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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的城市中心，沿着南北中轴线，从北向南分布着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正阳门箭楼、永定门，以及位于天安门和端门东西两侧的太庙、社稷坛，永定门北侧东西对称布局的天坛、先农坛。它们共同组成了纵贯北京老城南北，长达7.8公里，占地超过5平方公里的庞大建筑群，被称为北京中轴线建筑群。 上世纪50年代初，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如此描述这组宏大的建筑群：“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由南至北长达七公里余。在其中心立着一座座纪念性的大建筑物。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门直穿进城，一线引直，通过整个紫禁城到它北面的钟鼓楼，在景山巅上看得最为清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样大的气魄，能够这样从容地掌握这样的一种空间概念”。 北京是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70余年建都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自忽必烈把北京积水潭东侧选为新的都城中心点，开始营建大都城以来，中轴线建筑群便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不断扩展，并始终决定着这座城市的布局和形态。  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 李小林/摄  象天法地 构建天下秩序 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秩序构建的过程。各种文化类型的秩序观，也必然在人们建造的聚落、城市形态上清晰地反映出来。 在早期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通过对天象的观测来理解世界运行规律的现象，许多建筑或城市形态也都与天象相关。中国古人则通过对北极星、北斗及相关星座的观测逐步建立起一套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认知。北极星位于“天中”，北斗七星及其周围星座不断“围绕”北极星运转，北极星成为人们观念中决定天体运行的中心，具有了崇高地位，被认为是主管天体运行的“天帝”的所在。而在它周围紧邻的星座运行的范围构成了与北极星最为密切的空间区域，这一空间区域被称为“紫薇垣”。 对于中华先民而言，将这种对天象运行规律的认识折射到人间，便成为构建人间秩序的必然途径。在这一秩序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天”与“人”的关联点。在中国古代，帝王又被认为“天子”是“受命于天”，通过实施天道来治理人民和国家。于是就有了“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的观念，帝王的宫殿也就对应紫薇垣被称为“紫禁城”。寻找天下的中心是古人构建天地、天人关系的具有象征性的实践，如周代之初即有探寻疆域中心的实践。《周礼》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的记载，河南登封有周代寻找天地之中的“周公测景台”遗迹。无疑，居中成为天命所授的象征。 中国的一些早期都城依据星座位置和形象来布局重要的建筑或规划城市的形状，就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例如，秦代都城咸阳的布局方式，就是将渭水对应银河，将咸阳宫对应紫薇垣，将其他宫室、国家机构对应相应的星座位置；西汉长安城的城市形状则模仿了紫薇垣的形状。在如今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初建时的大都城选址中，其中心点的选择也具有同样意义。清乾隆帝在《皇都篇》中曾写到北京“上应帝车曰开阳”，并将北京对应北斗七星中的开阳星。这种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代都城的特征，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重要特征。 《周易》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将光明、方位与善治关联在一起，这也使得坐北面南、南北的轴线关系具有了象征意义。轴线建筑群中，建筑之间严整的对位关系被赋予了美善合一的意义。公元10世纪，宋太祖赵匡胤在其宫殿整修之后，令部下将其宝座前的殿宇大门全部打开，面对严整对位的空间秩序，他对大臣们感慨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都城空间的规划形态，并在北京中轴线的建筑空间形态上得到清晰的表达。 1267年，忽必烈规划了新的都城——大都，并以《周礼·考工记》中理想形态为蓝本构建了中心建筑群。忽必烈和大臣刘秉忠首先选择了大都的中心点，筑中心台，并以此为基点营建整座城市。这种营建方式与之前各朝代都城营建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别。此前都城大多以帝王大朝的殿宇为城市最重要的核心，按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传统，布置皇城和大城。