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作者：忻田  学校工宣队和革委会决定：让我们低年级学生动员高年级学生上山下乡。 我班四十多人分成四个动员组，由组长拿着高年级学生地址，带着组员去动员高年级学生。我们十多人一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拿着地址负责寻找被动员学生的家，两个组员拎着大鼓两边的环，一个组员打鼓，三人互换着干；一个组员敲锣，一个组员击钹，还有两个组员是敲锣击钹的互换者。余下我们三四个组员是闲人，但闲人中有个组员自告奋勇帮助组长寻找被动员学生的家。冥冥之中我觉得自己明天的命运，可能就是今天被动员学长的命运，心中一阵凄凉感油然而生。 到了被动员学长家门口时，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锣鼓钹声音越来越大，我的耳膜被震得有点生疼。 进入家门，才知道被动员的是个女学生，她哥哥一脸不敢发作的怒气，红着脸无奈瞪着眼睛看着我们这次特殊队伍。 组长挥手示意停止敲打击，然后拿腔拿调说道：“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们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妹妹身体不好，不能下乡的。”穿着一身当时海军服的哥哥语气低沉地说道。 “到了农村锻炼锻炼身体就会好的！”那个帮组长寻家的组员俨然当起了组长助手。 哥哥说：“她是血液问题，经常头晕，有时还会晕过去！” 组长反唇相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毛主席的命令，她是学生就要接受再教育，这也是学习，怎么可以不去？”组长很能说，把劳动说成也是学习，既然他妹妹是学生就应该去农村参加学习，组长把主席的话理解得可以啊！ 助手指着被动员的妹妹道：“你去不去？把锣鼓家什敲起来！” 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整个房子被震动得膨胀起来，好像房顶都要掀上天了！跟在后面的我都受不了，那个身体不好的妹妹靠在她母亲身边，浑身像筛糠似地颤抖起来。我眼看她已忍受不了这震耳欲聋的锣鼓声的折磨了，她果然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去，我去还不行吗？你们不要再敲了！我妈也受不了啦！” “妹妹，妹妹，你……”哥哥指着妹妹，再也说不下去了。“好，下乡通知给你，你在这纸上签个字。”组长将通知递给那个女生，又拿出一张纸让她签了字。 “我们再去下一家！”组长助手满脸喜悦道。 1969年11月，终于轮到我们上山下乡了。上海69届初中毕业生是“一片红”——全部去农村，没有其它选择。我们上海第十二中学是整个卢湾区“干部带队，集体插队”的唯一试点学校。 我是班里第一个报名去黑龙江逊克县干岔子公社红旗大队插队落户的，当然不是自己“觉悟”有多高，只是自觉这是无法抗拒的宿命。和我一起动员高年级学生上山下乡的几个同学，尤其是组长与助手没有报名，他们可能认为黑龙江太远，像是去充军的，第二年他们被动员去了比黑龙江近的几个省份的农村插队落户。 由于我的“觉悟”，受到了校工宣队领导上门慰问表扬的礼遇，溺爱我的祖父（我从小与祖父母同住）说要和我同去插队，给我做饭。工宣队领导笑道：“爷爷，你放心！他们有干部带队的，您就放心！那里要办食堂的，您这么大年纪在上海好好养老吧！”我祖父只得作罢。等领导走后，祖父念叨说：“让我孙子留在在身边就是为了照顾我养老的，这算什么事……” 我们是坐列车离开上海去黑龙江落户地的。简陋的上海彭浦火车站站台人山人海，放眼望去人头攒动，都是给知青送行的家长和亲朋好友，送行人数起码是知青数的三四倍。列车开动时，顿时哭声震天，叮嘱声、呼唤声响成一片。我拉下车窗躲到车座上，紧闭双目独自冥想：脑海中呈现到自己在班里第一个主动报名下乡被学校表扬的情景，还莫名其妙地出现了我第一次动员高年级女生下乡的情景。两种情景交相叠合，心中禁不住叹息道：原来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在黑龙江逊克县干岔子公社红旗大队插队落户时，找同大队（我所在的大队下面没有生产队）关系很好的知青借了一本《唐诗一百首》。