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有句“彼有不获穉，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大意是，那里有没收获的未成熟的庄稼，这里有收割但没捆起来的禾（即粟，谷子）秆。那里有丢落的一束束的麦子，这里遗漏的谷穗子也不少，都成了孤寡贫妇眼中的利好。 对于造成“遗秉滞穗”的原因，古人有两种解释。一是，“皆缘丰稔，农夫之力所不能尽取”（南宋吕祖谦语）。说的是庄稼大丰收的时候，农民精力所限，客观上未能完全彻底地收获庄稼，遗落下来的粮食，就成了穷人可以捡拾的福利。“此之不获不敛，遗且滞者，盖有意为之，以惠矜寡也……以养民俗于忠厚”（明代王夫之语）。意为田主有意在田里遗留一小部分收获，让贫弱者任意捡拾，是培育忠厚民俗的一个方式。清代的陈奂也说：“今山东农家于刈获时，必留田一角，令贫户取之以为利，犹古遗风欤！”看来人们似乎更愿意用“人性善”下的有意为之，来解释“遗秉滞穗”。这正契合了古代朴素的人文关怀的思想。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孔子和孟子的心目中，理想社会是这样的状态：“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在“拾麦”中，就体现了救弱济贫的理念关怀和行动救济。  有研究指出，小麦种植面积和植株特性共同决定了，世界上占拾穗比例最高的都是小麦。英国农史学家大卫·摩根（David Morgan）则具体分析了其原因：在收割小麦时，无论是麦秆脱水过度，还是下刀动作过大，都会导致麦穗和麦粒脱落。因此，欧洲在这方面的改进方法是，在麦子还没有熟透时就收割，并且弃用效率更高的大镰（scythe），转用动作幅度较小但收割效率较低的短柄镰（sickle）。这个做法，实际上跟传统农耕时代的中国的情况很类似。还有一点值得思考，检索文献可以发现，“拾麦”的字眼出现的频率很高，而“拾稻”则几乎看不到。原因又是什么？对此，贾长宝在《社会史视域下的中西方拾穗习俗》一文中引用作家周啸虹的解释说：第一，麦秆粗硬，割麦时遗留得多，拾一天的麦，可以有相当的收获，而稻杆柔软，遗留较少，捡拾划不来；第二，北方人民生活较苦，养成了勤奋的个性，南方相对富足，饥荒少，人也疏懒，没有养成拾稻的习惯。这种看法的第一点有一定道理，但说南方富足民族疏懒惰，造成不拾稻的情况。
拾麦习俗，历史上在北方和南方地区都长期存在。唐代流行的一些教坊曲中，就有反映拾麦的内容。唐代崔令钦《教坊记》载有343种曲目，内容多表现牧羊、采桑、摸鱼、拾麦等劳动生活，以及思乡、念亲等民众情感。例如，《拾麦子》《麦秀两歧》这两首就是中原地区农民拾麦时所歌唱的。麦秀两歧，亦称麦秀双歧，意思是小麦秀出了两个穗子，在古代麦秀双歧、麦秀多歧，常常被认为是祥瑞，表征着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有方、贤明有德，感动了上天，以致一颗小麦秀出了多个麦穗。双歧、多歧的小麦，往往被称为“瑞麦”，各地官员常将其进献朝廷，博得皇帝欢心，期盼升迁。 北宋时期，苏东坡在赴湖州途中写下了《鸦种麦行》，前四句是“霜林老鸦闲无用，畦东拾麦畦西种。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尾稀”。南宋绍定年间，郴州农民在山上收割小麦，尾随其后拾麦的妇女们在田间“声相呼”。这些，描述的是宋代浙江、湖南一带拾麦的图景，表明南方也有拾麦的习俗。 拾麦，这一古老的农事活动，能够延续贫苦农家的生存。最著名的例子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观刈麦》。诗作描述了中唐时期关中地区农家辛劳收割小麦的情景。旁边，一位农妇左手抱着小男孩，臂弯里还挎着个破筐子，右手捡拾遗落的麦穗。拾麦农妇家里的土地已折变输税，无田可种，亦无麦可收，拾麦只为填充辘辘饥肠。由此可见，《观刈麦》中的拾麦妇人，被麦田主人允许拾麦，得到了主人优待和怜悯。然而，只要繁重的捐税存在，今日的割麦者，也许就是明日的拾麦者。 元代文学家马祖常在《拾麦女歌》写道：“......原头腰鎌者谁子，刈麦归家作饼饵。心知栖亩有滞穗，恻恻忍收寡妇利。寡妇持筐衣蓝褛，终朝拾麦满筐筥。儿啼妇悲灶无火，寒浆麦饭晡时取......拾麦女，拾麦女。尔莫嗟，尔莫忧，人生赋命各有由......”诗作通过拾麦寡妇的命运，揭示了赋税苛政下的百姓疾苦，蕴含同情和无奈。清代彭兆荪在《输租乐》更把古代社会官府对贫民的剥削压榨写到了极致，说“遗秉滞穗皆入官，鸠形妇子吞声还”。贫苦农妇把捡来的麦穗都作为租税缴纳给了官府，一声也不敢吭地回了家，底层贫民被逼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然而，这种极端情况并非常态。 麦穗，在危急时刻还可以保命。清代乾隆年间一份奏折记载了一位佣于韩氏家庭的烈女董氏。奏折中说，顺治二年，军队攻占了扬州，韩氏夫妇及其长子皆死难。临死前，主妇萧氏将三岁的幼子魏托付给了董氏。董氏当晚怀抱幼子，匍匐于乱军中逃生，靠近江边捡拾麦穗度日，两人得以保命。 