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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鱼乡、酒乡。 九江这些名片，很多外地人都知道。 但他们不一定知道的是，九江人心底真正引以为豪的骄傲，是这里延续数百年的书香气，是一个叫“儒林乡”的名号。 “九江是儒林之乡。你们以后谁读书好，谁就是家乡的骄傲。”九江烟桥村头斑驳的大树下，面对孩童懵懂的目光，78岁的何忠鹰讲述着古老的传统。几百年来，九江孩童应该都接受过类似的启蒙。 明清时期，社学、私塾、书院、学堂遍布九江各村，兴盛时期社学达28所、书院18所。期间，九江共产生了50多名进士，200多名举人。对于一个镇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佳绩。 在农耕社会，培育读书人，从来都是一项非常奢侈的事情，更不用说培养大批读书人。而在几百年间，九江不是几家几户重视文教，而是成为了大面积的集体行为，且成效斐然。 这种崇文重教之风，究竟是如何在九江形成的、又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九江？
江畔养文气，浩荡数百年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古时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像九江一样，培养出延续数百年的“文气”。】 “以前的人写完字要放进这里烧掉，不能扔地上，如果被人踩到，读书就不聪明了。”何忠鹰指着榕树下的焚字塔说。 焚字塔由青石砖砌成，被大榕树盘根错节地包裹着，早已弃用；而当地人对知识的敬重却通过口口相传的典故留传下来。 烟桥村位于九江西边，仅在清代，这条小村就走出了七八个进士、举人，秀才和武生更是多不胜举。这里还走出了岭南画派先师何丹山、爱国华侨何晃钊等仁人志士。 何忠鹰从懂事起，就从长辈口上听了很多关于读书人的故事。后来，他在村小学从教16年，把同样的理念灌输给学生。在他记忆中，烟桥的小孩读书总是比其他村好一些，有人说与村的风水有关，但他更愿把这归结于数百年的家风传承。 在焚字塔旁，一排排旗杆夹屹立数百年，像一面面骄傲的旗帜。古时科举考试，村里有人取得功名，就会在自家门外左右两边竖上旗杆。 这些旗杆夹自何忠鹰记事起就立在这里，抚摸着上面镌刻的字，他仿佛打开了一本厚重的历史书。 “在众多旗杆夹中，这块的主人对烟桥的影响最大。”何忠鹰指着当中最高的一块说，上面刻有“嘉庆庚辰科会试中式十六名，钦点为兵部主政”字样，它的主人正是员外郎何文绮。 1820年，41岁的何文绮成为烟桥首位进士，创造了历史。但他能够备受村民敬仰和爱戴，更重要的是他以造福桑梓为己任，给烟桥留下很多宝贵的遗产。
据记载，为了敦教乡人，何文绮出钱出力重建、维修祖祠，修建“方严书舍”，敦品励学。在何文绮的感染下，“一入烟桥，必行正道”成为烟桥村民恪守的“村训”。 由“烟桥正道”引伸出的“正道文化”深深植根于乡土，激励着一代代烟桥后人通过读书明理，实现“行正道、干正事、做正人”。 而烟桥人对于读书的热爱，有着更悠久的传统。在何氏六世祖祠的墙上，记载着一批书院的兴建：1738年在大巷口东南方建“烟桥书院”，1823年何文绮建“方严书舍”，1847年在芳草园左方建“诒燕书室”，1870年重修“方严书舍”，1902年在烟桥南方建“星桥书舍”……“距樵麓十里以南，有乡贤、有画师，胜地英豪齐鹊起；计男丁六百余口，若举人、若进士，秀才文武更蝉联。”对于这段历史，村中一副对联进行了生动描述。 在历史长河中，烟桥背后的九江文气更加鼎盛。据《南海市九江镇志》记载，自明代以来，生活日渐殷实的九江人掀起了一股读书的热潮。明清时期，社学、私塾、书院、学堂遍布九江各村，兴盛时期社学达28所、书院18所，在整个南海县乃至整个广东省位居前列。 在这期间，九江共产生了50多名进士，200多名举人。如果说南海是明清时期南粤大地 “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那么九江则是这个“人文之邦”的一颗明珠。“儒林乡”的美誉远近闻名。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古时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像九江一样，培养出延续数百年的“文气”。
