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施西瓜碑，在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城东舞阳坝街道周家河村，为南宋末年专题记载当地西瓜种植之事的磨崖石刻，是我国农业史、世界西瓜史的重要遗迹（网络图片） 首先需要介绍的是袁翔先生所据碑刻与文献资料。应是其论文发表时的篇幅限制，相关出处交代不够充分，为了论述的需要，笔者按通行学术规范细加引示，并就笔者的检索与解读作些补充和说明： （一）重庆合川钓鱼城镇西门南侧摩崖石刻 该碑刻文字残缺： 这一碑刻未见有文物考古报告与图版发表，笔者仅见民革重庆市合川区工作委员会编著的《天下合川》一书介绍：“镇西门旁石壁残存有一面长1.28米，宽1.45米的磨崖题刻，残存楷书7行，共44字。从残文可推断，这是记述宋咸淳元年（1265年）总统戍合军马的秦琳奉利东路安抚使张珏之命，派遣精锐夜袭广安大良城，并一举攻破虎啸城的纪事碑。”[6] 此处文字据胡宁、高新雨《宋蒙战争中的大良城与虎啸城》一文所引，圆括号注单字、省略号与分行斜线均为该文原有，圆括号括注的单字为该文作者释读拟字，应是并不确定而以括号表示，其他断句标点则为笔者所加，总字数超过《天下合川》所说44字。其中有些文字或释读有误，如“若军若”即不知所言。胡、高论文接着叙其性质：“这是刊刻于钓鱼城镇西门南侧的一幅磨崖题刻。由此题刻可知咸淳二年( 1266) 底，身任总统戍合军马的秦琳和钓鱼城守将张珏第二次收复大良城。”所说时间与《天下合川》不同，两者都认为是南宋咸淳初年钓鱼城一线宋军抗元守卫战的相关记载，碑文应刻于咸淳三年（1267）。电话咨询袁翔先生，袁先生称其所见也为此处所示出处。碑文末署作者“朐山秦琳”，碑文中单称“琳”字即是，朐山人，所说“总统戍合军马”是实际职掌，前面应另有正式官衔。  重庆合川钓鱼城遗址，为南宋末年宋蒙军队重要的攻防战场所在地，有许多相关的石刻遗迹（网络图片） （二）关于宋末秦琳的文献资料 西瓜碑正文记“郡守秦将军”，末署“朐山秦£伯玉谨记”，通常被认为是同一人。袁翔先生认为，上述重庆合川钓鱼城镇西门南侧摩崖石刻文末署“朐山秦琳谨记”，与西瓜碑署名相仿，两碑作者应是同一人。因而进一步搜罗有关同时秦琳的信息，得到这样一些。 1、元佚名《宋史全文》： 《宋史全文》是一部编年体宋史，作者不明，应生活于宋元之交。该书理宗部分的内容多较《宋季三朝政要》、《宋史》理宗本纪详细，是该书史料价值最为突出部分。此条记载《宋季三朝政要》、《宋史》理宗本纪与《宋会要辑稿》均未见，是说有来自金河南地区的八人在抗击金元富有战功，而被归编到淮南军中。这是迄今各类宋史文献中几乎唯一关于宋末姓名秦琳者的正面记载。 2、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有关资料 元程文（号黟南）《贞白先生郑公千龄行状》： 这是袁先生主要引用的资料。《新安文献志》是弘治年间程敏政编辑的徽州文献总集。郑千龄，徽州歙县人，元末徽州著名理学家郑玉的父亲，曾任徽州休宁县令，以操守、政声闻。 行状的作者程文，字以文，徽州婺源人，生活于元朝中期。行状叙及郑千龄父亲郑安事迹较详。郑安，字子宁。行状称其曾在淮南制置使或安抚使即所谓“淮帅”秦琳麾下，得秦琳赏识，授其符离县尉一职，郑安未赴。后因劝止南下元军首领屠城，使县民免遭灭顶之灾，遂为歙县令，盛得邑人崇敬。此行状也见于明嘉靖间郑氏后裔郑烛《济美录》。 3、明嘉靖郑烛《济美录》有关秦琳资料 郑烛乃郑安裔孙，所编《济美录》成书于明嘉靖年间，时间晚于《新安文献志》。该书“录其祖元歙县令郑安、休宁令郑千龄、征授翰林待制郑玉、歙县令郑琏国史、郡志诸传及制诰、公牒、志状之属，人为一卷”[9]。涉及郑安事迹的，除上述程文《贞白先生郑公千龄行状》外，还有以下两种更值得注意。 （1）元洪焱祖《新安后续志》 元洪焱祖（1268-1329）《郡志闻见纪》： 此应为洪氏所编《新安后续志》中闻见杂记部分的内容。洪氏《新安后续志》编成于元延祐（1314-1320）年间，从时间上说，应是出现最早的郑安生平记载，较之郑千龄行状有了一些新的内容。袁先生未见引用。 （2）元揭傒斯《歙令郑君墓道之碑》： 《济美录》第一卷收有元揭傒斯（1274-1344）撰、程大本书、虞集篆《歙令郑君墓道之碑》，乃郑安的墓碑，专记郑安生平，与淮帅秦琳有关内容要比程文行状稍详： 此条资料也见于袁氏引用。