在寝室里，我边读边背一首首唐诗，打发了内心的空虚无聊，颇有自得其乐的感觉，每次看完就放在炕头的枕头下面，老有点自觉不正当的担心。 有一次我在地里干农活时，听说干岔子公社团委书记廉洁到大队来检查团支部工作。我收工回到寝室，同室的知青告诉我，廉洁将我借的《唐诗一百首》没收了，说这是封建主义毒品。我急忙问：“廉洁他人呢？”同室知青说：“他已经走了。”我一听着急了，一是心疼这样好的又很少能找到的书莫名其妙就没有了，一是我对借给我此书的知青保证不会丢失的承诺成了谎言。我心急如焚地在脑子里快速思考着是否有理由向廉洁索回这本书。 突然，我想起该书第一首诗是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其中第三联两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曾被毛泽东引用过，用以比喻我国同“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兄弟般友好关系的。想到此我心稍稍安定了一下，但我还是怕廉洁把这书毁了。 第二天，我向大队请了假急忙赶到公社去。平时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走到公社，我那天只花了45分钟就赶到了。我满头大汗冒着热气，背部也被汗水浸透了，气喘吁吁地找到了公社团委办公室。我向坐在办公椅上埋首在办公桌上文稿纸上写着文字的办公人员问道：“请问廉书记在吗？”他抬头笑着回答：“廉书记开着会呐！不过会议快结束了，你等一会吧！”我说：“好！”便坐在墙根边的一张椅子上，无聊地观看公社团委办公室里的陈设。 我已毫无期待时，廉书记来了，他还叫了我的名字。我说：“廉书记你好！昨天你到我们大队是不是在我寝室里拿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诗一百首》小册子？”我故意把出版社讲得清清楚楚，还说是小册子，这书确实又薄又小。 他说：“对啊！是我拿的，你怎么可以看这种书，这是封资修的毒草啊！”我急着问：“这本书还在吗？”他说：“在，等我有时间审一下，再作处理！”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 我说：“这书的第一首诗，是毛主席很喜欢的！”“毛主席怎么会喜欢这样的诗呢？”他不以为然道。我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原则，古人和洋人的东西要用主义马克思辩证法对待。用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是主席对主义马克思的发展！”“你倒是挺能说的！”他笑道，“你告诉我主席为什么喜欢这第一首诗？”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你听说过吗？”我问。 他说：“听说过，好像是主席用来讲我国和阿尔巴尼亚友好关系的。”我故意恭维他道：“廉书记知道主席用过这两句诗，还能讲出主席怎么用的，说明书记既有鉴赏水平，又懂国际关系。”“一般一般！”他摇了摇手道。“廉书记，这本书不能说毒品吧，主席怎么会用毒品表达兄弟国家关系呢？” 他微微一怔，若有所思道：“对啊，对啊！” 我便趁热打铁道：“廉书记，这本书，我是借的，你看扉页有别人的图章，既然不是毒草，就不该没收，如果没收了我怎么对人家交代？人家以为我私吞了这书。我又不能说你没收的，要是那样，他会认为廉书记连毛主席欣赏的古诗都……” “这样！书，我还给你，如你所说要用辩证法对待，要吸收精华，丢弃糟粕，像毛主席那样！”他一边拿书还给我，一边叮嘱我。 我说：“廉书记，你放心，文化大革命就是锻炼和改造思想的运动。现在我们一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边学毛泽东习思想，也包括学习他如何'古为中用’。” 他挽留我说：“你在这里吃了午饭再走吧？” “不了，我得赶回去，下午还要出工的！” 他送我到办公室门口道：“有空到我这里来，我们交流交流！” “好，有时间一定来！”我说。 离开公社，我就大步流星赶回大队，路上满怀欣喜，脚步也轻快了。晌午先到寝室用张报纸把书裹了起来，依旧放在枕头下。再去知青食堂就着炒土豆丝匆忙吃了两只冷了的馒头，就到地里赶工了。 我再也没去找过廉洁，后来听说他调走了。