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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神来之作!用上帝视角都打不赢的战役

 闲情偶寄1968 2024-06-24 发布于江苏

“四渡赤水是我知道的难度最高的战役,可以说是用上帝视角都打不赢的一场战役。但毛泽东却用中国的《孙子兵法》,打赢了这场战役,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随身带着一本《孙子兵法》的原因。”

上面这段话,美国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海湾战争期间担任多国部队总司令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在回忆录里说的。这位绰号“暴风雨诺曼”的美国四星上将,一直对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敬佩不已。

据说施瓦茨科普夫在美国西点军校学习期间,曾多次与同学们利用沙盘推演“四渡赤水”这一战役,试图找出毛泽东在这场战役中指挥上的破绽。但找到最后,这些美国军中精英们也只能一致承认: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天衣无缝,精妙绝伦,即便对手开了上帝视角,也不可能打赢这场战役。

一、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向全军发布了《渡江的作战计划》,明确指出红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全川。

根据《渡江的作战计划》,红军分路向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进军,准备在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红 1 军团,于 25 日占领了川黔边重镇土城,随后向北面的赤水县城进军。

1月27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红 3、5 军团,歼灭川军郭勋祺部,夺取赤水城。没想到郭勋祺部拼死顽抗,战斗异常激烈,红军伤亡极大,且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

面对如此紧迫的局面,毛泽东提出:原定从赤水北上,在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红军应该果断地调整进军方向,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彻底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向古蔺南部推进,寻机北渡长江。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立即撤出战斗,于29 日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带前进,及时摆脱了险境。此为“一渡赤水”。

红军进入川南后,川军首领刘湘十分紧张,一边全力加强长江沿岸防务,一边下令主力向川南尾追截击。为避免不必要损失,毛泽东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军追敌,改向川滇边的云南扎西集中。

2 月 8日,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红军及时渡过赤水,摆脱了尾追之敌,甩掉了笨重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的意见是:“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他说: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到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

二、

红军重返黔北,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当时敌人的重兵都集中在长江两岸和云南扎西周围,黔北只有战斗力较弱的王家烈部分黔军。于是蒋介石急忙赶到遵义,让王家烈部在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的娄山关阻击红军,同时命令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从贵阳向遵义前进,增援王家烈。

2 月 24 日,红 1 军团占领桐梓后,毛泽东向彭德怀和林彪发报,要求他们“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赤化黔北。”

经过两天的激战,红军终于占领了娄山关,并乘胜一举拿 下了遵义,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官兵的士气。《红星报》在社论中称:“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扩大会议对于李德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这说明了,有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领导,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的敌人。”

红军拿下遵义后,蒋介石决定以堡垒主义结合重点进攻,实行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中的一些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提议进攻黔军王家烈部盘据的打鼓新场。毛泽东一气之下,辞去了红军总政委一职。

为了不让红军遭受巨大损失,毛泽东又连夜找到周恩来,向周恩来解释了为什么不能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并取得了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革军委终于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

多年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忆及此事:“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坚持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原因,是为了避免我军被敌人牢牢所吸引在这里,让敌周浑元部完成对红军的包围,无法转移。而在当时的局面下,红军如何实现转移才是毛泽东思考的重点。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红军各部立即撤出战斗,向赤水河上游转移。3 月 16 日 ,中革军委发布了三渡赤水的行动命令,红军在茅台镇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

三、

红军三渡赤水,让蒋介石断定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一次是要渡过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因而蒋介石发出了让中央军、滇军和川军再次向川南集中,“聚歼”中央红军于古蔺地区的电令,并叫嚣“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毛泽东决心走一步险棋:从敌军云集的地方渡过赤水河,以达到出敌不意的效果。

3 月 21 日—22 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做出一股夺取贵阳,东进湖南与红2、6军团会师的态势。

蒋介石果然中计,做出了“红军必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出湘西”的判断,并急调滇军和中央军向贵阳周围集中,准备在北盘江中游一带围歼红军。没想到毛泽东却指挥红军从下游渡过北盘江,经黔西南进入了云南,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地区,使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于贵州的计划成了泡影。