但该墓碑文不见于揭傒斯本集，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编集在先，也未见收录，或出于《济美录》编者郑烛托名夸耀祖先。  （三）关于宋咸淳施州知州张朝宝、张宝臣的资料 有关咸淳年间施州知州张朝宝（张宝臣）的记载主要见于施州地方，多被今人视为西瓜碑所说“郡守秦将军”的前任。此人或又名张宝臣，《宋史》度宗本纪有相关记载。 1、恩施地方相关资料 （1）民国郑元禧《施州考古录》： 袁翔先生给笔者提供的今实地摩崖石刻图片文字正是三行，内容稍异：“大宋咸淳丙寅季冬，郡守张朝宝平削崄巉，拓砌此路，以便行役。”显然，《施州考古录》记载有误。 （2）《（同治）恩施县志》： 《（同治）增修施南府志》记载完全相同[14]。所载张宝臣，论者多认为应即张朝宝，宝臣或为其表字。 2、《宋史》度宗本纪有关信息 《宋史》度宗本纪： 度宗本纪这两条记载，刘启振、袁翔先生均见引用，都认为所说张朝宝与施州地方文献和碑刻所说知州张朝宝、张宝臣为一人，由施州移任四川。拙作《恩施西瓜碑文字释读与瓜史意义考论》认为，知州是文秩官员，地位较高，而改任安西军都统，再任四川制司下镇抚使，且所管都是军需之事，纯然军职，级别也只是中层，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两处所载应非一人。但考虑到宋末重庆府与夔州路方向抗元事紧，如此异常授官也非全无可能。好在两处张朝宝是否为一人，对西瓜碑事主“郡守秦将军”以及西瓜碑作者“秦£伯玉”的考证并不关键，笔者认为各信其是，不必强辨其是非。  正是上述这些材料，主要是涉及秦琳的内容，为西瓜碑文所涉人物的解读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 （一）袁翔先生的主要观点 根据上述材料，袁先生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中作出如下论断： 1、“接替张朝宝任施州郡守的就是合州钓鱼城总统戍合军马的秦琳”，也即西瓜碑文所说“郡守秦将军”是秦琳，而撰写西瓜碑文的“秦伯玉和秦琳应为一人，琳为名，伯玉为字”。 2、“秦琳曾官至南宋两淮制置使，故称 '淮帅’、'淮阃’。” 3、“庚子嘉熙（即嘉熙四年）北游带回回回瓜，一定是对秦琳个人有着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秦琳“具备使北或者随行条件，正是因为这次使北，秦琳才能在返宋时将北方蒙古高原的回回瓜种带回”。“咸淳五年，秦琳从合州钓鱼城调任施州郡守后，又在施州柳州城以及施州全郡种植推广'回回瓜’等西瓜品种。”[17] （二）笔者的思考与辨正 袁先生的论述主要见于上述引用的期刊论文，同时还在互联网上发表《南宋石刻“西瓜碑”与种瓜人的名和事儿》一文，提供了更详细的论述[18]。笔者综合其两文的观点，相应谈谈自己的看法： 1、宋末秦琳应非“淮帅” 所谓南宋末年“淮帅”“淮阃”秦琳仅见于元以来歙县郑安相关生平事迹的记叙中，并不可靠。“淮帅”“淮阃”指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制置使或淮东淮西制置使，统管淮东、淮西或两淮的军政事务，是两路制置司的首长、主帅。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南北分治，淮东、淮西是南宋边防前线，无论东、西还是两路制使向以重臣担任，《宋史》本纪和职官志、《宋季三朝政要》《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均未见有名秦琳者获授此职，并淮南制置使、淮东沿海制置使、江淮制置大使也未见有名秦琳者。 袁先生网文排比淳祐五年（1245）至开庆元年（1259）间两淮制置使，发现“宝祐五年（1257）二月至开庆元年（1259）正月，两淮制置使为何人，史书缺载，推测秦琳任两淮制置使就是这段时间”。其实此间两淮制置司由贾似道执掌，《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宝祐五年二月，“以贾似道为两淮安抚使”[19]，六年十一月，“贾似道枢密使、两淮宣抚使”[20]，其下多以副使协理，不再另设制置使。