书的主人知道了我去公社追回书的事情，竟然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把它从黑龙江带到湖北，又从湖北带到上海；上海几次搬家处理掉很多书，包括《唐诗三百首》《唐诗鉴赏辞典》等书，但我还留着这本书。我看重的已经不是里面的诗，而是与之相联系的往事。 从此，我记住了“廉洁”这个不错的人名，更无法忘怀这本《唐诗一百首》失而复得的遭遇。 我们大队有五十来名知青，大队特意办了知青食堂。队里安排一个男知青两个女知青负责食堂全部工作，工分由大队支付。男知青负责食堂劈柴挑水的活儿，两个女知青，一个主要做馒头和面片，一个主要做菜，开饭由三人同时负责。 1973年初夏，黑龙江畔天气凉爽宜人。那时我正被安排在食堂挑水劈柴。有一天我把水缸挑满了水，柴禾劈了一大推，还抱了许多到食堂的炉灶旁。我等到第一锅蒸出的馒头出笼，挑了锅边的有些烤得发黄的馒头一连吃了几个，热的馒头很容易下肚，也没有饱的感觉。 突然有个男知青告诉我出事了，屯子南头的一个男知青掉到井里了，现在生死不明。我赶紧赶到那井边。 我们红旗大队地名叫南地营子，地势比较高，井都有好几丈深，井绳很长，因此井轱辘也很长，放取水的铁桶时，轱辘是快速下降的，需拿一只手掌用力按在轱辘上，防止轱辘弹跳出丫形架。所以不算把铁桶放下去时间，用轱辘把水打上来的时间就需要浅井打水的十好几倍。 掉井里的男知青此刻躺在地上，湿漉漉的全身皮肤发白，几无血色。边上围着好几个男女知青，有个女知青让我摸摸那男知青有无脉搏。我蹲下身，在两个手腕把了一分多钟，觉得丝毫没有脉搏跳的迹象。几个与躺着的知青平时从无来往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的男女知青都说我没有摸准脉搏，因为他们感觉有，我又摸了脖子处，也没有感到有丝毫脉搏。我与躺着男知青的关系比他们都好，平时还喜欢聊天说笑的，现在他们似乎比我还希望躺着的男知青没有死。 已有知青早给躺着的知青口对口地做了人工呼吸。他掉下去后，两个知青下去把他捞上来时，第一次绳子没有系绑好，让他再掉下去了一次，第二次才用井绳绑扎结实把他捞上来的。井虽很深，但有水的部分则没超过人的臀部，这井从井口到底部都是方形，四边都是用木头搭建围上的，由于井口比较大，从上往下看可以清楚看到井底的水。 一会儿公社卫生院朝鲜族的金院长来了，是有人打电话请他赶过来的。院长用听诊器听了脉搏后，说：“我给他心脏部位打一针强心针，如果没有用，就没有救了！”院长麻利打了一针强心针，观察了片刻，就说：“死了！”权威的金院长的结论，知青们只能接受。 这时有人责怪起同住的两个知青：“你们怎么搞的……”其中一个说：“他自己要下去，又不是我们强迫的！”还有一个说：“他能够独自下井然后上来，我们两人每人给他十元。谁知他下去就上不来了。”“那么你们是打赌咯！”几个知青异口同声说。另一个知青说：“你们三个人太无聊了，这是玩命啊！” 有个知青告诉我，他们经常打赌的，比如一大瓶光明奶粉不停吃完，就可以赢得十元。也是这个躺着的知青，用水把奶粉调成糊状就不停地吃完了，但不久就拉稀了。 我对于这一切原来一无所知。一个做木匠的知青说，他与躺着的知青曾经去过一个老乡家，见到那家老太太的寿材，躺着的知青笑着说，这个棺材不错。知青木匠向大队提出先借用这个棺材把他下葬了，我们再按老乡要求做一个还给人家。这家老乡给棺材上过不知多少次油漆了，听到是安葬知青，便爽快地答应了，可能老太太觉得吉利。木匠知青与躺着的知青身高差不多，木匠特意进入棺材躺了一下，觉得长短合适，就叫了几个男知青把棺材抬到南头林子边，把躺着的知青放了进去。因为要等到他父母看后才能下葬。 为了防止尸体腐烂，我们到全屯各个井下面去取冰。因为井深，冬天井水总有泼洒在井四周的木架表面结成冰，就是到夏天也不会化掉。大家集中了一些塑料布裹着冰块放入棺材里作冷藏之用，与他打赌的两位知青轮流守候棺材。 死去知青的父母来了，大队专门派人接待他们，还准备了好菜好酒招待他们，他们亲自去看了儿子送命的那口井，说：“那么深啊！”死者母亲用手绢擦了擦含泪的红眼圈，抽泣了几声，就被两边搀扶的女知青挽着离开井口。 关于那个知青的死因，我听到不同说法：一是他像铁桶那样，拽住井绳头上挂铁桶的金属夹，急速下坠，由于井深，加上下去时井绳晃动，头部撞击在井壁四周的木头上，导致死亡——这样下去应该有人用手掌按着轱辘控制速度，如没有人按轱辘必有危险。二是他先把井绳放下去，然后手握着绳子往下滑，在滑的过程中因绳子晃动，头部也会撞击在井壁四周木头上导致死亡。