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完成这本《明兵部尚书韩士英行迹文略》，纯属偶然。 近年来，公务越发繁重，职责所系，无日不是行迹匆匆。时间相当宝贵，精力太过有限，加之一些相对特殊的原因，我一度暂停了从事多年的文学创作，转而进入古籍研究。多年的实践经历，让我偏激地认为，人生在世，能够真正不朽的，绝对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思想和品德。在文学这条道路上，风花雪月的文学创作只是基础和大众，低调内秀的古籍研究才是高端和顶流。 2024年6月18日，我顺利完成了本年度第二本古籍注解专著《〈韩氏宗谱〉注疏》，洋洋近十万字、四百页，一举了结夙愿。一众韩氏宗亲作为明户部尚书、兵部尚书韩士英后裔，亦是激动非常、溢于言表。在古籍注解中，我大胆创新，不仅将古籍影印本分篇章逐页插入，让读者能够得见孤本原版，进行古今对照，同时在原文电子版中，对其生涩的词汇、典故、俚语、词法、句法等，逐一阐释抑或注音、引证。如此一来，可谓内涵丰富、轻松活泼、雅俗共赏。 《〈韩氏宗谱〉注疏》顺利完成，泛着墨香味的书页间，承载着明代户部尚书、兵部尚书韩士英在历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我不禁思考，为何他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他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和职业路径？他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轨迹和才华？他能够给后辈带来些什么样的教育和启迪？答案岂有现成，只能自己求索。 由于《韩氏宗谱》的特殊用意和专门体裁，对于上述问题，其实无法圆满回答。这本绝版古籍中，所收录关于韩士英的历史并不完整，关于韩士英的文章也并不丰富。且即便是书中韩氏后裔怀念先祖所作文章，个别也存在有严重错误，以至于后世以讹传讹、曲解历史。网络上相关文献资料倒是十分丰富，但在具备了相当的历史阅历和积淀后，就能发现其中诸多问题经不起推敲和考证。作为严谨的治学行为，绝不可轻易采信待证甚至是虚假资料。研究和文学之间，其实存在有明显的屏障和间隔，研究必须严谨细致、准确完整，而文学却可以挥洒自如、天马行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深信，从事研究工作，可以采信的，必须是古籍。但中华古籍传承几千年，早已浩如烟海，要从其中获得关于韩士英的相关史料记载，无疑大海捞针。如果做成，则可以填补五百年来的历史空白，为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不做，则后来人未必会做，也未必能快做，或未必能做好，必将留下遗憾。既然有这样的念头、动力和才能，为何要轻易躲过？现在明知有“针”，也明知是“海”，却不得不捞。 所幸，多年来的接续积累，我已经收集有几万本古籍资料，再加之现代强大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该项工作的高效推动提供了诸多便捷。检索整理之后，我业已惊呆。关于韩士英的古籍文献，居然有53种之多！
按照成书的先后顺序，具体列举如下：嘉靖巴东县志（公元1551年版），嘉靖贵州通志（公元1555年版），隆庆岳州府志（公元1567年版），万历淮安府志（公元1573年版），万历杭州府志（公元1579年版），万历四川总志（公元1581年版），万历国宪家猷（公元1582年版），万历贵州通志（公元1597年版），万历事言要玄集地集（公元1618年版），康熙岳州府志（公元1685年版），康熙杭州府志（公元1686年版），康熙顺庆府志（公元1686年版），康熙安乡县志（公元1687年版），雍正行水金监（公元1725年版），雍正北新关志（公元1731年版），乾隆江南通志（公元1736年版），乾隆云南通志（公元1736年版），乾隆贵州通志（公元1741年版），乾隆岳州府志（公元1746年版），乾隆安乡县志（公元1748年版），乾隆毕节县志（公元1758年版），乾隆明统一志（公元1782年版），乾隆全蜀艺文志（公元1782年版），乾隆四川通志