再从秦琳的仕历看，如果宝祐五六年间他已官至“淮帅”即两淮或淮东、淮西制置使，何以十年后的咸淳年间官职大幅走低，成了四川重庆府下州、军堡寨的一位守将，人们称呼由“秦帅”变成“秦将军”了？显然，所谓“淮帅秦琳”，属于歙人郑安早年事迹的传闻，后世纪事者随口一说，并不能当真。实际所指应是郑安在两淮地区长期追随的一位颇有势力的民间义勇首领或军中略有地位的军官，并非所谓“淮帅”，充其量也只是制司所属中级武秩官员而已,入元后是否官至此位不得而知。 2、宋末秦琳不足以出使蒙古 笔者前三篇拙作均认为恩施西瓜碑所说嘉熙四年（1240）“北游带过种来”，是指该年蒙古使者王楫来议岁币，五月病死，南宋使者护其柩至蒙古草原，正值西瓜成熟季节，从那里带回瓜种。袁先生基本认同笔者这一判断，进而引文天祥《使北》诗“自说家乡古相州，白麻风旨出狂酋。中书尽出降元表，北渡黄河衣锦游”，以证“北游”为“使北”之意。但袁先生认为出使蒙古带回西瓜种子的应是“淮帅秦琳”，并引《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为证：“庚子嘉熙四年……北使王楫来。先是楫请北朝与本国和好，嵩之遣使至草地，与楫偕来，议岁币。”而这段后面紧接还有一句“彭大雅使北”，袁先生却略去不引。这段记载“先是楫请北朝与本国和好”以下其实是补叙，并非说嘉熙四年事，而是指该年之前即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至端平元年（1234），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派遣属下邹伸之赴蒙古联系灭金，彭大雅等随行，端平元年至三年间，邹伸之受朝廷派遣使北，徐霆等随行这一系列往来议和之事[21]，使者都班班可考，往来也都经过史嵩之京西荆湖路帅府所在地襄阳。而此时的秦琳只见于《宋史全文》所载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八月，“以河南诸郡秦琳等八人连年在边战守”，“各进一秩，添差淮东西兵职”，应属一般的晋级，所获应是比较低级的军职。所谓“河南诸郡”是宋蒙联合灭金中获得的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河南南部诸州，也就是说秦琳等人本是活跃于金朝统治区效忠南宋的义勇，在南宋联蒙灭金收复中原故地以及后续这一地区抗元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宋廷招纳他们，安置在两淮军中，并授于官职。从时间上说，这是淳祐五年（1245）的事，而西瓜碑所指嘉熙四年（1240）“北游带过”瓜种，却是五年前的事。而且象秦琳这样由异域“归正”不久的官员，任职也多有忌讳，一般不会用作出使的官员，因此所谓秦琳出使蒙古带过瓜种几无一丝可能。  3、秦琳的早期经历有接触河南、两淮及京西荆湖北路西瓜的可能 关于秦琳事迹的正面记载仅有《宋史全文》所载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安置晋职和咸淳三年（1267）重庆合川钓鱼城西门摩崖石刻两条有限内容。对其淳祐五年前后至咸淳三年前的经历只能通过其朐山籍贯与其门客歙县郑安的行迹来推测。 合川钓鱼城碑刻题记自署“朐山秦琳”，是其为海州朐山县人。海州，北宋时属淮南东路，南宋时已入金朝，属金山东东路，地当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金朝的山东、河南地区一直都有反抗金朝统治的民间武装势力频繁活动，宋朝对其也一直注意扶持、招纳、利用，秦琳最初或也属金朝境内这类民间义勇。 揭傒斯《歙令郑君墓道之碑》记载，郑安“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廿又六日以疾卒，年七十二。”是郑安生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若作为座主的秦琳年长十五至二十岁，应生于宁宗开禧二年（1206）至嘉定四年（1211)。到金朝灭亡的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应是二十四至二十九岁，到合川钓鱼城守城时的咸淳三年（1267），应是五十七至六十二岁。