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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14日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在了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共同等待着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16时，大卫·本-古里安（1886—1973）正式宣读了《独立宣言》。至此，“巴比伦之囚”终于实现了在“应许之地”独立建国的梦想。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犹太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应许之地”独立建国？他们为什么能够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击败阿拉伯人？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948年5月14日，大卫·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巴勒斯坦地处地中海东岸，最早的土著居民可能是腓尼基人。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原本一直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希伯来人，在族长亚伯拉罕的率领下移居于此并繁衍生息了下来。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末，大卫王（约前1107—约前1027）率领希伯来人建立了大一统的以色列王国，并将耶路撒冷设为都城。可惜好景不长，大约在公元前928年左右，王国分裂为南北两部，并先后被亚述帝国、巴比伦王朝、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征服。 一分为二的以色列王国与犹大王国公元前63年，巴勒斯坦被罗马军队占领。再度被外敌征服的犹太人，一直接受着比过往更为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宗教压迫。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当地爆发了多次“反罗马大起义”，但均以失败收场。公元136年，罗马大军再度击败了犹太人并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战事结束后，罗马皇帝哈德良（76—138）下令，“所有犹太人不得返回犹太行省与耶路撒冷”。至此，“犹太人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圣城与首都，沦为了流浪者和异教徒”。 哈德良被罗马人视为“友善而不失威严、严肃而不失风趣、节俭而不失慷慨、多才多艺而又追求变化”的皇帝进入公元7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正式接管了巴勒斯坦。随着时间的推移，迁入的阿拉伯人与当地居民互相融合，形成了拥有共同信仰、语言和文化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当地经济、历史和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但是，他们不仅一直对《希伯来圣经》中“犹太人才是上帝在万民中独选了特选子民”的说法深信不疑，还对巴勒斯坦怀有很深的向往之情。进入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阶级冲突、经济危机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反犹主义思潮再度卷土重来。作为对比，犹太人的民族意识有了进一步增强，“犹太复国运动”也应运而生。 电影《出埃及记（1960）》剧照学界普遍认为，英国是“犹太复国运动”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在一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都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阵营共同争取的“统战对象”。不过话说回来，鉴于巴勒斯坦地区是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地，因此身为其“盟友”的德国的统战工作做得一直比较克制。在一战临近尾声的1917年，英国政府就“是否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赞成者认为，对“犹太复国运动”予以支持，不仅可以促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经济上支援协约国阵营，还能“抑制犹太人占很大比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使之不与同盟国阵营合作，又能离间同盟国阵营内的犹太群体。结合历史看，赞成者最终占据了上风。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表示“英国政府愿意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这封信函被后世称为《贝尔福宣言》。 《贝尔福宣言》原文1920年4月，就战败国奥斯曼土耳其的前领地分配问题，英、法、意等国在意大利圣雷莫举行国际会议。在经过反复磋商后，会议最终议定，巴勒斯坦地区划归英国委任统治。不久，英国将巴勒斯坦以约旦河为界一分为二，约旦河以东是接受英国“保护”的外约旦王国，约旦河以西是接受英国总督直接管理的辖区。基于笼络犹太人的需要，英国政府一直积极鼓励犹太人向河西地区移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自欧洲各地的大批犹太人纷纷涌入河西地区。截至二战爆发前，当地的犹太人数量已多达44.3万人，占当地居民总数的百分比也从1918年的7%飙升到了29.7%。 