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人的务实

务实以应变，人皆有之，独中国人化其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

务实最初是一种应对制约的技巧，务实以谋生。适者生存，自古固然；而人之不幸在于天生受到共生性、差异性和流变性的制约，只能务实——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屈伸，甚至柔茹刚吐般的二元对立，以应对共生环境、强弱差异和运动变化。幸运的是，人天生具有务实的禀赋，而且，这种天赋又可在实践中不断提升。

中国人将这种务实天赋提升到文化高度，务实以化成天下。《诗经》《周易》和《尚书》是孔子以前流传下来的主要古籍，共同记录和形成中国的务实文化；《诗经》以此感彼之相感，《周易》由变致平之治理，《尚书》协和万邦之德政，皆归属于务实文化。《诗经·周南·桃夭》通过观察桃树开花、结果和枝叶茂盛之更迭，指出姑娘应适时出嫁、生子和促进家庭和睦兴旺，向世人传达一种宜室、宜家、宜人乃至宜邦国的务实文化；这就是《周易·彖传》所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种务实文化经儒家发扬光大后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务实以自强不息。儒家吸收务实文化之实用、实际和实干精神，为其提出价值约束，并强毅力行，终使务实文化上升为务实理性和民族精神。儒家的务实理性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实干性、实际性、实用性和价值约束性；其中，儒家的实用性和价值约束性是其标志性特征，堪称实用理性和价值理性，儒家的务实理性使其成为入世之学，儒家的价值理性使其成为道德之学。

儒家的实用性表现在“安身立命”“内圣外王”“经世致用”和“急先务”“急亲贤”“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等轻重、缓急、远近之分。儒家的立命可用张载的横渠四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儒家之根本。儒家的内圣外王是内圣以外王，先内圣后外王，既是一种个人和社会的状态，也是达至这种状态的路径和手段。依《论语·宪问》中孔子所言，内圣外王的路径是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天下”，而内圣就是“修己以敬”，使自己君子化而达至圣人的境界，外王就是“安人”“安百姓”，使天下和谐而达至天下为公的社会状态；内圣外王的手段是“修”和“安”，至于如何“修”和如何“安”，即内圣外王的具体手段或方式方法，儒家提倡酌情变通，这有利于调动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是一种务实态度。

儒家的价值约束性表现为核心价值观。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核心价值观，孔子的核心价值观是“仁本礼用”，孟子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智”（四端之心），荀子的核心价值观是“王霸兼用，礼法共治”，介于孟子和荀子之间的稷下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董仲舒以下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儒家创造性地植入价值约束，意在避免务实滑入随波逐流、倒行逆施、不择手段深渊和防止出现躺平摆烂、二元对立、损公肥私、投机取巧、阿谀奉承等乱象。

儒家的整体性（包容性）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知行合一”，儒家的开放性表现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儒家的实干性表现为强毅力行：“不可以不弘毅”“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儒家的实际性表现在“制名指实（循名责实）”“知有所合”“能有所合”（《荀子·正名》）。

值得指出的是，儒家的实际性是其务实理性的短板。《荀子·正名》提出的实际性是事物本有的实际性，即符合事物的实质特征，制名指实的实和知能有所合的对象都指事物的实质特征，但因儒家没有也不可能逐一辨析事物的实质特征，使得事物本有的实际性没有实质意义；也正因如此，有儒家学者提出将实际性指向合于情理或约定成俗，但因情理或时俗随时变化且未必符合事物的实质特征，又使得基于情理或时俗的实际性带有可变性和虚假性。

愚以为，宜将务实纳入知道行道，即以道作为实际性的符合指向，以正义仁德作为价值约束，认识以正（即实事求是）而行之以义、仁、德（行之以义即符合实际，行之以仁即行不违和，行之以德即坚持行道）；那么，务实就是实用、实际、实干，一切为了实际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遵循实际规律，一切接受实际检验，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坚持行道，行不违和，以实心办实事，杜绝弄虚作假，实实在在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