元洪焱祖《新安后续志》提到郑安“道濠梁间，寇掠其资，官为获寇”，诸传记又都说“淮帅秦琳闻其贤，辟符离尉”。濠梁语出《庄子·秋水篇》，此主要指濠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淮河边上，是南宋边境州城。其中“梁”字或指古梁国故地，宋汴京开封一线，因而濠梁也可理解为兼指金河南邻近濠州一线的地区。符离，县名，金南京路宿州州治所在，与南宋濠州隔淮相邻，今安徽省宿州市。上述两地一为宋淮河沿边州郡，一在金朝统治区内。宋蒙联合灭金，曾“约以陈、蔡为界”[22]，陈州为今河南淮阳，蔡为今河南汝南，宋实际所得有“泗、宿、涟、海、亳、蔡、息、唐、邓诸郡”[23]，包括今河南省南部与湖北、安徽相邻地区以及安徽、江苏省淮河以北地区。符离属宿州，原在金朝境内，此时已为南宋所有。端平元年（1234）南宋发动收复三京（汴京、洛阳、商丘）之战，以失败告终。此后蒙古方面将四川作为征宋的重点战场，两淮方面宋蒙双方各有攻守，但未发生大的战事。设若郑安十八岁追随秦琳，应始于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可见金朝灭亡前后直至淳祐五年（1245），秦琳、郑安应主要活动于原金朝南京路的南部，即今河南南部邻近淮河的地区，《宋史全文》称秦琳来自“河南诸郡”也正印证这一点。淳祐五年后，秦琳进入淮军，具体应属淮西制置司，主要仍活跃于淮西及河南陈、蔡、宿一带。上述这些淮河中游南北两岸正是南宋中叶以来西瓜传种最为兴盛的地区，笔者对此已有详细论述[24]。秦琳长期生活在这些地区，不仅对这一带的西瓜种植了如指掌，也一定培养起对西瓜浓厚的兴趣和喜爱。 揭傒斯《歙令郑君墓道之碑》又称郑安“放浪淮、汉间，以材勇为淮帅秦琳客”，同样也多少透露了秦琳此间的行踪。所谓汉指汉水，在京西荆湖北路范围，襄阳是此路帅府所在地，南宋使臣出使蒙古，多由此出入。“回回瓜”由南宋使臣带回，应首先落脚在这里，在京西荆湖北路属地种植[25]。秦琳在这一带的经历也为秦琳接触到“回回瓜”提供了可能。  安徽凤阳临淮镇，地处淮河南岸。这一带为南宋淮南西路濠州治所驻地，与金朝隔淮相望。金朝河南一带的西瓜首先传到这里，南宋中叶以来，这一带西瓜种植较盛。恩施西瓜碑所说“秦将军”早年即长期活动于这一带（百度临淮吧图片） 4、秦琳当于宝祐六年、开庆元年间随军由两淮或京湖路增援四川 原在两淮任职的秦琳何时又是何种情况下来到四川，袁先生在网文中认为，“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南宋，并率西路大军侵入川蜀地区，一路势如破竹，直到开庆元年（1259）围攻合州钓鱼城受阻。为防止合州失守，南宋朝廷急忙从京湖和两淮调兵支援，先是任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使副使，令其率京湖兵援蜀，又命御史陈寅趣调淮东兵马五万应援。”而据《宋史》理宗本纪，所谓陈寅调用淮东兵非往四川，是这年九月应对“大元兵自黄州沙武口渡江，中外震动”，皇帝“下诏责己，勉谕诸阃进兵”，“命御史陈寅趣淮东调兵五万，应援上流”[26]。陈寅急调淮东兵，是用于加强九江与淮西黄州方向长江防守，而非直接支援四川前线。 袁先生网文又论道，“从钓鱼城镇西门摩崖石刻看，咸淳二年（1266年）前后秦琳已在四川合州钓鱼城，而开庆元年至咸淳二年史书并无淮军入蜀记载，秦琳应是在开庆元年随淮军入蜀，此后长期率淮军戍守四川及合州钓鱼城”。这个时间定位则是大致准确的。蒙古大汗蒙哥征宋的主战场在巴蜀，两淮方向出兵只是作为牵制。宝祐六年（1258）底，蒙军主力沿嘉陵江南下，真逼此时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长江上游防线告急。宋廷即作出一系列应对措施，宝祐六年底“诏马光祖时暂移司峡州，六郡镇抚向士璧移司绍庆府，以便策应”。开庆元年正月至四月间，“贾似道以枢密使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知江陵府”，“以吕文德为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以向士璧为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兼归、峡、施、珍、南平军、绍庆府镇抚使”[27]。