而大都以中心台为基点的具有创新性的营城方法，不仅体现了“天子择中立国”的思想，也构建了一种天地间的对应关系，表达了象天法地的思想。《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有关于忽必烈通过观测星象判断凶吉的描述：在大都城内，忽必烈供养了众多从事天体观测的“星者”，并根据他们的观测判断未来的吉凶祸福。虽然现有文献中缺少关于选择中心台位置方法的内容，当代研究亦有对中心台位置选择方法的不同解释，但显然与天之中相对应，是确定中心台位置的基本方法。 南宋末年，理学家朱熹曾对今北京所在的古冀州的地理环境有过描述，认为古冀州是正天地之中，且背靠群山，左右有泰山和华山相峙，前面以嵩山为前案，又有黄河环绕，再南有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为第三重案、第四重案。这一描述在明代关于北京山水格局的认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皇明南北两都总序·南北两地山川》对北京与周围山水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道：“山东诸山横过为前案，黄河绕之。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大江绕之，江南诸山则为第三重案矣。盖黄河为分龙发祖之水，与大江及山东、淮南、江南之水皆来自万里而各效于前，合天下一堂局，此所谓大局大成之上也。”从这种关于城市与国土空间的观念看，北京中轴线的意义远不仅仅是一个决定城市形态的中心建筑群，更是对广大国土的天下秩序的构建。北京中轴线上各高大建筑、山体与东西向水系（玉河、内外金水河、内外城护城河）等的关系，也是这种天下秩序的空间缩影。山水之间的空间，无论是“向明而治”的朝堂，还是“槐市陆海”的街市，皆是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理想世界。 面朝后市左祖右社 理想的都城形态 周代是一个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礼仪、秩序的重要朝代，所构建的国家制度由于后世儒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制度形态而具有精神和象征的意义。营建城市也是周代制度的组成部分。周代初立，由于分封王族、战争中的功臣、有影响的氏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建设高潮期。为使城市建设有序进行，周朝建立了一套基于分封制度的城市等级制度，并规定了城市具有象征性的核心建筑群的布局方式。这一制度被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记录了下来。它规定城市为方形，城市面积、道路宽度、城墙高度等随着城市领主爵位的降低而递减。都城核心建筑群则需满足“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要求，这一布局形态反映了周人对城市功能的理解，它包括了城市的政治、治理与经济、居住功能的关系，反映了祖先信仰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汉代，儒家推崇的周代礼仪成为国家礼仪制度的标准，儒学典籍也得到整理和增补，《考工记》被补入到《周礼》当中，成为其六个章节之一。《考工记》中关于都城营建的内容也因此而具有了超越城市规划的意义，成为儒家经典文献中国家典章制度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中，决定城市整体布局的中轴线出现于汉魏时期的邺城。从汉魏时期起，以帝王大朝殿宇为端点，以从大朝殿到主要城门的大街为轴线，大街两侧的建筑、里坊对称布局逐步成为都城的形态特征。唐长安的太极宫作为城市营建时的皇帝大朝之所，被设置在了城市的北端。太极宫前部的皇城中左右对称设置了太庙和社稷坛。市场则在皇城以南的大城当中，东、西两市对称分布。由于唐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长安城市形态对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都城营建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宋时期的都城虽然遵循了“左祖右社”的规定，但并未呈现“面朝后市”的形态。 元大都在规划营建中心建筑群时，先确定大都的中心点构筑中心台，再沿着中心台向南的轴线方向，在轴线南面布置了皇宫，在皇宫与中心台之间布置了街市，在大都东西两侧布置了太庙和社稷坛。建好城墙和街巷之后，再将土地划分为份地，按照官职高低和出钱多少让官员和商贾、居民盖房建宅。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赞这是一座壮丽的城市：“此城之广袤，……周围有二十四哩，其形正方，……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 元大都是一座附会和重现《考工记》都城制度的城市，反映了忽必烈旨在通过体现儒家理想制度的城市形态，以表达元朝在中华文明中的正统地位。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将自己与尧、舜、禹、汤等古代圣王置于同一个序列，并取《周易》中“大哉乾元”的卦辞为国号。这也表明了忽必烈在大都的城市形态上附会《考工记》所载都城制度的原因，见证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 1420年，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并重建了北京的宫室。