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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经历了百年屈辱之后，终于诞生了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然后开始带领全体中国人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全面工业化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说都能吃饱饭可能有点夸张，因此解决吃饭问题，解决粮食问题绝对是头等大事，排在了所有工作之前。 现在估计很多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五谷都是什么了，五谷就是粟、黍、稻、麦、菽，也就是谷子、黍子、水稻、小麦和大豆，这就是中国的五谷，它对我们中国的农耕文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除了黍子变得极为少见外，其它几种粮食作物还是在大规模种植，在此多说几句黍子。 黍子一般分为硬黍子和软黍子，统称为黄米。
硬黍子就是制作陕北黄馍馍的主要食材；软黍子就是俗称的大黄米，北方用于制作年糕的主食材。 这个东西在《诗经》时代及以前的唐宋时代，都是北方中国人的主食，特别是黄河流域，在古代，没有那么多的水浇地，没有足够的肥料，黍非常耐旱并且成熟期很短，在那个农业水平不发达的时代，它显然是非常好的种植选择。 《诗经》中的名句“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就是很好的证明。 虽然黍具有诸多优点，但在历史上每亩地产量仅为两百斤左右，即便是现在改良后的黍，每亩地产量为最多也超不过四百斤，随着人口的增长，它的产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其它高产粮食作物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逐渐走上了重要的历史舞台，例如小麦、水稻，而黍逐渐的隐退在幕后的另外一个主因是革命性冬小麦的出现，它极大的缓解了黍单季种植所产生的粮食危机，毕竟单位种植面积上收获数量大增，另外就是小麦加工技术的进步，使得麦饭成为过去，各种饼出现，口感强于黍类食物。 目前黍这种作物种植最广的地方大约在河北张家口的阳原、蔚县以及山西大同广灵、朔州应县等地区，其它地区基本已经处于零星种植，形成不了规模。 从古至今，人们对吃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黍显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所以从餐桌上渐渐消失。但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却是谁也替代不了的，《诗经》名篇《黍离》就是最好的证明，黍不仅仅是填饱人们肚子的粮食，而是包含着家国情怀的精神食粮。 而与黍相提并论的另外一个作物就是谷，加工后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米，学名是粟，中国古称稷或粟，亦称作粱。 谷子起源于我们国家，最早种植于新石器时代，距今有五千年以上的栽培历史。在中国驯化后传播到了其它大陆，它是我国北方农耕文明的缔造作物，与黍一样，谷子耐旱、耐贫瘠的土地，被称之为大旱之年老百姓的“救命粮”，“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说的就是小米春天播种，秋天收获。 尽管自隋唐之后水利设施的发展使得水稻、小麦发展起来，小米作为粮食作物的地位逐渐退步，但哪怕到了新中国成立之时，谷子在整个中国还有上亿亩的种植量，建国初期，工资的折算都是要换算成小米，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 在抗战时期，“小米加步枪”就是人民军队的真实写照，这不仅是人民军队艰难抵御侵略的真实写照，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我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为什么是“小米加步枪”而不是“大米加步枪”、“小麦加步枪”？无它，谷子耐旱、耐贫瘠，收获后还耐存储，而小麦、稻谷需要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很难做到，毕竟很多水利设施都被战火破坏了。 说了这么多，好像跟新中国的工业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还是那句话，要搞工业化，那就要吃饱肚子，而问题恰恰出在吃饱肚子上。 在育种学和耕种并不发达的古代，哪怕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小米的高适应性和亩产量优势很明显，毕竟能达到200多斤亩产量的水准还算是一种能够解决温饱的出色高产作物。 小米在中国北方成了绝对的主食，虽然也种麦子，但是在水肥条件无法满足仅靠自然降雨的情况下，麦子的产量波动很大，它一直是与小米做互补，用于解决春天青黄不接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小米的头号备胎。 但是水稻这种南方作物就不像小米和麦子那么艰难了，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南方的主食，得益于南方的水土条件，水稻本身的高产量，优秀的口感，稻米在和粟并列为中国人的主食，并且它的主食地位在之后的日子里从未被动摇过。 从亩产来看，水稻产量是粟的两到三倍，从绝对产量来说，很多朝代都是远远超过粟和小麦的，明、清漕运的主力从来都是稻米而不是其它粮食作物。 梗米，籼米是水稻的两个亚种，糯米是稻的一个变种，也是大米的一种。在我国北方，主要种植粳稻，南方是籼稻，从外形上看，粳稻比较圆，而籼稻比较长。 