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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于化民 中国历史评论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战争艺术大师，他的名字是与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谈起过自己的军事经历。他说，自己是个当小学教员的人，搞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根本没有准备打仗，也没进过什么军事学校。是因为敌人要抓、要杀而被迫上山打仗的。开始时自己并不会打仗，于是向蒋介石学，向敌人学，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了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  他还表示，自己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用了十年的功夫。即使不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的一生有22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为何他如此看重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由于有了红军“十年血战史”的经历，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与规律有了充分的认识，“才把这个战争问题比较适合情况地解决”。毛泽东从一个布衣长衫的教书先生成长为叱咤风云的杰出军事家，一个真正掌握了战争制胜奥秘的战略家，除了自身所具有的性格、心理、意志等方面的非凡素质，更重要的或者说决定性的因素是，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实践中锻炼增长军事指挥才能，潜心探寻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并自觉地运用战争规律指导作战，实现了从战争的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跨越。 一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与探索，是以大革命失败后亲身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为起点的。毛泽东一再说过，自己上山打仗是被迫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所有工会、农会都被关了，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好上山打仗。建党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陈独秀主导下的中共中央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北伐战争时，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中共已开始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可仍不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于是，一旦国民党新军阀投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阵营，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屠刀，手无寸铁的后者几无还手之力，付出了重大牺牲，革命形势发生了逆转。在全党范围内，毛泽东是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紧迫性的少数领导人之一。  △ 《“马日事变”后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布告》是一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书籍。布告极尽诬蔑革命之能事，简述了改组委员会成立的经过、目的和任务。此件保存完好，是研究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湖南白色恐怖恶劣环境的重要史料 大革命失败前夜，毛泽东就敏锐地预感到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谋划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开展和武力反抗国民党的问题。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逃出来的湖南同志开会，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去，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他判断，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即四一二事变）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为此，他要求湖南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在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又提出，眼下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上山，二是投入到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执笔起草了一个湘南暴动的计划，要点是，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 对于临时中央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的企图，毛泽东持有不同看法，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党内有些人还在为国民党的背叛和屠杀而束手无策之际，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武装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应该及早准备，就地展开革命战争，如局势持续恶化，便退往山区，为将来的发展保存革命火种。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自己所以上山，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没有别的出路。于是，就开动两条腿，上山打游击。 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八七会议确定了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严辞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着重指出了过去轻视军队、轻视军事斗争的错误：“从前我们骂中山（即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在发言中，他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后来，他却因此被指责为“枪杆子主义”。“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 八七会议后，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毛泽东留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婉拒了瞿秋白的好意，坚定地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抱定了从事武装斗争的决心，接受中央指派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在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不行，要有军队的帮助，否则就会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他在代表省委写给中央的信里，坚决主张秋收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而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对于中央要求在湖南全省分四个区域同时发动暴动的计划，毛泽东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主张缩小暴动范围。省委几经讨论，最后决定改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七县地区，同时发动秋收起义。  △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于1937年在延安合影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的三个团分别由修水、铜鼓、安源开始行动。因敌强我弱，各支部队相继受挫。毛泽东下令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各路起义军向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否定了继续攻打长沙的意见，提出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在农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会议作出了起义部队进入罗霄山脉中段的决策。毛泽东解释说，罗霄山脉中段是湘赣两省的结合部，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其实力，我们有回旋余地。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次日的全体大会上，他又对官兵们说：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想进长沙，可是目前长沙那样的大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管不到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到山上去。在乡下和农民一起去进行土地革命。到达永新三湾，毛泽东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保证了党对部队的领导。10月，部队到达宁冈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对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作出初步总结，决定部队不再继续向南寻找转移至广东的南昌起义队伍，而是留在井冈山创造根据地。随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先后进驻茅坪和茨坪，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创建中国农村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是毛泽东投身革命后面对的第一个严峻时刻。