1949年之前，河南“楚铺”村庄的拾麦习俗已久。收割后，贫寒村民捡拾麦穗，以补贴家用，妇女儿童为主。一人一天拾一斤左右小麦，微薄补贴，难改善经济。地少村民收割后拾麦，富户不拾，允许贫困户捡拾。拾麦看似变相补贴，实则富户面积大，对少量麦穗不计较，更为保护自身利益，防范抢收。过往抢劫事件令富户心有余悸，因此周边村民也被允许拾麦。 抗日战争时期，拾麦则成为一种有组织、有分工的战时工作，是保护麦收、防范日寇抢麦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王星慧《华北根据地少年儿童生活变迁研究》，1940年冀中区大水灾之后，为保护冀中平原上的大面积麦田，配合麦收抢收工作，冀中各县小学按学生的年龄体力，分别组织成代收队、运输队、服务队、拾麦队，共拾小麦349石，救济贫苦抗属。有组织的拾麦行动，为抗击日寇提供了更多的粮食储备，助力对日寇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赵会莉《牧野民俗》记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拾麦者，多为少地或缺地家庭的妇女和儿童。头遍拾麦由主人家进行，之后拾麦者捡拾漏掉的麦穗，称为“拾轰隆麦”。旧时，农家十分重视拾麦，尤其是人多地少的人家，在不影响自家夏收的情况下，鼓励自家的妇女和孩子去“拾麦”。这里边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拾麦必须得到麦田主人的允许，因为田主自己首先要捡拾第一遍麦穗，这时麦穗遗落的相对较多，不捡拾显然浪费，毕竟那个时代农民普遍不富裕。之后，拾麦者才被允许进入麦田捡拾麦穗。 20世纪80年代前，拾麦是生产队组织的，农民和中小学生参与进行，集中捡拾，过秤、记账，按斤两付钱。陕西乾县发布一篇回忆文章说，夏收结束后，上了年纪的农村男女，提着蛇皮袋子，顶着酷热，在就要深翻的麦茬地里寻觅，整晌整天不回家，有的跟着麦客一路拾去，麦粒一颗颗捡起，揉搓吹去麦糠。捡得多了，就用棒槌砸，或用脚蹭。借筛子、簸箕收拾麦子，数天能拾一、二百斤净麦子。物资匮乏年代，粮食不足的真实写照。 当代拾麦场景也定格在文学作品里。1979年12月，张洁创作的小说《拾麦穗》写到，拣麦穗的时节，也是最能引动姑娘们幻想的时节。“她拼命地拣呐、拣呐，一个拣麦穗的时节也许能拣上一斗？她把这麦子卖了，再把这钱攒起来，等到赶集的时候，扯上花布、买上花线，然后，她剪呀、缝呀、绣呀……等到出嫁的那一天，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装进她们新嫁娘的包裹里去”。在刘庆邦的小说《拾麦》中，村里方奶奶虽然不缺衣少食，但是一到割麦季节，还是忍不住去拾麦。 然而，明清时期，在不少地方，拾麦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抢劫和偷盗。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乾隆年间河北地区不少与拾麦有关的“鬼故事”。如“烈妇打鬼”，说的是青县有三个村妇，因为拾麦穗，都僵卧在野外。家人以为她们中暑了，把她们抬回家。她们都口中胡言乱语，一直不死不活，家人才知道中了邪。纪晓岚还明确指出了当地拾麦习俗的失范，演变为盗窃行为。他在“拾麦人奇遇”里说，乡村里每到麦收时节，妇女儿童几十人结成一群，跟在收割者的后面，拣拾他们丢失的麦穗，称之为“拾麦”。这在农家几乎成了一种习俗，割麦人也不会多加干涉，颇有些往古时候的风习。然而，随着人情日益淡薄，对物质利益愈发追逐。当拣拾不足以满足自己的贪欲时，就乘机连偷带抢，久而久之，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淳朴。每年到了四五月麦收时节，露宿的拾麦妇女随处可见。 更有甚者，辗转多地，赶到多个麦田进行拾麦。聚集性的拾麦活动影响了小麦收获秩序，特别是盗抢小麦，更对约定俗成的拾麦规矩造成了颠覆性的崩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这必然要受到地方官府的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明史》卷227列传115记载，萧廪在巡抚陕西的时候，“境内回回部常群行拾麦穗，间或草窃，耀州以变告。廪抚谕之，戮数人，变遂定；令拾麦毋带兵器，侪偶不得至十人”。可以看出，当时陕西不准拾麦者携带武器，拾麦者结伙不得超过十个人，并武装镇压了盗抢小麦人员，拾麦秩序才稳定下来。乾隆年间河南《通许县志》载，“中州向有拾麦之风，游惰之民借名检拾遗穗，实则阴行盗取，且男妇杂杳，往往滋事。于是，除妇女及老幼废疾者不禁外，凡年强力壮者，饬令佣工自给，乡人便之。” 拾麦的人群从妇孺扩大到游手好闲之徒，往往在拾麦的同时进行偷窃。此外，栗成林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河南地区小麦民俗研究》指出，拾麦引发了命案和伤害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如，乾隆陈州府有一位名为“十姐”拾麦女在拾麦途中惨遭杀害，但是由于缺少目击证人，成为一桩悬案。