（公元1782年版），乾隆浙江通志（公元1782年版），嘉庆巴陵县志（公元1804年版），嘉庆南充县志（公元1813年版），嘉庆四川通志（公元1816年版），道光云南通志稿（公元1835年版），道光贵阳府志（公元1840年版），道光济南府志（公元1840年版），道光大清一统志（公元1841年版），道光大定府志（公元1849年版），同治临湘县志（公元1872年版），同治山阳县志（公元1873年版），光绪毕节县志（公元1879年版），光绪安徽通志（公元1881年版），光绪淮安府志（公元1884年版），光绪临湘县志（公元1892年版），光绪德平县志（公元1893年版），光绪浙江通志（公元1899年版），光绪巴陵县志（公元1900年版），光绪凤阳府志（公元1908年版），宣统南河编年纪要（公元1911年版），民国都匀县志（公元1925年版），民国西园闻见录（公元1940年版），民国息烽县志（公元1940年版）。在具体成书时间上，上至公元1551年，下至公元1940年，其跨度为390年。 除上述古籍外，还有令人十分惊喜的意外收获。 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三月，韩士英高中二甲二十五名进士，擢升户部主事，任职杭州。因仰慕林和靖先生才德，助力刊刻《宋林和靖先生诗集》。该诗集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刊刻发行，应当是林和靖先生诗文的首次发行面世。 这位林和靖先生，本名林逋，字君复，奉化大里黄贤村人，北宋著名隐逸诗人。其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其卒后，宋仁宗赐谥“和靖”。其隐居西湖孤山，终生不仕不娶，惟喜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 林和靖先生才名冠世，但性格诡异，尽管其诗画绝妙，但留存甚少。韩士英助力，将其梳理付梓，可谓功莫大焉。为铭记先辈、传承精神，经与韩氏后裔商讨，将该书全部纳入。 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韩士英调任岳州知府。其在任期间，善作善为，在体恤民情、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不仅重修岳阳楼，而且编刻《岳阳楼集》。学界普遍认为，韩士英所编刻的《岳阳楼集》已经失传，叹为憾事。 此次古籍梳理过程中，我惊异地发现，《岳阳楼集》不仅并未失传，而且还被妥善收录。
清光绪巴陵县志（公元1900年版），其卷六十四至八十一，为洞庭、君山、岳阳楼诗文。原书共1530页，其中涉及韩士英所编刻内容，足有68页。令人喜出望外，业已一并纳入。 除上述两项外，尚有独到收获。 较长时期以来，学界对于韩士英名讳的具体写法，具有一定争议。通过此次古籍整理，我悉心对照、详细辨识、认真研究。结果显示，本研究涉及53种古籍文献中，明确提及韩士英名讳者，共有143处。其中，“韩仕英”一共有5处使用，分别是隆庆岳州府志（公元1567年版）原书第66页，万历贵州通志（公元1597年版）原书第60页、第68页、第71页、第951页。“韩世英”一共有4处使用，分别是乾隆四川通志（公元1782年版）原书第5880页，道光大定府志（公元1849年版）原书第1310页，同治山阳县志（公元1873年版）原书第159页，光绪淮安府志（公元1884年版）原书第267页。而“韩士英”一共有134处使用，占比高达百分之九十四。因古籍均为手写、手刻、口述对照，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因而可以断定，相关古籍中，“韩仕英”“韩世英”两种写法，均为疏漏所致。由此可见，“韩士英”当为正确写法。特意证出，以消讹误。 长期以来，学界对韩士英的相关著述，并未进行悉数梳理和汇集。我于此次古籍研究中，获悉韩士英相关著述，除在《韩氏宗谱》收入的陈以勤《石溪韩公传》所录《河间府得谕旨志喜诗》、吕潜《明大司农韩公传》所录《太守邮亭对答句》、韩士英退休归田颐养天年时所作《门联》《题书斋联》、乾隆毕节县志《通津门石记》以及乾隆毕节县志稿《通津门月城记》之外，尚十分丰富。 