英国托管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英国政界逐渐意识到，“自己需要得到阿拉伯世界的大力支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逐步调整了过往的中东政策，最终在发表于1939年5月17日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中正式将“扶犹抑阿”调整为“扶阿抑犹”，即“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白皮书认为，“将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英国政策的一部分。因为这种政策是违反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的，是违反它从前对阿拉伯人的保证的”。 老照片中的耶路撒冷首先，英国的目的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英国有条约关系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按人口比例参加政府，以保护双方的利益。其次，五年内，允许犹太移民75000人入境。五年后，如果没有阿拉伯人同意，不再允许犹太人入境。第三，在过渡期内，给予英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一切权力来限制和禁止土地的转让。坦诚说，英国人的这一举措，不仅使得巴勒斯坦境内的犹太人“永远处于少数地位”，更让“犹太复国运动”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这份白皮书不仅遭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更使得一些极端主义者认为，“只有采取暴力活动才能迫使英国改变立场。” 影像资料中的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进入1920年以后，犹太左翼组织“以色列工人总工会”一直掌控着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复国运动的经济、对外联络大权以及民族武装的指挥权。在总书记大卫·本-古里安的领导下，总工会联合了多个犹太劳工运动组织，于1930年改组为“以色列工人党”，这便是后来主导了以色列政坛数十年的“以色列工党”的前身。需要指出的是，截至以色列独立建国以前，犹太社区的经济水平一直不足以培养较为强大的工人阶级。再加上在促进移民和提高就业率等环节，工人党不得不长期依赖于外部资金的支援而非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左翼犹太复国运动呈现出了比较畸形的特征，它不会以阶级斗争为发展动力，更多只能与英国托管当局与资产阶级紧密合作。 1924年，大卫·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1920年6月，劳工联盟召开集体大会。大会议定，过往承担防务职责的“防备队”正式更名为“哈加纳”。哈加纳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保护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城乡的定居点，保卫犹太社团的安全，并为将来发展成为一支犹太民族武装做准备”。但是，英国托管当局尽管允许当地的犹太社区建立自治机构，但一直严格限制其武装能力。因此，“哈加纳从一开始而且而且将一直是一个秘密组织，在原则上对犹太社团的任何成员都是开放的”。简言之，至少在成立之初，哈加纳不是一个专业化的精英军事组织。对此，素有“军事锡安主义”创始人之称，倡导“犹太人主导以色列地”的亚博廷斯基（1880—1940）一直颇有微词。在他看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两个民族围绕生存空间的竞争”。鉴于“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消灭犹太民族国家”，因此，他呼吁当地犹太人“不仅要大力发展犹太军团，还要建立职业化的犹太自卫军”。1931年春，因为对左翼劳工派的统治地位心生不满，哈加纳耶路撒冷小组组长特霍米率领一百余名成员主动脱离了组织，另行成立了“哈加纳B派”。哈加纳B派的组织架构尽管与哈加纳相似，但思想更为激进，军事训练相对更为系统，单兵作战能力更为强悍。1936年，带有强烈反英与反犹太人色彩的阿拉伯人大起义在巴勒斯坦全境蔓延开来。但在大卫·本-古里安的强烈呼吁下，哈加纳B派的大部分指挥官们“决定尊重哈加纳的官方立场，对阿拉伯人保持克制而不是反击”。最终，哈加纳B派再度分裂为两个部分。1937年4月，在特霍米的率领下，约1500名哈加纳B派成员重新返回了哈加纳；剩下的1500余人在充分保留了原建制和独立性的基础上，正式改组更名为'伊尔贡·茨瓦伊·柳米”，即“民族军事组织”，简称“伊尔贡”。 “伊尔贡”的标志值得一提的是，伊尔贡的成员们几乎都是亚博廷斯基的忠实粉丝。他们不仅强烈反对哈加纳的自我克制态度，还主张应该对英国人与阿拉伯人施以更为强硬的态度。不过话说回来，“伊尔贡的实力要比哈加纳弱得多，因为他们是后者的贫困版，人员和武器更少，甚至更缺乏训练。”1942年5月，波兰犹太青年组织“贝塔尔”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抵达巴勒斯坦境内。资料显示，这位仁兄不仅是亚博廷斯基的狂热粉丝，还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1943年，他正式加入伊尔贡并迅速成为了了组织核心。同年12月，就任伊尔贡的最高军事长官。青年时代入狱的梅纳赫姆·贝京进入1944年后，轴心国集团已经颓势尽显。可即便如此，英国仍坚持1939年白皮书所倡导的“扶阿抑犹”政策。于是伊尔贡决定，“接下来将大力发动针对英国人的军事反抗斗争”。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抗英国的斗争中，伊尔贡并不是孤军作战。原为伊尔贡核心成员之一，但思想更为极端的斯特恩，因为不赞成伊尔贡在二战初期推行的“与英国保持合作”的政策，愤而于1940年6月主动脱离了伊尔贡，另立了更为激进的武装——“斯特恩帮”。