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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乡探亲 时至1950年11月，我离开井冈山下我的老家吉安罗家村参加红军已整20年有零了。在大冶我给家里去了一封信，我哥哥给我回了信，希望我能回家看看。惦念老父，惦念家乡，惦念哥嫂之情，被忙碌的工作压住了。51军整编改造工作完成后，我到了武汉，很想念自己的父亲。四野谭、陶等领导人很关心，负责干部工作的梁必业，按优待红军家属的原则，给了我300斤粮票（这种粮票当时是等值的实物券）、200块银元，给我作路费和优抚费。我得了钱，给我父亲买了一件皮袄，还有我穿过的一件皮夹克，作为回乡的礼物。 我带着妻子徐贤华和我们已半岁的孩子汉明，乘一辆四野安排的吉普车，由鄂赣公路到南昌转赴吉安。吉安到我家里当时不通车，我哥哥来接我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哥哥，一个非常忠厚诚实的人，快要到家才告诉我，说父亲已去世5年了。我赫然，冷了半截。我问我哥哥为什么在信里不告诉我呢？我哥很伤心地说：父亲临死的时候，特别想你，口里芬兴，芬兴，文贵，文贵，不停地长吁。他叮嘱，要我哥哥不要告诉我说他死了，他怕我听说他已死就不想回家了。他希望我能活着回家，能到他坟上去烧柱香，磕个头。我哥告诉我，我1939年在八字门给家里写的信，说我在外做生意，生意兴隆，家里收到了。我父亲拿着那封信在罗家村厅上、库居、云楼到处转，到处叫唤说：'我的芬兴来信喽！我的文贵来信喽！'以后，我给家里写的信家里都没有收到。1945年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祖父辈3兄弟的孩子就仅仅我哥哥一人，而且我嫂子也没有生育。赣南农村封建意识形态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父亲苦了一生，又没有看到孙子。他去世时，我哥哥说70多岁的老人很痛苦。我回想我在石城养伤时，父亲步行几百里去看我，哭哭啼啼凄凄惨惨要我回家结婚。我站在坡下送他，望着他背着一个包袱，一步一回头爬上山岗的样子。那时父亲已是60来岁的人了。为了结束祖祖辈辈的苦难，为了劳动大众的解放，我没有听他的，他回去了，我也走了，没有几个月，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本来我回家的心情还是静的，当听我哥哥陡然说我父亲已去世时，酸甜苦辣百味涌心。潭幽滩险的富水河，卵石沙滩，绿水悠悠，是童年父亲带我嬉戏的地方。当年扛红缨枪围攻吉安回家的时候，父亲还特地打了两个荷包蛋我吃。现在山河依旧，村落面貌全非，人烟无几，往昔的亲人都不见了。红军长征时，罗家村的青壮年几乎走尽了。国民党进入苏区又疯狂报复，大肆杀戮无辜百姓，罗家村人口大减。我和我哥回到家里，除远房的几个人来看我外，没有亲人了。 我的故乡人是天赋具有反抗意识的。欢喜唱戏看戏是赣南人的传统习惯，看京戏唱京戏也是山里人一桩乐事。大概是1942年或1943年，蒋经国在赣南当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时候，一天，我们罗家村正在唱京戏，新安乡的乡丁带着10来条枪到村里要粮要税。乡长不准唱。戏班子不敢唱。乡长站在台上叽哩呱啦不准唱。台下的群众吼了，一拥上去就打。打乡长，乡丁们就开枪，枪又不敢对人群开。群众把乡丁的枪缴了。乡长提着他的驳壳枪跑，人群就追，一追追到一个富农家里，在牛栏里把那个乡长搜出来了。打呀，这个一拳，那个一脚，缴了他的驳壳枪。驳壳枪是他上了膛的，嘣的一响，把乡长打死了。不知道是走火打死的，还是故意打死的。打死了人，四周围攻的人，枪也丢了，人也跑了。巡防区的区长是乡长的亲戚，县长是巡防区长的亲戚，区长来抓人，抓谁呀，大家都跑了，不知道谁打死的。不久县长任期满了走了，区长也走了，新上任一个县长，新官不理旧事，以后，蒋经国也走了，不了了之。 正因我们那里的人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具有宁死不屈的精神，所以，我们那里的人死得多。1950年11月间，我在家摸了一下，我们罗家村厅上、云楼、库居3支当时的人口与20年前（即1930年）比，只剩下半数。 在我的亲戚里除了4个姑姑尚存外也没有多少人了。总之，没人了，参军战死了，妇幼老残或者被国民党报复杀死了，或者饿死了、病死了所剩无几了。 但，我儿童团时代我父亲给我订了亲，对象还在。长征路上、延水河边，我一直记着我的这位儿童团的朋友。但她在我父亲去世之前两年与人结婚了。这也难怪她，她出嫁时，也是二十五六岁了，当时农村习惯已是老姑娘了。她有她的幸福，我回去后，她向我哥哥提出要到我家看我，我哥哥没有同意。我哥说我当兵后，家里分几次给她家60块银元，作为聘礼的。我哥哥要她家退。我说：'退个鬼呀，人大心变不怪她。'我给了我哥哥包括粮票大概有300块钱。300元当时还蛮顶用的，我哥哥也就没有叫人家退。 其实，我们苏区姑娘对'红军哥哥'痴情的是很多的。万载县有个姑娘看到我们南下部队从万载过，她站在田埂上望呀望，望了好多天，朝我们指战员一个个地看。她在等待一位姓赖的红军战士。他们是儿童团时代恋爱的。他们曾山盟海誓相亲相爱。这位姓赖的南下时当了团参谋长，部队从万载南下。那天，他走啊，走，一个女的一下闯进队伍里，把他抱住了，喊他的名字。赖一惊，他看了女的一眼，说不认识。十六七年了，王宝钏住寒窑等薛仁贵也只18年，他们两个是没有结婚的，突然见面不相识也难怪。姑娘一说，赖承认了。32岁的老姑娘要跟部队一块走，赖难住了，只得说打完仗再来。姓赖的是否再去过不知道。苏区姑娘对红军是如此的痴情！ 在家里最惹人喜欢的是我和徐贤华的孩子汉明。这时他有半岁了，可以站立起来。这个抱着看看，那个给他一点什么，几位老人抓一把家乡田里的土，瓢一碗家乡祖祖辈辈喝水的水井里的水，把土放在水里，要汉明喝。