还有可能是顺着绳子往下滑时由于没抓牢，从一定高度跌落下去导致死亡…… 死者父母找另外两个与他们儿子打赌的算账，从来到队里，到那二人回沪探亲，直到那二人返沪，一直在不停地解决。我听到一个方案，是上海干部与同住知青都说过的，就是该同住知青代替死者做死者父母儿子，但最后没有达成共识。 我们举行了入葬仪式，县知青办代表与我们知青产生了矛盾。县知青办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写悼词，打赌死因不能回避，用词可以婉转些。我们知青认为打赌是有错，但人都有错，他支援边疆建设，功劳是主要的，他是知青不是坏人，悼词不许有打赌致死的字样。知青办的代表最后妥协了，提出悼词由知青选人写，我们请了知青中一位年纪最大、学历最高的上海66届高中毕业生执笔写了知青都满意的悼词。我们坚持让知青办代表念悼词，他不敢推脱。知青办代表怀着沉重的心情、用低沉的语气，慢吞吞地念完了悼词。 我只知道悼词写得不错，高度赞扬了他的精神境界、为人处世与辛勤劳动，为建设祖国边疆作了贡献。只用“不慎逝世”写了死因。 比死去知青年纪还大的当地农村青年，有的还念着高中，而原本该在上海学校也该就读高中的不满17岁的学生，则被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裹挟成为知青，来到黑龙江边境地区插队落户，从事很高强的体力劳动，过着很空虚的精神生活，最后诉诸于无聊打赌而不幸死在遥远的异乡，这是个人命运与社会运动合成的人间悲剧。 1974年秋，我担任了大队民兵连长兼武装民兵班班长后，大队的党政领导班子经历了一场惊动公社党委陈书记的权力斗争。 民兵连长本也该是大队领导班子成员的，因大队领导班子已有了一个党员女知青担任党支部委员，我又非党员，所以没有进入班子。后听说大队书记和上海干部曾想让我担任革委会委员的，但直到我离开名为红旗大队的地方，也没有进入大队的党政领导班子。 据说，能说会道的当地已婚男青年支部委员与上海下乡女知青支部委员，他俩不知哪根经一起搭错了，斗胆向公社党委告了大队支部书记的黑状，目的想利用上级党委之手搞“宫廷政变”，一举拿下大队书记，当地男青年企图“篡位”当书记，上海女知青准备就组织委员之位。 不知道两位委员，用什么名目告的黑状。最后公社党委陈书记竟下放到我大队蹲点，亲自解决这场“权斗”了。陈书记原来是县公安局的局长，是破案的行家里手，没几日，便揪出了一对奸男淫女，陈书记把解决“权斗”变成了反对“腐化”，大队的班子的政治问题蜕变成了两位委员的生活作风问题。 陈书记拿出了手段，把女的带去公社，让男的留在大队，进行“背对背”的审讯。我受大队书记之命，每天派四个武装民兵，两人一班，一天两班，全副武装地看守着男委员。大队武装民兵班共有13人，12人中有知青也有当地青年，每人一支半自动步枪，我是班长，配备的是一支五六式冲锋枪。 我背着冲锋枪与一个当地青年武装民兵值了第一班。往日嘻皮笑脸、自恃高傲的男委员已经面目全非，换成了低眉顺眼、惶恐不安的神情。和我们换班的二人中一个当地青年武装民兵咬着我的耳朵轻声问：“要不要上刺刀？”我随即摇了摇手，面对斜坐在炕上的男委员，看了看那副萎靡不振、无精打采的模样，心想你们两个拿枪的小伙子已把他吓得够呛了，上了刺刀还不得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啊！另一个知青武装民兵捂着嘴一脸坏笑，估计他早知道我不会同意上刺刀的。 我把他俩叫到外面说，枪膛里只放一颗子弹并上好保险，他不老实或有异动，枪口可以对着他，但只能吓唬，不准扣扳机。谁打枪把他打伤打死得坐牢的。两人答道：“一定执行命令！” 每天晚上书记总是和我睡在一个小炕上，都会谈论案情，其实主要是书记告诉我，我只是谈些看法。女知青在公社大义凛然，对奸情没有吐一字，男委员却扛不住了，把无数次奸情的地点：山上砍柴的背人处、地头的树林里、磨坊里、废弃的房子里……当时的动作、言语……所有细节完全倾倒而出。 书记对我说，这些就咱俩知道，他人不能传。我心里想，书记确实相信我，可那些事就是要我说，我也真是说不出口。 男委员坦白了，结果从严，押去公社拘留。女委员沉默抗拒，反而从宽，回到大队继续做知青。 公社陈书记雷厉风行开了大队社员、知青大会，一是谈了公社其它队当地干部奸淫女知青情况，严重的奸淫十多个，已经判处死刑；二是谈了我们大队男女委员的事情，说保护女知青就如同保护军婚，男委员按照破坏军婚论处；三谈了女知青应如何保护自己，号召大家对奸淫者要早发现及时举报。 