与绝大多数犹太党派的立场不同，“斯特恩帮”反对任何非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统治机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主要敌人并不是遥远的纳粹德国，而是英国托管当局”。因此，在“斯特恩帮”的新纲领中，终极奋斗目标成为了“建立一个由犹太人主导的第三王国”；为了推翻英国托管当局的统治，他们甚至主动与意大利订立了“反英同盟条约”。斯特恩与“斯特恩帮”标识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斯特恩帮”更是策划了多起带有反英色彩的恐怖袭击活动。这不仅威胁到了当地英国人的人身安全，也严重威胁到了英国托管当局的统治地位。因此，“斯特恩帮”受到了英国的强力镇压。1941年2月，斯特恩被英国警察击毙。但在他死后不久，“斯特恩帮”迅速成立了三人领导委员会并改组为“莱希”。学界普遍认为，“莱希”可能是以色列史上最知名、战斗力和破坏力最为惊人的武装组织之一。实际上，曾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沙米尔（1915—2012）就是“莱希”的核心成员之一。特拉维夫一处民宅，即斯特恩被英国警察击毙的地点面对以伊尔贡为首的犹太武装组织主导策划的一系列恐怖活动，恼羞成怒的英国政府迅速采取了极为强硬的反制举措。1944年10月，英国托管当局不仅对伊尔贡展开了一次地毯式搜捕，并将抓获的250多名极端分子直接流放到了厄立特里亚。与此同时，他们向总部设在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机构——“犹太办事处”施加了极大压力，要求对方立即出面制止暴力活动。不过，后者以“自己无力制止此类行动”为由搪塞了过去。1945年10月，莱希联合哈加纳、伊尔贡等多个武装组织成立了“希伯来抵抗运动”，再度对英国托管当局发动了一系列带有极端恐怖主义色彩的“警告性打击”。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哈加纳突击队“帕尔马赫”在组织非法移民的同时“顺便”炸沉了三艘英军海岸巡逻艇，破坏了全国150多个铁路线；伊尔贡袭击了洛德火车站与一些英军军事设施，莱希更一度想炸毁海法炼油厂。接受英国人检查的犹太人面对日益恶化的巴勒斯坦局势，英国政府倍感压力。11月，外交大臣贝文宣布成立“英美调查委员会”，旨在全面调查巴勒斯坦局势以及犹太移民问题。不过话说回来，犹太武装的破坏行动依然有增无减。11月1日，哈加纳再度袭击了当地的铁路系统，“帕尔马赫”突击队在海法和雅法击沉了3艘英国警艇；12月27日，莱希联合伊尔贡袭击了调查局大楼和机械厂，造成10名英国人死亡，12人受伤。经过长达半年的走访调查，调查委员会于1946年4月递交了考察报告。他们建议，“废除1939年的《白皮书》并取消1940年的土地限令”。当然，报告也同时指出，“巴勒斯坦地区应该继续维持英国的委任统治，不宜支持建立单一的犹太人国家或阿拉伯国家，并强力制止一切恐怖主义与暴力行为”。接受军事训练的哈加纳成员值得一提的是，急于插手中东事务的美国，在未与英国协商的前提下擅自提前公布了这份调查报告的全文。白皮书曝光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英国政府更是大为光火。他们不仅公开宣称“立即废除1939年《白皮书》的建议是无效的”，还态度强硬地表示，“只有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上缴武器，犹太人完全制止恐怖活动后，英国才会允许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直到如今，巴勒斯坦人每天仍能从以色列军队那里感受到英托管遗留下来的臭名昭著的残迹见英国政府依然“嘴硬”，巴勒斯坦犹太武装组织进一步提升了恐怖活动的规模和烈度。比如在6月17日，“帕尔马赫”突击队破坏了多处公路并连续炸毁了10座桥梁。当然，英国政府也不是吃素的。为了震慑犹太武装，他们迅速调派17000多名军警在全英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搜捕，包括摩西·夏里特在内的多位犹太办事处高级领导人以及一大批犹太地下武装分子被逮捕，约有2700人被投入了集中营。紧接着，英国政府颁布了戒严令，派出大批军警四处巡逻。鉴于此，犹太办事处与哈加纳的领导人不得不转入了地下。驻扎在巴勒斯坦的英军官兵但令英国人始料未及的是，等待他们的是犹太武装组织做出的变本加厉的武装报复。比如完全脱离了犹太办事处控制的伊尔贡，行动已经变得极为极端。7月22日，他们对英国托管当局与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大卫王饭店，实施了一次极其恐怖的炸弹袭击。巨大的爆炸不仅炸毁了大卫王饭店的一半，还炸死了91人、炸伤了45人。除了15名犹太雇员与若干名阿拉伯人之外，死伤者大部分都是英国人。遭遇炸弹袭击的大卫王饭店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英国托管当局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搜捕，甚至特意使用绞刑处死了多名重刑犯。与此同时，投入搜捕、宵禁、检查证件和堵截非法移民的英军官兵合计多达27000人。可即便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武装报复行动不仅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甚至呈现出了“全民化”的色彩，针对英国人的暗杀、绑架、爆炸等破坏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据统计，仅在1946年被杀害的英国军事与文职人员就多达73人，另外还有96人受伤。接受军事训练的哈加纳成员高频次、高烈度的恐怖袭击，让英国各界心生厌倦。他们普遍认为，“英国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继续维持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巴勒斯坦长时间处于混乱状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已不可能调和”，英国托管当局的统治形同虚设；其次，“后来者居上”的美国处处掣肘，外交途径解决无望。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辩论后，英国政商界人士们一致认为，“英国人不能再为压制巴勒斯坦的一个社团以有利于另一个社团而丧生，英国资本也不能再继续耗费下去”。