乡贤育种苗，蔚然已成林 【九江的乡贤文化与儒林文化一脉相承。桑园围独特的运作方式，推动九江形成了精英化治理。一批能人通过科举制度致仕，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形成乡贤群体。】 今天，站在九江的土地上，仍可以想像当年那几十处私塾传出的琅琅读书声，几百年长盛不衰，代代沿习，成为九江人重要的精神源流。 关于九江“儒林乡”的由来，一般认为是明景泰元年代宗皇帝赐九江乡为儒林乡。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一个偏于一隅的小镇，却能有如此盛誉，九江人读书的劲头来自哪里？ 答案藏在历史更深处。 两个关键词，桑园围与乡贤。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王裕华在研究传统中国国家发展的社会起源时认为，宋代以降，科举制度的普及拓宽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让偏远地区的人也有了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带动了社会精英群体的崛起，促进了乡土自治。 九江正是这种乡土自治的典型。身处两条大江之间的九江，因桑园围合围防洪而生，因围垦灌溉而盛，由此形成了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乡治模式，促进了乡贤文化的形成。 在九江的乡贤群体中，明嘉靖进士陈万言的故事颇为典型。他情系桑梓热心公益，创建了九江大墟的前身良村墟，修筑东方围、惠民窦等水利设施，惠泽一方。 历史滚滚向前，正是在一代代乡贤的推动下，九江得以从一片河滩地，成为繁盛一时的商贸重镇。在后人编撰的《广州乡贤传》中，明代九江就有陈良珍、陈万言、黄重、朱让、关骥、曾应珪、关季益、曾仕鉴、卢龙云等多位乡贤，数量之多，甚为少见。 作为土生土长的九江人，陈品良一直热衷于挖掘九江历史文化，在他看来，九江的乡贤文化与儒林文化一脉相承，都是九江人精神深处的根基。 近年一位年近古稀的湛江乡亲回九江寻根，陈品良惊奇地发现，这位乡亲仍能清晰完整地用九江话道出陈万言“再世姻缘”等小故事。这让陈品良意识到，乡贤对于九江人共同意识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九江乡贤、家族，本身又深具崇文重教之风。 宋代以降，随着宋室南迁、偏安临安，北方士民出现集团性南移，他们大部分经由南雄珠玑巷，散布到珠三角各地，从此落地生根。其中，来到九江的先民就不乏名门之后，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生产力，也带来了诗书传家的文化传承。 以朱氏为例，其入粤始祖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六世孙朱文焕，子孙后代薪火相传，以先祖的道德文章为荣，为岭南文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九江分支在明清时代人才辈出，共出过两位进士，17位举人，明有进士朱让、朱实莲，著名书法家朱完，清有岭南大儒朱次琦，引领风骚数百年。 关氏是九江另一大姓，其先祖可追溯到山西运城关羽之后。800年前，关氏先祖从山西运城，穿梅关古道，踏足南粤珠玑；又逢乱世，族人沿江河逐水，在九江破排角登岸扎根，繁衍生息。 在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上西村关树德堂，挂着一幅祖训：“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读好书”排在第一位，成为关氏一族数百年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
这些北方士民扎根当地，为九江播下来了读书的种子，与九江特有的乡贤氛围紧密结合，形成了儒林乡的地基。 据《九江儒林乡志》记载，九江乡自宋咸淳间始渐有田庐，至明二百七十余年间，乃大为发展，人才士绅辈出。他们进则为官，为社稷贡献，退则为绅，建设地方、教化乡土。 总结这段历史，在九江，基于桑园围的独特发展方式，推动了九江的精英化治理，一批能人通过科举制度致仕，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形成乡贤群体。而乡贤又通过书院讲学、敬宗收族、创建乡约等方式，推动移风易俗、重视工商，一步步构建和完善社会秩序。 儒林乡这个地名，就是对这群士绅的尊崇和纪念，也是九江这片土地精神和价值的最佳体现。 自明中叶起，珠三角海洋贸易日渐兴盛，不断加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九江得江河之便，本地商人很早就远赴异国他乡从商，九江也因此成为东西方思潮交汇、新思想孕育之地。 十九世纪上半叶，被后世称为“九江先生”的朱次琦横空出世，把九江的儒林文化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成为儒林乡的又一个里程碑式人物。 