在古代绝大多数被征收的都是稻米，因为稻米的产量确实太高了，中国真正的面食主食区是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其它地区绝大部分都以大米为主食，由此可见其产量。 各种主食面食化的过程是中国汉唐以后延续千年，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过程，各地名小吃基本都带有典型的面食特征，京津地区不例外，南方地区也不例外，这不能简单的作为判定主食的依据。 稻米面食化的一个典型产物就是：米线，米粉。 唐宋时代，水田起陇技术的出现，保证稻麦两熟轮作制度在两浙、两湖和福建确立下来，农业格局变成北方缺水种粟区、北方丰水种麦区、长江中下游稻麦两熟区，南方种稻区，小麦的可种植区域拓展了，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当然小麦成熟要经历一个“冬化”的低温期，再往南这种气候条件就不存在了，所以很难进一步向南拓展种植区。 中国上万年的稻作历史，各种考古资料证明，世界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就是中国，因此水稻良种的培育自古至今一直是重中之重，特别是水稻从一年一熟提升到一年两熟，在部分地区甚至提升到一年三熟，极大的解决了更多人吃饭的问题。 在民国时期，就是现在很多人梦回民国的那个时期，中国竟然还需要从海外进口大量大米，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可都是稻米盛产大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引得万国来华，乾隆时期还自称“天朝上国”，现在居然沦落到要向他国进口大米，这巨大的落差简直让人不能忍。 中国人从古代的“精卫填海”到“愚公移山”，从来不躲避问题，有问题就解决它，所以近代中国水稻的研究之路就是在挨饿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不挨饿的梦想而开始的。 这其中有两位佼佼者，要说中国近现代水稻的研究史，这两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一个叫丁颖，另一个叫赵传芳，水稻界尊称他们为“南丁北赵”。 杂交水稻的基本原理是孟德尔的遗传基因学说，孟德尔在19世纪60年代就发表了遗传基因学说，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仍然还没有人成功研制出杂交水稻来，而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尝试杂交水稻的人就是我国的丁颖。 1888年丁颖在广东省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那时候大清朝还没灭亡。后三渡日本，学习农业技术，学成归来的丁颖到广东大学农科院（中山学院前身）担任教授。 插一句：所谓的野生稻就是在野外生长还没有被驯化的水稻，其实跟野猪和家猪的区别一样。野生稻历史悠久，是我们的祖先发现了这种作物然后一步步对它进行驯化，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种植的水稻，现在把驯化后种植的水稻叫做栽培稻，野生稻可以说是栽培稻的祖先，野生稻虽然被驯化，但是在我国南方地区野外依然生长着大量野生稻，经过几千年的生长繁殖，野生稻和栽培稻已经属于远缘关系，它们在基因上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了。
野生稻 再说回来，水稻杂交的方式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现代栽培稻与现代栽培稻杂交，一种是现代栽培稻与野生稻杂交。 按照孟德尔的遗传学说来讲，远缘杂交比近亲交配更有优势，所以如果将野生稻和现代栽培稻杂交的话，那么后代应该可以培育出优良品种。 1926年，丁颖在广东郊区发现了一株野生水稻，便开始一心投入到野生水稻的研究中，因为经费有限，他建议民国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腐败的民国政府压根没理他，这种光扔钱不见效的事傻子才做，然后最后仅拨付了260元经费，丁颖一看钱不够，只能变卖了自己的祖产，花光了积蓄，才终于在192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水稻研究专业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 历时6年时间，丁颖最终在1933年成功尝试了野生稻与现代栽培稻的杂交工作，培育出了新品种“中山一号”，这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这个事，丁颖教授可谓开创了先河。 “中山一号”具备了野生稻抗逆性强的特点，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种植。 1936年，丁颖教授又再次成功杂交出了“千粒穗”，
之后，丁颖教授先后培育了60多个优良品种。 不过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1938年日军直逼广东，丁颖跑到试验场连夜将400多个稻种打包，随着中山大学迁到了云南。 解放后，在1957年我国成立中国农科院，丁颖教授担任中国农学院首任院长，到了1964年，76岁的丁颖因肝癌晚期去世，令人无限惋惜。他的毕生研究发表成了140多篇论文，为中国后续水稻技术的发展留下了大量的理论基础，被称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再说一下另外一个人，和丁颖同时代的赵连芳，去美国留学，学习农业知识。 赵连芳出生在河南，家里条件比丁颖好一点，17岁投奔武昌革命军加入敢死队，在某次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开始思考中国出路，决定以农业救国，于是弃武从文，去清华大学学习。 1922年毕业后获准去美国留学。在美国期间，赵连芳攻读遗传育种学，发布了《水稻连锁遗传的研究》和《水稻糯性遗传基因对于孟德尔遗传定律影响之研究》等文章，刊登在美国的国际遗传学杂志上，成为世界上最早研究水稻遗传育种的学者之一。 