一周后，我去公社开民兵连长会议，法庭的一个法官找到我，递给我一张判处男委员有期徒刑三年的判决书，让我交给男委员家属。 回大队时同路的另一个大队的民兵连长，原是边防军班长，因家乡贫困，觉得这里富裕，他服役时就私下与当地女青年处对象，复员后就结婚成家落户了。这儿与苏联一江之隔，地广人稀，黑土地肥沃，往往采取轮耕：就是每年总有一部分土地闲置，来年深耕后再种庄稼。我们这里一般每个劳动日收入可达人民币二元左右，地处南地营子的我们大队，以前一个劳动日收入总在在人民币一元左右，是公社范围的贫困户。自从现任大队书记兼大队长当权以来，我们大队达到每天10个工分能挣到人民币二元以上，还超过了一些大队。仅凭这点，这两个男女委员竟然和书记叫板，估计广大社员与知青也不会答应。 该连长和我说：“前些日子，我借到公社看守处，你们大队那个男犯人（男委员）在排队吃饭时，好几次招呼我，似乎让我照顾他，大庭广众下，我怎么能理他，被人知道还了得！你使眼色就可以了，那我还可私下照顾他，真是个蠢货！”我说：“他脑袋瓜很好使的，这次犯事，吓坏了！” 我回到大队。我们大队就一个屯子，下面没设生产队（小队）。整个屯子只有一条南北通道，通道两边是各家的房子，离通道不远高处只有一二户人家。我进入北头，就看见屯子各家烟囱的袅袅炊烟。男委员家住在通道中间偏北。到了他家门口，我敲了一下门，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打开门，我进门就把判决书放在炕桌上，说：“这是公社法庭给你的。”男委员妻子还来不及做出任何表情，我便旋即开门，出门后再回身还把门紧紧带上，然后疾步走向南头的书记家。书记不在，我告诉书记妻子，让她转告她丈夫：我已经把男委员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的判决书给了男委员妻子。然后我就回自己宿舍，休息一下再去食堂吃饭。 书记后来告诉我，女委员请求公社陈书记给她一个工农兵学员名额去上大学，陈书记当场没有说什么，之后却告诉大队书记说：“我送她去上大学，其他知青知道后，我怎么面对他们？” 男委员进了监狱过服刑的日子，女委员还过她的普通知青生活。我心想这场争权斗争，结果就得到一纸法院判决书。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底层百姓的生活时时都会受到“阶级斗争”的骚扰，加上黑龙江边境地区又多了一个“苏修”的威胁，百姓就更不得安宁了。当时往往都会在夜深人静、一般人都上床睡觉后的零点开始到每家每户“查户口”、清查外来人员。农村也不例外。 1974年隆冬的一天，我接到公社武装部的命令，深夜零点，对每家每户进行一次彻查，搞清楚每户人家有没有外来的人，如果外来人持有边境居民证、县团级以上单位出具的证明，确实是来我大队探亲访友的，按我大队居民处理，其他人员一律抓起来，然后报告公社武装部，听从处理。 大队书记和担任大队民兵连长、武装民兵班班长的我，才知道这项具体任务，主要为了彻查有无敌特（主要是“苏修”特务）和其他威胁中苏边境安全的人。 下午，我就通知到12个武装民兵个人，让他们晚上12点半到马厩饲养员值班的那幢房子集中，执行什么任务，集中后会告知。还要求他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只能本人知道，只有离家到马厩集中时，才可告诉身边家人有任务。 我在12点20分来到处于大队南北大道中间方位的马厩的饲养员值班房。饲养员说，民兵这么晚还有任务啊！我回答，是！ 12点30分，12个武装民兵背着半自动步枪全部在饲养员值班房集中了。我这才告诉了他们，我们将在零点执行的具体任务。我让一个知青民兵和饲养员留守在值班房，如果有敌特与威胁安全者，就带到这里来。我和其余11个民兵共12人，2人为一组，分成6个组。三个组从屯子北头向中间挨家挨户查，二个组从屯子南头向中间挨家挨户查，我带着一个当地青年民兵先查高地处几户人家，然后和南头二个组会合一起查。我要求大家枪里不许放子弹并上好保险，如发现敌特或威胁安全者，用绳子捆起来，打开刺刀押送到马厩值班房就可以了。 我们地处黑龙江省与苏联接壤的黑龙江边，所住房子都是用木头与泥土建造的，屋顶是用草盖的。每个房间既是卧室又是吃饭与会客处，另外就是烧火做饭的灶间，房间与灶间相隔一堵墙，这墙分为两个部分：靠近窗户一边的是火墙，火墙是整个房子建筑中唯一用砖头砌成的，在房间里与火墙一体的是一个用砖砌的长方形的盖着圆铁盖的炉子。