时任首相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1947年2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宣布，“英王陛下政府本身没有权力把这个国家交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直至把这块土地分给他们。目前唯一可行的途径是把这个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一致达成了“彻底放弃巴勒斯坦”的共识。4月2日，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正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联合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宣布“不会提出任何建议”。用发展的眼光看，犹太复国主义者们通过恐怖主义手段终于实现了既定的政治目标，即“迫使英国撤出了巴勒斯坦”。1947年的耶路撒冷1948年5月14日，大卫·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式宣读了“独立宣言”。至此，以色列终于实现了独立建国的梦想。与此同时，他宣布所有的犹太武装组织被统一整编为国防军。可即便如此，一些极端主义者们依然没有收手的意思。1948年9月17日，在梅纳赫姆·贝京的授意下，他的支持者们杀害了联合国调解专员、瑞典人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1895—1948）。消息一经传出，不仅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更令以色列与瑞典两国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1895—1948）在大卫·本-古里安的强力震慑下，梅纳赫姆·贝京最终“收起了尾巴”。后来，他将“伊尔贡”改组为自由党并自任党魁，迄1967年为止一直都是议会中反对党领袖。1977年，他在大选中获胜，正式出任总理一职。1978年，因为促成与埃及的“大和解”，梅纳赫姆·贝京与埃及领导人萨达特共获和平奖诺贝尔。1982年，他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大范围批评。舆论的巨大压力以及妻子的离世，让他在1983年9月主动宣布辞职并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1992年，他因心脏病在家中去世，死后葬于耶路撒冷城东的橄榄山。梅纳赫姆·贝京1947年9月16日，联合国第二届大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巴勒斯坦问题。11月29日，大会对巴勒斯坦分治议案进行最后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的决议”，即“联合国181号决议”。决议规定：
英国政府于1948年8月1日之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撤出军队。两个月后，在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国土面积为11203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其中阿拉伯人为72.5万人，犹太人为1万人；犹太国国土面积为14942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其中阿拉伯人为49.7万人，犹太人为59.8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份提案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抵制，但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美苏两国的一致通过。要知道，自二战结束以后，苏联与美国已经从反法西斯盟友转变为了意识形态上的“你死我活”的对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两个国家都支持以色列独立？原因无外乎就是四个字——利益使然。值得一提的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在西非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藏之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就一直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之间摇摆不定。就拿总统罗斯福来说，他一方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表示，自己会“致力于帮助犹太人建立自己的犹太人国家”；但另一方面，他也向阿拉伯人保证“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宣誓就职的罗斯福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从40年代以后逐渐将游说的重心转向了美国。究其原因，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英国已经失去了主宰中东地区权力格局的能力；其次，美国是全世界聚居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当地犹太人已经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崭露头角，成为了一支不容小觑的社会力量；第三，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需要美国犹太人的选票以及他们的捐款。