当时，辞官后的朱次琦在九江开设礼山草堂，开创九江学派，倡导“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其弟子遍及两广，成为岭南学界的一座丰碑，也为儒林乡的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饱学为致用，热血当报国 【从陈万言到陈子壮，从何文绮到朱次琦、李卓峰，一代代九江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舍身报国，铸造了一座座历史丰碑。】 在烟桥村头，有一棵上百年历史的“国事榕”。 和一般榕树不同，古榕树通过分枝和气根引种到地上，先后孕育出十棵新榕树，每棵树上都记录着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烟桥村民通过这种原始的“结绳记事”方法，把浩荡历史融入到集体记忆中。 一树成林风景好，榕怀国事志气高。在悠悠岁月中，九江读书人不仅情系桑梓，更像“国事榕”一样，始终胸怀天下。
虽然偏居一隅，但这赋予了九江人更为开阔的视野，以实用主义为准绳，践行经世致用之学，在数百年的风云际会中，几乎都能看到九江人勇立潮头的身影。 在明代，陈万言任提刑按察司副使时巡察福建，正值倭寇来犯猖獗，他和福建抚台汪道昆一同推举总兵官戚继光为抗倭将军，荡平倭寇。陈万言、汪道昆和戚继光因此成为莫逆之交，他们铸造三剑，各人收藏一把为日后会合之券，留下“三剑合一”的佳话。 及至明朝灭亡，清兵大举南下，九江探花陈子壮坚持民族气节，积极捐资募兵，他和表弟朱实莲等人以九江为基地组织义军，联合顺德陈邦彦、东莞张家玉等人合力抗御清兵，事败后，陈子壮、朱实莲壮烈就义。陈子壮也与陈邦彦、张家玉被誉为明末“广东三忠”。 历史轮回惊人相似。晚清时期，面对鸦片带来的遗害，林则徐力主销烟，在广州讲学的何文绮对此给予大力支持。 当时，随着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被革职，何文绮万分义愤，他激励门人严密守御，鼓励乡团弥补官军之不足，民心所向，共同御敌，在广州三元里成功伏击英军，随后却遭到清政府镇压。何文绮愤懑地写下十八道诗，“不废一钱兵亦足，飞将军在复何如”。 在时局变幻中，九江人从未放弃经世报国的理想。 就在何文绮力主抗英的数年后，他的学生朱次琦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历史走向。朱九江的治学以明理达用为主，以经世救民为归。 “读书以明理……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九江实学对他的学生康有为有着深刻影响，成为后来康梁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之一，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性转变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在朱次琦逝世的同年，他的17岁老乡李卓峰弃学从商，侨居越南创办棉花厂，寻找另一条救国之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到越南进行革命活动，李卓峰捐资达数万元，孙中山给予债票，李卓峰付之一炬。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李卓峰又捐集军费50余万元为革命应急之用，他因此获孙中山大总统颁发“为国宣劳，深资得力，奕代后民，永多厥义”的优等旌义状。 数百年沧桑变化，从陈万言到陈子壮，从何文绮到朱次琦、李卓峰，正是一代代九江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舍身报国，铸造了一座座历史丰碑。 如今，先贤已经远去，但走在九江大地上，仍能听到历史的回声，他们为后人留下的丰富遗产，至今仍激励着一代代人。 历经风雨洗礼，烟桥村如今仍保存着大量的清代建筑群，规划严整、肌理尚存。行走深巷，岭南水乡烟火气宁静地隐匿于繁闹都市中。
作为古村的志愿导赏员，每次有游客来，何忠鹰都会向他们介绍古村历史，从何氏祖祠到烟桥正道，从旗杆夹到何文绮。在他的讲解下，500多年村史浓缩成一个个典故，在悠悠岁月中历久弥新，具象化为村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立于村头的“国事榕”，古老而弥坚，苍劲且隐忍，独立自信，充满活力，它扎下的庞大根须，成为历史的见证。新的根须被一块红布小心翼翼地包裹，静静等待着。 【出品方】九江镇宣传文体旅游办公室 南方+南海频道 【统筹】赵越 孙景锋 【撰文】孙景锋 孙景锋 摄（除署名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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