火墙烧起来，房间与灶间都很暖和的，火墙如烧得旺，所发出的热量，在严寒冬天足可使人流汗。另一边是泥土墙，灶间锅台贴着泥土墙，房间的炕也贴着泥土墙。灶间锅台是用土坯与泥土做成，用锅台做饭烧水过程中的热量是输入房间里睡觉的炕里面的炕道里的，靠近锅台的那部分炕最热，有时需要垫上木板才可能睡人，否则就会烤得受不了的。 整个炕都用土坯与泥土砌成，房间只有一个长形大炕，如果人多，那么灶间会有两个锅台，灶间左右各有一间房间，人少的家灶间只有一个锅台，也只有一个房间。泥土炕一般都是靠着锅台的背面墙直到对墙，少数人家有砌拐角炕的，就是与大炕的炕道连通呈直角状的小炕，拐角炕也能睡一个人。那时，我们的燃料是砍伐的树木。 我们敲门检查时，一般都是男主人开门，也有男孩开门。如果有两个房间，两个民兵分头每人检查一个房间。但这样的房间极少，大多都只有一个房间。我们进门就直奔住房。一家人都挨个睡在长炕上，头顶对着我们，脚对着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一人一条被子一条褥子自成一体。虽然都点燃了一盏马灯或油灯，但是还是看不清睡在炕上人的脸，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手电筒，于是对着炕上每个人的脸照上去，大多数人被光照得眼睛都睁不开，但没有一人对此敢说半句不满的话。 当然也有些特例：有的小伙子见我们闯进去，本能地跳起来，然后赶紧钻进被窝里，发出颤抖的声音；有的妇女用被子裹着赤裸的身子，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们；有的男子光着上身穿着花短裤站立在炕上，好似护卫着一家人的安全与尊严；有的老人发出叹息声，估计被我们搞得这一夜就再也无法入睡了…… 通过这次检查，知青才了解了原来很多老乡都是浑身一丝不挂地睡觉的，无论男女老少；男的都是穿着花裤衩的，是妻子或母亲自己裁剪后用针线缝制的。上海知青把当地男人穿花裤衩的现象当作奇闻异事，以致与其他大队知青也交流起来。由于在这里属普遍现象，后来不以之为奇，渐渐地淡忘了。只是男知青觉得当地男的不该穿花裤衩，那时上海男知青都时兴穿卡其布料的平角内裤，都是一色的，如蓝色、灰色、米色等，就是没有红色的，更不用说花色的了。 我们折腾了几个小时，全屯子没有发现一个敌特与威胁边境安全者。有几个民兵觉得很丧气，好像没有战果不过瘾似的。我说，说明我们大队是安全的，为什么要有战果？有战果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到了马厩饲养员值班房，我谢了饲养员，然后告诉12个民兵明天不用出工了，今晚就算出工。 1975年秋，我们大队连我在内三个男知青和两个女知青结束了在上海的探亲，为了路上相互有照应，结伴同坐一班从上海市到黑龙江省北安市的列车，一起回黑龙江生产队（我们大队不设小队，生产队即指大队）。 以前，我总坐上海到黑龙江省龙镇的火车回生产队。这次，一则有五个人结伴同回，在时间上需要协调；二则觉得北安比龙镇大，没有到过，可以看一下。因此，大家一致选择上海到北安的火车班次。据说北安治安情况比较差，那边农场知青偷窃、抢劫路过北安的非本地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个人觉得小心机智些，应该没有问题，他们几个可能认为我似乎可以应付这种情况，所以大家都丝毫没有动摇过坐这趟车的意志。 下了列车进入候车大厅，我们把五人的行李堆在一起并用绳子串起来打上结，然后轮换上盥洗室。最后让一个男知青和两个女知青照看行李，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去寻找旅馆——需住一晚，明天才能换坐长途汽车经孙吴县到逊克县。 等我们找到旅馆，安排好住宿，回到候车大厅，只见男知青一人看着行李，两个女知青去逛街了。 等我走近看着行李的男知青时，他目光异样看着我，招手让我坐下。他告诉我：“我裤子后插袋里的一叠十元一张的人民币被人偷走了！”他觉得是一伙知青模样的人来到他跟前与他搭讪时，乘机偷走的。我问多少钱，他说二百来元。我俩知道，凭我们几个根本无法把钱要回来的，但他挺心疼的。我便劝他：“算了！下面行程需要用钱，都由我来支付。”他无奈而歉疚地点了点头。 我们三个男知青住进了一间五人房，两个女知青住另外一间房。