这一系列举措，总在由两淮、京西、湖北方向调兵遣将，诸路官员兼领统筹，加强长江上游方向的领导和兵力。近日笔者还读到关于宋末江南施黔路一线增兵加强防守的专题论述[28]，笔者前番恩施西瓜碑考论也曾推想，“因与元军争控长江上游重庆至夔门一线，京湖地区与夔州路一线多节镇兼领、军事联防，经常调动京湖地区驻军增援”，“为南宋末年'回回瓜’由军方移种夔州路所属施州提供了契机”[29]。秦琳应在宝祐六年、开庆元年调江淮兵充实京湖，京西湖北兵充实川渝，两淮、京湖路调兵增援巴蜀这一系列调兵增援中，被逐步调派到四川合州前线的。以秦琳山东朐山骁勇之士，长期边地作战的经历，在合州抗元前线有用武之地，定有突出的表现，而能在咸淳年间的钓鱼城前线担当“总统戍合军马”大任，最后在这里因功擢升为施州知州兼管卫戍军马。  湖北襄阳古城临汉门。襄阳为南宋荆湖北路藩镇驻地，地处宋金交界前线，是南宋防御、抵抗金朝与蒙古南侵的中部重镇。南宋后期使臣出使蒙古议和，也多由此出入。恩施西瓜碑称，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北游带来“回回瓜”，是说使臣从蒙古草原带回西域的优良品种，“回回瓜”得以首先落脚在荆湖、淮南地区（网络图片） 5、“朐山秦琳”与西瓜碑“郡守秦将军”、作者“朐山秦伯玉”的关系 笔者认同袁翔先生文中这段论述：“对比（合川钓鱼城）镇西门摩崖石刻落款'朐山秦琳谨记’和西瓜碑碑文落款'朐山秦□伯玉谨记’，可以看出，两块碑文的作者都为秦姓，都是淮南东路海州朐山县人，落款都是'谨记’，二者具有惊人的相似和契合度。”尽管由于资料缺乏，很难在上述《宋史全文》所说、宋末元初歙县郑安事迹所涉、重庆合川钓鱼城镇西门南侧摩崖石刻所题三处秦琳之间建立起确凿的联系，但考虑到在金亡前后至宋末短短三十年间，相去不远的同一战区，有一姓氏、籍贯相同，前后仕历递升次序比较自然之人，我们很难找到否定其为同一人的理由。包括施州知州张朝宝与宁西军都统、四川制置司所属镇抚使张朝宝之间姓名的相同或相近，在宋末四川、鄂西宋蒙之间攻守十分紧张，地缘关系十分密切，相关记载比较稀缺的情势里，都有更多紧密相关的可能性——这与笔者前番拙作的看法有所不同。因而笔者认为，恩施西瓜碑文中的“秦将军”与合川钓鱼城摩崖石刻落款的“朐山秦琳”很有可能为同一人。 但笔者并不赞同西瓜碑开篇所说“秦将军”与文末署名“朐山秦□伯玉”为同一人的说法。如非调笑戏谑之文，作者一般不会以自己的姓氏加上自己的职衔或他人尊称之类用以自称，比如今日某市市长姓秦，执笔写文章、开口作报告即自称秦市长、秦领导如何如何，必是无礼可笑。古代文章中作者自称一般单称名，如果西瓜碑文的作者确是“朐山秦琳”本人，文中会单称“琳”字，而不会是“秦将军”。合川钓鱼城镇西门摩崖石刻碑文即是如此，文末署“朐山秦琳谨记”，正文第二行末字“琳”即是作者自称。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西瓜碑文中的“秦将军”与文末所署“朐山秦□伯玉”决非一人。 笔者前番拙文推测，这位自称朐山人的西瓜碑作者“朐山秦□伯玉”应与文中秦将军是同乡、同宗。如今发现同时相去不远的合州有一“朐山秦琳”，正好也算一个印证 。这位“秦□伯玉”与“朐山秦琳”不仅同乡同宗，还应是同辈，其名也应与秦琳一样，是斜王（玉）旁的某字，如瑗、瓘、玑、珪、璞、瑱之类，古人多有以此为名而表字“伯玉”者，而名“琳”表字“伯玉”者较为罕见。此人应长期追随“秦将军”秦琳，辗转江淮之间，为其书记官之类。合川钓鱼城西门石刻记文与恩施西瓜碑文有可能同出其手，前者或为秦琳代笔，后者为记载秦琳种瓜之事所作而自署姓名、表字与籍贯。  至于西瓜碑开篇所称“郡守秦将军”，笔者前番拙作认为应标点为“郡守、秦将军”，是说郡守与秦将军是两人而非一人。理由是宋代重文轻武，既称郡守就不会再带武职，碑文中所说营建、种植之事都是郡守份内行政事务，秦将军是当地驻军首领，率部协助郡守工作，于种植西瓜尤为着力，而被同乡同姓同宗的作者秦伯玉着重提及。现在看来，这一推测依然成立。试想如果“郡守”与“秦将军”是同一人，即“朐山秦琳”同时任施州知州，作为石刻碑文更值得写明的是姓名与郡守两项，比如写作“郡守秦琳”“郡守秦将军琳”之类，与西瓜碑同时同地另一石刻“郡守张朝宝平削崄巉”云云即是如此。