从上帝视角来看,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每次渡河的情况、目的各不相同。一渡赤水是因土城之战失利使北上渡江方针遭受挫折,而不得不西渡以避川军锋芒;二渡赤水则是在蒋介石驱动各路敌军向川南集结,企图围歼红军的情况下,红军主动跳出包围,进入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三渡、四渡赤水则是虚实相间的两个步骤:三渡是“虚”,意在调动敌人;四渡是“实”,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把追堵之敌甩在身后,从而获得真正的主动。

“四渡赤水”,体现出了毛泽东无与伦比的指挥艺术,让红军完成了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化。在土城之战失利后,是毛泽东提出红军回师东进、重占遵义的方针,亲自部署和指挥娄山关战斗和二占遵义。接头力排众议,率领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实现了调动滇军的目的,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创造了条件。

从第一次到第四次渡赤水,历时53 天,毛泽东指挥红军不断变换作战方向,纵横往还于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穿插迂回于赤水河两岸,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紧密衔接,环环相扣,共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充分体现了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最终甩开了敌人 40 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的那样:“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新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需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处处挨打,疲于奔命。”

四、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也是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神来之笔 。其中充满了多与少、弱与强、虚与实、奇与正、主动与被动、运动战与阵地战等辩证关系,因此一直被许多国家的军事院校选为必学之课。

“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深谙孙子兵法的精要,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水之形“遇虚则实,遇实则虚”与兵势暗合的兵家之妙。

《孙子兵法》中有一句名言:“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而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兵形象水”的原则,用兵让人感到虚虚实实,变化无穷。因为“四渡赤水”总战略目标并不是事先预定好的,而是在“敌变我变”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孙子兵法》“虚实”之法的妙用。

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不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也不被原定计划所束缚,能够随时根据敌情变化和战场态势发展作调整,通过主动行动来调动敌人,让敌人跟着红军兜圈子。红军则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利用敌人围堵的破绽,最终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并非党中央一开始就设计好的。一渡赤水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还有二渡,二渡赤水时更没有想到要三渡和四渡,或者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才知道,红军三渡赤水是故意佯动,目的是要造成敌军的误判,还要四渡赤水来回调动和甩掉敌人。

在短短的五十多天里,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变化,先后七次改变和调整行军方向、作战计划。第一次是1月底土城战斗失利时,主动撤出,迅速一渡赤水;第二次是2月初攻占叙永城未果后,让红军到云南扎西集结;第三次是扎西会议后,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第四次是停止攻取打鼓新场,从茅台三渡赤水;第五次佯攻古蔺县城,四渡赤水;第六次是南渡乌江,奔袭贵阳;第七次是成功调出滇军后,红军转而向西,兵锋直指云南。

毛泽东深谙“兵者,诡道也”,通过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虚虚实实的行动,让蒋介石在完全找不着头脑,在排兵布阵时处处被动,使一直被围追堵截的中央红军一举实现了攻守易势,成功化被动为主动,最终得以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

毛泽东曾在扎西会议发言中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军事行动,“我军的作战路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去……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消灭敌人”。

毛泽东的这个发言,绝对是对《孙子兵法》“夫兵形象水,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具体实践。不仅是毛对《孙子兵法》的传承和运用,更是对《孙子兵法》的发展。

五、

在毛泽东之前,很多古代军事家也研究过《孙子兵法》。但他们对《孙子兵法》“虚实”的理解,一般都停留在“虚实”是对立的,又是相互包含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一点上,对二者同时又是“相即”的这一点认识并不深刻。而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特别是从调动敌方的主动性来看,对《孙子兵法》“虚实相即”之妙的领悟,已经完全超越了古人。

据聂帅回忆,在二渡赤水前,少数红军指战员对二渡赤水,回头返黔的决策不理解,不明白辛辛苦苦才打过来,为何又要原路打回去。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毛泽东发出告全体指战员书:“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也让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们,对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产生了由衷敬佩。彭德怀曾说:“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于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的。”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称自己之前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没读过《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却善于从实践中去理解和发挥《孙子兵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借鉴、发挥、活用了前人智慧的结果。

《孙子兵法》云:“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遵义会议后,重新回到党和红军主要领导岗位的毛泽东,以驾驭复杂战局的卓越才能和出神入化、变幻莫测的指挥艺术,制敌而不制于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一举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保存了党和红军的中坚力量,成功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四渡赤水”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也是世界各国军事家们永远也研究不完的经典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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