经过短暂的迷惘彷徨，他很快就从危局中找到了出路和对策，做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汲取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这个主张的核心，就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发动工农，武装工农，组织革命军队，通过革命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最终夺取政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更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已为历史充分证明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要求，“上山”则是革命低潮中保存力量的的高明策略。 一般说来，山区是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那里有支持革命的广大农民群众，群众基础好，山上地形险要，有险可守，有地可据。因此，毛泽东不赞成在中心城市与敌人硬碰硬，主张把退却方向选在广大乡村和山区，在那里就地坚持斗争，为将来的发展准备条件。引兵井冈是秋收起义受挫后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又从被动中争取了最大的主动。毛泽东的“上山”策略与临时中央的精神是相悖的，并因此被扣上了“枪杆子主义”、“军事投机主义”的帽子，但他却把握住了敌强我弱这个中国革命战争最基本的特点。 从领导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当然，此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刚刚步入战争之门的初学者，一个局部地区的党的领导者，险恶的环境要求他优先考虑的是如何“保存自己”的问题，还谈不上从战争全局上认识和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可是，他毕竟已经置身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必然王国之中，这个时期萌生出来的一些重要观点，已经显示了强烈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可贵的创造性，并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理念。 二 “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经历了红军十年艰苦斗争后的切身感触。从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四五年间，毛泽东作为中共军事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中，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接连的“进剿”、“会剿”和“围剿”作战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自己的战争经验。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敌我力量对比，深入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与规律，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并总结出一套与这条道路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原则。 确定以农村而不是以城市为革命的中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则是这一理论的发端。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是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持续不断的战争，给红色政权以生存和发展的间隙；二是第一次大革命对工农兵革命群众的影响仍然存在；三是中国革命形势持续的向前发展；四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对红色政权的支持；五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除了这些对革命有利的一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连续粉碎敌人“进剿”、“会剿”不断发展壮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湘赣边界党组织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  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已经把中国国情作为指导战争和制定政策、策略的出发点。写于1930年年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作了进一步探索。毛泽东指出，军阀割据长期混战，农民起义在全国发展，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他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作了精辟分析，指出：革命的力量虽然弱，但反革命的力量也是相对的弱；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经削弱，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应着眼于其实质，既不可低估，也不应该被它表面的强大所吓倒。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基本矛盾的日益加剧，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很快到来。文章中所阐述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思想，构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心内容。 正确的战略战术，是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反映，是军事指挥员在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根据井冈山斗争和转战赣南闽西的作战经验，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1938年1月，他根据万安农军的经验，总结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进”的作战原则，以后发展为游击战的基本战术“十六字诀”。早先，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大聋子，用“打圈子”的办法对付官军进剿，牵着官军的鼻子满山绕。毛泽东受到启发，提出了“打圈子政策”。他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去向，就得重新调查。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打我叫你们打不着，我来打你一定把你吃掉。这是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本质最为生动传神的诠释。 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充满自信地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以绝对优势兵力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大规模“围剿”。毛泽东牢牢把握敌强我弱这个特点，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促成强弱转化，因势利导，以少胜多，指挥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第一次反“围剿”前，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先向根据地内部退却，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兵力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之中。“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不仅对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也得到成功的运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到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结束，全部红军的作战原则就形成了。军事原则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的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十六字诀”。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战争除了受一般战争规律的制约，它还有自身的特殊规律。这些特殊规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战争指导者来说，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特殊的规律，直接决定着革命战争的成败。多次指挥反“围剿”作战的实践，使得他对“围剿”与反“围剿”长期的反复的出现这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形式及其内在规律性，有了更深切的把握。  △ 反“围剿”中的红军 然而，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李立三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已经逼近革命高潮，极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要求全党采取所谓的“积极进攻路线”，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总罢工和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红军的总任务，是要“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中央还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主要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1930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红一军团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指示，而是加以灵活变通。他与朱德率领红一军团主力绕行广昌、兴国，先取樟树，攻占牛行车站，隔赣江向南昌鸣枪示威，然后转向安义、奉新一带休整。8月底9月初，红一方面军发起进攻长沙的作战。毛泽东制定了诱敌出击的作战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余日，但敌重兵固守，龟缩不出，红军两度攻击长沙未能奏效，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主动撤围，转至株洲、醴陵、萍乡地区机动。此时，有人主张再去打南昌、九江，中共长江局则要求回攻长沙。在总前委会议上，经毛泽东的耐心说服，长江局代表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攻克吉安后，总前委又决定停止执行攻打南昌、九江的计划。