通过交谈得知，和我们三个同住的两个上海知青也是逊克县的，他们是处于二线（即与苏联不接壤的）的逊河公社双河大队的，全国“知青英雄”上海杨浦区知青金训华生前就是该大队的。  我们干岔子公社是一线公社，与苏联隔着黑龙江，江中有一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漫长边境河道里最大的岛：干岔子岛。我们下乡刚到这里正是11月，车陷在被厚重的雪盖住的大坑里，苏联边防军的探照灯在我们身穿的草绿色大衣上照来照去，吓得个别女知青当场哭起来。几个老乡却毫不理会女知青的哭声，吵吵嚷嚷道：“我们是来看看上海人长什么样的，原来和我们差不离！” 我没有跟逊克县的知青提及金训华，因为他的事迹宣传得太多了。他们倒是询问了我们那里的一些情况。谈了一会，我觉得站着有点累了，就躺在床上。他们见状，说要出去买东西便离开了。 房里只剩下我和我队男知青，他正躺在床上拿着有短中长三个波段的高级收音机听歌曲。这房间不算小，有横有竖放了五张床，房间有暖气片，比只有通铺炕的大车店要高级多了。 见到长形桌上，女知青给我们三人吃的切开而疏散凌乱的块状奶油蛋糕，我便翻身起床，归了归拢。然后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寻思着一路行程的艰辛，憧憬着回队的顺利结果。 “你们是上海来的啊？”一下子来了六七个知青模样的人，带头的胖高个子用东北话问道。我起身回答：“是的。”胖子接着说：“我们是北安农场的，也是知青。”其他几个人巡视着我们房间的行李，我想，坏了，他们要打劫我们上海带来东西了！我主动对胖子道：“都是自家人，各位请吃蛋糕，这是从上海带来的。”他们见到奶油蛋糕眼睛一亮，一是他们也许很久没有吃到糕点了，二是这乃上海哈尔滨食品厂制作的高级奶油蛋糕，好看也好吃。我主动给他们一一送上一份蛋糕，准备消耗一些时间，可他们狼吞虎咽般塞进嘴里就直往肚里吞下去，瞬间就完事了。我立即递上了两条干净的毛巾，让他们抹嘴擦手。我说：“你们如喜欢，剩下的蛋糕全带走！“胖子带来的人，有二三个说：“不了，带着不方便，味道不错！” 胖子走到拿着高级收音机知青床边，拿过来边端详边称赞：“这玩意高级，不错！”我队知青吓得面如土色，身子颤动起来。我忙问他：“你们是北安哪个农场的？”他也问我在哪个地方插队。当我说到干岔子公社时，胖子说，你们公社干岔子大队的老G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关系很好的。胖子还说了老G曾经帮了他的忙，称赞老G挺讲哥们义气的。老G是我们学校同届（初中69届）3班的，我是6班的，我和老G关系并不密切，只是互相知道对方而已，但我说：“老G和我也是朋友。”还简要描述了老G的长相特征和讲了他戴军帽时喜欢把帽檐压得较低的习惯。我还说：“你们如去老G那里，就顺便到我们大队来玩，老G那里到我们队约有八里路，我可用马车接送你们，你们想住多少天都可以，吃住穿全由我解决。”胖子道：“好！好！够朋友！既然你和老G是朋友又是同学，我们也是朋友。”他拿着收音机指着机主问：“他和你一起的？”“是啊！他可是老G同班同学，我和老G还不是同班的呢！”我说。 “噢，既然这样。我们也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回去代我向老G问个好，有机会让老G来我们这里玩，你也来玩，北安这一带都知道我的。”胖子说。他和我握了握手，顺便告诉了他的名号。我说：“你的话一定让老G这同学带到。”我边说边指着带收音机的知青。胖子听后，有些依依不舍把收音机还给了我队知青。 胖子指着一堆行李问：“这些行李都是你们的，有几个人？”我道：“这是五个人的行李，两个女的行李也放在我们这里，我们男的三个，一个出去了。”“这80房间有五个床，这两个床不是你们的吧？”胖子指着靠门的两个床。我说：“是的。”他们没什么行李啊，胖子自言自语。突然胖子鹰隼般的目光，发现双河大队知青一个床的墙上挂钩上挂着一只仿制的军用书包，他用那鹰爪般的手，一只手迅疾把包盖翻到包后面，接着两只手大把抓捧出“猎物”，传给另一个同伙，装进马桶包（一种筒形的包口用绳子收口，绳子也是背带）。做完这活儿，胖子对我挥了挥手道：“再见！” 他们刚出门，双河大队两个知青就进门了。他们问：“这伙人来了一会了吧？”我说：“你们赶紧看一下墙上的包，里面东西都给他们劫走了！”他们看着空空如也的包，一人无奈叹道：“香烟和钱全部给他们抢走了，妈的，混蛋！”另一人只能自我安慰道：“就算不小心丢失了。”他们两人个子矮小，如和那几个人论理，东西非但拿不到，自己还准吃亏。