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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中共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脱党 自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之后，中共在全国的地下组织损失严重，尤其是上海中共中央的秘密所在地，十有八九都遭到了破坏。 1931年8月间，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黄平，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要他回国负责重建因顾顺章被捕而被破坏的莫斯科与上海之间的秘密电台。共产国际交通处还专门为黄平编了一个密码，并派了一个报务员，携带了一部电台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 9月，黄平回到上海后，与临时中央局的负责人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赵容（康生）等接上了联系。临时中央局决定：由黄平负责中共中央的全部交通工作，第一项任务就是护送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 向忠发叛变后。周恩来不得不再次转移，住到了山西路海宁路口的一个烟杂店楼上，一间仅10平方米左右的小阁楼里。此刻周恩来已经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将他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所以平时他很少外出，静候负责中央交通联络工作的同志到来。
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黄平来到了苏州河畔周恩来的住所。熟悉上海的黄平虽然知道这一带的居住环境是比较差的，但他还是没有想到，作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是居住在这么一个小楼里。一条又陡又窄的木楼梯通到二楼的小阁楼里，打开房门，一间10平方米多一点的小屋一览无余，除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里面还住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一盏15支光的电灯闪着幽暗的光。黄平想到，顾顺章叛变以后，为了避免遭到顾顺章与中统特务的捕杀，陈绍禹躲到了上海市郊的一个尼姑庵里，附近还有十来个全副武装的枪手保护。秦邦宪住在霞飞路西端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而资格比他们老得多的周恩来却住在这么一个局促的小阁楼里，黄平心里不由得涌上一股苦涩。 在屋里，黄平向周恩来汇报了去中央苏区的路线：到十六铺坐与我方有关系的太古洋行轮船到汕头，然后由中央交通站驻汕头的负责人安排坐小船到大埔，随后越过封锁线从福建永定进入苏区，一切顺利的话，10天即可进入中央苏区。周恩来同意了。 11月的一天晚上8点钟左右，黄平又来到周恩来家里。只见周恩来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一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一见黄平，周恩来便叫他去买顶便帽。黄平跑到四川路口找了家店，替他买了顶蓝色便帽，他戴上后觉得还合适。化装完毕，他提了只小手提箱就下了楼。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没有下来。黄平雇了两辆黄包车，两人一前一后到了十六铺。 黄平送周恩来登上了太古洋行的轮船。在统舱里和交通员、中央特科的“小广东”肖桂昌会合。由于周恩来一直主持中央特科工作，恰巧与“小广东”认识。看着他们接上了头，黄平紧紧握了下周恩来的手便下船了，就这样周恩来便有惊无险地踏上了前往中央苏区的旅程。 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后，邓颖超就根据中央决定，到黄平家里学习编译密码和拍摄文件。等到她熟练地掌握了收发密电的技术以后，也由黄平安排进入了苏区。此外，陈绍禹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离开上海，或去苏联，或进入苏区都是由黄平精心安排的。他主持中央交通工作期间，没有出过一件差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932年秋天，黄平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平视察河北一带工人运动的情况。临回上海前，他接受了中央河北省委领导的建议，到天津视察。结果，刚到天津就被叛徒出卖被捕。他被押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一开始还说自己刚从莫斯科回来，路过此处，想找个熟人借点盘缠去上海。刚开始敌人对他防范很松，晚上就住在市党部的单人宿舍里。当天晚上，黄平趁人不备摘下房顶的电灯泡，企图触电自杀，结果没有被电死。等他恢复知觉醒来，只见四周已布满了特务。 天亮后，黄平被转移到公安局关进了单人牢房，进行重点看守。作为一个革命者，有些人并不怕死，但因个体差异，却承受不住严刑拷打，黄平就属于这种人。他能够自杀殉职，但无法忍受无尽的煎熬和折磨。当天深夜提审时，黄平就叛变自首了。一个星期以后，他被押送到南京，在顾顺章的诱导下，还登报写了一封自首书。 黄平虽然叛变脱党了，但是他并没有供出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以及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也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同志，以至于共产国际，尤其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交通局的代表都不相信黄平已经叛变，他们连续几次发电报给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说这是敌人的阴谋，是敌人伪造的自首书“企图瓦解共产党人的斗志”，要求地下党有关方面尽快核实。理由就是由黄平负责联络的机关没有一处受到破坏，尤其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黄平掌握的电台以及交通局等其他机关，都没有暴露与破坏。一直到1933年五六月间，宋庆龄亲自找到了黄平，与他谈了话，见到了他的颓唐与消沉，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中央这才相信黄平已经真的自首了。 黄平自首以后，由他二哥托人作保出狱，以后改名黄有恒，在苏州和上海教授英语。1934年他经二哥介绍，与柴启明结婚，倒也相濡以沫。此后，黄平远离政治，只希望世人都把他遗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初的一个早晨，他如约来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一个机关，向市委主要领导报告了自己叛变自首的经过，以及出狱后所有的经历。市委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刘少奇批准，安排他进复旦大学外文系当教授。先是教俄语，后来教英语。1962年他还应广东省有关方面的邀请，到广州参观访问，讲述广州起义的详细经过。他望着张太雷、周文雍、叶挺、恽代英等战友与英烈的遗物与照片，心中感慨万千！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黄平自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鉴于黄平特殊的身份，他随即被中央接到北京，关押在某地保护了起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组织上为他落实了政策。遗憾的是，经检查，他已患上了肺癌，已经来日无多。1980年初，北京人民出版社奉有关方面的指示，约他写一部回忆录，名字就叫《往事回忆》，作为内部出版物，供有关人员参考。于是，病患之中的黄平，忍着病痛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 1981年7月6日，黄平因病去世，享年80岁。 “同志们，跟我往上冲！”说话间，一个小伙子跳出战壕，挥舞着手中的大刀，冒着枪林弹雨，带着全连战士拚命朝着一个山头冲去。此人就是红四方面军有名的“王疯子”--王近山。此时，他还只是一个红四方面军的连长 王近山家在湖北省红安县（49年前叫黄安县），黄麻暴动前，詹才芳化装成裁缝到红安做暴动准备工作，王近山就做了他的小学徒。 黄麻暴动后，詹才芳身份公开，王近山就成了詹才芳的警卫员，那一年，王近山才１５岁。凭着一股子疯劲、狠劲，王近山就从一名警卫员干起，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做了个遍。 王近山在担任红4军第10师30团连长时，只有16岁，因为作战太凶太狠，就被人们称为“王疯子”。 1931年秋，红10师30团奉命夺取战役的核心北山头，可是扼守北山头的敌军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火力猛烈，30团的战士们久攻不下，伤亡惨重。王近山急眼了，带领全连战士硬冲，冲上了山头，就在山顶和敌人打肉搏战。王近山挥舞着大刀和敌军中一个持枪刺的大个子厮杀，因为贴得太近，刀枪不好使了，王近山疯劲上来，就干脆丢掉大刀，抱着那大个子的腰往山崖下推。那大个子当然不肯松手，结果两人一齐跌落了山崖。王近山的脑袋碰在一块石头尖上，穿了一个窟窿，鲜血流了一地。王近山忍着巨痛，硬是用带血的石头将敌人砸死了，自己才昏迷过去，最后被打扫战场的战士们找到，万幸之中捡回了一条性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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