假如不是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巧妙抵制，红一方面军将难以避免因进攻中心城市带来的重大损失。 为何中央接连出现“左”倾冒险主义，在道路问题和军事战略上坚持错误的观点和主张呢？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关键在于一些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为此，他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断。在教条主义大行其道的历史环境中，毛泽东的真知灼见充分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现实的战争经验中总结战争规律，制定军事指导原则，这是毛泽东能够指挥红军连打胜仗的根本原因。战争实践的考验，也极大地锤炼和砥砺了毛泽东的统帅才能与气质。 三 如果说在立三路线统治全党时，毛泽东还只是对城市中心论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怀疑，随着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艰苦性、长期性的体认，他愈发坚信，中国革命决非一两次中心城市的暴动就可以完成，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见容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上台的王明等教条主义者，他们推行了一条更加“左”倾的冒险主义路线，毛泽东本人也因此备受排斥和打击。 毛泽东与王明路线在军事战略上的对立，突出地表现在对主要作战方向的选择上。为了实现所谓“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战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多次提出夺取赣州、吉安、南昌、九江等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地区的首先胜利的计划。红一方面军遵照中央的指令，于1932年进行了由攻打赣州开始的一系列进攻城市作战。赣州战役历时33天，不仅攻城未克，反倒招致重大伤亡。毛泽东起初就不同意进攻赣州，作战失利后，他提出向赣东北方面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区域创建苏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坚持进攻路线，坚持认为攻打赣州在战略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主张则被斥之为“狭隘经验论”、“纯粹防御路线”，诱敌深入方针被指为是“专去等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本人也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临时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分为两部，一部在抚河、赣江之间地区作战，一部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分离作战”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红军遭受很大损失，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时间，给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造成被动局面。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军事决策和指挥的错误。把持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迷信和盲从苏联红军正规作战的经验和方法，否定游击战和人民战争。过去历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统统被弃之不用。在战役的初始阶段，博古、李德等先是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指挥红军实行“全线出击”，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阵地和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屡遭败绩后，又闻敌色变，一变军事冒险主义为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防御，幻想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攻势。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后，他们不采取措施保存红军有生力量，而是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继续同优势之敌拼消耗。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损失惨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几无回旋余地，在根据地内部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完全丧失。红一方面军被迫退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着重批判和纠正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等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们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军事战略。正是红军战略战术的错误，才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认为在目前的力量对比上敌人占有绝对的优势，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一个长期的持久的战争。红军的战略应当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的防御。在不利条件下，红军可以暂时退却，保存有生力量，一旦条件有利时应立即转入反攻。决议重申了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等作战原则。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用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率领中央红军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他高超的指挥才能，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得到充分的施展。 到达陕北后，痛感教条主义严重危害的毛泽东，为了从理论上总结红军时期关于两条军事路线的大争论，系统研究了哲学问题和军事问题。他反复阅读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苏联哲学家的有关著作，写了许多批语和笔记。如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就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他还用极大的精力钻研了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著作，曾多次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等，要求购买有关战略和大兵团战役方面的书籍。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这一段的研究生活有过这样的回忆：“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1936年年底前后，红军大学邀请毛泽东讲课，经过精心准备和深入思考，他在陕北的窑洞里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此文的问世，表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已经完全超越经验的层面，跃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主要表现在：其一，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有四个特点：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上述特点反映了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性质，革命的性质和形式，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等实际情况，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正是这些特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结，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以根本规律为中心的全部规律。中国革命战争同时存在着两个方面，“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受这一规律的制约，红军有可能发展和战胜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和战胜敌人，革命战争的必然发展趋势是最终战胜敌人。一个红军指挥员只有看清楚这一点，才会对革命战争的前途抱有必胜信念，同时又有立足于长期奋斗的精神准备，不希图押宝式的轻易到手的侥幸胜利。 其二，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立三路线也好，王明路线也好，就是闭眼不看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客观事实，错误地判断形势，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幻想通过中心城市的起义一夜之间取得全国政权，结果却是把革命引入危境。毛泽东恰恰相反，他把敌强我弱、敌大我小作为研究战争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依据敌强我弱的特点，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问题。“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 其三，总结了红军的一整套战略战术指导原则。红军在十年内战中，创造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战略战术。运用这些特殊的战略战术，红军不但没有被国民党军消灭，反而不断发展壮大。毛泽东对此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使其脱离了朴素性，形成了完整的战略战术体系。概要说来，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红军总的处于防御，采取反“围剿”的作战样式。