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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联合 续 ——我“异”故我在（再续八十八） 公众微信号《商坛论衡》 如果说“大信”、“小信”与“大同”、“小同”相对应，我们固然可以根据某种需要把各种形式的联合按照轻重缓急分出“大同”与“小同”来，也必须认识到“大同与小同异”。他们虽然有区别，但地位应当是平等的，我们都应当在其中守信。既然参加了某种联合，就应当遵守其中的规则，履行应尽的义务，信守自己的允诺。如果我们在其中按照自己的利益得失区分出所谓的“大信”与“小信”，针对某种“小信”以“大信不信”为由替自己的“失信”开脱，推卸责任，那就会叫人难以把握，造成合作上的困难。如果别人也以同样的理由对待我们，我们也将无所适从，从而造成整个社会信用的缺失和紊乱。这倒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战国的合纵连横。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者流，就是擅于利用多层次、多形式的联合，纵横捭阖，从中推行自己政治抱负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弱以图存、强以兼人，在韩、魏、赵、齐、燕、楚、秦七个大国与若干个小国之间，展开了各种政治联盟的角逐。这种联盟既有全局性的又有局部性的，既有数国对一国间的又有数国对数国间的，既有长期利益的又有权宜之计的，相互交叉较量。而且，其中还有统治集团之间、统治集团成员之间、统治集团成员与游说者之间的恩恩怨怨，因长期或短期的利益结成的或明或暗的联合，与国与国之间的联盟绞合在一起，扑朔迷离。也许正是因为“大信不信”问题的存在，纵横家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并没有受到道德上的自责。例如张仪为了秦国的统一大计，到东方各国行“反间计”。如果以前者为“大信”，那么后者就是“小信”。如果以“大信不信”的标准来衡量张仪的反间活动，就不能说他是“倾危之士”，倒应该尊为秦统一六国的大英雄。而这种评价很难让历史学家接受；对一般人而言，如果只是强調高层次的利益，不惜背信弃义，牺牲低层次或者弱者的利益，在心理上也是难以人人们接受的。 当然，孔子讲“大信不信”也有他的道理，不能一概反对。我们今天也并非比孔子高明，而是因为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力争做到不以此“信”害彼“信”。应当承认，“大信”与“小信”也有相互冲突的时候，在必须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似乎只好遵循“大信不信”的原则，尤其是无法及时沟通的时候，需要做出决断。比如上述范式与张劭的约会，千里迢迢，既使在相约的日期即将到来时，范式碰到了比这次约会更重要的事情必须亲自去办，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根本无法通知张劭，也只好有所取舍。如果范式有重要的军国大事无法赶赴与张劭的这次约会，那也算是“大信不信”的，而现在的技术条件完全有可能两者兼顾的。比如及时通知、合理安排等等，至少可以减轻张劭母亲的担心。 谢谢关注公众微信号《商坛论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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