老照片中的美国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比如在1943—1945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宣言，对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提议表示赞成。民主党在这一时期的竞选纲领指出，“我们赞成开放巴勒斯坦，不限制犹太的移民和犹太人的拓殖，在那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共和国”；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更当众宣称，“如果自己能够当选，后续将在以色列国家成立之时立即予以承认”。实际上，即便是罗斯福本人也曾在竞选活动中表示，自己会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共和国。老照片中的雅尔塔三巨头当然，除了美国犹太人具有“高统战价值”以外，扶植一个强大的带有亲美倾向的犹太人国家，对于保障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也具有重要意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巴勒斯坦地区地处“三洲五海”（亚、非、欧洲以及黑海、里海、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交接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倘若在这里扶持一个亲美的犹太国家，后者不仅可以为自己提供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能成为后勤保障基地，这是其他任何中东国家都不愿意去做的。今天的中东地图行政区划另外，此时的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了主宰世界局势的重要力量。用发展的眼光看，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介入中东权力格局的重要转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任总统杜鲁门一改罗斯福谨慎的做法，而是更加公开、明确地支持犹太人独立建国。1945年8月，他不仅向英国首相艾德礼施加压力，要求英国允许10万犹太难民迁往巴勒斯坦，还同时宣布“从1945年12月以后的大约一年里，美国允许7767名犹太人迁入美国。”另外，他不仅支持联合国提出的分治计划，还支持巴勒斯坦境内的犹太武装组织进一步扩充自己的队伍。对此，英国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以色列——这个新生的国家，只就其诞生得归功于强权政治的作用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就是在纽约诞生的。”杜鲁门二战结束后，苏联与英美等西方国家，逐渐从盟友转变为了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斯大林在整体上对苏联开拓的“新疆域”比较满意，但一直对高加索以南的边界颇有微词。基于向南扩张的需要，苏联在1945—1947年间，分别就希腊、伊朗、土耳其的边界问题与英美两国展开了激烈较量，结果都没有捞到太多好处。在多次外交受挫的节点上，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的严重危机，成为了苏联外交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原因很简单，“倘若控制了中东，不仅可以控制西方各国工业品生产所赖以生存的石油资源，还能扼住东西方往来的航道，从而能够沉重抑制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秩序扩张。”由此可见，苏联之所以会支持以色列，也是为了达成“冲击英国在中东地区的优势地位”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很快，苏共中央决定“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结盟”，旨在将新生的“犹太国”培植为自己打入中东的一个'楔子'。二战结束后的中东围绕“巴以分治”问题，联合国于1947年5月14日召开专题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时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1909—1989）清晰地表达了“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首先，作为委任统治国的英国已经无力履行维持和平的职责。既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均建立了相互敌对的军事团体，他们的联合仅建立在共同反对英国委任统治这一点上，所以委任统治应当结束。其次，纳粹大屠杀幸存下的众多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仍然在西德和奥地利的集中营中经受着极度贫困。既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够在保障犹太人权利与生存条件方面提供足够的援助；既然仍然生活在集中营的大屠杀幸存者们都表达了他们移居巴勒斯坦的决心，就没有理由不尊重他们的意愿。发言中的安德烈·葛罗米柯（1909—1989）客观地说，这是苏联首次在官方层面明确表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立场。对此，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对此感到惊讶不已。11月26日，即对《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进行表决的前三天，在联合国大会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发言中，葛罗米柯再次重申：巴以分治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苏联的立场绝非是反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一般的阿拉伯国家。