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上海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工商业中心，以及亚洲第二大城市，世界第五大港口。这是自1843年开埠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上海从一个普通小县城发展成为繁荣的现代都市所取得的成就。
上世纪的20—30年代，已有学者就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后来的学者也都前仆后继地在研究魔都的成功经验，但是，人们大都忽视了《费唐报告》。
1931年，英国人，南非最高法院法官费唐，受邀来沪调研租界发展问题，以判定今后租界的法律地位及为租界当局提供决策咨询，费唐同年抵达上海。
发布于1931年的《费唐报告》，距今已经整整91年，今天来看依然有一种令人茅塞顿开的感觉。
费唐报告阐述了租界发展成功的原因，但是，由于费唐认为要继续保留租界，并且需要延续几十年后才能将租界归还给中国，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以及民族主义情感爆发，这也导致了人们选择性地忽视、否认《费唐报告》。
《费唐报告》认为：上海从小县城发展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根本原因在于上海租界拥有中国政府管辖地所没有的安全，具体而言租界能够为人生和财产提供保护，原因在于租界拥有自治和法治。因为拥有自治，租界可以排除中国政府对租界的管辖权，因为实行法治，租界可建立起秩序和诚信，这是上海工商业中心形成的一个基本保障。由此，报告认为，上海租界的制度是上海繁荣的根本保障，应该予以维持。
《费唐报告》总结上海飞速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原因，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制度+管理。制度层面：自制、法治；管理层面：高效、廉洁。建立在自制和法治制度上的高效和廉洁的管理团队的有效运行。
《费唐报告》告诉我们的另一个事实，就是魔都上海在一百年前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都市。在费唐眼中，上海不只是外侨的上海、英国的上海或者是外国的上海，也不作为口岸城市之一的上海、中国的上海、而是全球视野中的上海。上海已发展起来的工商利益亦是中外共同利益，维持上海繁荣，就是维持中外的共同利益。