留学归来后，赵连芳在国立中央大学教学，同时育成了“南特号”、“中大帽子头”等我国第一批优良水稻品种，并先后在河南、江西、上海、广西等地进行推广，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省负责抗战后方的粮食增产工作，将培育的优良稻种推广到四川省的50多个县区，为解决战时军需和民用粮食上做出巨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赵连芳被委派到台湾省开展农业工作，1975年，赵连芳在考察台湾省高雄市渔业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赵连芳生前留下了34篇主要著作，以及发现了3000多个水稻及10多个野生稻品种，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成为了我国遗传育种的先驱。 现在回过头看待丁颖和赵连芳这两个老前辈所做出的成就，或许觉得微不足道，但如果站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去看的话，结果就不一样了。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理论基础、什么实验数据都没有参照的年代，正是丁颖和赵连芳这样的老一辈农业学家凭借自己的本事，开创了我国水稻研究历史上的多个第一，弥补了我国水稻研究领域的空白，他们最重要的是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水稻品种，这对于我国后来水稻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给第二代、第三代水稻研究者指明了方向。 1938年，当丁颖随着中山大学农学院迁校云南时，还有一个学生也跟着丁颖去了云南，他的名字叫黄耀祥，出生在广东一个贫农家庭，1935年考进中山大学农科院，拜丁颖为导师，深得丁颖真传。 1956年开始，通过杂交途径开展矮化育种工作，终于在1959年育成中国第一个耐肥、抗倒、高产的杂交籼稻矮秆品种“广场矮”。到了60年代，矮秆水稻在南方稻区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到了1965年矮秆水稻在全国推广种植2400多万亩，单产大幅度提高，亩产普遍提高50公斤。 是不是觉得50公斤没多少？没有概念？来，做个计算题。 按照1965年推广种植2400万亩数量来算，总共能增加12亿公斤粮食，按一个人一天两斤算，一年大概700斤，也就是350公斤，12亿公斤粮食一年可以多养活342.9万人。 之后，黄耀祥还先后培育了“广陆矮4号”、珍珠矮等十几个水稻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亿亩，增产稻谷845亿公斤，他开创的水稻矮化育种是我国水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杂交水稻横空出世之前，黄耀祥和他的“半矮秆水稻”霸占了整个20世纪50-60年代，被誉为“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 以黄耀祥为第二代水稻研究者的诸多研究者，把我国的水稻产量从亩产200公斤迈向了250-300公斤的台阶，解决了数百万人的粮食问题。 当然同时代的还有很多的农业学家依旧在稻田间深耕一线，为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劳心劳力，黄耀祥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再歪一下，简单说一下水稻的繁育。 水稻和其它农作物不同，它属于自花授粉作物，也就是生物课上说的自交，水稻的每一条稻穗上面都会开出很多花，每一朵花里面又有雄蕊和雌蕊，雄蕊的花粉可以落到雌蕊上，无需借助其它水稻，就能自行完成自花授粉过程，最后长成一粒粒稻谷。 如果一株水稻的雄蕊坏掉了，恰好其它水稻的雄蕊花粉掉落在了雌蕊上，无意中就完成了一次杂交，这就是水稻的杂交。 黄耀祥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叫管相桓的人，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虽然他不那么出名，但他是一位连续第二代水稻研究和第三代水稻研究之间的一个重要人物。 赵连芳在留洋归来后是在国立中央大学担任教授，管相桓成为了他的学生，后来管相桓深受赵连芳思想的影响，开始深耕水稻杂交研究之路。 抗日战争期间，管相桓随着国立大学迁校四川，收集了大量的水稻品种用作研究，当时管相桓收集稻种品种数量是中国最多的，同时也编著了《稻作学》和《水稻细胞遗传学》等著作。 管相桓在建国初期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帮忙建立了西南农学院，也就是后来的西南农业大学、如今西南大学的前身。 1949年秋天，一个身形瘦弱、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怀揣着“禾下乘凉梦”走进了西南农学院的校门，成为了管相桓的得意门生，他就是扛起中国第三代水稻杰出研究者的大旗，率领众多科研者攻下重重难关，解决无数人的吃饭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水稻研究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的名字叫袁隆平。 本篇到现在为止，是不是好像跟中国的工业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看起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真的没有么？下篇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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