但红军的防御应当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为了化敌为弱，变我为强，化被动为主动，就必须实行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集中兵力，是在战争全局上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在局部上实现敌我力量的强弱转化，将敌对我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我对敌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不与敌人拼消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力量的弱小，要求红军在作战中迅速解决战斗，避免与敌人僵持粘滞，否则对于补充人员装备，对准备下一阶段战斗，对回避强敌都是不利的。击溃战、消耗战都难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真正有意义的是歼灭战。毛泽东把打歼灭战的办法形象地称之为“割指头”，只有歼灭战才能促进敌强我弱的战略转化，“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这些作战指导原则都是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反映，经过了十年内战的实践检验，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成为人民军队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制胜法宝。 毛泽东一生读写不辍，留下为数众多的文字，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稿格外珍视。后来，他一再谈起这篇文章，将其作为自己学会军事、学会打仗的一个标志。“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它“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文章对战争观和战争规律的深刻阐述，对红军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军事辩证法思想，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奠基之作。 四 在毛泽东那里，一向被统治者奉为妙算玄谋的兵戎大事，被揭去了神秘的外衣。他从不相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军事天才，认为打仗是完全可以学会的。除了学习前人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要用心学习，抓住一切机会、条件和可能去学，“不会的东西可以学会，不会打仗可以学会打仗”。他自己的红军十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一条有着鲜明实践特色的军事家成长之路。 实践特色之一，是善于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中国革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起伏。在中共大力推动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全国的共产党员人数达到五六万，工会、农会组织发展迅速，党在军队中也有了一定势力。但由于陈独秀忽视抓军队的领导权，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军事的领导权落到资产阶级国民党实权军人手里。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全国只剩下1万党员，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土地革命战争也曾取得很大的胜利，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创造了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但是，党中央先后发生的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尤其是王明路线的统治危害巨大，使白区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南方主要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红军剩下不到3万人。这几次大的错误，既包括政治路线的错误，也包括军事路线的错误，使党和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是因为有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教训，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教训，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两次比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认识了中国革命这个客观世界。 实践特色之二，是对前人或今人的军事理论不迷信，不盲从。毛泽东认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是过去战争留下来的血的教训，应该认真地去学习，从中汲取营养。不过，那些前人已有的军事理论，也应接受新的战争实践的检验，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不要把那些现成的教程条令之类的东西，视作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反对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战争和战争指导是有规律可循的，要想成为战争的行家里手，掌握驾驭战争的本领，必须学会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入手，经过一番认真的分析综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逻辑功夫，揭示其本质，把握其规律，再按照这些规律决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当前的敌人。要重视从战争实践中学习，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大量的直接的作战经验，主要是通过与当面敌人的较量获取的。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过：教会了我打仗的，还是蒋介石。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我的两个教员。他们教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列宁的书所教不会的。  △ 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实践特色之三，是下大力气做调查研究。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是党和军队内最重视调查研究的领导人，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他都亲自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方法也被毛泽东应用于作战指挥。他提出，作为一个军队指挥员，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指导起作战来才能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指挥员正确的判断和决心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侦察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举过这样一个生动的例证。那是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之前，国民党军队来了20万人，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人，敌众我寡，方面军首长对如何挫败敌人“围剿”感到棘手。于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到了吉安、泰和、兴国三县交界的白云山，在山上跑了一天，实地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毛泽东毅然决定，就选白云山作为打第一仗的战场。他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果然，照此部署，红一方面军取得了富田战斗的胜利，在半个月中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实践特色之四，是既重视胜仗，更重视败仗。世上没有所谓的“常胜将军”，打败仗是难免的。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员，应当学会从打过的胜仗和败仗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指挥艺术，做到打一仗进一步。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打过败仗。他多次提到过的几次败仗都发生在红军时期，比如1930年的第二次攻打长沙战斗、第三次反“围剿”中的高兴圩战斗、1932年的南雄水口战斗、长征途中的土城战斗和茅台战斗，这些失利的战役战斗都与敌情判断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有一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这些败仗对自己是很有益处、有帮助的，因为亲身碰了钉子，受了教育。如第二次攻打长沙后，毛泽东专门给中央写了报告，从未能在城防工事前消灭敌军主力、缺乏攻坚作战的装备和技术、缺少长沙周围群众的配合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失利原因。就是那些打得不错的胜仗，也要找出不足。如1930年10月进攻吉安的战斗、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毛泽东在总结中分别指出了在战前准备、作战过程和战后各个阶段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总结分析，对于指挥员是非常重要的，它架起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之间的桥梁，是提高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的重要途径。所以，打败仗并不可怕。“在十次战役中，有七八次打胜，那就好，人民会原谅你的两三次败仗。在三次战役中，至少要打胜两次，人民才会原谅你的一次败仗。如果打败两次，人民就不会原谅你。因为人民看到，跟着你走没有好处，反而倒霉。”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敌人是最好的老师。凭着从战争学习战争的坚韧毅力，凭着红军十年所积累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毛泽东由一个军事上的门外汉成为杰出的红军统帅，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毛泽东一句话，道尽了军事上千变万化的“运用之妙”的所有玄奥。史上有名的军事家成长经历各不相同，像毛泽东这样被逼出来的军事家，却是少之又少的。 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本期编辑：李萌、佰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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