重建的紫禁城及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其他部分，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中轴线旧址。由于将太庙和社稷坛设置于皇城中，紧邻端门和天安门，从而使中轴线建筑群的格局较之元代更为紧凑端正。永乐时期的中轴线在格局上也遵循了《考工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基本格局，城廓呈方形，东西城墙采用元代旧址。由于明代北京放弃了元大都时期相对空旷的北半城，元代从中心台向南的半城轴线在明永乐时期就变成了贯穿全城的轴线。北京城的南城墙则在元代南城墙的旧址上向南移了约1公里，而基于南郊祭祀的传统，永乐帝在北京南郊沿着从正阳门向南的道路两侧按东西对称方式布置了天地坛和山川坛。 1420年，北京紫禁城宫殿落成后，永乐帝在《北京宫殿告成诏》中，将这种城市格局形态描述为“仿古制，循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把《考工记》中的这种“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形态视为“古制”，是应当遵循的传统。永乐帝的《北京宫殿告成诏》和忽必烈的《建国号诏》都把自己与源于周代的礼仪制度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1553年，明嘉靖帝增建了北京外城，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建在原来从内城的正南门正阳门到南郊天地坛、山川坛祭祀道路的南端。新的外城将天地坛、山川坛包括在外城中，与外城中以中轴线东西对称的城市部分一起，形成了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完整形态。 从1267年到1553年的近300年中，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从元大都时南半城约3.5公里的规模，到明永乐时期的约4.5公里，再到明嘉靖时期的7.5公里，在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始终决定着整个城市的发展和形态特征。 1644年，清朝完整地接收了北京，并继续将其作为都城。在此后近3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对北京中轴线的空间形态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乾隆时期，在景山沿山脊建设了五座对称布局的亭阁，中间的万春亭居景山主峰，位于北京中轴线上；同时将原位于景山北麓东侧的寿皇殿建筑群重建于景山北麓正中的轴线位置之上；在景山南侧建绮望楼，使景山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的空间秩序更为严整。乾隆帝还在外城中轴线上天桥的南侧东西对称布置了两座御碑和碑亭，形成类似双阙的形态，御碑南侧又设东西对称的水池，丰富了北京中轴线的空间形态。 1912年，中国结束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与之相随，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和城市空间进入公众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原来的皇家宫殿、禁苑、坛庙、城市管理建筑等陆续转变为博物院、城市公园、市民教育、文化娱乐的场所，形成了位于城市中心的文化核心区。 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对天安门广场的改建，使原本封闭的宫廷广场变为开放的民众庆典和国家礼仪活动的中心，而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布局设计则在继承传统营建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当代阐释。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北京新的城市发展也延续了中轴线对城市发展的主导作用，形成了以中轴线建筑群为核心，向南北延长的南中轴、北中轴以及南中轴延长线和北中轴延长线，呈现出以传承传统精神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都城的宏大城市形态。 总之，北京中轴线“面朝后市、左祖右社”，以中为尊、居北面南、东西均衡的城市形态是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礼仪制度物化的城市空间形态，是“敬天法祖”、循天道敬传统在空间形态上的表达，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实物例证。 礼乐交融与多元一体 乾隆帝曾在《御制重建钟楼碑记》写道：“夫物庞则识纷，非有器齐一之，无以示晨昏。”北京中轴线北端的钟楼和鼓楼，在元、明、清三代的核心功能是通过报时来规范人们的起居行止。在没有现代计时工具的古代，对于时间的辨识是皇家司天监的责任，是通过天文观测而实现的，对时间的管理具有神圣的意义，是皇帝受命于天的权力。清代，北京钟鼓楼由负责礼仪仪仗的皇家部门銮仪卫管理，体现了钟鼓楼的钟鼓之声在构建都城礼仪和生活秩序上的作用。“当午夜严更，九衢启曙，景钟发声，与宫壶之刻漏，周庐之铃柝，疾徐相应。清宵气肃，轻飙远扬，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乾隆帝在《御制重建钟楼碑记》中的这段描述生动地勾勒出了都城巡夜的景象。