再如，信阳县有一个乡妇正在拾麦时被狗咬了，要求咬狗一口，并最终以两千文的价格和狗主人进行和解，这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据清代道光年间河南《辉县志》记载，贵阳人周际华任辉县知县时，曾写过一篇《禁拾麦》的文章，强调说严禁拾麦是为了“靖浇风事”，即安定拾麦习俗的秩序，荡涤失范的拾麦恶习。他首先指出了其治下辉县不良的拾麦风习。他批判这些拾麦的人，不仅是年长的农妇和贫妇，还有青壮年妇女，无论贫富，平时都游手好闲，不勤纺织。这些农村妇女自恃是女人，由于男人们不跟她们一样，没有谁敢拒绝她们拾麦，所以她们不是偷麦就是抢麦。她们像蜜蜂和蚂蚁一样，紧紧围在割麦的镰刃下，来回奔窜在运输小麦的车辆间，即使有时会碰击到她们身上也不怕死。种种隐患，难以尽言。 同时，周际华对与辉县毗邻的林县、陵川县的老幼成群、持续十几天才离去的大规模异地拾麦之风，也十分厌恶。单单合计去辉县境内的高庄、薄壁这两个村庄的外县拾麦者，就有两千多人。“试思种麦之家，终岁劳苦，始有此麦，乃甘听他人之拾而加之以攘窃，人苟有心，当必不忍。”他很是理解种麦者的一年劳苦耕作，认为那些随意捡拾麦穗并偷窃小麦的人，是不能忍受，必须反制的。明确要求，凡是林县、陵川县来拾麦的人，一概不准收留，让其没有住的地方，自然就退回去了。辉县本地就近就地拾麦者，“只许鳏寡孤独、穷而无告之人拾之”。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是要使拾麦这种农事风俗，回归到原初的救弱济贫的本意。 清代中期，在华北农村出现的看青组织“青苗会”，也发挥着类似规范麦作秩序的功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华北不少地区成立了“保青会”“保田会”等基层互助组织，后来统称为“青苗会”，负责保护麦田收获，维护麦作秩序。随之变化的是，青苗神和土地神一起进行祭祀。河南部分地区，“麦收时节，农村要举行青苗会，敬青苗神，否则不能开镰割麦”。目的就是维护麦收秩序，祈佑小麦丰收。 稳定的拾麦秩序，不仅可以使拾麦者能够正常进行拾麦，有利于保持社会整体稳定，对于保障麦田主人利益和安全，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稳定这种秩序的主体，主要有两者。除了官府力量，麦田主人为拾麦者立规矩，也是重要方面。民国时期张煦侯的《淮阴风土记》记载了一个叫夏家湖的地方（今属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拾麦风俗：湖田阡陌绵长，地主恒树红旗为界，红旗不倒，拾麦者不得阑入。既倒之后，谓之放门。……此处即可拾麦。斯时男妇奔仆其中，如山如潮。从中可以看出，麦田中树立的红旗，就如把守麦田的门，只有红旗倒下，一众拾麦男女才可以进入麦田拾麦。这就是民间麦田主人所立的非常必要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没有拾麦秩序。 相较于西方，古代中国大规模地在本地和异地拾穗，是一个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农事习俗。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以表现农民题材而著称的现实主义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有一幅广为人知的作品《拾穗者》，表现的是三位身形健硕的妇女从地里拣拾剩余麦穗的情景。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也反映出法国拾麦主要是一种少数的、几个人的文明安静、节奏舒缓的拾麦场景，因此也就很难形成混乱乃至盗抢的情景。 对于古代中国大规模地在本地和异地拾穗，引发盗抢麦田主人小麦的问题，可用王学泰先生提出的“游民文化”加以阐释。“游民文化”认为，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或是其他原因导致动荡时，会有一部分农民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成为无产的游荡者。拾穗是游民获取食物的手段之一，迫于生计，又缺乏管理，常发生盗窃、哄抢等行为。这一种解释很有道理的。 作者简介 王志军，理学硕士，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委宣传部；邮编：222100；手机：15950704682 《西北农业学报》官网网址 ： http://xbnyxb./ch/index.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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