具体篇章，兹以列举如下： 嘉靖贵州通志（公元1555年版）原书第247页—第248页（本书第9页—第10页）《修通津门水城记略》；原书第562页—第563页（本书第18页—第19页）《观风亭——“孤山如釜不成峰”》诗；原书第749页（本书第20页）《翠屏山——“晚钟清送画楼西”》诗；原书第810页—第811页（本书第21页—第22页）《布政司续题名记》。 隆庆岳州府志（公元1567年版）原书第243页（本书第31页）《团山——“矶头常见一山团”》诗；原书第244页（本书第32页）《莲花塘——“短壑藏舟浅系沙”》诗。 万历贵州通志（公元1597年版）原书第13页—15页（本书第68页—第70页）《布政司题名续记》。 康熙岳州府志（公元1685年版）原书第570页—第571页（本书第84页—第85页）《团山——“矶头常见一山团”》诗；原书第571页（本书第85页）《道人矶山——“江岸频频问宪台”》诗。 康熙顺庆府志（公元1686年版）原书第377页（本书第93页）《登小方山——“援萝直上小方石”》诗。 康熙安乡县志（公元1687年版）原书第239页（本书第95页）《范文正公书堂次韵——“渡江恭拜读书堂”》诗。
乾隆岳州府志（公元1746年版）原书第781页（本书第129页）《团山——“矶头常见一山团”》诗。 乾隆安乡县志（公元1880年版）原书第352页（本书第131页）《范文正公书堂次韵——“渡江恭拜读书堂”》诗。 乾隆毕节县志（公元1578年版）原书第201页—第204页（本书第138页—第141页）《通津门石记》。 乾隆全蜀艺文志（公元1782年版）原书第241页—第242页（本书第146页—第147页）《杜甫〈白帝城最高楼〉诗评》。 嘉庆南充县志（公元1813年版）原书第289页（本书第175页）《登小方山——“援萝直上小方石”》诗。 道光大定府志（公元1849年版）原书第594页—第595页（本书第205页—第206页）《通津门月城记》。 同治临湘县志（公元1872年版）原书第408页（本书第214页）《团山——“矶头常见一山团”》诗。 光绪毕节县志（公元1879年版）原书第400页—第402页（本书第227页—第229页）《通津门月城记》。 光绪临湘县志（公元1892年版）原书第410页（本书第239页）《团山——“矶头常见一山团”》诗。 上述文章中，有诗、有记、有评。可见，韩士英不仅官职显赫，且极具文才。上述文章，均以附文方式认真注疏，以备读者学习参考。 编辑此书，自6月18日动念、6月19日着手，至6月28日得以初步完结，日常紧张工作之余，前后夜以继日奋斗仅十天，成书多达440余页。平心而论，若非绝对的热爱、绝对的执着、绝对的坚持，要想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查找到与韩士英的关联，并在具体的古籍中找到准确的记载线索，没有多年的积淀，绝对无法实现。无疑，这将是我从事文献研究尤其是古籍研究历程中的最佳纪录之一。 此书编辑期间，因过度劳累，腰椎疾病复发，着实坐卧不宁、举步维艰，甚至步行状态也几近借助拐杖，睡眠时更是无法翻身辗转。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坚持下来。抽空到嘉陵中医院持续接受了二次针灸，已经基本康复。沉迷创作，让我忘却病痛。成书的喜悦，甚至超过了病痛痊愈后的心情。 知识的最大价值，在于分享。接下来，是一个详细的校对核查过程。此书完成之后，我希望能尽快付梓，和韩氏后裔乃至全区、全市以及更多的有识之士共享劳动成果，弥补前无古人之缺憾。 人生最大的成功和幸福，是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业。我有一种预感，今年所创作的《嘉陵碑刻十一品》《〈韩氏宗谱〉注疏》，加上这本《明兵部尚书韩士英行迹文略》以及已经开工撰写的《明陈氏父子宰相行迹文略》，完全有可能奠定我在一定范围内古籍研究注解方面的学术地位，也有可能会造就意想不到的社会价值。但这并非我的初衷。能让辛劳、时间和汗水，换取有识之士的认同、赞许甚至批评，已经足矣。 限于涉猎有限，相关古籍尤其是孤本收集可能存在盲区，恳请方家指正。 本书编辑：赵启书 2024年6月28日深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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