钟声、梆声、锣声交相呼应，形成了夜间京城的秩序。 钟鼓楼的钟声、鼓声在中国传统中具有重要意义，乾隆帝认为“声与政通，硕大庞洪。正宫堂皇，元气昭融。导和利用，警听达聪。亿万斯年，扬我仁风”。钟声、鼓声不仅规范了古代城市生活，更是构建天下的秩序，传播和丰富文明的精神。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作为国家礼仪的载体，礼仪音乐与之相伴相生，二者不可分割。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音乐本身具有沟通天地的意义，是礼仪活动中形成仪式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紫禁城作为皇帝大朝的场所，大朝会时要演奏中和韶乐，赋予了朝会神圣的意义。 在各种国家祭祀活动中要演奏祭祀音乐，跳祭祀舞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中集中了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国家祭祀场所。在太庙、紫禁城的奉先殿、景山的寿皇殿举行祭祖仪式；在社稷坛祭祀社神、稷神，祈祷国泰民安；在天坛祭祀皇天上帝，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在先农坛祭祀先农、太岁、风、云、雷、雨和五岳、四海、五镇、四渎以及各处名山大川的山神、水神，这些祭祀活动都有特定的祭祀音乐和舞蹈。 此外，先农坛是帝王举行耤礼的场所，帝王亲耕时同样要演奏音乐；清代坤宁宫举行萨满仪式时亦有相应的音乐；每逢皇帝出行，在午门、端门也要钟鼓齐鸣。仪式与音乐，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天地交融的国家和社会秩序。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本身也构成了独特的节奏和韵律感，这种空间韵律感与建筑礼仪特征共同构建了礼乐交融的物质形态。 纵贯北京老城南北的中轴线建筑群，在决定老城城市形态的同时，也包含内城、皇城、紫禁城和外城的中心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从帝王、王公大臣、商贾、平民等各阶层的社会生活，以及这些阶层所遵守的礼仪、秩序。这种礼仪秩序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礼序的核心特征，并通过所谓北京传统文化表达出来。 北京中轴线上包括了四组国家祭祀的坛庙建筑群，以及大量的与宗教信仰相关的建筑。例如，太庙供奉的皇朝祖先及配享的功臣名宦，是祖先崇拜最重要的场所；社稷坛供奉社神（家神）和稷神，反映了中国传统中家国一体的思想；天坛供奉昊天上帝，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天道”的信仰；先农坛则供奉着与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天地诸神。另外，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中还有多处象征信仰的建筑。如紫禁城后三宫中的坤宁宫是清代帝王举行萨满教仪式的场所，钦安殿自明代以来一直供奉着道教真武大帝，清代的官学学生在景山绮望楼礼拜孔子，景山顶上的五座亭子则供奉着藏传佛教的佛像。这些建筑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它见证了中华文明自远古以来探寻构建天下秩序，将天象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天道的认知，折射到人间，形成国家制度、生活秩序的过程。这种对秩序的追求，在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上表现为不同功能建筑的位置、形式、色彩、材料和等级及其之间的空间尺度上，同时也体现在不同阶层在其中的行为约束。这种秩序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和实践的结果，并在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中呈现出了一种理想的状态。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美善合一，正大光明、向明而治，敬天法祖、家国一体的价值理念。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也是一处伟大的、仍保持着强大生命力的、活态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礼仪、秩序的载体，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仍然承担了当代中国文化和礼仪中心的功能。其所承载的宏大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久经融合与升华。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将文明精神融入都城形态、建筑环境的创造过程，不仅对见证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同样也深刻影响着当代北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吕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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