相反，苏联认为这个方案不仅符合犹太民族的基本利益，也符合阿拉伯人的基本利益。苏联政府和人民一直保持并继续保持对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抱负的深切同情，包括他们为挣脱最后的殖民枷锁的努力的同情。对《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进行表决的现场值得玩味的是，在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表决前，一位苏联外交官在与一位共同参会的美国犹太人代表的交谈中指出：“斯大林知道以色列将会倒向西方，因为只有西方犹太人能给予他们巨额的资金。”“分治决议”通过后，时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以极其坚定的语气对犹太代办处驻联合国代表阿巴·埃班表示：“苏联十分清楚以色列迟早会倒向西方。”这就预示着，苏共中央早已做出了“新生的犹太国家，迟早会倒向了实力更强的西方阵营当中”的预判。庆祝“独立建国”的以色列青年那么问题来了，苏联为什么依然坚定支持以色列“独立建国”？坦诚说，这本质上是斯大林下的一盘“大棋”。在他看来，基于维护中东秩序的需要，当巴勒斯坦境内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发生激烈争端时，英国大概率会全力支持阿拉伯人；作为对比，基于稳定国内形势与“布局中东”的双重原因，美国大概率会全力支持犹太人。这就意味着，“巴以冲突”不仅是当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英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因此，即便以色列在短时间内背弃了莫斯科，苏联依然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能够见证一场西方阵营内部的大乱斗”。斯大林：一切尽在掌握实际上，斯大林还有着更为长远的考虑。他认为，倘若英国为了维护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就会主动规避与美国发生冲突，其结果就是不得不“背刺”阿拉伯国家。倘若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阿拉伯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寻求苏联的支持。因此，“支持以色列建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通过日后支持阿拉伯人的反英民族运动加以抵消”。一言概之，“尽管苏联心知肚明，支持分治决议会激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的反苏情绪”，但葛罗米柯依然在11月26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信心十足地表示:：苏联代表团始终坚信，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仍然将不止一次的转向莫斯科，期待苏联支援他们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支援他们为摆脱对外国的依附关系的最后残余而做的一切努力。发言中的安德烈·葛罗米柯结合史实看，斯大林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实际上，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已经为苏联与阿拉伯国家在未来的深度合作，提供了潜在的机会。一言概之，“苏联不仅预见到了以色列会很快倒向西方阵营，同时预见到了阿拉伯国家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全面倒向莫斯科”。站在苏联的角度看，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独立建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联合国181号决议”通过后，激起了阿拉伯各国的强烈不满。原因很简单，这个决议存在着严重的“偏袒以色列”的倾向。
前面提到，由多块不相连接的贫瘠土地组装而成的“阿拉伯国”，面积约为11203平方公里，只占到了总面积的43%。作为对比，“犹太国”的面积显然更大，约为14942平方公里，而且占据着当地三分之二的肥沃沿海地带。因此，在本-古里安宣读完《独立宣言》的几乎同一时间，阿拉伯联盟发表官方声明，宣称“将遵照真主的旨意发动圣战，将犹太人赶入地中海”，正式向以色列宣战。次日，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等国分别出动大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开进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了。以色列已经被三面包围不过话说回来，阿拉伯各国联合向以色列开战，真的纯粹是“出于义气”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实情况是，早在二战结束以后，多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都对巴勒斯坦的领土归属问题动起了自己的小心思。因此，这些国家之所以主动以色列宣战，与其是一种战略，倒不如说是一种策略。一方面，他们不希望身边存在一个能够得到欧美国家大力支持且“可能与自己作对”的犹太国家；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美苏两强的合力支持”。一言概之，对以宣战的目的就是想要对世人尤其是本国人民表明，“对于美苏两大霸主主导中东事务的既定事实，自己并不是无条件接受的”。老照片中的阿拉伯联军官兵早在1947年9月，阿拉伯联盟就巴勒斯坦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在经过反复讨论后，各国达成了“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的一致意见。与此同时，连续在巴以问题上吃瘪的英国政府也放出了“需要用战争来决定未来的阿以边界”的口风。