我和他们都明白，只能自认倒霉。车站丢钱的我队知青回来，我和他谈起这伙人干的此事，他惊异道：“我在火车站遇到的那伙人，领头的应该也是这个胖高个子！” 第二天我们大队五个男女知青，把行李都放在长途汽车车顶，坐上路经孙吴抵达逊克的班车离开北安这个绝不让人省心的东北城市。 1975年秋，我从上海回黑龙江逊克的生产队时，坐的是到北安的火车。在北安街头，我邂逅了同是曾在干岔子公社插队的同校异班同学。 “我现在已经是工人阶级了！”他笑着和我了握手。 我知道我们大队西面的红卫大队两帮知青为了财物动用了冲锋枪和手榴弹，惊动了沈阳军区，后来两帮知青都被刑事处分了，他是其中一帮的成员。 “怎么回事？”我有些不解地问道。 他轻松地说道：“我吃了三年官司，现在已经留在劳改工厂工作了，拿的是工资，再也不像你下大地干农活了，蛮舒服的！” “好啊，反正哪里都是干活，工厂怎么也比农村强！”我顺着他的话说道。 “吃过官司的人，回上海日子也好过不了啦！刑期满了，到农村下地干活还不如在劳改工厂工作惬意，车间里风吹不到、雨淋不到，他们（管教人员）对我们知青还比较客气，月月领工资，旱涝保守，就这么混一辈子了！”他有些无奈又有些自嘲地说。 红卫大队知青分成两帮，我们学校同学是后去的，但分别参与了两帮。一帮强势为强帮，一帮弱势为弱帮。 弱帮知青，人少势力小，从上海探亲回到生产队，强帮的知青，就会仗着人多势强，去弱帮知青寝室强行打开箱子、旅行包，将其中的现金、食品甚至衣物，或全部或部分拿走享用。这类事情不是偶尔孤立的几次，被劫的财物数量金额总数也很大。几年来，弱帮知青被频繁抢劫后，越来越感到憋屈和耻辱。他们始终生活在日子难熬、精神压抑，还得忍气吞声的窘境之中。强要面子心理的弱帮知青，没有把此类事告诉大队领导，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而是采用了自以为最合适的也是最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一个月光朗照的深夜，弱帮知青中的武装民兵，自己手拿一支五六式冲锋枪，把几颗手榴弹分发给另外几个知青并且告诉他们如何使用，然后直奔强帮知青群居的主要寝室。 在去强帮知青寝室的路途中，有拿手榴弹的知青由于恐惧，在半路上就把手榴弹丢在路旁了。到了强帮知青寝室外，手拿冲锋枪的知青在离房间十来步处，把枪的控制档从保险档拉到连发档，枪隔着窗户对着炕墙方向，将弹夹里装满的30发子弹一股脑地尽数平射出去。房间里的人都躺在炕上，子弹全部打在睡者身体上方，一个人也没打到。几个扔手榴弹的人，有的连手榴弹后盖都没有打开就扔出去，手榴弹穿过窗玻璃落在炕前地上，有的后盖打开却没拉弦也扔在了炕前地上。这些子弹与手榴弹都不具杀伤力。 只有一个知青打开了手榴弹后盖，右手小手指勾住了弦端的金属套圈，手榴弹隔窗穿落到房间的炕前地上，几秒钟后，轰的爆炸声划破了深夜的静谧。 拿着空弹夹的枪与扔完手榴弹的弱帮知青，赶紧飞也似地跑回自己寝室。屯子里有人听到了奇怪的手榴弹的爆炸声，大队干部穿好衣服赶到爆炸现场。一个睡在拐炕（与大炕烟道相通，炕体呈直角型，长度2米多，宽度1米左右，能够睡1个人）上的和我同校异班的知青，头部多处被手榴弹的不规则的弹片击中且深嵌脑部，人已经不省人事，该寝室其他知青无一伤亡。队里立即派人套上马车把头部受伤知青直送县医院。 此事从公社武装部一直到沈阳军区都被震惊了，沈阳军区下令彻查严处。结果此事的双方知青都分别判了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 那个头部中了手榴弹弹片的知青后来用飞机送到上海治疗，但是上海的医疗技术水平再高也是回天乏术，他成了植物人。他过了多年植物人生活之后，他父母决定放弃毫无意义的高额治疗，让他去另一个世界了。他是个狠角色，如活着会被判七年有期徒刑。 “你什么时候离开北安？”已是工人阶级的同学知青问道。 “明天我们就坐去逊克的班车，北安这里就过一夜。”我回答。 “有机会来北安找我玩！”他高兴地邀请我，还把他的联系地址告诉我。 “谢谢，有机会一定！”我真诚地答应。接着我抚慰了他几句，然后就我们握手告别。 我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北安，于是再也没有遇见他。至今他怎么样了，我一无所知，但他的音容笑貌，我总忘不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