中文写作之一。”有读者这样评价。 “宏观历史当然是重要的，但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个案分析把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的层次。” 王笛解释道，就像茶馆叙事反映的是整个20世纪，历经政治革命、城市改良、经济转型，继而进入到现代化进程的浪潮中，普通民众、精英、社会、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小茶铺背后藏着大历史。 如今，除为民众写史之外，王笛还致力于将学术写作转化为大众阅读，让民众读史。 
《那间街角的茶铺》将茶馆的学术性内容重新揉捻，抛弃注释，增加插画，简洁易读；《历史的微声》是王笛回顾读书、写书、教书的个人史；《碌碌有为》讲述在日常生活与文化、家族群体与法律影响下，一个普通中国人如何度过默默无闻而碌碌有为的一生…… “写这几本书时，我想的是完全没有历史背景的、普通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只要你认字，没有门槛。”去年2月，王笛做客东方甄选直播间，1个多小时，3本书卖出去47000册。 最近，《消失的古城》《走进中国城市内部》又经他重新修订再版。 “这两本书都是写城市的，《走进中国城市内部》梳理了新城市史、新文化史、公共空间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方法，这些理论指导了《消失的古城》这本书的写作实践。” 两本书对照着看，就像跟着王笛来了一场学术气息浓厚的“City Walk（城市漫步）”，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看“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围观新文化运动时期轰轰烈烈的“反麻运动”，原来打麻将也要进监狱；眼瞧着和尚街大拆大建后变身成都太古里……“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把古城的记忆保留下来，无论好坏，它诉说着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消失的古城（增订本）》《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 王笛 著 
从搬砖工人到美国读博 书写成都，似乎是王笛的宿命。 成都布后街2号，四川省文联的机关大院里，王笛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跑出大院，他染上了再也去不掉的烟火气。 梓潼桥、福兴街上，卖糖饼、豆花、锅盔的，打煤球、弹棉花、做木工的，无奇不有，无所不包。 街角有间茶铺，烟雾缭绕，人声鼎沸，竹椅的扶手磨出了包浆，三才盖碗缺着角，老虎灶烧得正旺，火眼上的茶壶沸腾着……“这间街角的茶铺，总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出现，反复进入我的梦乡。”王笛回想着往事。 
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去了农村，后来招工回到城里，在成都铁路局的砖瓦厂做砖。 大夏天，窑火不停，窑灰弥漫，工人们短裤遮身，打着赤膊，把烧好的方砖从窑里运出来，几趟下来，瘦削的王笛成了个“泥猴子”。 回到工棚，大通铺上，30多个工友都睡下了，他开始读书。“和工友们在一起时，没有一个人说我亮灯到那么晚，影响了他们睡觉。他们还用废木料帮我做了一张学习的桌子。很可能就是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民众史观和民众视角，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恢复高考，王笛以几乎满分的历史成绩被四川大学历史系录取。硕士毕业留校，从助教到讲师，刚做两个月，通过“打擂台”竞争上岗，他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放眼全国，凤毛麟角。 人生最困难的奋斗期似乎已经过去，王笛却不甘坐享其成，1991年，他决定去美国充电。副教授变回学生，英语又马马虎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日子，“每一步都迈得很艰辛”。但王笛扛了下来，拿下博士学位，执教得克萨斯A&M大学。 “川大时期的研究其实并未涉及太多微观成分，但到了美国，在导师罗威廉的指引下，我开始持续不断地进行微观史、新文化史的耕耘。” 正是读了经典的微观史作品——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等，王笛深受启发。 这3本书，一本从一个小人物写到宗教改革、印刷文化兴起等广阔的历史图景；一本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14世纪时一个法国村庄村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王氏之死》则以一个私奔妇女的悲惨命运，建构起清初山东地方民众的心灵图像。 从书堆里抬起头，王笛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回望富饶美丽的成都平原，于是，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等关于故乡的种种，纷纷从他笔端涌出。 “这些年来，我仍在践行微观历史，力图改变研究者和读者对普通人历史的忽视。但是，中国的广大读者习惯了历史写作要有重大意义和宏大叙事，对这种研究小人物的历史，还有诸多的不习惯和不理解。”王笛解释，“并不是说历史写得琐碎、有许多故事和细节，就是我们所称的微观史。如果我们写一本曾国藩或者胡适的书，哪怕细节再多，无论多么细致，也不是微观历史。微观历史的前提之一，就是要写普通人的故事。” 
人民文娱：最近几年，您一直在致力于将此前的微观史学术作品转化为大众阅读，普通人了解微观史学的意义是什么？王笛：我认为对帝王将相的崇拜是十分错误的历史观，它直接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好像如果不能像史书上那些大人物、大英雄一样做出一番事业的话，就是卑微的、不值一提的。可事实是这样吗？至少在微观史学的世界中，历史是个体的、复杂的、丰富多彩的。帝王一怒，流血千里，横尸遍野；升斗小民，安分守己，繁衍生息。后者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他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宏大的历史本身。所以了解微观史学，你会越来越肯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不会停止独立思考，不会盲从威权，不会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能从容地过好自己的生活。一个国家要强大，首先是民众个体内心的强大。人民文娱：说到日常，您在修订《消失的古城》《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两本书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日常的重要性，为什么会有这个思考？王笛：应该说，3年疫情不仅让我，也让大家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转变。此前我们认为，日常生活是司空见惯的，身处其中，我们感觉不到它的意义。当疫情打乱了甚至摧毁了日常时，我们才惊觉，原来日常真的太重要了，我不能再失去它。所以我提出日常就是最宏大的叙事，日常即史诗。所谓史诗不一定就是大事件、大叙事，它是我们身边真真切切的生活。一个普通人，一个小空间，一个小家庭，集合在一起，就是日常的史诗。那些宏大事件，看起来波澜壮阔，但不可绵延持续，而日常才是永恒，值得我们不知疲惫地吟诵。王笛：一位我十分钦佩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曾经告诫后辈:“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言下之意是要选重要题材才可能成为杰出历史学家，他的这种看法，引起不少国内史家的共鸣。但是我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一等题目”或“二等题目”。中国史学有臧否人物的传统，重视价值判断，历史写作也热衷于宏大政治叙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相对而言，中国的微观历史写作刚刚开始。近些年发表了王晴佳《筷子：饮食与文化》、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等作品，非虚构写作领域也有叶兆言《南京传》、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等历史题材小说，他们改变了我们对某段历史的认识、看法，提供了新的视角。这就是历史的生命力，永远没有标准答案，永远无法盖棺论定，它使我们心有戚戚，也让我们心存敬畏。本文原标题《专访 | 历史学家王笛：别崇拜帝王将相，过你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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