表面来看，阿拉伯世界的立场似乎得到了统一。但现实情况是，各国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简单地说，尽管各国都实现了法理上的独立，但境况都不怎么样。因此，大多数国家的参战热情并不算高。更何况，以外约旦为首的多个阿拉伯国家，不仅没有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与自身实力做出正确评估，也严重轻视了以色列的综合实力与以色列人“誓死保卫独立国家”的决心。会议中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代表就拿“盟主”埃及来说，国王法鲁克一世（1920—1965）除了热衷于各种胡作非为之外，对治国理政丝毫提不起兴趣。他不仅一直对民众要求改善民生的呼声无动于衷，还不断向英国出卖国家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反对法鲁克一世的昏庸统治”的政治思潮，悄然在埃及全境蔓延开来。因此，埃及没有必要也不敢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国际事务当中。这就意味着，埃及军队的战斗意志已经打了一定的折扣。法鲁克一世尽管叙利亚“想尽可能多地占领一些巴勒斯坦北部的土地”，但对于一个在1946年才宣告独立的新生国家而言，稳定国内秩序与发展经济才是头等大事。与前者一样，黎巴嫩也是在1946年才摆脱了法国的控制。由此可以推断，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参战热情。伊拉克尽管早在1932年就脱离英国取得了独立地位，不过话说回来，伊拉克的国家命脉一直掌控在英国人的手中。考虑到英国已经在“巴以问题”上做出了巨大让步，因此伊拉克也很难在这一问题上与英国背道而驰。更何况，伊拉克并不与巴勒斯坦接壤，即便战争取胜了也得不到什么实惠。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参战热情同样比较有限。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阿拉伯骑兵与伊拉克一样，沙特也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独立。与前者类似，它的经济命脉一直被美国所牢牢控制。比如在传统的石油工业中，美国资本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额。鉴于美国一直主张犹太人独立建国，因此沙特很难做出“一边倒”的选择，只能在情感上“给予更多的支持”。一言概之，在“群殴”以色列的问题上，真正做好准备的或许只有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1882—1951）。这位野心勃勃的仁兄不仅想将大片划给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据为己有，还想将海法港和内格夫地区等多个”犹太人归属地”收入囊中。但不可否认的是，要想彻底挫败背后有美苏两强暗中撑腰的以色列，单凭他的力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1948年5月10日，阿卜杜拉一世与叙利亚、黎巴嫩等国的代表进行会谈因此，阿拉伯各国一致认为，“只需10天左右的时间，足以将这个国家从地球上抹去”；一些以军将领也指出，“以色列军队根本无法抵挡阿拉伯联军的进攻，全军已处于崩溃边缘”。但得益于美国的从中斡旋，联合国要求双方在6月11日暂时休战，停火时期为4周。身着英式装备的以色列军队休战以后，各地的游击队和民兵组织全部被整编为接受统一指挥的国防军；凡是17岁的男女青年，都要接受两个月的军事训练，服兵役的年龄上限提高到了38岁。很快，以色列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6万人。另外，在美苏两国的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以军的武器装备也有了显著提升。他们不仅装备了法国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还组建了一支摩托化部队，显著提升了机动作战能力；空军战机尽管大多是美军的二战存货，但足以与阿拉伯联军相抗衡了。逐步实现全方位升级的以色列官兵作为对比，尽管阿拉伯联军的兵力有所补充，但一直维持在4.5万余人的规模。另外，遵照联合国决议，英法两国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对联军的武器供应。不得已，他们只能买回了一些一战期间制造的毛瑟枪和质量较差的手榴弹，军队火力出现了显著下降。更为棘手的是，阿拉伯联军已经呈现出了“窝里斗”的态势。比如身为联军总司令的阿卜杜拉一世提出要视察埃及驻巴勒斯坦部队司令部时，遭到了埃及的拒绝。因为在后者看来，“考虑到自己国王还没有访问过前线，倘若阿卜杜拉一世先行视察，是不合时宜的'。休息的阿拉伯联军官兵7月9日，第一次停火期限已到。经过缜密准备的以色列军队率先发起了名为“十天进攻”的军事行动。与前面的惨淡战况截然不同，以色列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夺得了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春风得意的本-古里安甚至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不会满足于这点小小的领土。”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于7月18日再次停火，停火时限为3个月。在这一阶段，以色列不仅购买了百余架战机和十几艘舰船，还进一步扩充了军队人数，总兵力已经超过了9万之众。作为对比，阿拉伯联军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几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参与阅兵的以色列官兵10月15日，以逸待劳的以军单方面撕毁了停火协议，向阿拉伯联军发起总攻击。阿拉伯联军兵败如山倒，以军一度开进了埃及境内。见局势对己不利，英国政府马上向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以色列军队胆敢再度冒进，英国将会根据《英埃条约》，保卫埃及的安全与领土完整”。