乡亲们非要他喝不可，说这是家乡的水土，不脏的，喝了就永远不忘家乡。我哥哥双手颤颤巍巍，将孩子举得高高的，孩子哭了，他的眼泪也流出来了，并连连地说：'让爷爷能见到这孩子多好啊！' 家乡，战后的家乡，仍然是破烂不堪，有多少事等待着我们去做呢。再见，喝富水河里水长大的井冈山下的儿女，永远不会忘记，仍然贫困中的故乡亲人！ （二）哥哥的来信 1950年11月从吉安回武汉后，我就到北京报到了。第一坦克学校（当时称第一战车学校）就设在卢沟桥附近的二老庄。 1951年春天，新生的共和国，全国上下都忙着进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毛泽东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句话过去是，现在是，今后还是对的。但是还加上没有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就不能完成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任务。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的军队要正规化，要现代化。过去夺取政权可以各自为政，各路诸侯，独立作战。以后就不行了，要正规化，要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实行诸兵种、军种密切协作，共同作战。正规化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要有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现代军事理论才能完成作战任务。领导分配我到第一坦克学校负责政治工作，就是这项任务的一部分。 这个任务是很重的，我一直很忙。1953年春，我还担任军委装甲兵营、团、师、军干部实习团团长，率部到了朝鲜前线指挥过坦克作战实习。在1951-1952年期间，我经常收到我哥哥的来信，谈家乡的情况，我哥的信总是喜悦之情，洋溢于纸。 第一封信是1951年写的，信上说，罗家村又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贫雇农分得土地比第一次（1929年）还要多，我作为一个红军战士，政府也分一份土地。他说拿到土地证时，手颤颤的紧紧贴在胸口上，怕它飞了。第一次土地改革时土地证是我们的父亲领的，为了保护那张土地证，多少残酷的往事涌上我的心头，当然，我哥哥也同样，苏区人民也是同样。 我哥在信上说，家乡人民像苏区时代一样，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他收稻谷除缴公粮和留800斤口粮外，其余的都卖给国家了。装了半间房，喂肥了两头猪，卖了一头给国家，自己杀了一头有两百斤的猪肉过年，日子过得不错。 第二年，我哥哥又来信说：他卖了3000斤稻谷，一担芝麻给国家，自己还留了1200斤口粮，杀了一头300斤重的年猪，日子富得快流油啦！ 一句话，1951年进行土地改革，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后，中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1951年、1952年、1953年中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发展，全国农村，社会安定，夜不关门，日不闭户，没有小偷小摸的人。1953年秋天，被誉为'金色秋天'。全社会的仓储都被粮、棉、油塞满了，国家临时筹措，把一些祠堂庙宇当仓库，也被农民出售的粮棉油装满了。排成长蛇阵出售粮棉油的队伍仍日日夜夜在粮店前等待着出售粮棉油。1953年秋天，确实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金色的秋天啊。这就是我们﹣﹣来自井冈山下的儿女﹣﹣为之奋斗的胜利果实！ 我是被土地革命的风暴卷入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革命浪潮的。这个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之路。我来自井冈山下，亲身经历了这场血与火的斗争，由一个山沟里孩子，成长为建设一支现代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为了保卫已取得的胜利果实，肩上的责任重大。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从事装甲兵的现代化的建设工作，为建设一支在党中央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工作了几十年。  【罗通、江西吉安人。191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副司令，政治科长。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第4团政治委员，新四军5师14旅41团政治委员．第4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鄂东军区参谋长，鄂东保安军区司令员，江汉军区3分区副政委，独立2师政委，第4野战军51军副政委等职。建国后，任第1战车学校副政治委员，装甲兵干部部部长，济南军区装甲兵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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