而这里偏偏省去本尊大名，易为并不重要的“将军”之称，表明此处“郡守”“秦将军”先后称呼有可能是为了兼顾、平衡两人身份，以免给人偏倚之嫌。 当然，秦琳同时作为施州知州也非绝无可能，也就是说“郡守秦将军”也可能所指只是秦琳一人。宋代在一些军防要地常以武职充任知守，统筹军政。施州北可扼守长江水道，南则掌控自黔州（今重庆彭水）至荆湘一线陆上通道，“朐山秦琳”或因钓鱼城防守战功擢升施州知州，以加强此地防务。同时施州知州张朝宝移任安西军都统、四川制司下诸州镇抚使或也表明他们都同属武秩官员。尽管作为知州郡守是十分荣耀的职务，但因秦琳出身武职，军界历练深厚，作者特以“将军”称之。 上述两解均为猜测，可能性同时存在。如充分考虑碑文通篇语气文脉，尤其是以纪事为主的写作目的，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也就是说“郡守秦将军”更有可能指一人。两说不同暂且搁置，至少有一点笔者与袁翔先生的看法完全一致，恩施西瓜碑所说“秦将军”与《宋史全文》所说由河南安置到淮军、歙县郑安早年追随的所谓“淮帅”、重庆合川钓鱼城镇守将“朐山秦琳”应是同一人，是他把早年在河南、淮南十分熟悉和喜爱的西瓜引种到施州即今湖北恩施。  总结全文论述，恩施西瓜碑所说事主“郡守秦将军”与碑文作者朐山秦伯玉究为何人无从稽考，湖北恩施市文物局袁翔先生发现重庆合川钓鱼城镇西门摩崖石刻署名“朐山秦琳”，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线索和思路。笔者就相关材料进一步搜索、排比、斟酌，认为此秦琳为金山东东路朐山人，与西瓜碑文作者秦伯玉应为同乡同宗兄弟。金亡前后主要活动于金南京路南部的淮河沿线，效力于南宋。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编授淮南军职，有可能随军到达或者驻守过京西湖北路东部。大约开庆元年（1259）调至四川抗元前线，应在重庆合川钓鱼城守城有功，咸淳四五年间升任施州（恩施）知州，统管军政事务。秦琳早年活动的河南、淮南一带是南宋中叶以来西瓜传种最为兴盛的地区，他把早年在这里熟悉、喜爱的西瓜引种到施州。 笔者因写作瓜的文学研究论文，涉及我国西瓜起源的问题，包括眼下此篇迄今共发表四篇文字，另有一篇古代瓜业的通论也略有相关[30]，所涉主要只是我国西瓜的起源、宋辽金时期的传播以及恩施西瓜碑的内容与作者等问题，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认识的看法。凡是关心我国西瓜来源及早期传播问题的朋友与真正以科学态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都不难看到，也不难理解，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感谢杨富学[31]、袁翔、刘启振等先生，正是他们的不同意见、他们的隐显批评、他们的独到发现，激发我反复思考，一再参与讨论[32]，不断丰富和深化自己的认识。但愿这些拙作能给西瓜爱好者和我国西瓜史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对弄清我国西瓜的起源及宋辽金时期的传播有所帮助。 [1] 程杰：《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来源和途径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79-93页。 [2] 刘启振：《湖北恩施南宋“西瓜碑”碑文新考——兼论“庚子嘉熙北游”引种“回回瓜”》，《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42卷第3期（2020年3月），第57-63页。 [3] 程杰：《恩施西瓜碑文字释读与瓜史意义考论》，《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8辑（2022年），第1-20页。 [4] 袁翔：《西瓜碑作者姓名释疑及“北游引种回回瓜”之辩论》，《新丝路(中旬)》2021第12期，第144-145页。 [⑦] 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四、第9册第2780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 [⑧] 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八六、第3册第2097-2098页，黄山书社2004年版。 [⑨]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⑩] 郑烛：《济美录》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郑氏家塾刻本。 [11] 郑烛：《济美录》卷一。 [12] 郑元禧著，邓治凡、田发刚校注：《施州考古录校注》第63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13] 多寿修、罗凌汉纂：《（同治）恩施县志》卷四，清同治三年修民国二十年铅字重印本。 [14] 松林、周庆榕修，何远鉴、廖彭龄纂：《（同治）增修施南府志》卷一九，清同治十年刻本。 [15]脱脱等：《宋史》卷四六、第3册第90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6]脱脱等：《宋史》卷四六、第3册第908页。 [17]袁翔：《西瓜碑作者姓名释疑及“北游引种回回瓜”之辩论》，《新丝路(中旬)》2021第12期，第144-145页。 [1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9256362976120660&wfr=spider&for=pc [19]脱脱等：《宋史》卷四四、第3册第859页。 [20]脱脱等：《宋史》卷四四、第3册第863页。 [21]张政烺：《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彭大雅著、徐霆疏证、许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245页。 [22]脱脱:《宋史》卷四七四、第39册第13780页。 [23]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后村集》卷一六八，《四部丛刊》影旧抄本。 [24]程杰：《恩施西瓜碑文字释读与瓜史意义考论》，《历史文献研究》第48辑，第1-20页。 [25]程杰：《恩施西瓜碑文字释读与瓜史意义考论》，《历史文献研究》第48辑，第1-20页。 [26]脱脱：《宋史》卷四四、第3册第866-867页。 [27]脱脱：《宋史》卷四四、第3册第863-865页。 [28]尚平、吴尚谦：《南宋“施黔路”军防地理试析——兼析咸丰县大寨坪城寨的修建背景》，《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6页。 [29]程杰：《恩施西瓜碑文字释读与瓜史意义考论》，《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8辑，第1-20页。 [30]程杰：《论我国古代瓜业的历史发展》，《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第32-33页。 [31]杨富学、程嘉静、郎娜尔丹：《西瓜由高昌回鹘入契丹路径问题考辨》，《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21年第2辑，第257-268页。 [32]程杰：《我国西瓜的来源与相关辽太祖西征等问题——对杨富学先生批评意见的回应》，《美食研究》2022年第3期，第1-20页。 程杰，1959年生，江苏泰兴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宋代文学论丛》《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中国梅花名胜考》《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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