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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案之难 （一）时代背景 1989年，国内的物价飞涨，经济受困，社会风气也令人触目惊心。经济问题逐渐体现为社会问题，各地不得不投入大量警力进行维稳。而郑州地处全国交通要冲，本来警力就不足。派出的北上抓捕分队，还正赶上特殊历史时期，被困在北京，根本不能出门，最后只能从徐州绕道而行。 （二）缺少经费 郑州专案组的工作条件异常艰难，特别是缺少经费，公安部仅拨给了两万元。 他们的办公地点是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收审所外的临时小平房，不通公共汽车，离火车站将近十公里远。因为没有专项经费，专案组和收审所一直在办公场所、食堂补助、打扫卫生等问题上颇有矛盾。 交通靠一辆三轮摩托车，每季度仅三十升汽油。本局侦查员骑自己的自行车或者以11路通勤，外局的同事就难以接送了。不得已之下，专案组成员甚至还去偷收审所车上的油来用。通讯费也没有，常常只能借用免费的铁路长途电话，而紧急情况下只有让侦查员自掏腰包了。至于办公经费更是没有，外出抓人、查案、取证等开支举步维艰，更不要提招待出差来郑州的外局同事了，无论是安排回去的列车，还是游览少林寺等都办不到。 在专案取得了重大进展后，王仲刚才从老领导那里支援了一层办公楼，又找顶头上司申请配属了一辆吉普车，总算极大地改善了办公条件。铁道部公安局在资金十分紧张的状况下，压缩了机关办公费用开支，拨出两万元专款给“5・10”郑州专案组，作为办案费用。 相比而言，上海市公安局给专案组提供了优厚的条件：抽调分局精英几十人，拨付几十万经费，配备三辆专属用车。不仅财力支持充分，地方通力配合，舆论宣传也很到位。每抓一个人，每取得一定进展，他们的成果都会在地方和中央媒体上大力宣传报道。这对鼓舞士气、社会认可的效果都非常显著。 （三）力有不逮 1，抓捕之难 当时在铁路上的流窜犯都非常狡猾，到处流动作案。一旦风声不对，就逃之夭夭。他们与地方关系紧密，不仅有人通风报信，还可能鼓动当地群众阻挠抓捕。所以，抓捕组还要在大批警察和武警的支援下，才能带着流窜犯安全撤退。 2，转运的风险 抓捕之后也不轻松，在转运的列车上，流窜犯仍可能逃跑，甚至有十几个伴行的同伙时刻准备伺机接应。这种局面连乘警都紧张起来了，抓捕组的两位成员也彻夜未眠，一面使用特殊的手铐锁牢，一面靠猜拳弹额头的方式保持清醒，直到抵达郑州站。 3，审问之难 “南下铁道袭击队”大多是一些流窜惯犯、江洋大盗、亡命车匪，很难对付，他们宁可把牢底坐穿也拒不招供。其中的一个头目赵喜贵还善于学习和钻研，总结了不少盗抢的技巧心得，法律理论及实践，应对审讯的策略等材料，准备将来写成一本著作，流传后世。 二、办案之法 （一）线人的重要性 1，发展线人 办理如此一个全国性的大案，千头万绪，该如何开展工作，王仲刚主要紧抓两条线： 一是整理已有的情报。一方面审查在押人犯，深挖与大案有关的情报线索，另一方面在各地广泛进行重大案件的立案和登记，积累丰富的证据，为未来定案做准备。 二是多方发展线人。不仅发展与犯罪分子有接触的票贩子、旅店服务员、情人，也争取抓获的人犯，更激进的做法是让自己的线人潜入犯罪团伙，这样就可以从多方位获取其动向信息。 2，成为线人的条件 线人的选择标准有以下三个： 一是应能与这些盗匪频繁接触； 二是愿意为专案组工作。已犯罪的必须认罪悔罪，这是一切的前提； 三是能够被警方有效控制，警方不仅手中有他们的把柄，而且掌握其家庭住址等信息，以便在必要时尽快抓捕。 3，照顾线人 线人是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工作，王仲刚特意给予他们必要的照顾。他给患严重气管炎的线人提供每天十块钱的补助，看病可报销，而且优先治病，不着急开始工作。如果线人掌握关键线索，提出要求重奖，也允诺破案后奖励现金不少于两千元。这些点滴细节大大地增强了线人的忠诚度和信心，有力地推动了案件的侦破进度。 （二）分析人性 王仲刚已从警近二十年，有丰富的刑侦经验，善于从细节入手，以足智多谋见长，尤其善于分析人性。 1，生理需要 他总结出一个规律，流窜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需要女人。只要盯紧车站附近的旅店，城市中的高级宾馆、饭店、舞厅、美发厅，自然可以发现他们的踪迹。 2，佳节团圆 流窜犯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一到佳节来临，他们更加渴望回家团圆，而这也正是抓捕的最好时机。龙头案件“3・20”案的主犯在中秋节期间回家，就被守候的抓捕小组逮个正着。 3，欲擒故纵 有时，这些流窜犯得到风声，执意长期蛰伏，让在当地执行抓捕任务的小组一无所获。王仲刚就让抓捕组欲擒故纵，大张旗鼓地与当地公安依依惜别，摆出一幅打道回府的样子，实则悄悄潜伏。等流窜犯觉得安全了，再次露面，就被立刻包围而无法遁形了。 （三）审问的艺术 除了从事警察的本行，王仲刚还喜欢写作，被誉为“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曾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风流警察亡命匪》。正是他的文艺气质，反而给之后的嫌疑人审问提供了特别的优势。 1，放下戒心 王仲刚的年纪不大，主持专案组时才三十多岁，一副白面书生的形象。为了让这些老油条放下戒心，他审问时一般会绕很大弯子，先唠家常，东拉西扯，和审讯对象建立起一种轻松的环境氛围，减少敌对情绪。 更是会通过打开手铐，递香烟等方式，使受审者的身体放松，进而延伸到意识的放松。 2，迂回作战 当然，还是有很多惯犯态度死硬，绝不肯交待，一味正面强攻则收效甚微。王仲刚就采取迂回作战的策略，找来他们的情人、妈妈、女儿，从其心理的弱点切入，一举击破防线。 3，宽严处理大会 王仲刚在攻心术上最厉害的一招莫过于宽严处理大会。 在收审所召开的大会上，他宣布从严和从宽处理的人犯。此举既灭了犯罪嫌疑人的威风，也让检举有功者现身说法，劝导其他人放弃继续顽抗，引得会场上下哭声一片。会后各个监号又开展讨论会，每个人都必须发言。举办这样一场大会的效果出奇的好，先后有十一个在押犯主动交代作案二十多件。 三、对专案的回顾 从三十年前的艰难办案经历，也可以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入原因。 （一）经济 铁路犯罪猖獗既有历史原因，又受限于人员流动大，地理范围广，难以有效予以打击，不容忽视的还有当时的经济困境。像匪首藏身的齐齐哈尔，本来有一家国营华安机械厂，曾在两伊战争的需求带动下，创造了非常好的效益。但随着战争结束，国民经济的调整，工厂衰败了，工人大量失业，其中的一些人就在南下列车上抢劫盗窃。 经济的不景气不仅可能提高犯罪率，警方也缺乏足够的资源进行应对，像专案组连基本的办公场所、费用都难以保障。可见，发展经济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安定生活的依托。 （二）精神文明 同时，也应注意到当时社会风气不正，拜金主义流行。 自九十年代初东欧巨变以来，传统信仰受到了巨大冲击。在迷失之中，很多人开始崇拜金钱，认为只要有钱就有一切，哪管什么伦理、道德和正义。那些流窜犯对家人、情人都很豪爽，不惜一掷千金，购置了住房、轿车，享受着远超普通人的奢侈生活。而这样劫匪强盗却被看作是好人，多少美女与之保持不正当关系，还美其名曰“谈恋爱”，哪里有与多人一起谈的恋爱？！还有心甘情愿给他们生孩子的，哪怕没有名分。在警方查证时，她们还拒不配合，仍试图窝藏赃款赃物。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坏人在做好事。看到列车上的有钱人欺负贫穷的大爷，一个叫“刺毛”的盗贼挺身而出，主动拿钱给虚弱的大爷买吃的。侦查员知道他是偷了钱，但也救了人，就当场放他走了。事后，王仲刚没有处分侦查员，反而肯定了“刺毛”救助贫弱的品德，这是社会风气清正所需要的正义感。当然，“刺毛”应该承担的相应刑事和法律责任是不可免除的，这才是一分为二的完整看法。 （三）法制 在办案之中，也处处可见当时法制建设的不足。 书中多次出现当地群众因为法制观念淡薄，不但不主动为警方提供线索，反而群起阻挠抓捕。而在铁路公安机关内部也有不少问题。考虑到考核、升迁以及奖金的关系，人为压低了发案率，造成案情证据和材料的不足。专案组有一位成员就嫌办案条件太差，影响自己在列车上大搞创收，竟然中途离开了。更有甚者，一个只有几十名民警的看守所，就有八个民警与收审的流窜犯勾结，为之收发消息、提供烟酒。当时最后的处理也不过是全部调离公安队伍，转到铁路生产单位当工人。如果是今天，这种合谋肯定是要严惩的。 铁路公安本身也有与生俱来的局限。在当时，铁路部门出钱养着全国七万多民警，只是把公安当成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附属单位。铁路民警连独立的值班室都没有，吃饭和住宿也只能凑合。所以，铁路看不起铁路公安，铁路工人看不起铁路民警，连带着流窜犯也看不起铁路民警。这也难怪身陷囹圄的惯犯们有恃无恐，根本不交待案情，更试图威胁专案组成员家人的安全，甚至谋划劫狱。 即便如此，郑州专案组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辗转二十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最终破获了一百一十二起重大、特大盗窃、抢劫案件，摧毁了所谓的“南下铁道袭击队”，其中十七名案犯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次行动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铁路运行的稳定秩序，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捍卫了铁路卫士的尊严与荣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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