另外，基于维护英美关系的需要，杜鲁门也要求以色列“立刻停火”。在英美等国的干涉下，以军只得主动撤出西奈半岛。“后来者居上”的以色列空军1949年2月24日，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军队的实际控制线，就是停火线”。不久，以色列先后与外约旦和黎巴嫩签署停战协议，但伊拉克拒绝与以色列进行谈判。7月20日，以色列与叙利亚签订停战协定。至此，历时15个月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在这场战争中，阿拉伯联军死亡约1.5万人，以军死亡约6000余人。战事结束后，除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外，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4/5的土地，合计2万多平方公里，比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面积多了6700多平方公里。基于报复的目的，以色列驱赶了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沦为难民的巴勒斯坦人首先，阿拉伯各国并没有认真备战，动员能力也远远逊色于以色列。前面提到，除了阿卜杜拉一世以外，大多数国家更多的只是想“意思一下”。更何况，无论是单兵作战能力、战斗意志还是作战经验，阿拉伯联军与以军官兵相比都不占优势。战争开启后，阿拉伯联军内部就最高指挥权的归属问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纷争。阿卜杜拉一世固然是名义上的联军最高统帅，但其他国家不可能将军队交给他来指挥。出于制衡的目的，各国又推举“阿拉伯解放军”领导人考克吉为“志愿军总指挥”，这就造成了联军多头指挥、各自为战的局面。其结果就是，“一盘散沙”的阿拉伯联军被以色列人逐一击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以色列官兵说到这儿，或许有人会问了：在双方停战期间，为什么阿拉伯各国普遍选择按兵不动？第一，就像前面一直所说的那样，与以色列交战并不是这些国家的真实意愿，他们不想做出过多的消耗；第二，各国一直对英国抱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英国人能够搞定以色列。因此，联合国主导的停火给了大家一个“体面的台阶”。但在今天看来，他们的想法是幼稚且不符合实际的。昔日的日不落帝国，也变得不再靠谱了其次，阿拉伯各国内部不团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实际上，阿卜杜拉一世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大约旦王国”。因此在第一次停火以后，他就开启了“吞并巴勒斯坦土地”的计划。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极力争取巴勒斯坦当地的名门望族，希望他们能够主动出面，赞成“巴勒斯坦阿拉伯区与外约旦合并”的意见。实际上，按照他的设想，一旦达成上述战略目的，自己完全接受与以色列媾和。阿卜杜拉一世与阿卜杜拉一世一样，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实际上，埃及出兵的动机之一就是占领巴勒斯坦的部分土地。因此在战争爆发后，法鲁克一世居然没收了一批经苏伊士运河运给“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军火。即便阿卜杜拉一世亲自下场交涉，也依然无济于事。后来，当阿卜杜拉一世主动向他提出“合并巴勒斯坦的建议”时，他不仅嗤之以鼻，还极力支持一些由巴勒斯坦人成立的“巴勒斯坦行政管理理事会”，与之大唱反调。法鲁克一世在第一次停火临近结束时，联合国一度要求延长停火期限。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一开始是持赞成态度的。不过，因为忌惮阿卜杜拉一世的扩张，埃及和叙利亚坚持“继续把战争打下去”。在他们看来，“胜利将是唾手可得的事情，只是因为联合国组织强加的停火，才妨碍他们摧毁犹太国。”一言概之，从第一次停火以后，陷入内部纷争的阿拉伯各国，因为对后续的军事行动未能做出充分准备，最终只能吞下全面惨败的苦果。作为对比，得益于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以色列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以色列官兵讽刺的是，从犹太人成功在“应许之地”建立国家开始，他们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就从未停止。
其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与冲突，令约旦河岸满目疮痍，令圣城之下难觅和平。与其说这是五十多年前赎罪日战争的重演，倒不如说是近百年来中东土地上的又一场深重的灾难。以色列前首相梅厄夫人（1898—1978）曾说过，“如果阿拉伯人放下武器，就不会再有战争；如果犹太人放下武器，就不会再有以色列”。而哈马斯的支持者们经常在集会时高喊，“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将被彻底解放”。所谓的河流与海洋，无疑是由约旦河到地中海的一整块土地，也就是说要彻底消灭以色列。梅厄夫人（1898—1978）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哈马斯想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所以现在一定要彻底消灭哈马斯，至于战争造成的平民伤亡也都是哈马斯造成的；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他们曾经想要放下武器，但是并未能换来和平，所以一些人主动选择加入哈马斯继续战斗，一个恶性循环由此延绵不绝。更令人感到扼腕叹息的是，任何停火协议似乎都不会带来持久的和平。在当下的格局中，要想让双方重回谈判桌的愿望，已经变得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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